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崩溃了。我老公今年才30岁，得了一个折磨人的病，我怎么办呢

我要崩溃了。我老公今年才30岁，得了一个折磨人的病，我怎么办呢

我叫周晓梅，在县城新开的那家连锁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挣两千八百块。我老公叫陈建军，在开发区一个做汽车配件的厂子里上班，计件工资，手脚麻利的话一个月能拿到四千多。我们俩加一块，刨掉房贷、车贷，剩下的钱也就够紧巴巴地过日子。建军今年才三十，我比他小两岁，按说这应该是人生最攒劲的时候，可老天爷偏偏在这时候伸出一只脚，把我们俩都绊了个大跟头。

建军开始喊肚子疼，是去年秋天的事。一开始他总说可能是食堂的饭菜不干净，或者晚上睡觉着了凉。我让他去医院看看，他摆摆手说不碍事，去药店买了两盒氟哌酸，吃了几天，疼得轻了些，也就没再当回事。可那疼就像地里的野草，一茬接一茬，总也断不了根。有时候半夜我睡得迷迷糊糊，能感觉到他翻来覆去，被子都被他揪得皱成一团。我问他，他就说没事，让我赶紧睡，明天还要早起上班。

到了冬天，他瘦得厉害，颧骨都高了出来，下巴也尖了。以前他最引以为傲的那条牛皮带，愣是往里多扎了两个眼儿。我有一次给他洗秋衣，发现上面有暗红色的印子，像是血，又像是别的什么。我拿着衣服问他，他才支支吾吾地说，可能是痔疮犯了。我信了，又去药店给他买了马应龙。直到有一天中午，我正在超市给顾客结账，手机响了，是建军的同事打来的，说建军在车间晕倒了，已经叫了救护车往县医院送。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建军正躺在急诊室的床上打点滴，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手里捏着一张肠镜的检查单，表情挺严肃，说初步诊断是炎症性肠病，具体分型还要等病理结果，但情况不容乐观，建议我们转到省城的医院去看看。

炎症性肠病，这五个字我头一回听说。回家以后我偷偷用手机查，越查心里越凉。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这些名字一个比一个拗口，但说的都是一回事——治不好，死不了，得一辈子跟它耗着。病发作起来人遭大罪，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拉肚子拉到虚脱，严重的还会便血、肠梗阻。而且这病烧钱，那些进口的生物制剂一支就是好几千，一个月打几针，比我们俩一个月工资加起来还多。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感觉整个屋子都在转。

建军从省城医院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确诊了，克罗恩病，累及回盲部。医生给开了美沙拉嗪和激素，又嘱咐了一大堆饮食禁忌，什么辛辣刺激的不能吃，硬的粗纤维的不能吃，牛奶豆浆最好也别碰。建军的妈，我婆婆，从乡下赶来，一进门就开始抹眼泪，说造了什么孽，儿子年纪轻轻得了这么个怪病。建军本来就烦躁，被他妈这么一哭，更烦，闷声闷气地吼了一嗓子，哭什么哭，我还没死呢！他妈被噎得一愣，眼泪珠子挂在脸上，掉也不是，不掉也不是。

生病以后，建军脾气变得特别怪。有时候一整天不说一句话，就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眼珠子盯着屏幕，但我知道他啥也没看进去。有时候又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暴跳如雷，嫌我拖地没拖干净，嫌我炒菜放了葱花，他闻不了那个味儿。有一次他嫌我给他熬的粥太稠了，一把就把碗给摔了，滚烫的粥溅到我手背上，立马红了一片。我没吭声，拿了块抹布蹲在地上擦。他看着我蹲在地上的背影，突然又不吭声了，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他嗓子里发出一种像小兽受伤一样的呜咽声。他说，晓梅，我对不起你，你跟我离婚吧。

