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被子
锲子:
凌晨两点十七分,我被一阵凉意惊醒。
不是因为空调温度太低,而是因为我身上的被子被人猛地掀开了。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抓,却摸到了一只冰冷颤抖的手。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我看见她站在床边,花白的头发乱蓬蓬地散着,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惊恐。
“老周,送我回家。”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
我愣住了。这是我和刘桂芳搭伙过日子的第一个晚上,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儿女们的见证下吃了顿团圆饭,她笑着给我夹菜,说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可现在,她却像个陌生人一样站在我面前,要我送她回家。
“桂芳,你……”我坐起来,想去拉她的手,她却往后退了一步。
“我要回家,现在就回。”她的嘴唇在发抖,眼眶里有泪光在闪,“这不是我家,我不习惯。”
那一瞬间,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六十岁的人了,头一回尝到这种说不出的苦涩滋味。
我叫周德厚,今年六十二岁,退休前是县中学的语文老师。五年前,老伴儿因病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守着那套三室一厅的老房子。儿子在省城工作,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次。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就是觉得屋里太空,心也太空。
去年冬天,我在公园里下棋的时候认识了老李。他比我大两岁,也是个丧偶的,可人家活得滋润,身边总有个女人陪着。那天他赢了棋,心情好,拉着我去他家喝酒。他现在的老伴儿王姐是个爽快人,做了一桌子菜,还叫来了她的一个姐妹。
那就是刘桂芳。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腊月十九,天冷得厉害。桂芳穿着一件枣红色的羽绒服,围着一条灰色的毛线围巾,进门的时候脸冻得通红。她不大爱说话,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偶尔笑一下,也是浅浅的,露出一排整齐的牙。
王姐一个劲儿地夸她,说她退休前在纺织厂当了二十年的会计,会持家,人也本分。又说她男人走了三年了,女儿嫁到了外地,一个人孤零零的怪可怜。
我知道王姐的意思,是在撮合我俩。
说实话,我对桂芳的第一印象不错。她长得不算好看,但看着舒服,眉眼之间有种温婉的劲儿,跟我死去的老伴儿有点像。那天吃完饭,我主动说要送她回去。她没有拒绝,只是点了点头,轻声说了句“麻烦你了”。
一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她住在城南的老小区,离我家大概有两公里路。走到她家楼下的时候,她突然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老周,今天谢谢你。”
就这一句话,让我心里暖了好几天。
后来我们就开始来往了。隔三差五地一起吃个饭,逛个公园,有时候也去看场电影。她话不多,但每次都能说到点子上。有一次我跟她说起我儿子的事,说那小子一年到头也不打个电话回来,她就劝我说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别太计较。说着说着,她自己倒先红了眼圈,说她女儿也是一样,嫁出去之后就跟泼出去的水似的,除了过年过节,平时连个微信都懒得发。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是同病相怜的人。
处了大半年,到了今年夏天,老李和王姐就开始催了。说你们俩年纪都不小了,既然彼此都有意思,不如就搬到一块儿过日子算了,也好有个照应。我想想也是,一个人住着确实不方便,上回我感冒发烧,躺在床上连口水都喝不上,还是邻居张大姐发现了,给我送了碗粥来。
我跟桂芳商量这事的时候,她犹豫了很久。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她摇摇头说没有,就是觉得有点突然。我说这有什么突然的,我们都认识大半年了,再说也不是领证结婚,就是搭伙过日子,互相有个伴儿。她沉默了一会儿,最后点了头。
搬家那天,桂芳只带了两个行李箱的东西。她说那些家具什么的都是她男人留下的,搬过来不合适。我看着那两个箱子,心里有些酸楚。一个女人活了大半辈子,最后能带走的东西,也就这么多了。
晚饭是在我家吃的,不对,应该说是在我们家吃的。我特意让儿子从网上订了个蛋糕,虽然不是什么节日,但我想着好歹算是个新的开始。桂芳的女儿也打了视频电话过来,在电话那头笑着说“周叔叔好”,还嘱咐她妈别太任性,好好跟人家过日子。
一切都挺好的,真的。
可是谁能想到,到了半夜,她会做出这样的事。
“桂芳,你先坐下,咱们好好说说话行吗?”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一些。
她不说话,就那么站着,两只手紧紧地攥着被角,像是怕我会抢走似的。月光照在她脸上,我能看见她眼角的皱纹和微微颤抖的下巴。
“你是不是做梦了?”我又问了一句。
她摇了摇头,声音比刚才更轻了:“我没做梦,我就是……就是想回家。”
“这里就是你家啊。”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底气不足。
“不是。”她突然抬起头来看我,眼神里有一种近乎倔强的坚持,“这里是你家,不是我家。你家的墙是白色的,我家的墙是米黄色的。你家的窗帘是蓝色的,我家的窗帘是碎花的。你家的沙发是真皮的,我家的沙发是布的。这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
她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心里一下子软了。我下了床,走到她跟前,想替她擦擦眼泪,她却躲开了。我的手僵在半空中,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桂芳,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以后一起过日子,互相照顾。你要是现在回去,别人会怎么说?”我试图跟她讲道理。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抹了一把眼泪,“我就是不习惯,我一躺下就觉得浑身不舒服,闭上眼睛就想哭。老周,你别怪我,我真的不行。”
她说完这句话,转身就往门口走。我急了,一把拉住她的胳膊:“这大半夜的,你一个人回去多危险。就算要走,也得明天天亮再走吧?”
她停下脚步,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转过身来,眼睛红红的,看着我:“那你答应我,明天一早送我回去。”
“行行行,我答应你。”我只想先把眼前这关应付过去,“你先上床睡觉,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她又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回到了床上。这一次,她没有盖我给她准备的被子,而是从自己的箱子里翻出了一条旧毯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背对着我躺在床的最边上。
我躺在另一边,盯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昏黄的光影。我听见桂芳的呼吸声,不均匀,像是在偷偷地哭。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自认为对她够好的了,新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床单被罩都是新买的,就连拖鞋我都给她准备了两双,一双棉的一双塑料的。可她就是不愿意待在这儿,非要把这儿当成别人的家。
想着想着,我心里也有些委屈。当初是她点头同意了的,现在又反悔,这叫什么事儿?我周德厚这辈子还没被人这么耍过。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桂芳已经起来了。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穿戴整齐,面前放着她的两个行李箱。茶几上摆着一碗稀饭和两个包子,还冒着热气。
“吃饭吧。”她看见我出来,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看了看那碗稀饭,又看了看她,心里五味杂陈。她这是铁了心要走,连早饭都给我做好了。
“桂芳,咱们能不能再谈谈?”我坐到她对面,小心翼翼地问。
“谈什么?”她低着头,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
“谈谈你为什么非要走。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你说出来,我改。”
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不是你做得不好,是我自己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她咬了咬嘴唇,像是在组织语言,“老周,你知道我男人是怎么走的吗?”
