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的终结丨君士坦丁堡的崛起：位阶礼仪及统治秩序

君士坦丁堡的崛起之二

■ 陆幸生

新都城的建立，必然伴随着民政和军政制度的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其实这种变革在戴克里先时代就开始提出，经过君士坦丁加以改进，接着又由后面几位继承者陆续完善，形成一套复杂的位阶制度成为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体制机制。不仅通过一个庞大帝国的奇特政治形态，能够从帝国政治制度形态引发人们的思考，而且还揭示了帝国迅速衰退的秘密，让人知道帝国衰亡的内外原因。

这些制度的创立，难免会与或早或晚的罗马历史发生必然的关系。其衰亡的时间曲线应该从君士坦丁继位到公元438年《狄奥多西法典》的颁布，期间约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从此段历史以及西部和东部罗马的《职官志》中可以窥见帝国官员的任职变化情况，可以看到有关帝国情况最丰富最权威的资料。

当一般读者满足过眼烟云似的宫廷轶事和帝王骄奢淫逸的故事或者某个重要战役偶然发生的逸闻趣事，真正探求帝国衰亡的历史却应该从法律和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俗的变迁入手去一探究竟。

传说中特洛伊城的王子埃涅阿斯，其实是爱神维纳斯和战神马尔斯的私生子，在特洛伊城被阿加门农的木马计所攻破时，他率领300民众逃出，在海上漂泊流亡，逃难者饱经海浪颠簸磨难后来到七丘之城，建立罗马城，凭借着勇气和智慧在战争中不断开拓疆土，整合周边其他民族才由早期的城邦到王政、共和至帝国形成称霸欧亚非的世界帝国。

他们身上具备了天生的男子汉气概和尚武勇敢坚毅的精神，只有在掌握了权力之后才能获得实际上的满足。罗马共和前辈西庇阿、马略、卢库鲁斯、庞培等人在开疆拓土中建功立业，巩固共和大业曾经追求在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基础上质朴淡泊，不屑于物质享受和追求人本自由精神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共和民主自由的传统，共和体制的优势奠定了帝国霸权的基础。

当那些东方帝王崇尚的夸张形式和虚假荣耀的奢侈在东方被征服过程中不知不觉融化进了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血液，过去的勇武精神才慢慢消失殆尽，罗马臣民开始腐化堕落，最终大权旁落于渐渐融入帝国官僚体制所谓蛮夷贵族武装集团之手，尤其是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高卢和日尔曼雇佣兵将领。

诚如爱德华·吉本所说：罗马人天生的男子汉傲气，只有掌握实权才能获得满足，把夸张的形式和虚假的场面留给崇尚虚荣的东方。

当他们从古代自由权利所获得的高尚品德，渐渐连虛名也难以维持时，罗马人朴实的社会风尚，在不知不觉中被亚洲宫廷讲究的场面那种装模作样的习气所败坏，个人出众的功勋和所发挥的影响力，在共和国能引起众人注目，然而在君主国家不仅无足轻重也不能发挥作用，反而会被专制政体的皇帝全力加以扑灭，取而代之的是下级服从上级严格的等级制度。

从坐在皇座阶梯上的拥有头衔的高层奴隶，一直到滥施权力最下贱的专制工具，相互之间存在着非常可悲的依赖关系，有利于维护现有政权能够长留久治，因为人们担心变革会断送前程，抹除以往服务可能得到的报酬。

吉本继续意味深长地深入分析：在这种神圣的位阶制度之中，每一个阶层都有极具严格的的标记和规定，地位的高低靠各种毫无疑义的严肃礼节表现出来，其学习这些礼节是一门大学问，发生任何差错便是亵渎的行为。双方的交往何其傲慢与谄媚，采用大量西塞罗几乎听不懂的词汇，奥古斯都可能因愤怒予以禁止，使得拉丁语文的纯朴完全受到破坏。见到帝国的高级官员，甚至包括君主本人，总要加上一些莫名的称谓，如真诚的阁下、高贵的阁下、卓越的阁下、崇高和绝妙的伟大的阁下、辉煌和雄伟的大人阁下等等不胜枚举。委任职务的命令或证书上，总装饰着最能表明其工作性质和高贵地位的图案：像是在位皇帝的肖像或画像；一辆参加凯旋式的战车；用四支蜡烛照亮的法典，放在覆盖着华美绒毯的桌子上，代表着管辖行省的象征性图案；统帅军队的名称和旗帜，这些表示官阶的象征物品，有时真的存列在大客厅里；有的则当他们公开路面时，出现在浩浩荡荡仪仗队的最前面。他们的行为举止，服装饰物以及随从人员，莫不经过精心安排，要求对于皇帝陛下钦点的官员表示最大崇敬。

