首富怒喷电商平台背后！“嘴里喊的是主义，肚里装的是生意”

近日，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再次把电商平台推到舆论中央。

在央视《对话》中，他认为，电商以“去中间化”的名义淘汰传统零售商，自己却成为更强势的中间商。平台不仅收取费用，还掌握流量、规则和定价权，因此必须限制平台权力。

这番话击中了很多商家的痛点，也迅速引发争议。吴晓波随后回应，钟睒睒看到了平台规则黑箱、挤压供应链利润等问题，却把电商与实体经济推向对立，属于“看到了疾病，却给错了药方”。

这句话说到了关键处。

钟睒睒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但也不能被包装成毫无利益立场的公共呐喊。他是逐利的企业家，首先要对自己的生意负责，某台的这次访谈节目，懂得都懂，只是一次品牌投放。

当平台改写价格秩序、压缩经销商利润、削弱品牌的渠道控制力时，被触碰的不只是抽象的“实体经济”，更是农夫山泉真金白银的利益。

所以，听企业家谈公共问题，既要听他说了什么，也要看他的生意站在哪里。

一场争论，为何能让网民吵起来？

支持钟睒睒的人，看到的是平台权力。

一家平台既掌握入口，又制定流量分配规则，还能通过竞价广告、活动补贴、最低价机制和算法推荐影响成交。商家表面上拥有店铺，实际上常常要为流量持续付费。规则频繁调整、费用结构复杂、申诉成本高，都会让中小商家产生一种真实的无力感。

反对者看到的则是另一面。电商降低了搜索、交易和履约成本，让县域工厂可以直达全国消费者，也让消费者更容易比较价格、评价和服务。只谈平台抽成，不谈平台创造的交易增量，这不是完整分析，只是选择性记账。

争议之所以激烈，是因为双方说的都是真问题，却不是同一个问题。钟睒睒讨论的是平台权力有没有边界，吴晓波追问的是，平台有问题，是否就等于电商没有价值。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钟睒睒为何盯着平台不放？

背后还是利益。因为农夫山泉是一家极度依赖渠道质量的公司。

2025年，公司收入525.53亿元，同比增长22.5%；归母净利润158.68亿元，同比增长30.9%；毛利率达到60.5%。其中茶饮料收入215.96亿元，同比增长29.0%，首次超过包装饮用水，成为第一大业务；包装饮用水收入187.09亿元，同比增长17.3%。

这是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也暴露了农夫山泉与平台之间最现实的矛盾。

饮料不是普通的线上商品。一瓶水单价低、重量大、物流成本高，利润能否兑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销商、便利店、商超、自动售货机等密集的线下网络。农夫山泉长期投入水源地、工厂、物流和终端冰柜，本质上是在建设一套可控的渠道秩序。

电商平台追求的却是价格透明、即时比价和流量效率。大促、百亿补贴、直播间低价能够迅速放大销量，也可能击穿品牌在线下建立的价格体系。一旦线上价格长期低于线下，传统经销商会质疑利润空间，终端门店也会降低推销意愿。

吴晓波说了一句值得细品的话：当“杀龙少年变成了恶龙”之后，试图通过感化或规劝让他们重新回归少年，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是，以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呼唤新的'杀龙少年'的诞生。”

旧的商业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正在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有赢家就有输家，有受益者就有受损者。钟睒睒的愤怒，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生意归生意，道理归道理。把个人利益包装成普世价值，把商业策略包装成道德主张，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所有旁观者多想一想。

笔者愚见，钟睒睒的商业动机，至少可以拆成三层。

第一，守住价格控制权。消费品龙头真正害怕的，不是偶尔降价，而是平台把低价变成常态。价格一旦由直播间、补贴活动和算法流量决定，品牌就会从定价者退化为供货商，多年积累的品牌溢价也可能被压缩成一张实时比价表。

第二，稳住经销商体系。对饮料企业而言，经销商不是可以随时替换的成本，而是把产品铺进便利店、餐馆和街边终端的毛细血管。线上低价若长期击穿线下价格，经销商赚不到钱，品牌再强，也可能在最后一公里失血。