我愣了一下。关于她男人的事,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是生病走的。王姐跟我说过一些,但都是些大概,具体的情况她从来不愿意多说。
“他不是生病死的。”桂芳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他是自杀的。”
我的心猛地一沉。
“三年前的冬天,他在卫生间里用一根电线把自己吊死了。”桂芳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就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我下班回家,推开门,就看见他挂在那里。他的眼睛睁得很大,舌头伸在外面,脸是青紫色的……”
“别说了。”我打断了她,因为我看见她的手在抖,整个身体都在抖。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了。”她继续说下去,仿佛没有听见我的话,“我害怕,害怕一个人待在那个房子里,害怕闭上眼睛就会想起那个画面。所以我才答应跟你搭伙过日子,我以为换个地方就好了,可是……”
她抬起眼来看我,眼睛里全是泪水:“可是我昨天晚上一躺下来,脑子里全都是他。我想起他活着的时候,每天晚上也是这样躺在我身边,打呼噜,翻身,说梦话。我总觉得他还在,就在某个角落里看着我。老周,我害怕,我真的好害怕。”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原来是这样。
我一直以为她是放不下过去的感情,没想到是因为这个。她不是不想跟我过日子,她是害怕独处,害怕黑暗,害怕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她以为换一个环境就能摆脱那些恐惧,可是她错了,那些恐惧早就长在了她的骨头里,走到哪儿都跟着她。
“桂芳,那你有没有看过医生?”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看过。”她擦了擦眼泪,“医生说我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给我开了药,让我定期去做心理咨询。可是吃了药脑子就昏昏沉沉的,做什么都没精神。后来我就不吃了。”
“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怕你嫌弃我。”她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谁会愿意跟一个有精神病的人在一起过日子?”
“谁说你是精神病了!”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你这是病,是能治好的病!你瞒着我,一个人扛着,这算什么?”
她抬起头来看我,眼里有一丝惊讶,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桂芳,我告诉你,我不是那种没担当的男人。”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既然决定跟你在一起,我就会负责到底。你有病,咱们就治病。你害怕,咱们就想办法让你不怕。但是你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你明白吗?”
她的眼泪又流下来了,但这次跟之前不一样,嘴角好像还有一点笑意。
“你真的不嫌弃我?”
“不嫌弃。”
“那你今天还送不送我回家?”
“送。”我说,“但是我要跟你一起回去。”
她愣住了:“你跟我一起回去干什么?”
“陪你啊。”我说,“你不是害怕一个人待着吗?那我就陪你待着。等你什么时候不怕了,咱们再回来。”
她看着我,半天没说话。然后她突然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笑得很难看,但我看得出来,那是真心的笑。
“老周,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傻人有傻福嘛。”我也笑了,“要不然怎么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女人?”
她啐了我一口,脸红了。
那天上午,我没有送她回家,而是陪她去了一趟医院。我们挂了心理科的号,医生给她做了评估,重新调整了药量,还建议她每周来做一次心理咨询。她有些犹豫,说怕花钱,我说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有我呢。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放晴了。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晒得柏油路面都泛着光。桂芳走在前面,忽然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阳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白发映成了金色。
“老周,谢谢你。”她说。
“谢什么谢,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走过去,试探性地拉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挣开,反而握紧了我的手指。
她的手很粗糙,指节上全是老茧,那是几十年在纺织厂里落下的毛病。可握着这只手,我却觉得很踏实,就像握住了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
回到家,我把她的行李从客厅搬回了卧室。她站在门口,看着我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挂进衣柜里,突然说:“老周,我想去买块新窗帘。”
我回头看她:“买什么样的?”
“碎花的。”她说,“我喜欢碎花的。”
我笑了:“行,下午咱们就去买。”
她又说:“我还想买盆绿萝,放在阳台上。”
“买,你想买什么都行。”
“那……我能不能把我家的那个布沙发搬过来?”
“你那沙发都用了多少年了,破成那样了还搬它干嘛?”
“那是我跟他一起去挑的。”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没有悲伤,只有怀念,“我舍不得扔。”
我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行,明天我找辆车,帮你搬过来。”
她笑了,这一次是真的笑了,眼睛弯弯的,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我突然觉得,也许搭伙过日子这件事,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它不是两个人搬到一起住就行了,而是要慢慢磨合,慢慢适应,慢慢地让对方走进自己的生活里。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也可能会有反复,但只要两个人都有心,总能找到相处的办法。
那天晚上,桂芳没有再掀我的被子。她依然裹着自己的那条旧毯子,但这一次,她没有缩在床边上,而是往中间挪了挪。我感觉到她的后背贴着我的手臂,有点凉,但很安心。
“老周。”黑暗中,她突然叫我。
“嗯?”
“对不起,昨天晚上的事。”
“没事。”
“我就是……一时没适应过来。”
“我知道。”
“你不会怪我吧?”
“不会。”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老周,你给我讲讲你老伴儿的事吧。”
我愣了一下:“怎么突然想听这个?”
“我想知道你心里装着什么人。”她说,“我也想让你知道我装着的什么人。咱们都这把年纪了,谁心里还没有个人呢?与其藏着掖着,不如都说出来,说出来反而轻松了。”
我想了想,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于是我开始讲,讲我跟我老伴儿是怎么认识的,讲我们年轻时候的那些事儿,讲她生病那段时间我是怎么伺候她的,讲她走的那天晚上我是怎么握着她的手送她最后一程的。
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自从老伴儿走后,我一直憋着,在儿子面前装坚强,在朋友面前装洒脱,可是今天晚上,在这个认识不到一年的女人面前,我却绷不住了。
桂芳没有说话,只是把手伸过来,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温暖,很粗糙,却给了我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
等我讲完了,她也开始讲。讲她跟她男人的故事,讲他们年轻时的甜蜜,讲中年时的争吵,讲他得了抑郁症之后的那些日子,讲她发现他走了的那一刻是什么感受。
我们就这样躺着,在黑夜里交换着彼此的过去。那些快乐的和不快乐的回忆,像是一块块拼图,慢慢地拼凑出了对方完整的人生。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她的呼吸变得均匀了。她睡着了,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我轻轻地抽出被她握着的手,替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窗外的月亮很亮,月光洒进来,照在她的脸上。她睡着的样子很安详,不像昨天晚上那样满脸惊恐。我看着她,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柔情。
也许这就是缘分吧。两个都经历过失去的人,在人生的下半场相遇了。我们都带着各自的伤痛,也都带着各自的防备,但我们还是选择了靠近彼此,试着给对方温暖。
这条路可能不好走,但没关系,我有的是耐心。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桂芳已经不在床上了。我心里一惊,赶紧爬起来往外跑。跑到客厅,看见她在厨房里忙活着,灶台上的锅正冒着热气。
“醒了?”她回过头来看我,笑着说,“快去洗脸刷牙,马上就能吃饭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屋子有了生气。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厨房就是个摆设,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几回。可现在不一样了,有人在这里做饭,有人在这里等我起床,有人会在我出门的时候叮嘱我带伞。
这种感觉真好。
吃饭的时候,我跟她说:“桂芳,我想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我想把那间空着的书房改成你的房间。”
她筷子停了一下:“为什么?”
