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跟着女局长下乡，她突然问我：你也没结婚不如咱们两个过吧

楔子

1995年，苏北平原的夏天热得像一口倒扣的锅。我坐在吉普车颠簸的后座，手里攥着那份写满错别字的扶贫报告，窗外是连绵的盐碱地和枯黄的庄稼。副驾驶上的女局长忽然转过身，眼神里带着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温和。

"小李，"她说，"你说你也没结婚，不如咱们两个过吧。"

吉普车猛地一个颠簸，我的脑袋撞在车窗上，嗡的一声。窗外，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正蹲在路边，用树枝在干裂的土地上画画。她抬起头，冲我咧开嘴笑了，露出豁了的门牙。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有些事，比婚姻更重要。

一、1995年夏天的风

那风是热的，带着盐碱地特有的涩味，吹在脸上像细砂纸打磨皮肤。我坐在县里唯一那辆北京吉普2020的后排，皮质座椅被晒得烫屁股，车窗摇下来一半，灰扑扑的土路扬起的尘土直往鼻子里钻。副驾驶坐着的，是我们县局的"一把手"——林局长。

林局长那年四十二岁，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基层官场，这个年纪能坐上正职位置的女人屈指可数。她短发，国字脸，不施粉黛，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的皮肤是常年下乡晒出的麦色。她话不多，但每说一句，车里就安静一阵子。

我是局里的新人，二十五岁，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还不到两年。说是大学生，其实也就是个普通本科，学的是农林经济管理，在县局这种地方，算是高学历了。但也正因为这个学历，我被局里一帮老同志在背后叫"书呆子"，说我"不通人情世故"，"下乡连只鸡都不敢抓"。

这次下乡，是去白鹭镇搞扶贫摸底。白鹭镇是全县最穷的乡镇之一，三面环水一面是盐碱地，种啥啥不行，养啥啥不长。局里没人愿意去，推来推去，最后落到了我头上。林局长听说后，只说了句"我陪小李去"，就定了下来。

司机老周是个退伍兵，开车稳当，就是嘴碎。路上他一边躲着路上的坑，一边从后视镜里瞟我："小李啊，听说你是农大毕业的？那你说说，这盐碱地到底能不能种东西？"

我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那会儿流行金丝边的，我配了一副，显得斯文，但也显得格格不入。"能种，"我说，"但是要先改土，用石膏或者磷石膏，再种田菁、苜蓿这些绿肥作物，三五年就能缓过来。"

老周"嗤"地笑了一声："三五年？镇上的人等不了三五年。他们今年就想吃饱饭。"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林局长一直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窗外的景象确实让人心里发沉。七月的苏北平原，本该是一望无际的绿，但这里却是一片灰黄。田里的玉米秆子矮矮的，叶子卷着边，像是被火燎过。偶尔能看到几头瘦骨嶙峋的黄牛，在田埂上慢吞吞地走，身后跟着打盹的老人。

"停车。"林局长忽然说。

老周一脚刹车，吉普车停在一个村口。村口有棵老槐树，树荫下坐着几个纳凉的老人，手里摇着蒲扇，眼神空洞地望着我们。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蹲在树根旁，用树枝在地上划拉着什么。

我跟着林局长下了车。她径直走到小女孩身边，蹲下来："画什么呢？"

小女孩抬起头，羊角辫歪到一边，脸上有泥印子，但眼睛很亮。"画我家，"她说，指了指地上的画，"这是房子，这是鸡，这是我妈。"

画很简单，歪歪扭扭的线条，但能看出来确实是个院子，院子里有个长头发的小人。林局长摸了摸女孩的头，从裤兜里摸出一颗水果糖——那种最普通的橘子味硬糖，用透明的玻璃纸包着，在太阳底下闪着光。

女孩接过糖，咧嘴笑了，露出豁了的门牙。

我的鼻子忽然有点酸。

老周在身后嘟囔："林局，这种穷地方，您给颗糖有啥用。"

林局长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老百姓要的是希望。一颗糖是希望，一亩良田也是希望。"

她转过身看我："小李，你刚才说的改土法子，能不能在白鹭镇试点？"

我一愣，然后点头："能，但是需要资金，还需要技术指导。"

