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

关于瘴气与瘴病的问题，学界的研究起步甚早，近年来随着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总结以往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围绕着瘴气与瘴病的病理学进行研究，即讨论瘴气与瘴病到底是什么疾病，其中以冯汉镛的成果较具代表性；第二阶段以历史地理学者的研究为主，主要对瘴气与瘴病的地理分布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其中以龚胜生等人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第三阶段主要关注地理环境、人口迁徙与瘴气和瘴病的关系问题，其中以萧璠、范家伟等人的成果最为典型；第四阶段则转而开始关注由瘴气与瘴病所反映出的人类文化变迁，其中以左鹏的成果为代表。综观这四个不同时期的研究脉络，大致上是逐渐脱出瘴气与瘴病本身的病理学分析，转而关注瘴气、瘴病与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文化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这一发展趋势无疑是正确的，它不仅反映出学界研究旨趣的转变，也显示了学界对现实问题的人文关怀倾向。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关于瘴气与瘴病是什么疾病的问题，学界仍未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在现阶段的有关研究中，似乎有回避倾向，或者采取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将瘴气与瘴病笼统地解释为恶性疟疾。这使得对于瘴气与瘴病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显得不够牢固。当然，本文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此，在笔者看来，关于瘴气与瘴病的传统说法，从病理学上很难确定为某种具体疾病，毋宁说，所谓瘴气与瘴病，其实只是一个基于部分事实的、建立在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基础上的文化概念。因此，本文的主旨是，将所谓的瘴气与瘴病纳入文化学的视野进行整体讨论，清理这一组概念的形成过程及形成原因。不过，要达成这一目标，仍需从瘴气与瘴病到底是什么疾病这一基本问题入手。

一

如上所述，学界一般认为瘴气与瘴病就是现代医学中所指的恶性疟疾。的确，不少史料都证实了瘴气、瘴病与疟疾之间的联系。如《外台秘要方》卷5引《备急》说：“夫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岭南率称为瘴，江北总号为疟。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别有异病。”《诸病源候论》卷10《瘴气候》说：“夫岭南春草、黄芒瘴，犹如岭北伤寒也。”《岭外代答》说得更明白：“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其实似中州伤寒。”不过，也有许多文献无法使瘴气、瘴病与疟疾划等号。如《圣济方》卷246《脚气门·江东岭南瘴毒脚气》明确指出：“夫江东、岭南之地卑湿，春夏之间气毒弥盛，又山水湿蒸，致多瘴毒、风湿之气从地而起，易伤于人。所以此病多从下上，脚先屈弱，然后痺疼头痛，心烦痰滞吐逆，两胫微肿，小腹不仁，壮热憎寒，四肢缓弱，精神昏愦，大小便不通，毒气攻心，死不旋踵。此皆瘴毒、脚气之类也。”从这一症状看，虽与疟疾症状有几分相像，但此处所谓瘴气绝非疟疾。此外，诸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一书中将瘴气与疟疾总是分开陈述，也足以说明两者确非同类疾病。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倾向于冯汉镛的看法。冯汉镛在系统梳理文献中关于瘴气与瘴病的记载之后认为，古人所谓的瘴气与瘴病是大致包括热带病，地方病，人体寄生虫病，水源污染、大气污染所致疾病等一组复杂疾病的统称。具体说，诸如疟疾、痢疾、脚气、黄疸、消渴、克汀病、沙虱热、瘭疽以及瘴毒发背、青腿牙病、高山病、硒中毒，或因空气污染所致一氧化碳中毒、硫中毒、汞中毒，以及水源污染所致的乌脚病、癌肿及花粉过敏，甚至梅毒等都可称为瘴气与瘴病。从笔者对相关文献的研究来看，瘴气与瘴病所指疾病种类也许没有冯汉镛确定的多——如癌肿、梅毒等尚不能确定，但其并非单指疟疾是可以肯定的。如：

高原反应：《南齐书》卷59《河南》载今甘肃、青海黄河以南一带“辄有鄣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开元释教录》卷5下《观世音菩萨受记经》谓：“登葱岭雪山，栈路险恶，驴马不通，层冰峨峨，绝无草木，山多瘴气。”从症状上看，都可能是高原或高山反应之类的疾病，而与疟疾无关。