“你不是不习惯跟我睡一张床吗?那就分开睡呗。反正有三间房,空着也是空着。你住那间,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想挂碎花窗帘就挂碎花窗帘,想放布沙发就放布沙发。等哪天你习惯了,想搬回来了,再搬回来。”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老周,你不嫌我麻烦?”
“嫌你什么麻烦?”我说,“两个人过日子,不就是互相迁就吗?你迁就我,我迁就你,这才叫过日子。要是光想着自己舒坦,那还不如一个人过呢。”
她低下头,使劲扒了几口饭,没说话。但我看见她的肩膀在抖,知道她又哭了。
我没有戳穿她,自顾自地吃着饭,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吃完饭,我们一起去了家具城。她挑了一块碎花窗帘,浅蓝色的底,上面开着白色的小花,看着很素雅。又买了一盆绿萝,放在阳台的角落里,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光。
回到家,我帮她把窗帘挂上,又把那盆绿萝浇了水。她站在房间里,左看看右看看,满意地点了点头。
“还行吗?”我问。
“还行。”她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挺好看的。”
那天下午,她把她带来的东西都搬进了那个房间。她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叠好放进柜子里,把梳子镜子摆在床头柜上,把那条旧毯子铺在床上。做完这一切,她坐在床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老周。”她叫我。
“嗯?”
“我感觉这里好像是我的家了。”
我笑了:“本来就是你家。”
她也笑了,笑得很灿烂,像一个得到了心爱玩具的孩子。
后来的日子里,我们慢慢地磨合着。她还是会时不时地想起她男人,有时候会一个人发呆,有时候会偷偷地抹眼泪。我不打扰她,让她自己去消化那些情绪。等她缓过来了,我就递杯水过去,或者问她晚上想吃点什么。
她也会问我关于我老伴儿的事,问我是不是还经常想起她。我说怎么可能不想,二十多年的夫妻,说忘就能忘吗?她说也是,忘不掉就记着吧,记在心里又不碍事。
有一次,她翻出我老伴儿的照片来看,看了很久,然后说:“她长得真好看。”
我说:“没你好看。”
她瞪了我一眼:“净瞎说。”
我说:“真的,你比她耐看。”
她脸红了,骂我老不正经,但嘴角却是翘着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平淡,却踏实。我们会一起去菜市场买菜,为了几毛钱的菜价跟小贩讨价还价;会一起在晚饭后去河边散步,看着夕阳一点点地沉下去;会在周末的时候叫上老李和王姐来家里打牌,四个人吵吵闹闹地过一下午。
有一天晚上,我洗完澡出来,看见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织毛衣。橘黄色的灯光照在她身上,她低着头,专注地数着针脚,嘴里念念有词。我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个画面——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我妈也是这样坐在灯下给我织毛衣。
“给谁织的呢?”我走过去问。
“给你。”她头也不抬地说,“我看你那些毛衣都旧了,穿着也不暖和,给你织件新的。”
我心里一热,嘴上却说:“这么大年纪了,还学人家小姑娘织毛衣。”
她抬起头来瞪我:“怎么了?年纪大了就不能织毛衣了?你要是不想要就算了。”
“要要要,怎么不要。”我赶紧说,“你织的我都要。”
她满意地哼了一声,继续低头织毛衣。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她的手指灵活地穿梭在毛线之间,忽然觉得岁月静好这四个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书房里看书,听见隔壁传来一声闷响。我赶紧跑过去,推开桂芳房间的门,看见她摔在地上,脸色苍白,满头大汗。
“怎么了?!”我吓坏了,赶紧去扶她。
“没事没事,”她摆摆手,“就是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头晕了一下,没站稳。”
我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二话不说,我背起她就往外走。她在我背上挣扎着说不用去医院,我说你都烧成这样了还不去医院,你不要命了?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守了一夜。她得了急性肺炎,需要住院观察。我坐在病房外面的椅子上,听着里面她咳嗽的声音,心里揪得慌。
第二天早上,她醒了,看见我趴在床边睡着了,也没叫醒我,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后来护士跟我说,你老伴儿看你的时候,那眼神温柔得不得了。
住了五天院,我天天在医院陪着她。她嫌医院的饭难吃,我就回家给她熬粥送去。她想吃水果,我就去超市买最新鲜的提子,一颗一颗洗干净了装在保鲜盒里带过去。同病房的大妈羡慕得不行,说你老伴儿对你真好。她笑着说可不是嘛,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就是遇见了他。
出院那天,天气很好。我搀着她慢慢地走回家,路上经过一家花店,她停下来看了好久。我进去买了一束百合,塞到她手里。她抱着花,闻了闻,笑得像个少女。
“老周,你说咱们这算是谈恋爱吗?”回家的路上,她突然问我。
“都这把年纪了,还谈什么恋爱。”我说。
“那叫什么?”
“叫过日子。”我说,“平平淡淡的,才是真。”
她没有反驳我,只是把花抱得更紧了。
那天晚上,她没有回自己的房间。她抱着枕头,敲开了我的房门。
“老周,今晚我能睡这儿吗?”她站在门口,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我往里挪了挪,给她腾出地方。她钻进被窝,跟我保持着一点距离,但还是能感觉到她的体温。
“桂芳。”我叫她。
“嗯?”