我没理他，把碎瓷片收拾干净，又去厨房重新熬了一锅粥。

最难的是钱。建军的厂子还算仁义，给他办了病退，一个月给发一千多块钱的基本工资，但跟以前比差远了。我那点收银员的工资顶不了多大用。美沙拉嗪一盒几百块，一个月要吃好几盒，激素倒是便宜，但副作用大，建军的脸慢慢肿了起来，像一个吹胀了的气球，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上了。后来医生建议用生物制剂，说效果会好很多，但这药贵得离谱，一支就要四千八，走职工医保能报销一部分，但算下来一个月自己还得掏五六千。

我们家那点积蓄像春天的雪，眼看着就化没了。我开始琢磨着干点别的，下了班去夜市帮人看摊，卖袜子手套，一晚上给五十块钱。后来又接了点手工活回来，给人家串珠子，串一串给八毛钱，我串到眼睛发花，一晚上也串不了几串。建军看着我熬得通红的眼睛，又把离婚的话拿出来说。他说他查过了，他这个病属于特殊病种，医保报销比例还能再高一点，但如果我跟他离了，他算无房无收入人员，能申请更多的医疗救助。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天花板，声音平得像一潭死水。我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巴掌落在他浮肿的脸上，声音脆生生的。我说陈建军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当年在桥底下把我背去医院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

那是我们刚结婚那年的事。我急性阑尾炎，半夜疼得在床上打滚，那会儿我们租的房子在城东的桥头，三轮车都打不到，建军愣是把我从六楼背下来，又背着我跑了二里地，一路跑到县医院。他的汗滴在我脸上，滚烫滚烫的。我趴在他背上，闻着他身上那股汗味儿混杂着肥皂的香味，觉得这辈子就这个人了。

婆婆也知道了生物制剂的事。她隔三差五从乡下坐班车来，每次来都背着一蛇皮袋东西，有时候是几十个土鸡蛋，有时候是自己种的一点菠菜萝卜，还有一次，她神神秘秘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些皱巴巴的票子，有红的，有绿的，还有一堆钢镚儿。她把钱往我手里一塞，说是她攒的棺材本，让赶紧给建军买药去。我看着那些钱，又看着她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头发，鼻子酸得厉害。可这钱我实在不忍心要，又给她塞了回去。她急得直跺脚，说我要是不收下她就不走了。最后还是建军从屋里走出来，把他妈往门口推，说妈你别添乱了，这钱你自己留着，我们还没到那份上。

后来，婆婆就在县城找了个给人家做保洁的活儿，一个月一千五，管一顿午饭。她把挣来的钱分成两份，一份给我，一份偷偷塞在建军的枕头底下。我知道以后跟她吵了一架，我说妈您都六十多的人了，万一累出个好歹怎么办。婆婆拉着我的手，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她说，梅啊，妈没本事，帮不上你们大忙，这钱不多，但能买一盒是一盒。我看着她浑浊的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真正让人崩溃的是今年开春。建军的病突然加重了，先是高烧不退，接着肚子疼得整个人蜷成一团，在床上打滚。送到医院一查，肠梗阻，得马上手术。手术室外面的走廊又冷又长，我一个人坐在那种冰凉的塑料椅子上，看着门上那盏“手术中”的红灯，感觉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一点一点掏空了。婆婆在我旁边不停地念阿弥陀佛，念得我脑袋嗡嗡响。后来公公也从乡下赶来了，他蹲在墙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头在昏暗的走廊里一明一灭。

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医生出来说还算顺利，切掉了一小段病变的肠子，但后续恢复是个大问题，而且这个病本身还在，手术后还得继续用药控制。我看着建军被从手术室推出来，身上插满了管子，脸肿得几乎认不出来，嘴唇干裂得起了一层白皮。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见我，嘴唇动了动，我凑过去听，听见他用极轻极轻的声音说，晓梅，苦了你了。

那一刻，我趴在病床边上，哭得几乎背过气去。这些日子的委屈、焦虑、害怕，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全涌了出来。我哭建军受的罪，哭自己扛着的一切，哭那些看不到头的日子。婆婆和公公也在旁边抹眼泪，一家人在医院的病房里哭成一团。临床一个陪护的大姐看不过去，过来拍拍我的肩，递给我一包纸巾，说闺女，别哭了，人还在，就有盼头。