肿瘤：《本草纲目》卷14《草部三·荜茇》云：“瘴气成块，在腹不散。”据此来看，应为腹部肿瘤之类疾病，尽管不能确定为癌肿，但与疟疾也无关系是可以肯定的。

浮肿：《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14《食薏苡粥》云：“夔州再见夏，炎瘴侵我肌；两股忽浮肿，百药意未治。”此为浮肿病，与疟疾无涉可知。

毒气：《太平御览》卷166《剑南道·嶲州》引《十道记》云：“越嶲有泸水，四时多瘴气，三四月间发，人冲之立死，非时中人多闷绝，唯五月上伏即无害。”《外台秘要方》卷28引《肘后》云：“(入井冢闷)寻此是地气敲(熏)蒸，盖亦障雾之例。”冯汉镛解释为一氧化碳中毒之症，大体不错，亦与疟疾无关。

花粉过敏：《宋会要辑稿》蕃夷5之53：“黎州边境，瘴疠特重，每岁秋夏间，椒花始开，烟瘴盛作。”此为椒花过敏症状。《滇南闻见录》卷下《槟榔》：“滇省瘴疠最盛，名目甚多。春夏之间，槟榔花开，香气甚浓，其瘴最毒。”此为槟榔花过敏症状。《梵天庐丛录》卷33《桂花瘴》：“粤边时发瘴气，而连山为尤甚。连山以七八月为尤甚，俗名桂花瘴，以木樨开时而瘴甚也。”此为桂花过敏症状。都与疟疾无关。

脱发病：即所谓黄茅瘴。唐时有谚道：“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说明此病可导致病人脱发。《圣济总录》卷37《瘴气》描述此病症状为：“或身黄肿胀，眉须脱落，是皆毒疠郁蒸所致。”冯汉镛认为是硒中毒导致的脱发病，有一定道理。但不少文献所谓黄茅瘴似所指更广。如《南方草木状》卷上云：“芒茅枯时，瘴疫大作，交广皆尔也。土人呼曰黄茅瘴，又曰黄芒瘴。”不过，无论系何种疾病，与疟疾无多大关系甚明。

综上所述，文献中所谓的瘴气与瘴病，其实并非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的统称。既然所谓的瘴气与瘴病并非一种疾病，那么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统计与分析就失去了可靠依据。据此，从疾病学角度对瘴气与瘴病进行整体研究是缺乏依据的，至多可以作为个案研究。那么，对于瘴气与瘴病的研究出路何在？笔者以为应从文化上寻找原因。

二

如上所述，瘴气与瘴病并非特指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的统称，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统计与分析因而缺乏可靠的依据。例如，根据龚胜生等人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瘴气与瘴病的分布呈现逐渐南移及逐步缩小的特征。其中，战国至西汉大致以秦岭至淮河为北界，而以长江以南为甚；隋唐五代大致以大巴山至长江为北界，而以岭南为甚；明清大致以南岭为北界，南界也从海岸线向内陆北撤，以云南为重病区。在此后的研究中，又将明清时期瘴病流行区从云南扩大到广西和贵州。而宋元时期瘴病的分布，根据左鹏的研究，大致集中在四川、重庆、云南、广西等西南地区以及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南方区域。

对于上述看法，如果仅从疾病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显然有失偏颇，但是，如果从文化学角度看，则显示了以中原汉文化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对异域和异族的看法。梅莉等人的研究试图在北方移民不断南迁与瘴病分布不断南移之间建立起关联性，认为是经济开发导致瘴区缩小。对此，左鹏已经注意到：“假使换一种说法，应可作如是理解，即历史上地区开发的逐渐成熟，也就是中原华夏文化不断地涵化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既然如此，则将瘴的轻重有无看作是一种观念的变迁，就算不得唐突了。换言之，由于人们以华夏(汉)文化为准绳持续地影响、驯化南方各地的景观，使得这些地方逐渐与中原的风气趋同，因此人们认为‘中原清淑之气’冲淡、疏减了瘴气。”