“你还害怕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有一点,但没以前那么怕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她说,“有你在,我就不那么怕了。”
我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冰凉,而是温暖的,柔软的。
“那就不回去了。”我说,“以后都睡这儿。”
她没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
窗外,月光如水,洒在碎花的窗帘上,投下一片温柔的影子。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很快又归于平静。这座城市在沉睡,而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后来,老李问我,跟桂芳过得怎么样。我想了想,说了四个字:挺好,知足。
真的,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已经不奢求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了。能在寒冷的冬夜里有人暖被窝,能在生病的时候有人递杯热水,能在孤独的时候有人说说话,这就够了。
桂芳现在还会时不时地想起她男人,但她不会再害怕了。她学会了跟那些记忆和平共处,把它们当作生命的一部分。而我,也学会了她相处的方式,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给她一个拥抱。
我们就像两块拼图,边缘不太吻合,但经过不断地打磨,终于严丝合缝地嵌在了一起。
前几天,桂芳的女儿打电话来,问我们过得怎么样。桂芳说挺好的,你周叔叔对我很好。她女儿在电话那头笑了,说妈,你说话的语气都不一样了,比以前开心多了。
桂芳挂了电话,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光芒。
“老周,”她说,“谢谢你。”
“又谢什么?”
“谢谢你没有放弃我。”她说,“那天晚上,如果我走了,咱们可能就真的错过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其实我心里清楚,那天晚上,真正应该感谢的人是我。如果不是她掀开我的被子,如果不是她坚持要回家,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她心里的苦,也不会知道该怎么去爱一个人。
有时候想想,人生真的很奇妙。你以为你已经走到了终点,却发现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你以为你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却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重新学会了心动。
桂芳说得对,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些人。那些人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也教会了我们如何被爱。即使他们已经离开了,但他们留下的东西,会一直陪伴着我们,直到生命的尽头。
而现在,我的心里除了老伴儿,又多了一个人。那个人会在深夜里掀开我的被子,会在清晨为我煮一碗稀饭,会在阳光下对我微笑,会在黑夜里握住我的手。
那个人叫刘桂芳,是我的搭伙老伴,是我后半生的依靠。
窗外的阳光正好,我起身走到阳台,给那盆绿萝浇了浇水。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充满了生机。我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桂芳端着两杯茶走了过来。
“看什么呢?”她把一杯茶递给我。
“看咱们的绿萝。”我说,“长得多好。”
她走过来,站在我身边,也看着那盆绿萝。微风吹过来,吹动了她的头发,有几缕飘到我脸上,痒痒的。
“老周。”
“嗯?”
“我想把咱们的故事写下来。”
“写它干嘛?”
“留着纪念啊。”她说,“等以后老了,记性不好了,拿出来看看,就知道咱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了。”
我看着她,看着她认真的样子,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行,”我说,“写吧。我给你当素材。”
她笑了,笑得很甜,眼角堆满了细密的皱纹,却一点也不显老。
那天下午,她真的拿出了一个笔记本,坐在阳台上开始写。我偷偷看了一眼,第一行写着:
“二零二六年八月十日,我跟老周在一起的第三个月零七天。今天天气很好,阳光很暖,风很轻,我很幸福。”
我没有打扰她,悄悄退回了屋里。坐在沙发上,我拿起手机,给儿子发了条消息:
“小子,爸跟你说个事。爸找了个伴儿,姓刘,人很好。下次你回来,爸介绍你们认识。”
儿子很快回了消息:“真的?太好了爸!我下周就请假回去!”
我放下手机,看向阳台的方向。桂芳还在那里写着,阳光洒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
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吧。
不需要太多波澜,不需要太多惊喜,只需要有一个人,愿意在深夜里握住我的手,愿意在清晨为我煮一碗粥,愿意陪我一起看日出日落,一起慢慢变老。
这世上最好的感情,大概就是这样——不是轰轰烈烈地爱过,而是平平淡淡地相伴一生。
桂芳,谢谢你。
谢谢你掀开我的被子,谢谢你让我走进了你的世界。
余生还很长,我们慢慢走。
余生长路
桂芳坐在阳台上写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给她倒了三回水,切了一盘西瓜端过去,她都只是点点头,眼睛始终没离开那个笔记本。我有些好奇,又不好意思凑过去看,只好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假装在找东西。
“你能不能别在那儿转悠了?”她头也不抬地说,“晃得我眼晕。”
我讪讪地坐下来,打开电视,把声音调到最小。屏幕上正在播一档相亲节目,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正对着镜头侃侃而谈,说自己有房有车有退休金,就想找个年轻漂亮的。我嗤了一声,心想这人真是不害臊。
桂芳终于写完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她合上本子,长长地伸了个懒腰,然后走到客厅里,把本子往我面前一递:“你看看,写得怎么样?”
我接过来,翻开第一页。她的字不算好看,歪歪扭扭的,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我读了几行,心里就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她写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就是我们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第一次见面时我穿的什么衣服,她记得清清楚楚;第二次约会时我说了什么话,她也记得;甚至我哪次咳嗽了几声,她都写进去了。
“你记这些干什么?”我抬起头来看她。
“记着呗。”她说,“万一哪天你跑了,我还能拿着这个去找你算账。”
我笑了:“我能跑哪儿去?”
“那可说不准。”她在我旁边坐下,“你们男人啊,都是善变的。”
我放下本子,认真地看着她:“桂芳,我不会跑的。你放心。”
她没说话,只是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电视里的相亲节目还在继续,那个大叔已经被灭了好几盏灯,可他还在那儿喋喋不休地说着。我伸手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窗外传来的蝉鸣声。
“老周。”桂芳忽然开口。
“嗯?”
“你说,咱们能一直这样下去吗?”
“当然能。”我说,“只要你不嫌我烦。”
“我怕的是你嫌我烦。”她的声音有些闷,“我这人毛病多,脾气也不好,动不动就哭。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都哭了好几回了。”
“哭怎么了?”我说,“哭说明你感情丰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她从我肩膀上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探究的神情:“你说的是真心话?”
“我周德厚这辈子就没说过假话。”我举起右手,“我可以发誓。”
她把我的手按下来:“行了行了,谁要你发誓了。”顿了顿,她又说,“老周,我也想跟你说句实话。”
“你说。”
“我其实……一直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我愣住了:“你这是什么话?”
“真的。”她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你是老师,有文化,有修养,退休工资也高。我就是个纺织厂的工人,初中都没毕业,啥也不懂。跟你在一起,我总是怕自己说错话、做错事,给你丢人。”
我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
“桂芳,你看着我。”我说。
她抬起头来,眼神有些躲闪。
“我告诉你,我周德厚活了六十多年,见过的人不少,但像你这样善良、真诚的女人,真不多。”我一字一句地说,“你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你懂得的道理比那些读书人都多。你会关心人,会体贴人,会为别人着想。这些东西,是书本上学不来的。”
她的眼眶又红了:“你就会说好听的哄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握住她的手,“桂芳,咱们在一起,没有什么配不配得上的问题。只有愿不愿意的问题。我愿意跟你在一起,你也愿意跟我在一起,这就够了。”
她吸了吸鼻子,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好,那我信你。”
那天晚上,我们破例没有在家做饭,而是去了小区外面的一家小面馆。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四川人,做的担担面味道很正宗。桂芳吃得满头大汗,一边喊辣一边又往碗里加辣椒。我看着她那个样子,觉得特别可爱。
吃完面往回走的路上,路过一家药店,桂芳突然停下了脚步。
“老周,你等我一下。”她说完就跑了进去。
我在门口等着,透过玻璃门看见她在柜台前跟店员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拎着一个塑料袋出来了。
“买的什么?”
