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8月9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当天的媒体见面会上，大会主席、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谈到了基础研究与中国数学人才培养。他表示，真正的基础研究是由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许多研究在开始时往往看不出重要性，却可能在日后产生深远影响。
谈及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丘成桐认为，这将给中国本土年轻学者带来很大鼓舞，并期待未来5至10年内，本土研究生能够做出同样重要的成果，中国成为世界数学强国。
记者提问：我关注到近期您在采访中说，应该支持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研究，现在各国都在追逐所谓的应用技术和产业转化，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如何培育人才、争取资源，并保持耐心？
丘成桐：我想基础研究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看的不是一样的事情，官员将基础研究看作是应用研究，认为对产业有好处才算是基础研究，但由好奇做基础的才算是真正的基础研究，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但是中国政府慢慢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我希望会继续做下去。我想，由好奇心产生的研究，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
在座各位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好奇心产生的，也是从零到一的研究。我们数学也是这样，这些研究在刚开始的时候往往看不出来它的重要性，但是慢慢接触到工业上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发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用了也不觉得，刚才好几位科学家讲了，其实里边都有很多的数学在，因为他们用到很多网络生成、网络结构的问题，无论是基因还是化学种种，都跟网络有密切关系。关于网络的基础研究其实不是太多，我自己也在做这个事情，我想基础科学还是很重要的。希望中国在不同的层次下都会支持这种用好奇心产生的研究，我想会有很大的发展。
记者提问：近期，王虹、邓煜两位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引发全球关注。您如何评价这一成果对中国数学乃至基础科学发展的里程碑意义？未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突破？您长期推动青年科学人才培养。您认为培养下一代世界级科学家，有哪些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丘成桐：我第一次回中国内地是1979年。当时有名的年轻数学家不多，像陈景润等，一只手都可以数得出来；其他很多数学家的年纪都比较大了，华罗庚已经60多岁了。从改革开放初期发展到今天，走过了很艰苦的道路。可以讲，头10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一穷二白，国内数学是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大量派留学生出国。当时的环境下有这个需要，这也是一个历史传统。当年美国开始强大，也是先派留学生出国。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国的人更多，也成长起不少学者，包括张寿武也是在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
21世纪初期，我们开始有少数留学生回国。刚开始那批留学生，真正在美国成长的是有，但不是很多；到了20年前才开始大批成长。而邓煜和王虹是在2000年代中后期进入国内大学学习的一代，受到了当年归国留学生的教导，这一点很重要。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对整个中国数学界有很大影响，包括心理上的影响。所以到2000年代中后期，2007、2008年前后，一批中国学生成长起来；他们出国以后，像邓煜、王虹一样，也在国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这批学生还是需要国外的培养。
这十多年来，中国的中学生、大学生培养都已经很成熟。我想，我们对中国的大学生的培养不会差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当年相差很远，但是到今天相差不多，甚至可以讲比他们还要好。
未来这些年，主要就是研究院的建设。我们看到，我们的学生去了国外能够做到世界一流的学问，我想这对很多国内的年轻人是很大的鼓舞，就好像当年我在港台有很多朋友，当年李政道、杨振宁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很重要的鼓舞，因为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中国的科学家能够达到世界水平。这点现在看起来可笑，但是当年是一个事实：我们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做到这个地步。杨先生和李政道先生的第一次突破影响了几代人，不是一代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我坦白讲，我拿到菲尔兹奖，对相当多的中国数学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次是由王虹和邓煜在这个年代，由中国籍的留学生拿到，我想对中国本土的学者有很大的鼓舞。我期望未来5到10年内，中国的研究生会做出同样重要的结果；也期望5年到10年内，中国成为世界数学的强国。
速记文字由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组委会提供，由于原文有部分口语化表述，为使文字通畅略有修正。
转载自：返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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