"资金我去跑，"她说，"技术指导你来。我给你三个月时间，在白鹭镇搞一块试验田。要是成了，全局上下都给你记一功。"

老周在后头"啧啧"了两声，没说话。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一个毛头小子，三个月能把盐碱地改成良田？笑话。

从那天起，我每周往白鹭镇跑三趟。先是测土，然后是联系省农科院的老师，再然后是从县城拉石膏。镇上的干部一开始不配合，觉得我是来走过场的。村支书老孙头叼着旱烟袋，斜着眼睛看我："小李同志，你这细皮嫩肉的，别把锄头抡飞了。"

我不吭声，脱了衬衫，穿着背心就下了地。七月的太阳毒辣辣的，盐碱地的地表温度能到四十度以上，脚踩下去，土是烫的。第一天下来，我后背晒脱了一层皮，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火辣辣地疼。

但这些我都忍了。真正让人难受的，是局里的流言蜚语。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局里忽然有人在传——说我和林局长关系"不一般"。原因是林局长对我"格外关照"，下乡带着我，试点让我干，还经常叫我去她办公室谈话。传话的人说得有鼻子有眼，连"某天晚上看见小李从林局长宿舍出来"这种细节都有——可那分明是林局长叫我去拿一份省里的文件，前后不到五分钟。

我气得手抖，但不知道找谁理论。局里就那么大点地方，办公室是筒子楼，隔音差，谁在走廊里多说一句话，第二天全楼都知道。我去食堂打饭，原本跟我坐一桌的几个人端着碗就走了。我去开水房接水，有人在我背后阴阳怪气："大学生就是吃香啊，领导都看得上。"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对着墙上那幅白鹭镇的地图，发了很久的呆。地图上，我用红笔圈出了试验田的位置，旁边密密麻麻写满了数据——pH值、有机质含量、灌排条件。三个月了，草是长出来了，但离"良田"还差得远。

我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口凉白开，忽然觉得这水都是苦的。

电话响了。是林局长。

"小李，"她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有些疲惫，"明天跟我再去一趟白鹭镇。省里的专家到了，一起去看看试验田。"

"好。"我说。

"还有，"她顿了顿，"别管局里那些人说什么。你做好你的事，比什么都强。"

我握着话筒，喉咙发紧，想说"谢谢"，但最终只说了个"嗯"。

第二天一早，还是那辆北京吉普2020。林局长坐在副驾驶，我坐在后排。老周这次话少了很多，大概也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不想掺和。车开出县城，上了那条通往白鹭镇的土路，两边是没精打采的杨树，叶子被晒得卷成了筒。

开出去大概半小时，林局长忽然回过头。

"小李，"她说，"你今年二十五了吧？"

"嗯。"

"有对象没？"

我一愣，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问这个。"没，"我说，"工作忙，顾不上。"

老周咳嗽了一声，林局长没理他。"我也没结婚，"她说，语气平平的，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这些年忙工作，一拖就拖到现在。"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嗯"了一声。

车又往前开了一段，路过那片试验田的时候，我看到了田里长出的田菁——那种豆科绿肥作物，耐盐碱，根系发达，能改良土壤。半人高的绿苗在风里晃着，跟周围灰黄色的土地形成了鲜明对比。田埂上，几个村民正蹲着看，嘴里啧啧称奇。

林局长也看到了。她脸上浮起一丝笑意，然后又转过来看我。

"小李，"她说，这次语气更轻了些，"你说你也没结婚，不如咱们两个过吧。"

吉普车正好压过一块石头，猛地颠了一下。我的后脑勺磕在车窗框上，眼前一黑，脑子里嗡嗡作响。窗外的风灌进来，吹得我耳边呼呼的。

老周的手在方向盘上攥得发白，但他一个字都没说。

我扶着窗框坐直，看见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又蹲在路边。她这次没画画，而是捧着一把绿油油的草——那是我种的田菁。她看见我们的车，站起来，踮着脚朝我挥手，豁了的门牙在太阳底下白晃晃的。

我忽然就笑了。

"林局，"我说，"您看窗外。"