罗马帝国利用这套制度，就一位见解高明的观察家看来，确实是在演出连台好戏，剧中充满各种不同性格和职位的演员，根据原始的样板人物，重复背诵同样的语言，模仿同样的动作。

爱德华·吉本作为法国著名的启蒙运动历史学家，站在历史的高度，穿越时空于这种在专制独裁体制操控下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这种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礼仪，几乎在东西方远古时期只要有政权存在，就是某种维护统治秩序在权力垄断下存在的礼仪现象，因而具有永恒的经典性。是某种古代迷信和现代迷信在神话圣化统治者的手段，是人类蒙昧时代，人的主体精神在愚昧中昏睡，统治者肆意妄为的表现，总是通过神圣的仪式感维护统治秩序的尊严。

因而用仪制仪式的神圣性来证明“君权神授”的权力来源是不容质疑的：统治阶层享受服饰、住宅大小、生活待遇高低、歌舞礼乐规制的严整、乘坐骑驾的拥有仪仗的多寡，无不是某种特殊身份的象征。突破这种象征就是僭越，僭越者就是乱臣贼子，全民共讨之，全军共诛之。无论这些专制独裁者的名称被称为帝王、元首或者总统、主席、委员长云云，万变不离其宗其来源合法性只要不是通过严格的程序民主由民众遴选、监督，其权力就不具备合法性，不具备合法性的权力就可能在各个层级被滥用。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态就可能遭到极大的破坏，而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甚至造成某种集权专制国家顺利实现现代，民主转型的理念和实践方面的障碍。

公元前49年高卢总督恺撒率领的军团悍然跨过卢比孔河直扑罗马共和国首都罗马，守城的庞培军团在军力优势数倍于叛军的情况下放弃抵抗，带着大部分元老，渡过亚得里亚海撤退至希腊马其顿境内，算是来到了他曾经的统治范围，在东方那些附属国君王像是对待神圣皇帝那般迎接大将军的到来，几乎是夜夜笙歌宴饮，顿顿珍馐美酒地供着他，庞培沉浸在神仙帝王般的心醉神迷之中。在一次酒醉耳酣五迷三道之际，一名奴隶在他的耳边轻轻提醒道：“记住你是一个人而不是神”。

是的，这位在共和时期征服东方被誉为“伟大光荣”的庞培大帝，尽管荣誉功勋财富地位等身，凭借战功一跃而登上位极人臣之巅，享受着帝王般的尊严。然而，一切如同过眼云烟，在内战中的法萨卢斯与恺撒的决战中一败涂地，他流亡到曾经帮助过的埃及，却像是一条流浪狗那样被埃及法老谋杀于滩涂，龙困浅池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结果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政治名利场弱肉强食丛林规则的牺牲品，最后结局却是完全失去作为人的尊严落魄而死，头颅被割下献给了新的罗马征服者恺撒，尸体却任凭海浪冲刷不知所终。

共和时期的军事统帅、执政官都是受到体制设定的民主制度制约的，尽管在共和末期军事寡头集团崛起对于体制的约束几乎无所顾忌，但是共和传统在元老贵族和平民百姓中还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即便军事集团之间内战的弱肉强食，强者胜出，至少在表面上还要维护共和的规则和秩序。人民代表会议已经覆亡，元老院和陪审团等共和制度的传统，直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都在形式上存在着，在中枢权力出现空缺时对于皇帝的遴选和权臣选择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军事实力主导着政治权力的天平，但是至少在表面上还是需要宪政形式的背书和首肯。即使公元438年狄奥多西二世颁布的《狄奥多西法典》，同时颁布了《职官志》，在以后的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又颁布了《官阶尊荣法》，因此被他的儿子格拉提安尊为神圣的父皇。对于职官等级的尊卑享受不同待遇和等级有差的仪仗规格等都进行了明确细化的规定。