手术花了一大笔钱，把家里最后那点底子也掏空了，还从我娘家借了两万。建军出院以后，整个人变了很多。他不再动不动发脾气了，更多的时候是沉默，但他开始主动查关于这个病的资料，加了好几个病友群，跟群里那些天南海北的病友交流经验。他在群里听说有一种国产的新药正在做临床试验，可以免费入组，就是风险大一点，不知道分到的是新药组还是安慰剂组。他跟我说这个的时候，眼睛里有了一种久违的光亮。他说他想去试试，反正最坏也就这样了。

我陪他去了省城的那家医院，填了一大堆表格，签了厚厚一沓知情同意书。入组以后，每两个星期要去省城打一次针，抽血化验，做各种检查。来回的路费、住宿费又是一笔开销，但比起原来天价的自费药，已经好太多了。更重要的是，建军心里有了盼头，他开始按时吃饭，严格按照病友群里分享的食谱来，每天用个小本子记录自己的排便次数和肚子疼的程度。他还逼着自己下楼遛弯，从最开始走一圈就气喘吁吁，到后来能慢慢走三圈、五圈。

我们家的经济状况还是紧巴巴的。超市的工资涨了一百块，我又找了个早上的兼职，去一家早餐店帮忙包包子，从五点到八点，一个月给八百。每天早上四点我就得起来，轻手轻脚地穿衣服，怕吵醒建军。包子铺的蒸汽熏得我脸上总是油乎乎的，但想到每个月能多八百块钱，我觉得值。建军知道我去包包子以后，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我每天出门的时候，在桌上给我晾一杯温水。他知道我胃不好，不能喝凉的。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像一条半死不活的鱼在水里挣命。真正的转机出现在建军入组半年后的那个夏天。医院打电话来，说他的各项指标都明显好转，肠镜复查的结果也很好，粘膜愈合得不错，从临床数据看，他很幸运地分到了新药组，而且效果显著。医生在电话里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兴奋，说再维持治疗一段时间，如果情况稳定，可以考虑逐渐减少药量。

那天我下班回来，建军破天荒地在厨房里忙活。他戴着我那条印着碎花的围裙，正在给我做他能吃的“病号饭”——把鸡胸肉剁成泥，混上一点点切得极碎的青菜末，煮成一锅糊糊。看见我进门，他转过头来笑了一下。那个笑让他浮肿的脸看起来有点滑稽，但我知道，那是这将近两年来，他第一个真正发自内心的笑。

饭桌上，他给我盛了一碗他做的糊糊，自己也盛了一碗。我们俩面对面坐着，一人捧着一碗卖相不怎么样的肉泥青菜糊，吃得干干净净。吃完以后他跟我说，晓梅，我想去学个手艺。他说他在病友群里认识一个大哥，也是这个病，后来考了营养师证，专门给像他们这样的病人做膳食指导，现在在网上接单，一个月也能挣不少。他说他不想就这么废在家里，让我一个人扛着。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特别认真，就像当年他背着我跑在去医院的路上时一样。

我看着他，眼泪又掉下来了，但这次是高兴的。我说行，你想学就学，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他伸手把我脸上的眼泪抹掉，说你别哭了，这一年多你流的泪比咱俩认识这些年加起来都多。他粗糙的拇指擦过我的脸颊，有点疼，但是暖的。

后来我真的找我妈又借了三千块钱，给建军报了那个网上的营养师课程。他白天在家里上网课，拿个小本子记得密密麻麻的，晚上等我回来就跟我讨论今天学了什么，什么食物对肠道友好，什么营养素能帮助修复粘膜。他学得特别上心，还主动在病友群里帮别人解答问题，渐渐地混成了半个“专家”。有人开始私下找他咨询怎么搭配日常饮食，他分文不收，但特别认真，每次都要把人家的情况问得清清楚楚才给建议。