她转过头去。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阳光透过杨树叶子的缝隙洒在她脸上，明明暗暗的。窗外的盐碱地上，那片绿色正在一寸一寸地往外蔓延，像是大地终于学会了呼吸。

"这田菁长势不错，"我说，"再过两个月，这块地就能种冬小麦了。"

林局长看着我，半天没说话。然后她也笑了，笑得很轻，像是卸下了什么东西。"是啊，"她说，"长势不错。"

车继续往前开，扬起一路尘土。后视镜里，那个小女孩越来越小，但她手里的绿色一直举着，像是举着一面小小的旗帜。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未婚，在苏北一个穷县当小科员。女局长问我愿不愿意跟她过。我没有回答。但我知道，她问的不是结婚的事。

她问的是：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把这片土地变绿。

二、盐碱地上的影子

白鹭镇的试验田，是从一块废弃的砖窑地上开出来的。那块地荒了快十年，野草都长不出来，地表结着一层白花花的盐霜，像是冬天落下来的雪忘了化。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穿着雨靴踩上去，脚底咯吱咯吱响，那是盐结晶被碾碎的声音。

省农科院的陈教授蹲在地头，抓了一把土放在鼻尖下闻，皱着眉头说："pH值得在9以上了，有机质几乎没有，这地，难。"他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是全省盐碱地改良的权威。肯来这么个穷地方，是林局长亲自去省城请了三趟才请来的。

陈教授临走时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伙子，你要是能把这块地弄出庄稼来，我请你来农科院读研究生。"

我当时以为他是客气，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但那是后来的事了。当时的我，每天天不亮就骑着局里那辆二八大杠往白鹭镇赶。从县城到镇上三十多里路，骑一个半小时，到了地头天刚亮。我带着馒头和咸菜，中午就在田埂上吃，渴了喝军用水壶里的凉白开。镇上的人一开始觉得我是作秀，时间长了，发现我是真来干活的，态度才慢慢变了。

最先跟我搭话的是村支书老孙头的儿媳妇，叫桂芬。桂芬三十出头，男人在南方打工，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家种地。她看我一个人在地里忙活，有天中午端了碗面条过来，卧了个荷包蛋。

"小李同志，"她把碗递给我，"吃吧，别饿着。"

我推辞了两下，实在没扛住那碗面的香味。桂芬坐在旁边，一边看我吃一边问："这地真能种东西？"

"能，"我嘴里塞着面条，含糊不清地说，"就是费功夫。"

"费功夫不怕，"桂芬说，"怕的是白费功夫。"

她这话说得很轻，但我知道她说的不是地。白鹭镇的男人一大半都在外面打工，留下女人、老人和孩子守着这一片盐碱地。地种不出东西，人就只能往外跑，人跑了，地就更荒，这是个死循环。

那碗面吃完，我抹了抹嘴，跟桂芬说："嫂子，你要是愿意，来帮我一起干。我教你改土的法子，以后这地好了，你们家也能多收几成。"

桂芬想了想，点头。第二天，她带着两个小孩来了。大的那个是女孩，就是我在村口见过的那个豁牙的小姑娘，叫丫丫。小的才三岁，男孩，叫蛋蛋。桂芬在地里干活，丫丫就在田埂上带着弟弟玩，有时候也帮忙拔草。

丫丫很喜欢我。她管我叫"小李叔叔"，每次我来，她都第一个跑过来，仰着脸问我："叔叔，你今天带糖了吗？"

林局长那次给她的那颗橘子糖，她吃完了，糖纸还留着，夹在一本旧课本里当书签。我后来每次去白鹭镇，兜里都揣几颗糖，有时候是橘子味的，有时候是薄荷味的。丫丫收到糖就笑，豁了门牙的样子特别好看。

日子一天天过去，试验田里的田菁越长越高。陈教授教我的法子是"生物改良加化学改良"，先撒石膏降低土壤碱度，再种田菁、苜蓿这些绿肥固氮。等绿肥长起来，翻耕还田，增加有机质。反复两三年，就能种普通庄稼了。

但这个"反复两三年"的周期，在白鹭镇根本行不通。老百姓等不了三年，他们今年就要吃饭。我跟陈教授通了好几次电话，最后决定在试验田里搞"套种"——田菁和玉米套着种，田菁改土，玉米收粮。虽然玉米产量会低一些，但至少当年能见收成。