此外，左鹏也注意到：“与唐代一样，宋元时期的‘瘴’依然与‘蛮’有着不解之缘，‘瘴’的深浅是与‘蛮’的生熟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左鹏的探讨只到此为止，并没有进一步前进，而是转回传统的论点，仍然坚持认为瘴气与瘴病主要是指恶性疟疾而言。如此一来，问题又返回传统研究的困境。撇开这一切不说，先从以上瘴气与瘴病分布规律所表达的内涵来看，至少可以得出两点认识：其一，瘴气与瘴病首先广泛分布于南方地区，其后，逐渐集中到西南地区。其二，瘴气与瘴病的分布始终追逐着少数民族尤其是南方少数民族的足迹，如东汉时期，南方为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故瘴气与瘴病主要分布于这一带；其后，西南地区成为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因而瘴气与瘴病也逐渐集中到西南地区。

换言之，所谓的瘴气与瘴病始终与汉文化的推进以及少数民族的聚迁相伴随。从有关瘴气与瘴病的话语分析看，瘴与蛮始终联系在一起，如“蛮瘴之地”、“蛮烟瘴海”、“蛮云瘴雨”、“蛮岭瘴烟”等等；且多为贬义，如我们熟知的“乌烟瘴气”即是。因此，所谓瘴气与瘴病，不过是中原华夏文明对南方及其族群的话语歧视。这可以从瘴气与瘴病的话语产生与发展中得到证实。

瘴字出现较晚，汉代字书中无瘴字。瘴字正式见于著录始于南朝梁顾野王所作《玉篇》，释瘴为：“疟疠也，疫也。”不过，瘴字原写作障，作为疾病名称，其出现约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障为“隔也”，类似障碍的意思。《尔雅·释言》释障为“畛也”，与隔同义。障字与疾病联系在一起首见于《周礼·地官·土训》郑注：“地匿，若障蛊然也。”以及《淮南子·坠形训》所谓“障气多喑”。上述两种说法与后代所说的瘴气与瘴病虽有一些不同，但至迟在东汉至魏晋之间，瘴气说已经产生，只是这一时期的瘴仍写作障。如《三国志·魏书》卷8《公孙瓒传》云：“日南鄣(障)气，或恐不还。”库本擅改为：“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且云：“监本误作鄣(障)气，今改正。”其实监本不错，库本实误，瘴原本作障，包括《后汉书》在内的瘴字系后人窜易。从有关史实看，障气一说之产生，源于中原王朝在岭南一带进兵受阻后的历史记忆。

秦汉以前，中原华夏文明对于天下的认识主要局限于长江以北地区，对南方尤其是岭南一带认识相当有限。自秦以降，直到东汉，中原王朝多次出兵征服南方，但多次受阻于当地气候导致的疾病流行。西汉初，南粤王赵佗叛，汉廷发兵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汉武帝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所谓离湿，即罹暑湿，类似情形后代则称遭遇炎瘴。新莽时，西南夷反，王莽遣冯茂平定，“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由于历史上多次受阻于南方湿热气候所导致的疾病流行，因此，中原人开始形成南方有某种“害气”的看法。《后汉纪》卷8《光武皇帝纪》说，马援“北征出塞，再南渡江，触冒害气，僵尸军中”。文中所谓的“害气”，其实就是瘴气。《后汉书》卷24《马援传》称：“二十年秋，(马援)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又《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传》载：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武陵蛮大寇郡县，战事持续二年，不能克。二十五年春，遣马援等至临沅，破之。蛮人“饥困乞降，会援病卒”，悉受降。结合上引《后汉纪》的说法，马援在交趾遇“障气”，后征武陵蛮，再遇“害气”而卒。有鉴于此，中原人遂形成南方有某种害气阻人之观念，此应即障气(即瘴气)之由来。东汉永和二年(85)，日南、象林徼外蛮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交趾刺史樊演发兵万余人救之，兵士畏惧远役，遂反，“而贼执(势)转盛”。第二年，顺帝召百官问方略，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劝阻道：“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反对出兵。其理由主要是南方有瘴气阻隔，难以取胜，可知从这时起，南方有瘴气之说正式形成。