她没说话,把袋子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瓶钙片和一盒膏药。
“你上次不是说膝盖疼吗?”她说,“我问了店员,说这个膏药效果好。钙片也要补,上了年纪的人都缺钙。”
我拿着那两样东西,心里热乎乎的。我自己都忘了什么时候跟她提过膝盖疼的事,她却记住了。
“桂芳。”我叫她。
“又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就是想叫你一声。”
她白了我一眼,嘴角却翘了起来。
回到家里,她非要亲自给我贴膏药。我卷起裤腿,露出膝盖,她蹲下来,仔细地把膏药撕开,对准位置贴上去,用手掌按了按,让它贴得更牢一些。
她的手掌很温热,贴在我的皮肤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
“好了。”她站起来,“明天再贴一片,后天再贴一片,应该就能好。”
“你学过医啊?”我开玩笑地说。
“没学过,但以前我男人膝盖也不好,我经常给他贴。”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自然,没有了之前的沉重。
我发现,她现在提起她男人的时候,越来越坦然了。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提就哭,一说就难过。时间真的是最好的良药,它能抚平一切伤口,也能让人学会接受现实。
“桂芳。”我说,“明天周末,咱们去爬山吧。”
“爬山?”她有些惊讶,“你膝盖不好,爬什么山?”
“贴了膏药就好了。”我说,“再说了,又不是爬什么大山,就是去城郊的那个小山坡转转。我听老李说,那边修了一条栈道,风景挺好的。”
她想了想,点了点头:“行,那就去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桂芳穿了一身运动装,头上戴着一顶遮阳帽,看起来精神抖擞。我穿了一件旧T恤,被她嫌弃了半天,说穿出去丢人。我说爬山嘛,穿那么好干嘛。她不由分说,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新衬衫,逼着我换上。
城郊的那个小山坡其实不高,但栈道修得不错,蜿蜒而上,两旁种满了各种花草。早上的空气很新鲜,带着露水的味道和泥土的气息。我们沿着栈道慢慢地往上走,走走停停,看到好看的风景就停下来拍几张照片。
爬到一半的时候,桂芳有些喘了。她扶着栏杆,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我递给她一瓶水,她接过去喝了几口,然后看着我,忽然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我问。
“笑你啊。”她说,“你看你,额头上全是汗,衣服都湿透了。还说要爬山,结果比我还累。”
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不服气地说:“我这是热的,不是累的。”
“行行行,你是热的。”她笑着说,眼睛里满是促狭的光。
我看着她笑的样子,忽然觉得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她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弯弯的,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温暖的光芒。
“桂芳。”我说。
“嗯?”
“你真好看。”
她愣了一下,然后脸红了:“老不正经的,大白天的说什么胡话。”
“我说的是真的。”我认真地重复了一遍,“你笑起来的时候最好看。”
她低下头,耳根都红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头来,小声地说:“那以后我多笑笑。”
我们继续往上爬,终于在上午十点左右到达了山顶。站在观景台上,整个县城尽收眼底。远处的楼房鳞次栉比,近处的田野一片翠绿,一条小河从城边蜿蜒流过,在阳光下闪着银光。
“真美。”桂芳感叹道。
“是啊。”我说,“我在这座城市住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它。”
“我也是。”她说,“以前总是忙着上班、带孩子,哪有闲工夫出来看风景。现在想想,真是白活了那么多年。”
“现在也不晚。”我说,“以后每个周末,咱们都出来转转。把这周围的景点都逛一遍。”
“你说的啊。”她看着我。
“我说的。”我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我们在山顶上坐了很久,看着云朵在天空中缓缓移动,看着鸟儿从头顶飞过。桂芳靠在我肩上,闭着眼睛,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意。风吹过来,吹乱了她的头发,有几缕拂在我脸上,痒痒的。
那一刻,我真希望时间能停下来。
下山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我们在山脚下找了一家农家乐,点了几个家常菜。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很热情,听说我们是第一次来,非要给我们打折。桂芳跟她聊得很投机,两个人从菜价聊到了孩子,又从孩子聊到了老公,最后居然聊到了养生。
我在旁边听着,插不上嘴,只好埋头吃饭。
临走的时候,老板娘拉着桂芳的手说:“大姐,你们两口子感情真好,真让人羡慕。”
桂芳笑了笑,没有解释我们不是两口子。她只是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愫。
回去的路上,我问她:“刚才老板娘说咱们是两口子,你怎么不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她说,“本来就是两口子,只不过没领证而已。”
“那你觉得,咱们要不要去领个证?”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觉得有必要吗?”
“我觉得有。”我说,“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名正言顺。以后去医院看病,也好有个家属签字的人。”
她听了,半天没说话。我以为她不愿意,正准备说“不领也行”,她却突然开口了:“那就领吧。”
“真的?”
“真的。”她转过头来看我,“不过你得先通过我女儿的考察。”
“什么意思?”
“我女儿说了,她要亲眼看看你这个人怎么样,才能放心把我交给你。”桂芳说,“她下个月要回来一趟,到时候你得表现好一点。”
我顿时紧张起来:“那我要准备什么?要不要买点礼物?要不要穿正式一点?你女儿喜欢什么?”
桂芳看着我紧张的样子,忍不住笑了:“瞧把你吓得。放心吧,我女儿没那么可怕。她就是想知道,她妈跟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认真地想了想,然后说:“你是个好人。”
“就这?”
“这还不够吗?”她说,“这年头,好人已经不多了。”
我心里一暖,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挣开,反而反手握住了我。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要跟桂芳领证的事。儿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爸,你确定吗?”
“确定。”
“那阿姨人怎么样?”
“很好。”我说,“你见了就知道了。”
儿子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行,那你们什么时候领证?我请个假回来。”
“不用专门请假,等过年回来再说。”我说,“你忙你的,不用担心我。”
“爸。”儿子叫我。
“嗯?”