这个主意是我自己想的，没跟林局长汇报。倒不是故意瞒她，而是我觉得这事还不成熟，等有了效果再说。

没想到，出了事。

那年八月中旬，一场暴雨下了三天三夜。白鹭镇地势低，排水不畅，试验田里的水积了半尺深。我冒雨赶过去的时候，看见田菁的苗子被水泡得发黄，玉米秆子倒了一片，套种的玉米棒子还没熟就泡在水里，眼看就要烂了。

桂芬和几个村民在田里挖排水沟，浑身湿透。丫丫穿着大人的雨衣，站在田埂上哭，喊"玉米死了玉米死了"。我脱了鞋跳进水里，脚踩在烂泥里，拔都拔不出来。水是浑的，带着盐碱地的涩味，呛得人嗓子发紧。

那天我干了整整一天，把排水沟挖通了，但损失已经造成。至少三分之一的玉米要绝收，剩下的也减产严重。

回县城的路上，我淋了雨，发了高烧，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天里，局里的风声又变了。这回说的是——"李小明那个试验田，花了局里那么多钱，结果一场雨就泡汤了。"有人去局长那里告状，说我"乱搞"，"不切实际"，"浪费公帑"。

分管后勤的张副局长——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一直对林局长的位置虎视眈眈——在局务会上阴阳怪气地说："年轻人嘛，有冲劲是好事，但不能光冲不回头啊。三万块钱扔进去，听个响儿都没有。"

三万块，是林局长从上面跑下来的专项资金。那段时间她跑省城跑市里，嘴皮子磨破了好几层，才要来的。张副局长这么一说，会议室里没人吭声，但大家都盯着林局长看。

林局长放下手里的搪瓷杯，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试验田有损失，我负全责。李小明同志的工作态度和专业能力，我担保。谁有意见，冲我来。"

她说这话的时候，背挺得很直。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刚接到省里电话，说因为机构改革，县局可能要合并，合并后正职的位置只有一个。张副局长已经在市里活动了两个月，为的就是把她挤走。

但我当时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那天下午，林局长叫我去了她办公室。

她的办公室很小，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墙上挂着全县的地图。她坐在桌子后面，窗外的夕阳照进来，把她的短发染成了金色。她看起来有点疲惫，但眼神还是亮的。

"小李，"她说，"田菁泡了水，还有救吗？"

"有，"我说，"只要水排干，根没烂透，就能缓过来。我算了算，损失大概在三分之一，剩下的田菁还能长，明年的地就能种冬小麦。"

她点了点头，拿出一张纸推给我："这是省农科院的通知，陈教授推荐你去做他的研究生，脱产三年，公费。你去不去？"

我一愣，接过那张纸。上面确实是省农科院的公函，盖着红彤彤的章。

"我走了，试验田怎么办？"我问。

林局长笑了："你走了，地球照样转。白鹭镇的农民学会了改土，桂芬她们现在自己能干。你去读你的书，读完了回来，再把更好的技术带回来。"

我攥着那张纸，心里五味杂陈。这一年多来，挨的骂、受的委屈、吃的苦，一下子涌上来，堵在喉咙口。我想说点什么，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林局长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县城的黄昏，炊烟从低矮的平房里升起来，混着煤炉子烧出的青烟，空气里有一股呛人的味道。

"小李，"她背对着我说，"那天在车上跟你说的话，你考虑过吗？"

我心跳猛地快了一拍。那天——下乡的路上，她说"不如咱们两个过吧"——我一直以为那是一句玩笑话，或者是在特定情境下的某种感慨，没想到她会再提。

"我......"我张了张嘴。

"你不用现在回答，"她转过身，脸上的表情很平静，"我就是告诉你，那个提议，不是一时冲动。你好好想想，等我从市里回来再说。"

"您要去市里？"

"嗯，"她走回桌子旁，拿起那份公函，递到我手里，"机构合并的事定了，局长的位置，我跟老张争。争赢了，我留下来，继续干。争输了，我就调走，去市局做个闲职。你去读你的书，不用管这些。"