自瘴气说形成后，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大约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瘴气说出现泛化趋势，范围从南方湿热地区扩大到西部高寒地带，即所有蛮荒之地的不明疾病都有可能被归结为瘴气所致。如《南齐书》卷59《河南》称今甘肃、青海黄河以南一带“辄有鄣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从症状看应为高原反应，与马援等人在南方遇到的所谓瘴气绝不相同。又《北史》卷2《魏本纪二》载：北魏和平元年(150)，西征吐谷浑，大军“遇瘴气，多病疫，乃引还”。《隋书》卷63《樊子盖传》称吐谷浑所在甘、青一带“彼多瘴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这些都与马援遇到的所谓瘴气无关，但仍被贯以瘴气之名，说明这一时期的瘴气与瘴病已成为文化概念，而非单纯的疾病概念。

到了唐代，瘴气说出现两点变化：一是尽管分布区域较之前代没有扩大，但为了区别南方湿热瘴气而将西部瘴气命名为“冷瘴”，即《唐会要》卷97《吐蕃》所谓：“(吐蕃)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二是在瘴气与瘴病的概念使用上更为随意。关于此，主要原因除了唐人继承了对南方地区的传统认识之外，还在于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在唐代以后流放人员增多的缘故。在唐诗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诗句：“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待罪居重译，穷愁暮雨秋；山临鬼门路，城绕瘴江流。”等等。这些诗句多为感时怀乡之作，在使用瘴气与瘴病这组概念时，更多的是文学宣泄，而非严格的疾病学概念。由于文人的过分渲染，普通中原百姓也深受影响，在中原人的心理上进一步形成了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恐怖看法。白居易所作《新丰折臂翁》曾记述一位老翁，为逃避兵役不惜自残肢体。其原因主要是：“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从诗中的描述看，作为普通百姓，新丰老翁并未到过西南，只是根据他人传说“闻道”而已；而所谓的“椒花落时瘴烟起”也不过是花粉过敏之类的疾病，中原地区自然也有，换成异域，则引起巨大恐惧，其实是基于传闻基础上的对异域的恐惧，而非疾病本身。联系到《全唐诗》卷229《杜甫·不离西阁二首》诗所说“地偏应有瘴，腊尽已含春”来看，这种对南方瘴气的看法几乎成了刻板印象，难怪一般人有如此恐怖的看法了。

宋元时期，随着对南方地区了解的逐渐加深，更多的人开始致力于从医学角度解释瘴气与瘴病。北宋苏轼、沈括所撰《苏沈良方》解释说：“瘴疾皆因脾胃实热所致。”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解释说：“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薰之所为也。”宋元之际医僧继洪编的《岭南卫生方》一书，则系统收录了不少这一时期关于瘴气与瘴病的著述。如李璆《瘴疟论》、张致远《瘴疟论》、章杰《岭表十说》以及继洪自己的几部著作等。在这些论述中，多有对瘴病发病机理方面的探讨。不过，尽管通过此类医家的努力，这一时期对于瘴气与瘴病的认识较前代有了一些进步，但是，宋元时期的瘴气与瘴病仍是个文化概念，如周去非所说：“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岭表十说》也提到：“岭外虽以多暑为患，而四时亦有伤寒温疫之疾，其类不一，土人不问何病，悉谓之瘴。”也就是说，尽管文人们在使用瘴气与瘴病概念时更为谨慎一些，但在普通人眼里，瘴气与瘴病仍是泛化的，甚至连南方人包括少数民族也认同了中原人的观念，“凡病皆谓之瘴”。

分布方面，宋元时期对瘴气与瘴病的描述较之唐代而言没有扩大，仍主要用于描述除江南之外的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西部有瘴的说法仍然存在，但有减少迹象。不过，对于西南之外的地区，往往记载上前后不一，时有反复。如关于福建地区，《淳熙三山志》卷39《土贡》说：“得天之气，和平而无寒燠，燠不为瘴，寒不至沍；得地之形，由建、剑溪湍而下，泉、莆潮涨而上，适至是而平。民生其间，故其性舒缓，其强力可以久安无忧，真乐土也。”而《文献通考》卷17《征榷考四·榷酤》却说：“福建、广南等处以烟瘴之地，许民间自造酒服药。”前后矛盾。据此可知，所谓瘴气与瘴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疾病概念，更多的是文化概念。