类似于周文王制周礼到叔孙通制汉仪。任何统治者的权威都是通过一定法定仪式来加以肯定的，在官场和民间尊卑有序地推行着，维护着皇权社会九层妖塔的巍然耸立千年不倒。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废除秦朝君臣间的繁琐礼仪，讲究简易质朴亲切随和。这样一来群臣们反而在皇帝面前放纵饮酒，醉闹朝堂，当众吹嘘自己的战功，大呼小叫，甚至拔出刀剑挥砍梁柱，高祖很担心朝堂秩序的紊乱会影响到整个帝国的混乱。主管礼仪的叔孙通对于汉高祖刘邦说：“儒生使用他们取得天下很难，但可以任用他们稳定巩固取得的天下。我愿意到鲁地请来一些儒生，跟我的弟子们一起制定朝仪。”高祖说：“制定朝仪不困难吗？”叔孙通说：“夏商周三代都不同礼，只要适应时代和人情，把人们的言行进行规范，就是礼。我可以参照古代和秦朝的礼仪来制定朝仪。”于是叔孙通从鲁地请来30位儒生，加上皇帝左右的侍从和他的弟子，共100人在郊野演习礼仪一月有余，请皇上观看验视。刘邦看了很满意。命令群臣参照学习，规定岁首执行（汉初以夏历十月为岁首）朝会时按礼仪办事。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长乐宫建成，十月按礼仪举行朝会。天亮前，典礼官引导众朝臣按秩序进入大殿。两旁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侍卫，铠甲鲜明，剑戟闪亮，旗帜飘扬；台阶两旁还有几百名郎中官肃穆站立。文臣武将东西排班分列，按照号令快步趋走上殿。皇帝乘辇车骊驾出宫，九位傧相司仪，各位传令官举旗传呼警戒，引导诸侯与六百石以上官员依次朝拜皇帝。大臣们震恐肃静，低头不敢喧哗。违背礼仪者当庭推出惩戒。高祖皇帝刘邦高兴地说：“我今天才体会到做皇帝尊贵。”后来各个王朝的朝典仪式基本都是按照叔孙通的这种框架沿袭。

叔孙通是薛邑，今山东藤县人。司马迁在《史记》评其说：“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罗马帝国中央政府的要员被称为“显贵”，分为三个等级：其一为建有功勋者，可称之为“特勋阶”；第二德高望重者或者众望所归者可称之为“卿相阶”；第三为世家出身者或获得官位者，可称之为“士尉阶”。（吉本原注：在最早的罗马提到这个词被称为克拉里西慕斯，一般用来表示尊敬的用词）后来专用于称呼那些出身于世家的元老来表示尊敬的用词，最后又变化为那些由元老院选出担任行省总督的官员。那些认为自己的地位高于一般的元老院议员，必须有所区别，为虚荣心驱使，全部都热衷于“卿相阶”这个称谓。“特勋阶”一直专用于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位阶较低的两类人所尊重和服从：一、执政官和大公；二、禁卫军统领，包括罗马和君士坦丁堡郡守；三、骑兵和步兵主将；四、皇宫中侍奉皇帝负有神圣职责的大臣。在一般认为应该处于平等地位杰出行政官员，资深者也只能和同僚享受相等的荣誉。皇帝乐于不断对臣下施恩，时而会毫不费力地颁发荣誉证书，用来满足朝臣迫切的虚荣心，如果他们有野心也决不轻饶。

罗马执政官在共和国早期的时候，拥有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选择，具有行政管理和军事统帅的权力；帝国早期的罗马皇帝对于奴役臣民还想打着共和旗号加以掩饰执政官依然延续共和传统。