她的手在公函上按了一下，指尖有些发白。"但是小李，"她看着我的眼睛说，"不管你答不答应那个提议，这个书你都得去读。你是做实事的人，不该困在这个小地方。"

她说完就让我走了。我走出办公室，关门的时候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站在夕阳里，影子被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门边，像一条沉默的河流。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她说的话。一会儿是"不如咱们两个过吧"，一会儿是"你是做实事的人"。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在宿舍的白墙上，墙上贴着丫丫用蜡笔给我画的一幅画——绿油油的田，红彤彤的太阳，一个戴眼镜的小人站在田里，旁边写着"小李叔叔"三个歪歪扭扭的字。

我忽然想起第一次去白鹭镇那天，丫丫蹲在村口画的那幅画。她画的是她家，是她的妈，是她想要的生活。而我站在那片盐碱地上，画的又是什么呢？

第二天一早，我去白鹭镇。暴雨过后的田里，田菁果然在缓过来，黄了的叶子下面冒出了新绿。桂芬带着丫丫和蛋蛋在地里拔草，看见我来了，丫丫跑过来，仰着脸说："叔叔，玉米没全死，我昨天数了，还有七十二棵活的！"

她伸出小手，掌心摊开，里面是七十二颗玉米粒——她一棵一棵数过的。

我蹲下来，从兜里掏出一颗薄荷糖放在她手里。"丫丫，"我说，"叔叔要去外地读书了，以后不能经常来。"

丫丫拿着糖，眨了眨眼，豁了的门牙露出来："那你还回来吗？"

"回来，"我说，"这里还有我的田呢。"

她笑了，把糖剥开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那我等你回来。"

九月初，我办好手续，准备去省城报到。临走前一天，我去局里交钥匙。林局长不在，办公室锁着门。张副局长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看见我，皮笑肉不笑地"哼"了一声。

"小李啊，去省城读研？好前途啊。"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拍得很重，"不过年轻人嘛，还是要脚踏实地。你那块试验田，我听说又倒了一片？"

我没理他，径直走了。走出办公楼，外面天高云淡，九月的风吹过来，已经有了一丝凉意。我站在院子里，看见那辆北京吉普2020停在车棚下，车窗上落了一层灰。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林局长去了市里，跟张副局长竞争局长位置。她赢了，以三票的优势。张副局长气得拍了桌子，但木已成舟。而林局长赢的那三票里，有两票是市里两个主要领导投的，因为他们去白鹭镇考察时，看到了那片长势喜人的试验田。

再后来，听说林局长把张副局长调去了一个养老部门，不让他再分管钱和项目。有人说是她"记仇"，有人说她"狠"。但我知道，那不仅仅是记仇。那是一个干了二十年基层工作的女人，终于学会了用刀保护自己种下的庄稼。

我在省城读书的第一年冬天，收到一封信。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白鹭镇的邮戳。打开来，是一张对折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字——

"小李叔叔，我们家今年收了六袋麦子。妈妈说要给你寄一斤，但是信里放不下。等过年你回来，我给你蒸馒头吃。丫丫。"

信的末尾，另起一行，是林局长的字迹，很瘦很硬的笔锋："试验田的冬小麦长势良好，预计明年亩产能过三百斤。白鹭镇推广了你的套种模式，今年全镇玉米增产四成。好好读书，别惦记。还有——上次我问你的那个问题，你再想想，不着急。"

我把信叠好，夹在陈教授给我的那本《盐碱地改良技术》里。窗外下着雪，省城的冬天比苏北冷得多，但我的手心是热的。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在读研究生，未婚。女局长在信里又问了我一次。我没有回信。但我知道，有些答案，需要用时间慢慢写。

三、麦浪里的回答

研究生三年，我几乎没怎么回过县城。陈教授对我很器重，让我跟着他做了一个国家级课题——滨海盐碱地生态修复。我们跑了好几个省的沿海滩涂，从辽宁到江苏到福建，采集样本、做实验、写论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苏北平原盐碱地"绿肥套种"模式优化研究》，答辩的时候，陈教授坐在底下一直点头。