明清时期，瘴气与瘴病的分布呈现两种变化：一是在南方的分布区域有所缩小，二是总体上有所扩大。在晚明学者章潢所著《图书编》中，分省、府、州、县记载了当时瘴病流行区域，主要在云南、广西、广东、贵州四省，以及福建、四川两省部分地区，此与宋元时期差异不大。不过，随着中国人视野之扩大，所谓瘴气与瘴病的整体范围被扩大到了南到苏门答腊、北到蒙古草原的广大地区。《明史》卷325《外国六·苏门答剌》说，苏门答剌(腊)气候“朝如夏，暮如秋，夏有瘴气”。《清稗类钞·疾病类·外蒙古易致寒疾》云：“外蒙古各处，皆有汉人贸易，惟冬令苦寒，时有冷瘴中人，使人腿足肿溃。”同书《疾病类·瘴》还总结出瘴有“寒瘴”、“热瘴”、“毒瘴”三种之说，以示区别。从疾病学的角度看，这种区分是不恰当的，夹杂了过多的传说因素，但是，如果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审视，则易于理解，即：所谓的瘴气与瘴病，无非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华夏文明对于异域与异族的话语歧视。

在清代官方文件中，所谓“烟瘴”，其疾病学上的意义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往往是风气、风俗是否转变的表述。如雍正帝针对边省俸禄太优问题时所说：“朕思边省地方，或烟瘴难居，或苗蛮顽桀，官斯土者，与内地不同，是以边俸较腹俸之升迁为速耳。今太平日久，亦有烟瘴渐消、风俗渐淳之处，仍照旧例题补、升转，亦觉太滥。著九卿将各边俸之缺，或系瘴疠未除，宜令督抚等题补；或系风气已转，可照内地选用，一一分晰议奏。”换言之，即使到了明清时期，瘴气与瘴病作为文化概念的基调非但未见减弱，反而有所加强。

近代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医学知识的传入，以及中国自身文化优势意识的减弱，所谓瘴气与瘴病的说法逐渐减少。但旧观难尽除，在中国人了解世界之后，仍将一些在中国人看来尚未开化的地区称为炎瘴之乡。如华工大量进入苏门答腊后，由于工作条件恶劣，水土不服，导致疾病死亡，国人一如既往地将其归结为瘴气所致：“初开辟时，华工触瘴而死者，十之八九。”在讨论向何处输出华工问题上，时人薛福成认为，非洲“鸿荒未尽辟，瘴气未尽除，华民愿往者尚寡”，故他主张向美洲输出华工。若以气候炎热与否而论，中美洲之墨西哥、南美洲之巴西均与非洲不相上下，何以认为美洲无瘴而非洲有瘴？究其实质，无非是说非洲为未开化之洪荒之地，而美洲是拥有高度文明之西方人所开拓之开化之地，故而前者理当有瘴，后者理当无瘴。据此，直到近代，国人仍未能彻底脱出瘴气与瘴病说的传统语境，仍以瘴之轻重有无和文明与否联系在一起，可以说，“瘴”已扩展为国人对异域与异族文明与否进行定性的关键话语。

通过以上对瘴气与瘴病概念产生和发展过程的梳理可知，所谓瘴气原指岭南地区的害气，由此导致的疾病被称为瘴病。自汉晋时期形成这一概念之后，逐渐扩大到整个南方地区以及西部部分地区。明清以后，这一概念的所指范围不仅没有缩小，甚至有所扩大。因此，那种基于经济开发导致环境改善从而使瘴区逐渐缩小的看法是缺乏足够事实依据的。事实上，自从瘴气说产生以来，瘴气的概念总体上是逐渐泛化的，瘴区的范围总体上是呈现扩大趋势的，要对这一切做出合理解释，从疾病学角度显然无法给出满意答案，若从文化学角度出发则可以较好地解释这一切。即：所谓的瘴气与瘴病更多地是一种文化概念，而非一种疾病概念；瘴气与瘴病是建立在中原华夏文明正统观基础上的对异域及其族群的偏见和歧视，而这一观念的理论基础，则与中国自古即有的地域观念和族群观念相联系。