我知道，他在这些同病相怜的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上个月，建军拿到了营养师资格证。他把那张盖着红章的证书拍了张照片发在朋友圈，配的文字是：重新出发。底下好多病友给他点赞，还有人评论说他励志。他拿着手机给我看那些评论，笑得像个得了奖状的小学生。我嘴上说他嘚瑟，心里却像灌了蜜一样甜。

昨天傍晚，我们俩吃完饭出去遛弯。他现在的状态好多了，虽然还是不能吃正常的东西，每天三顿都得吃那种软烂易消化的糊糊，但肚子不怎么疼了，精神头也足了很多，脸上的浮肿消下去不少，隐隐有了点以前的样子。我们沿着县城新修的那条滨河路慢慢地走，河边有风，吹在脸上挺舒服。走着走着，他忽然停下来，指着河对岸那片新开发的楼盘说，晓梅，等我以后挣钱了，咱把现在那套老小区的房子换了，买个带电梯的，省得你每天爬六楼爬得呼哧呼哧的。

我白了他一眼，说你就吹吧。但其实我知道，他是认真的。这个三十岁的男人，被一场大病差点压垮，折腾了将近两年，身上掉了几十斤肉，肚子里少了一截肠子，但他还是那个他，是当年在黑漆漆的夜里背着我跑了二里地的陈建军。

回家的路上，经过菜市场，他忽然站住了。菜市场门口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头，炉子里的红薯烤得滋滋冒油，甜丝丝的香味飘得老远。建军以前最爱吃烤红薯，一到冬天就站在路边捧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啃，烫得龇牙咧嘴的。他盯着那个炉子看了好一会儿，我正想拉他走，他却转过头来跟我说，晓梅，等我再好一点，你给我烤个红薯吧，就一小块，我尝尝味儿就行。

我鼻子一酸，赶紧点头说好。夕阳从河对岸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我走在他旁边，看着地上两个挨在一起的影子，忽然就觉得，这日子啊，像那条河里的水，看上去平平静静的，但底下总有暗流在涌。可那又怎么样呢？暗流涌它的，我们过我们的。只要人还在，心还齐，再难的日子，也能一步步蹚过去。

回到家，建军去书房捣鼓他的营养食谱了，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歇脚，顺手拿过手机。前几天我加的那个克罗恩病家属群里又有人在发消息，一个新进来的姐妹哭着说她老公才二十多岁就得了这病，她觉得天都塌了，问大家该怎么办。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窗外的天黑透了，建军的书房里亮着灯，有敲键盘的声音传出来，噼里啪啦的，听着特别踏实。我指尖在屏幕上悬了一会儿，最后缓缓打下几行字：

妹子，别怕。我老公刚确诊那会儿，我也觉得天塌了。两年了，我们欠了债，挨过刀，哭过无数次。但现在他还在我身边，我们还在往前走。这病是磨人，但磨不死人。你要记住，先稳住自己，你稳住了，他才能稳住。钱的事慢慢想办法，现在政策越来越好，新药也越来越多，总会有出路的。别轻易说离婚那两个字，那比病还伤人。日子长着呢，慢慢熬，总有天亮的时候。

发出去以后，我把手机扣在茶几上，站起来走到书房门口。建军正戴着耳机在听一个什么线上讲座，屏幕的蓝光照在他脸上，他瘦了很多，但还是能看出当年那个年轻人的轮廓。他察觉到我在门口，转过头来看我，摘下一边耳机，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事，就是看看你。

他笑了一下，又转回去继续听课。我靠在门框上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转身去厨房，把他明天早上要吃的糊糊提前准备好。厨房的灯是暖黄色的，照着案板上那一小堆剁得极细的鸡胸肉和青菜末。我拿起菜刀，一下一下，认认真真地剁着，心里想着明天早上他吃这碗糊糊的时候，我得记得在旁边放一小碟他最爱吃的肉松——医生说肉松可以少吃一点点。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清清亮亮的，照在厨房的窗户上。我低下头，继续剁我的菜。日子还长着呢，只要还能在一块，吃糠咽菜也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