第三，争夺渠道话语权。过去，大品牌拥有产品、广告和渠道组织能力，可以与零售商博弈。平台坐大后，入口、数据和消费者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公司手中，品牌从“我决定怎么卖”变成“平台决定谁被看见”。

钟睒睒批评的表面是中间商，真正焦虑的是品牌主导权被平台分走。

因此，他的发言既是公共批评，也是一次商业议价。把自己的渠道利益解释为实体经济的共同利益，是企业家常见的表达方式。这不代表观点无效，却提醒公众，企业家的价值判断从来不会悬在资产负债表之外。

电商不是“拿走利润”这么简单

如果平台只会抽成、不会创造增量，它早就被市场淘汰，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5.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3.09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6.1%。

2026年上半年，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达到10.07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6.43万亿元，吃类商品增长16.8%。

这组数字说明，电商已经不是实体经济之外的另一种经济，它本身就是实体经济的交易基础设施。它至少创造了四类价值。

扩大市场半径。过去只能覆盖一座城市的商家，现在可以服务全国。偏远地区消费者也获得了更丰富的商品选择。

降低交易成本。搜索、比价、支付、售后和信用评价被整合到同一套系统中，交易效率大幅提高。

倒逼供应链升级。库存周转、数字营销、柔性生产、仓储配送和即时零售的发展，都与平台需求紧密相关。

给新品牌提供突破口。没有成熟经销网络的企业，可以先通过内容电商和货架电商完成冷启动，再反向进入线下。

商务部披露，2025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36.2%，线上服务消费增长22%。这些价值，不会因为一句“中间商”就自动消失。

平台背后的问题
平台真正该改的，不是存在，而是权力结构，肯定电商价值，不等于替平台问题开脱。

平台最需要改变的，是规则透明度与责任对等。流量为何变化，促销成本由谁承担，退款责任如何划分，商家的实际综合费率是多少，都应有可理解、可预期、可申诉的答案。

不能一边制定规则，一边靠规则变化赚钱，最后再把经营风险全部留给商家。

还要警惕低价竞争从效率工具变成权力工具。真正有效率的低价，来自供应链缩短、库存优化和技术进步；失去边界的低价，则可能来自商家被迫让利、平台补贴绑架和质量缩水。前者创造消费者福利，后者可能透支行业未来。

平台也不能只拥有算法权力，却把交易风险完全推给商家。当它深度介入定价、推荐和履约，就不能在争议发生时退回“技术服务者”的位置。权力越大，责任就应越清晰。

笔者多年来，一直对PDD极其反感，今年索性卸载了这个APP，就是受不了这种套路。

钟睒睒说对了一半，但另一半同样重要

钟睒睒最有价值的提醒，是不要把平台包装成没有利益的中性工具。平台就是商业主体，会追求收入、利润和市场控制力。算法不是自然规律，规则背后永远有利益分配。

但他的话也明显说过了。他把平台权力失衡，扩大成电商对实体经济的整体伤害；把传统渠道丢掉的利润，近似等同于社会损失。

这样的表达足够痛快，却不够完整。旧渠道利益受损，不等于社会价值必然受损；经销商少赚的钱，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消费者和产业共同失去的钱。

传统中间商并不天然高尚，数字平台也不天然有罪。判断一种渠道的价值，不能只看它拿走多少利润，还要看它降低了多少成本、创造了多少新增交易、承担了多少风险，以及有没有滥用市场力量。

更直白地说，钟睒睒是在保护农夫山泉的价格体系、经销网络和品牌权力，这完全合理；但不能因为自己的旧优势被新渠道削弱，就把新渠道的全部价值一笔勾销。真正要反对的，不是平台本身，而是缺乏透明度的规则、失去约束的算法和责任不对等的权力。

钟睒睒的愤怒值得听见，吴晓波的反驳也值得重视。前者提醒市场别迷信技术，后者提醒公众别浪漫化传统商业。

一场有价值的讨论，不该以“消灭谁”结束，而应以“怎样让权力受到约束、让效率继续生长”收尾。

平台需要被治理，但不该被否定。

企业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发声，但商业利益不能披上一件“公共利益”的外衣，就自动获得正确答案。这才是这场争论最值得留下的结论。

最后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卑微的问一句，我喝的农夫山泉，瓶子里装的真是山泉水吗？这个问题不算冒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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