戴克里先继位，执政官改由元老院选出，人民仅有的一点权力在形式上的痕迹，也被完全抹去，执政官仅仅是荣誉上的头衔。有几代的西庇阿和加图后代的家族成员当选为执政官，通过一些毫无疑义劳民伤财的公众选举形式，不得不冒着遭到拒绝的屈辱，恳求民众将票投给他们；现在完全不同，只要有高尚的品德，必能得到一位贤明皇帝的肯定，皇帝将这些头衔当成奖励提拔亲信的报酬私相授受。皇帝会写信给执政官明确指出，他们获得这项崇高的任命，全是由他亲自决定。执政官虽然没有实权，但依然是政府公职官员的巅峰，受到追捧。因为每年的两位执政官的名字和肖像会十分精致地被雕刻在双联象牙板上，被皇帝当成向各行省、各市镇、各级官员、元老院和人民的礼品在帝国境内到处发放。而且当时的罗马人不以公元纪年，而是采用当选的某某执政官名讳记载年份，无疑这些都是个人极大的荣耀。执政官庄严的就职仪式一般都在皇宫举行。每年元旦的早晨，执政官会佩戴上高贵的标记，穿着紫色的衣服，用丝绒和金丝绣成的托加袍，上面缀有珍贵的宝石。在这庄严的场合，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官员和元老议员镶有紫边的托加前来陪伴。古老仪式中走在前面担任执政官和军事指挥官的扈从校尉手执象征军政指挥权束棒和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明亮斧头的仪仗队，现在虽然毫无实际用处，但是这种虚荣的空洞庄严仪式感依然保留着，只是为了显示等级和威严。

游行队伍从皇宫走向大竞技场或者城市中心的市政广场，执政官登上高坛，坐在专为他们制作的仿古椅子上，立即开始行使一项司法权力，宣布解放一个带到他们面前的奴隶。这一古老仪式的真正意义，是将公元前六世纪创立共和国行使公民自由权力的执政官布鲁图斯（Brutus）推翻专制君王塔克文,创建共和的伟大传统再现， 以示对于这些传统在帝国的继承，其实当下专制帝国的独裁与之已经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但是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虚伪还要在帝国的传统中延续下去，因为大部分的元老院议员均有传统贵族血脉，血脉形成的割舍不断的情感是随时需要抚慰的，即便皇帝也是新老贵族的余脉，尽管他们可能改宗了基督教。接连几天公开的庆祝活动，一直在主要城市进行。

罗马是出于传统的需要，君士坦丁堡则是有样学样；帝国各地的中心城市迦太基、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是因为喜欢热闹和富足的生活。帝国的几个传统的都城，每年在剧院、赛车和竞技活动等方面的花费足有四千磅黄金（约合十六万英镑）巨大的开销若超出行政官员的财力和意愿，亏空部分将由帝国的国库予以补助。执政官在完成这些传统活动后，便可随意退到幕后去过自己的舒适而安静闲散的生活，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内，沉思回味自己伟大祖先的生平和自己继承发扬的传统，继续分享这些落日余晖里的光芒所带来的温暖。他们不能主持国家的政务会议，也无法参与和平和战争的决定，这些人既无才能，也无关紧要，除非他们担任有实权的职务。他们的名字只不过作为记录年份所用，注明某一年在某一天曾经坐过马略或者西塞罗的宝座。在罗马帝国奴性超越一切的末期，贵族留存的只不过是一些大而无当的虚荣，人们仍然感到虚名还是超过实际的权力。执政官头衔还是野心分子一心追求的辉煌目标，是对高尚品德和忠诚服务最高奖励。至于那些连共和制也厌恶的皇帝也知道，每年接受一次执政官的地位和荣誉，可以增加自己的尊严和威风。 然而，从卡狄乌斯（Carus）到霍若留（Honorius）皇帝的第六任执政官就职，期间经过一百二十年之久，皇帝都没有主持过每年元旦的执政官就职典礼，在罗马帝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这个古老阶级的古老官员。

当然，这种中断了百年之久的宏大仪式是来自被称为“叛教者”，尤里安在君士坦提乌斯宫廷里发表的演说。当他当上皇帝登基后企图恢复罗马多神教取代基督教一神教的政治复古举措之一，就是恢复古老的执政官选举和庄严肃穆隆重的就职仪式，不过这位皇帝只在位三年就战死在和波斯王国争霸的战场上，使他的复辟梦中途夭折，他的继承者断然恢复了帝国基督教的传统，执政官选举的闹剧也就草草收场。