“只要你高兴就行。”他说,“儿子支持你。”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窗外的月亮很圆,月光透过碎花的窗帘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影子。桂芳在厨房里洗碗,水声哗哗的,夹杂着她哼唱的小曲。
我忽然觉得,这一辈子,值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为见桂芳的女儿做准备。桂芳说她女儿叫刘敏,比我儿子大两岁,在省城的一家银行工作。她老公是做工程的,常年在外地跑。两个人有一个儿子,今年刚上小学。
“小敏这个人吧,表面上看着挺随和的,但其实心思很重。”桂芳跟我说,“她爸走了以后,她一直不放心我一个人,总想让我搬过去跟她一起住。我没答应,我不想给她添麻烦。”
“那她肯定对我有意见。”我说,“毕竟她妈跟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也不一定。”桂芳说,“我跟她提过你几次,她没说反对的话。就是不太放心,想亲眼看看。”
“那我得好好表现。”我说,“不能让咱闺女失望。”
桂芳瞪了我一眼:“谁是你闺女?那是你晚辈,叫名字就行。”
“行行行,叫名字。”我笑着说。
为了这次见面,我特意去理了个发,又买了一件新衬衫和一条新裤子。桂芳说我太夸张了,我说第一次见家长,总得给人留个好印象。她说你不是家长,你是被考察的对象。我说那更要重视了。
见面的日子定在一个周六。刘敏提前一天就到了,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酒店里。桂芳要去酒店陪她,我说你去吧,母女俩好好说说话。桂芳有些不放心,临走前叮嘱了我好几遍,让我第二天早点到,别迟到,别空着手去,说话注意分寸。
“知道了知道了。”我说,“我又不是小孩子。”
“你就是个小孩子。”她说,“有时候比小孩子还让人操心。”
我送她到门口,她走出去几步,又回过头来:“老周。”
“嗯?”
“明天别紧张。”
“我不紧张。”
“那就好。”她笑了笑,转身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道拐角处,心里忽然有些空落落的。这几个月来,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天在一起,突然她不在身边了,感觉整个屋子都空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给桂芳发了一条微信:“睡了吗?”
她很快回了:“还没,跟小敏聊天呢。”
“聊什么呢?”
“聊你。”
“聊我什么?”
“聊你有多好。”她发了一个笑脸的表情。
我看着那条消息,心里暖暖的。我又回了一条:“明天几点见?”
“十点,在酒店楼下的餐厅。”
“好,我准时到。”
“早点睡。”
“你也是。”
放下手机,我闭上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想着明天该说什么话,一会儿想着刘敏会不会不喜欢我,一会儿又想着如果真的领证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我起了个大早,洗了个澡,刮了胡子,穿上新买的衬衫和裤子,对着镜子照了半天。镜子里的老头看起来还算精神,就是头发白了些,脸上的皱纹多了些。
我叹了口气,心想,老了就是老了,再怎么打扮也变不回年轻时候的样子了。
九点半,我出门了。先去超市买了一些水果和营养品,然后打车去了酒店。到了酒店楼下,我给桂芳发了条消息:“我到了。”
她很快回了:“我们在二楼餐厅,你上来吧。”
我深吸一口气,提着东西上了二楼。餐厅不大,人也不多。我一眼就看见了桂芳,她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应该就是刘敏。
我走过去,桂芳看见我,站了起来:“来了?”
“来了。”我把东西放在旁边的椅子上,“小敏,你好。”
刘敏也站了起来,打量了我一眼,然后微微一笑:“周叔叔好。”
她的态度算不上热情,但也谈不上冷淡,就是一种很客气的礼貌。我心里稍微松了口气,至少她没有给我脸色看。
“坐吧。”刘敏说。
我坐下来,桂芳给我倒了一杯茶。气氛有些微妙,三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刘敏先开了口。
“周叔叔,我听我妈说起过你。”她说,“她说你人很好,对她也很照顾。”
“应该的。”我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互相照顾。”
刘敏点了点头,又问:“周叔叔,你退休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在县中学教语文,教了三十多年。”
“哦,那是有文化的人。”刘敏说,“我妈没什么文化,以后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周叔叔多担待。”
“你这话说的就见外了。”我说,“你妈很好,真的。她心地善良,做事也细心,跟我在一起,是她照顾我比较多。”
桂芳在旁边听着,脸上露出了一丝羞涩的笑容。
刘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问:“周叔叔,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还有一个儿子,在省城工作。”我说,“他已经成家了,有自己的生活,不用我操心。”
“那他支持你跟妈妈在一起吗?”
“支持。”我说,“我给他打过电话,他说只要我高兴就行。”
刘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放下茶杯,看着我说:“周叔叔,我也不绕弯子了。我妈这个人,一辈子不容易。我爸走得早,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吃了不少苦。现在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家庭,没办法时时刻刻陪在她身边。我一直希望她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安安稳稳地过完下半辈子。”
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眼眶有些发红。
“你能对我妈好,我很感激。”她继续说,“但是我也希望你能理解,作为女儿,我必须确认你是真心实意对我妈的,而不是一时兴起,或者有什么别的目的。”
“小敏,你放心。”我认真地看着她,“我对你妈是认真的。我周德厚活了六十多年,从来没有骗过人,也不会骗人。你妈是个好女人,值得被人好好对待。我不敢保证能让她大富大贵,但我可以保证,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不会饿着她。”
刘敏看着我,目光里有审视,也有感动。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露出了今天的第一个真心的笑容。
“周叔叔,我相信你。”她说,“我妈的眼光,不会错的。”
桂芳在旁边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眼眶也红了。她伸手握住我的手,用力地握了握,像是在传递某种无声的信息。
那顿饭吃得比想象中愉快。刘敏不再像刚开始那样拘谨,开始主动跟我聊天,问我的兴趣爱好,问我平时的生活习惯。我也问了问她工作和家庭的情况,她一一回答了,语气比之前柔和了许多。
吃完饭,刘敏说下午就要赶火车回去了。桂芳有些不舍,拉着她的手说了半天的话。我在旁边等着,看着她们母女俩依依惜别的样子,心里也有些感慨。
送走刘敏后,我和桂芳并肩走在街上。午后的阳光有些毒辣,晒得柏油路面都泛着光。桂芳走得很慢,像是在想着什么心事。
“怎么了?”我问她,“还在想你女儿?”
“不是。”她摇摇头,“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
“什么话?”
“就是那句‘只要有你一口饭吃,就不会饿着我’。”
“当然是真的。”我说,“我周德厚说话算话。”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阳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眼睛映得格外明亮。
“老周,我相信你。”她说,“从今往后,我就跟着你了。”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胸口有一股热流在涌动。我伸出手,把她揽进了怀里。街上人来人往,有人在看我们,但我不在乎。
六十多岁了,还能这样抱着一个人,真好。
领证那天,是个星期三。
我们没有办酒席,也没有通知太多人。就我和桂芳两个人,加上老李和王姐,去民政局办了手续。工作人员是个年轻的姑娘,看着我们的资料,笑着说:“恭喜两位,晚年幸福。”
我接过那个红本本,翻开看了看,上面贴着我和桂芳的照片。照片里的我们挨得很近,都在笑,看起来很开心。
“走吧,老伴儿。”我拉起桂芳的手。
“去哪儿?”