毕业那年，省农科院想留我。给的条件不错，有编制，分宿舍，还能继续跟陈教授的课题组。同门师兄弟都说我傻，这么好的机会不抓住，还想着回那个穷县。

我笑了笑，没说话。

其实我想回去。那三年里，我每隔两个月就能收到白鹭镇的来信。有时候是桂芬写的，有时候是丫丫画的画，有时候是林局长寥寥几行字。信的内容无非是——试验田又增产了、镇上修了水渠、丫丫上了小学、蛋蛋学会数数了。但这些平淡的字句里，我能看见那片土地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

最重要的是，我忘不了那个黄昏。林局长站在办公室窗前，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问我愿不愿意跟她过，又说"你是做实事的人，不该困在这个小地方"。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我花了三年才想明白——

她说的"过"，不是嫁娶，是同行。

1998年的秋天，我回到县局。局里已经大变样了，人换了一多半，办公楼也翻修了，从前那间挂全县地图的办公室换成了大落地窗。林局长还坐在里面，但她的头衔已经变成了"林副局长"——机构改革后，县局降格为市局的分支机构，正职由市里派人兼任，她做副职，主持工作。

我回去报到那天，她站在新办公室的窗前等我。三年不见，她鬓角有了些白头发，眼角也多了几道纹，但背还是挺得很直。看到我，她笑了："回来了？"

"回来了，"我说，"这次不走了。"

她没提那封信里的话，我也没提。我们心照不宣地坐下来，聊白鹭镇、聊试验田、聊她正在推的"万亩改土工程"。聊到天色暗下来，办公室的灯亮了，暖黄色的光照在墙上的地图上，那片曾经灰白的盐碱地，如今被画成了淡淡的绿色。

"丫丫上三年级了，"林局长忽然说，"成绩不错，数学考了满分。桂芬说，她以后想考大学，学农业，像她小李叔叔一样。"

我鼻子一酸，别过脸去。窗外，县城的夜晚安静下来，路灯下有人在摆夜摊卖炒栗子，香味飘进来，暖烘烘的。

"林局，"我转过头看她，"您那个问题——"

她摆摆手，笑着打断我："不着急，你刚回来，先把工作捋顺。白鹭镇那边我让人盯着，你先去跑跑项目，市里今年有笔专项资金，专门搞生态农业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映着灯光，亮堂堂的。我忽然觉得，有些话不需要说得太明白。她懂我，我懂她，就够了。

接下来几年，我在局里负责农业技术推广。白鹭镇的"绿肥套种"模式被写成典型材料，在省里推广。桂芬当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带着一帮留守妇女搞起了"巾帼生态农业示范园"，种的有机蔬菜往市里超市送，一斤能卖到三块钱。丫丫在镇上读中学，每年暑假都来局里找我，说"我以后要读农大"。

2002年春天，白鹭镇的万亩改土工程完工验收。省里来了专家组，陈教授是组长。他站在地头，看着一望无际的麦田，绿油油的麦浪在风里翻涌，一直翻到天边。他转头问我："小明，当年我让你来读研究生，你后悔不？"

"不后悔，"我说。

他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验收完那天傍晚，我一个人走到试验田边上。当年那块废弃的砖窑地，如今是全镇最肥的一片田，冬小麦齐腰高，已经开始抽穗了。田埂上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白鹭镇盐碱地改良试验田（1995-2002）"，下面一行小字："感谢所有在这片土地上流过汗的人。"

我蹲下来，抓了一把土。黑褐色的，松软湿润，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二十年前的盐霜，一丁点儿都找不到了。

身后传来脚步声。我回头，林局长站在田埂那头，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顶草帽。夕阳在她身后落下去，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一直伸到我脚边。

她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我们都是快四十岁的人了，坐在地头上，谁也没说话。风从麦田那头吹过来，带着青涩的麦香，灌满了整个黄昏。

过了很久，她开口了："小李，你说，这田要是能一直绿下去，该多好。"

"能，"我说，"只要有人管，就能一直绿。"

她偏过头看我，笑了笑，眼角的纹路在夕阳里柔柔地舒展开。"那你说，"她问，"要是咱俩一起管呢？"

风又吹过来，麦浪哗哗地响，像是大地在替我说那句话。

我也笑了："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