纵观罗马历史，共和国初期，便于确立的“贵族”和“平民阶级”划分的做法不仅严格而且彻底。财富、荣誉、国家机关的职位和各种隆重的宗教仪式，几乎全部归于贵族，运用等级严明、尊卑有序的做法和手段保护血统的纯洁性，公元前454年罗马元老院颁布的《十二铜表法》就禁止贵族和平民近亲结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格局的不断改变，随着军功制度的建立，不少平民阶层甚至蛮夷阶层凭借显赫的军功和治理能力进入贵族元老阶层，这种制约已经完全失去约束力，所谓贵族队伍也在不断变革中，基本如同春秋战国之交《触龙说赵太后》所言哲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诸侯王公的江山社稷，没有百世而长的道理，世家子弟俸禄丰厚而无功勋，位子尊贵不用付出，且多分封肥沃的土地，挟持着前辈传承的巨大权力，待到江山变异，鼎祚偏移必将失去安身立命之本，而贫穷难耐凄凉，有的连性命也难以得到保障，对于前朝王公贵族斩草除根的例子太普遍，君士但丁大帝死后，他的叔伯子侄之辈，几乎被他的继承人君士坦提乌斯屠杀殆尽。

罗马共和在马略改革贵族义务兵役制为征兵制后，平民子弟便可打破身份的歧视从军服役，建功立业而借助军功以骑士身份进入贵族行列，并与老贵族尤里乌斯家族联姻分享权力。共和国公民大会推举的保民官所具备的议案否决权也成为对于贵族执政官和元老院、大法官所拥有的行政、军事指挥权和司法权有力的监督。通过多代保民官的不懈努力和长期斗争，终于消灭了贵族与平民的界限，平民中最活跃和最有作为的人士，积累了大量财富，追求名声荣誉，获得战争胜利，结交游历贵族豪门，这样经过几代之后，他们也以古代贵族的后代自居。比如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生动记述了朱古达战争中老贵族梅特鲁斯骄横的气焰，对于部将马略立下盖世功勋被选举为执政官而深怀不满，感到无法忍受。

然而，两百年以前这位资深老贵族的祖先梅泰利家族不过是混迹于军营的小商贩。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贵族家庭，经历自然的淘汰，频繁地对外和国内战争的消耗，等到无能又无钱的时候，不知不觉已混入贫民群众当中，他们的数目直到共和国末期都有减无増。现在还能肯定自己纯正的出身，追溯到罗马共和国创建初期贵族家庭，为数已经屈指可数。当年恺撒、奥古斯都、克劳狄、苇斯巴芗等人，为使高贵而神圣的家族能够永远延续下去，从元老院贵族中选拔了一些贤能之士，使他们能够成为新的贵族，包括一些最主要的家族，却很快又被暴君的愤怒、频繁的变革、习惯的改变或者民族的混合所消除殆尽。等到君士坦丁时代，这些豪门贵族已经所剩无几。所谓高岸为谷，山谷为陵，自然变迁如此，人世沧桑亦如此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故有“从前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叹。皇家落魄子弟敦诚、敦敏兄弟有赠因政治原因而导致家道中落贵公子曹雪芹的诗曰：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新仇旧恨知多少？一醉毷騊白眼斜。就是对这些荣华富贵过眼烟云的感叹。

等到君士坦丁时代，这些豪门世家已经所剩无几，只不过让人模模糊糊地记忆起，在古老的家族曾经的荣耀中存活着的特权，贵族阶层优越于普通百姓的光环照耀下的平庸后代们，只能举着祖先的蜡像或者画像在花车上招摇过市，从西方穿越时空到东方的广场做一次漫长的旅行。

诚如启蒙大师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分析的那样，几乎是无论东西的帝国，在缺乏宪政制约的专制统治下等级鲜明的臣民中所共同存在的社会现象：公民有三种炫耀身份的手段：一是比出身，例如贵族与平民相比；二是比等级，例如元老与骑士相比，骑士与普通群众相比；三是比老子，例如父辈当过坐象牙椅的高官的人，这一点与我们眼下的贵族有点儿相似。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段话是孟德斯鸠作为该书的脚注写作的，也许太尖锐，而在该书出版时，被书报检察官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