“回家。”我说,“回咱们的家。”
走出民政局的大门,阳光正好。桂芳抬头看了看天,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老周。”她说。
“嗯?”
“我现在是你的合法妻子了。”
“我知道。”
“那你以后要对我好。”
“必须的。”
她笑了,笑得很灿烂,像一个刚刚出嫁的新娘。我看着她,忽然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冬天。那时候的她,穿着一件枣红色的羽绒服,围着一条灰色的毛线围巾,安静地坐在王姐家的客厅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女人会成为我的妻子。
命运这东西,真的很奇妙。
婚后的生活,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还是住在我的那套房子里,还是每天一起买菜做饭,一起散步聊天。唯一不同的是,桂芳把她的户口迁了过来,正式成为了这个家的一员。
有一天晚上,她突然问我:“老周,你说咱们要不要养只狗?”
“养狗?”我有些意外,“怎么突然想养狗了?”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太安静了。”她说,“有只狗陪着,热闹一些。”
我想了想,觉得她说得有道理。我白天有时候要去学校参加一些活动,或者跟老朋友们下棋喝茶,她一个人在家确实挺无聊的。
“行,那就养一只。”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喜欢那种小小的,毛茸茸的,抱在怀里很暖和的那种。”
“泰迪?”
“泰迪太闹了。”
“比熊?”
“比熊好看。”
“那就比熊。”我说,“明天咱们去宠物市场看看。”
第二天,我们真的去宠物市场买了一只比熊犬。小小的,白白的,圆滚滚的,抱在怀里就像一个毛球。桂芳给它取名叫“团团”,因为它圆圆的,团团的,特别可爱。
团团来到家里之后,整个屋子都热闹了起来。它很粘人,走到哪儿跟到哪儿,连上厕所都要跟着。桂芳对它宠爱得不得了,每天变着花样给它做好吃的,还给它买了各种各样的小衣服和小玩具。
我有些吃醋,说她对团团比对我还好。她笑着说,你跟一只狗吃什么醋。我说我不是吃醋,我是觉得你偏心。她听了,故意抱起团团亲了一口,说:“我就偏心了,你能怎么着?”
我无言以对,只好认输。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平淡,却充实。每天早上,桂芳会比我早起,做好早餐,然后叫我起床。吃过早饭,我们会一起去菜市场买菜,顺便遛遛团团。回来后,她看电视,我看书,各忙各的。中午一起吃饭,午睡,下午再出去走走。晚上吃完饭,我们会坐在沙发上看一会儿电视剧,然后洗漱睡觉。
这样的日子,简单,重复,却让人感到安心。
秋天的时候,桂芳说想去看看红叶。我查了一下,说城北的山上有一片枫树林,这个时候正是赏红叶的好时节。于是我们挑了一个周末,带上团团,开车去了城北。
那片枫树林很大,漫山遍野的红叶,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桂芳兴奋得像个小姑娘,拿着手机到处拍照,一会儿拍红叶,一会儿拍团团,一会儿又要我给她拍。
“老周,你站到那棵树下面去。”她指挥着我。
“干嘛?”
“我给你拍一张。”
“我一个老头子有什么好拍的。”
“让你站你就站,哪那么多废话。”
我只好乖乖地站到那棵枫树下,摆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她按下快门,看了看照片,皱了皱眉头:“不行,太难看了。重来。”
我被她折腾了大半个小时,拍了十几张照片,她总算满意了。我累得坐在石头上喘气,她却精神抖擞,还在那儿东拍西拍。
“桂芳。”我叫她。
“嗯?”
“你累不累?”
“不累。”她说,“难得出来玩一趟,当然要多拍几张。”
“那你给我拍一张跟团团的合影。”我说。
她转过身来,举起手机,对准我和团团。团团乖巧地趴在我腿上,吐着舌头,看起来很可爱。她按下快门,然后走过来,把手机递给我看。
照片里的我坐在石头上,怀里抱着团团,背后是一片火红的枫林。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我的脸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
“这张拍得好。”我说。
“那是。”她得意地说,“也不看看是谁拍的。”
我看着她得意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她就是这样,有时候像个孩子一样,会因为一件小事而开心半天。
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夕阳西下,把天空染成了一片橙红色。我们坐在车里,车窗半开,微风拂面,带着秋天的凉意和草木的清香。
“老周。”桂芳忽然开口。
“嗯?”
“你说,如果当初我没有掀你的被子,咱们现在会是什么样?”
我想了想,说:“可能就没有现在了吧。”
“是啊。”她叹了口气,“有时候想想,真的挺险的。差一点,就错过了。”
“所以说,缘分这东西,说不清楚的。”我说,“该是你的,跑不掉。”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温柔的光:“老周,谢谢你当时没有放弃我。”
“我也谢谢你。”我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机会。”
她笑了笑,把头靠在我肩上。车子在暮色中缓缓前行,收音机里播放着一首老歌,旋律悠扬,歌词深情。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桂芳跟着哼了起来,声音轻轻的,柔柔的,像一阵微风拂过我的心田。
我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温暖,很柔软,像这个秋天的黄昏一样,让人感到安心和满足。
冬天来得很快。
十一月中旬,一场寒流席卷了整个城市,气温骤降,一夜之间从十几度降到了零下。桂芳怕冷,早早地就把羽绒服翻了出来,把自己裹得像个粽子。
“这天也太冷了。”她缩在沙发上,抱着暖水袋,抱怨道。
“这才十一月,真正的冬天还没到呢。”我说,“等到了一月份,那才叫冷。”
“那怎么办?我可受不了。”
“没事,咱们家有暖气。”我说,“实在不行,我再给你买个电热毯。”
“电热毯不安全。”她说,“我听人说,电热毯容易着火。”
“那你说怎么办?”
她想了想,然后说:“要不,咱们买个地暖吧?”