三

尽管瘴气与瘴病说是直到汉晋之间才出现的，但它的思想基础却起自先秦时期。这思想基础有二，一是方位观，二是文化正统观。在实际操作中，这两个观念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按照中国传统观念的理解，天地分为五个方位，中央之外，分别为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殷墟甲骨文中，已有五方观之萌芽，此亦春秋以后五行观念产生之基础。在五行观看来，中央为土，东方属木，南方属火，西方属金，北方属水。五行相生相克，但土生万物，故以土为首。所谓黄帝以土德兴天下，即是此意。在五方观的基础上，结合民族观“尊夏攘夷”、“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核心特质，先秦时期已形成了文化正统观念，所谓五服制度即其表现之一。所谓五服制度，其实质是基于五方观念基础上的民族观。

这一点在《礼记·王制》中有相当成系统的叙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在诸夏看来，中原(即中国)居天地之中，风土最佳，为文明的诸夏所居；东、南、西、北四方为其边缘，风土各有欠缺，为野蛮的蛮、夷、戎、狄所居。其中，南方地势卑湿之说则成为瘴气与瘴病说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其一，南方土地卑湿，土薄水浅，林木蒸郁，故有害气，害气即障气，障气即瘴气，由瘴气而导致的疾病即瘴病，瘴病的传播即瘴疠或瘴疫。其二，南人(主要指少数民族)地处卑湿，其民性耐瘴气，由此推断出凡南人所居，即瘴气之乡，简称瘴乡，极远之处则谓之瘴海，如谓交趾是也。除此以外，南方多毒蛇猛兽，也与此有关。从地势卑湿，到丛林蒸郁，再到动物之毒蛇猛兽，再到“蛮夷”之非人性，均统一于瘴气与瘴病。

换言之，瘴是华夏文明用以区分本域/他域以及我群/他群的二元表述的集合体。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步完成，而是逐渐形成的。从最初的解释来看，对于瘴气与瘴病的认识是基于南方土地卑湿而导致害气产生；此后，则逐渐将南方诸多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生物现象均纳入瘴气产生原因之中。如或说瘴气系由丛林密集，落叶蒸发所致。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杂志》所谓“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薰之所为也”，即指此。或说系由毒蛇等动物所致。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云：“云烟蟒蛇气，刀剑鳄鱼鳞。”《圣济总录》卷37《瘴气》云：“(广南)七八月之间，山岚烟雾蛇虺郁毒之气尤甚，故当是时，瘴疾大作。”皆是此类。

简言之，所谓瘴气与瘴病不过是中原汉文化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之反映，换言之，从心理学角度看，瘴气与瘴病是中原汉文化对异域与异族进行心理贬低的集体无意识行为。

所谓心理贬低，是基于文化本位主义基础上的优势文化常见的现象。以近代以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为例，即如麦克里兰在《异端的中国人》中指出的：“当美国人要厘订他们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时候，中国似是美国迈向伟大的前景的路障……因为中国使美国不能肯定世界(会沿着)美国人所熟知的(途径)发展下去，(使后者)不能肯定它将会保有(领袖)的地位，因此威胁着美国(对将来)的梦想，如果中国证明它拥有如西方一般伟大的文化，甚或比(西方文化)更伟大，那么美国要带领世界前进的意愿便会受到威胁。因此，基于美国的自我形象，中国是非以低下、落后、不文明的种族的姿态出现不可的。”也就是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形象是建立在美国人自己的政治或心理需求基础上的，而非建立在完全的事实真相基础上的“形象模塑”。

由此引申开来，几乎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根据自身需要对异域及其文化进行正面的或反面的“形象模塑”。简言之，对于古代中国而言，长期的文化优势意识几乎必然会导致对异域及其族群的贬低性的“形象模塑”：为了证明汉文化是优秀的，蛮、夷、戎、狄尤其是南蛮与西南夷非是落后的、低下的、野蛮的不可；为了证明中原汉地是天下之中心、是最优良的区域，其他区域尤其是南方与西南地区非是瘴气四伏的、蛮荒的、正常人难以生存之地不可。于是，一个基于部分事实然而更多属于夸大和扭曲的关于瘴气与瘴病的说法自然产生，并广为人们所接受，成为固定观念。事实是，对于居住于中原地区的汉人及其政权来说，它需要一个这样的地区和族群来证明自己的优势，瘴气的产生，是建立在误解、信息传输错误，以及汉人及其政权多种心理需求基础之上的。

四

如上所述，所谓瘴气与瘴病，不过是以中原汉族政权为主体的华夏文明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之反映。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五方观念中，四方皆为戎、狄、蛮、夷所居，何以瘴气主要指向南方地区，而较少指北方地区？关于此，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即如上述方位观中所提到的，南方在五方观念中处于最不利的境地，所谓土薄水浅、林木蒸郁、毒蛇盘踞，因而易生疾病。《圣济总录》卷37《瘴气》解释说：“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西北方，阴也，土地高厚；东南方，阳也，土地卑下。而广南方属东南，则土地之卑下可知矣。以其土地卑下，而阴阳二气之所蕴积，是以四围之山，崇高回环，百川之流，悉皆归赴，及秋草木不凋瘁，当冬蛰虫不伏藏，寒热之毒，蕴积不散，雾露之气，易以伤人。此正岐伯所谓南方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者也。故瘴气独盛于广南。”

其二，长期以来，古代中国的最大威胁总是来自北方草原民族，南方往往不被中原统治者所重视。在中原统治者眼里，北方草原民族尽管也是未开化的野蛮人，但总归是要“以中国劲敌待之”的，虽不喜欢，但也不敢过于轻视。而南方少数民族则不同，在中原统治者眼里，这是一群十足的蛮夷，既不足以成为中国劲敌，但又始终难以完全控制，所谓“急则来归，缓则叛去”，“远臧温暑毒草之地”，“与禽兽处”，“虽有孙吴将，贲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没，知勇亡所施”。尤其是“西南诸蛮夷”，始终“无经久之策以控驭之，狌鼯之性便于跳梁，或以雠隙相寻，或以饥馑所逼，长啸而起，出则冲突州县，入则负固山林，致烦兴师讨捕，虽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因此，中原统治者历来将南方蛮夷视为“禽兽”，以为“狼子野心，顽不可革”，其性类“犬豕之众”、“蜂蠆之毒”。

由对南蛮的歧视，有时还株连到南方汉族政权，如《魏书》卷96《僭晋司马叡传》描述东晋时的南方人及南方地区说：“机巧趋利，恩义寡薄。家无藏蓄，常守饥寒。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瘴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其时，“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与蛮夷无异。其他如“巴、蜀、蛮、獠、谿、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龟，嗜欲皆异”，则更不在话下。据此，之所以瘴气与瘴病主要指向南方及西南地区，原因在于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政权在五方观及民族观支配下对南方的地理特征与族群特性的偏离认识。事实上，这一看法并不仅仅限于中原汉族政权，包括进入中原后以中华正统自居的少数民族政权亦是如此，如元代、清代等，都未能脱出这一认识体系。

从瘴气与瘴病产生、发展的过程来看，有两个时期值得注意：一是魏晋时期，时值“五胡乱华”，导致中原汉族的文化优越感丧失殆尽，为此，产生强烈的民族情绪，对南方及其族群进行形象模塑的心理需求也更为强烈，瘴气的说法正式定型于这一时期并非偶然；另一重要时期是明清两代，这一时期，尽管所谓的瘴区总体上较前代反而扩大，但随着广大南方及西南大部分地区逐渐汉化之后，关于上述地区的瘴气与瘴病记载也逐渐缩小范围。而近代以后，则更趋减少。从经济开发的角度讲，固然与上述地区经过经济开发后生态环境的改变有关，但与其说是经济开发导致的景观驯化，毋宁说是中原政权经过不断的民族融合之后民族观的进步，以及近代中国文化中心论丧失后文化优越感降低的结果。

总之，从病理学角度看，瘴气与瘴病是一组包含多种复杂疾病的统称；从文化角度看，是中原正统文化对于边缘文化的偏离认识和强加；瘴气与瘴病观念的产生、发展及其消失，并非特指某种疾病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而是中原正统文化对边缘文化偏见的产生、发展及消亡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从疾病学角度对瘴气与瘴病进行研究，进行此类疾病的个案分析，仍是必要的。（节选自《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