“地暖?”我愣了一下,“那玩意儿可不便宜。”
“贵就贵呗。”她说,“反正咱们以后都要在这里住,投资一下也是值得的。”
我看着她认真的样子,觉得有些好笑。她就是这样,一旦决定了什么事情,就会想方设法地去实现。
“行,那就买。”我说,“明天我就去找人来看看。”
她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把暖水袋递给我:“帮我加点热水。”
我接过暖水袋,去厨房给她加了热水,回来的时候,她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还开着,正在播一部韩剧,男女主角正在雨中拥吻。我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然后拿了一条毯子,轻轻地盖在她身上。
她睡得很香,呼吸均匀,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不知道在梦里,她看到了什么美好的事情。
我坐在她旁边,静静地看着她。窗外的风呼呼地吹着,树枝被吹得东倒西歪,但屋子里很暖和,很安静,只有她轻微的鼾声。
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第二天,我真的去找人来看地暖了。师傅说安装地暖需要把地板撬开,工程量不小,而且至少要一个星期才能完工。桂芳一听,有些犹豫了,说太麻烦了,要不还是算了吧。
“算了什么算了。”我说,“都已经叫人家来了,总不能让人家白跑一趟。”
“可是要把地板撬开,那咱们住哪儿?”
“住酒店。”我说,“就当是出去旅游了。”
她想了想,最终还是同意了。
施工的那一周,我们住进了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桂芳有些不习惯,说酒店的床太软,枕头太高,被子太薄。我说你将就一下,很快就过去了。
白天,施工队在屋里忙活,我们就带着团团出去逛。去了附近的公园,去了商场,去了电影院。桂芳已经很多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看到那些3D特效,惊讶得嘴巴都合不拢。
“现在的电影都这么先进了?”她摘下3D眼镜,左看右看,“感觉那些人就在眼前似的。”
“那当然。”我说,“时代在进步嘛。”
“唉,我都跟不上时代了。”她叹了口气,“感觉自己像个土包子。”
“你才不是土包子。”我说,“你是最时髦的老太太。”
她被我逗笑了,锤了我一拳:“就你会说话。”
地暖装好的那天,我们回到家里。一进门,一股暖意扑面而来,整个屋子都暖洋洋的,跟外面简直是两个世界。桂芳脱掉外套,光着脚踩在地板上,感受着从脚底传来的温度,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真暖和。”她说。
“那当然。”我说,“花了那么多钱,能不暖和吗?”
“老周,谢谢你。”她走过来,抱住我的胳膊,“你对我真好。”
“应该的。”我说,“你是我老婆,我不对你好对谁好?”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晶莹的光。然后她踮起脚尖,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我愣住了。虽然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但她主动亲我的次数,屈指可数。
“怎么了?”她看着我愣住的样子,有些不好意思,“不喜欢?”
“喜欢。”我回过神来,笑着说,“非常喜欢。”
她脸红红的,低下头,小声地说:“那以后……我多亲几下。”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新装的地暖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感觉整个人都被温暖包裹着。团团蜷缩在我们中间,睡得四仰八叉,肚皮朝上,发出均匀的呼噜声。
“老周。”桂芳在黑暗中叫我。
“嗯?”
“你说,咱们这样,算不算幸福?”
“算。”我说,“当然算。”
“那幸福的定义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幸福的定义,就是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身边有爱人,怀里有狗。”
她听了,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你这定义也太俗了。”
“俗就俗呗。”我说,“俗人才有幸福感。”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往我怀里钻了钻。我搂着她,感受着她的体温和呼吸,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宁。
是啊,这就是幸福。不需要轰轰烈烈,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寒冷的冬夜里,有一个人愿意依偎在你身边,跟你一起分享温暖。
这就够了。
春节前夕,儿子周磊打电话来说,今年要带媳妇和孩子一起回来过年。我听了很高兴,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桂芳。
“真的?”桂芳也有些兴奋,“那我得好好准备准备。”
“准备什么?”
“准备年夜饭啊。”她说,“你儿子一家三口回来,总不能随便对付吧。”
“不用太麻烦。”我说,“随便做几个菜就行了。”
“那怎么行。”她一脸严肃,“第一次见面,一定要隆重一些。”
我拗不过她,只好由她去。接下来的几天,她每天都在研究菜单,列了一张长长的清单,上面写满了各种食材。我陪着她去了好几趟超市和菜市场,采购了一大堆东西,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的。
除夕那天,周磊一家到了。我儿子高高大大的,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儿媳妇小张是个温柔的女人,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孙子小宝今年六岁,虎头虎脑的,特别可爱。
一进门,小宝就看见了团团,兴奋地跑过去要抱它。团团被吓了一跳,躲到了桂芳身后。桂芳蹲下来,温柔地对小宝说:“狗狗有点怕生,你先别急,等它熟悉你了,就会跟你玩了。”
小宝懂事地点了点头,然后看着桂芳,奶声奶气地问:“奶奶,你是谁呀?”
桂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我是你爷爷的朋友,你叫我桂芳奶奶就好。”
“桂芳奶奶好。”小宝甜甜地叫了一声。
桂芳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她摸了摸小宝的头,声音有些哽咽:“哎,乖孩子。”
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也是百感交集。这么多年了,家里终于又有了孩子的笑声。
年夜饭是桂芳主厨,我打下手。她做了满满一大桌菜,有鱼有肉有虾有蟹,色香味俱全。周磊吃得赞不绝口,说比饭店做的还好吃。小张也连连夸奖,说桂芳阿姨的手艺真好。
桂芳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一个劲儿地给他们夹菜:“多吃点,多吃点,别客气。”
吃完饭,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看春晚。小宝坐在桂芳怀里,缠着她讲故事。桂芳就给他讲了一个关于小兔子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的,小宝听得入了迷。
我看着他们,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念头。我掏出手机,悄悄地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桂芳抱着小宝,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小宝仰着头看着她,眼睛里满是崇拜。
这张照片,后来成了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
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窗外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小宝兴奋地跑到窗边去看烟花,五彩斑斓的光芒映在他脸上,把他的眼睛映得闪闪发亮。
“新年快乐。”我对桂芳说。
“新年快乐。”她回望着我,眼睛里也有光芒在闪烁。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遗憾都弥补了,所有的等待都值得了。
春节过后,周磊一家回去了。临走的时候,小宝依依不舍地抱着桂芳的腿,说不想走。桂芳蹲下来,摸着他的头说:“下次放假了再来,奶奶给你做好吃的。”
“拉钩。”小宝伸出小拇指。
“拉钩。”桂芳也伸出小拇指,跟小宝勾了勾。
送走他们后,家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桂芳坐在沙发上,有些失落地看着空荡荡的屋子。
“怎么了?”我问她,“舍不得小宝?”
“嗯。”她点点头,“这孩子真可爱,跟他爸爸小时候一样。”
“你怎么知道他爸爸小时候什么样?”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猜的。”
我看着她,心里忽然有些心疼。我知道,她是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想起了女儿小时候的样子。这些年,她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其中的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桂芳。”我坐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
“嗯?”
“以后,小宝就是你的孙子。”我说,“你想他了,就让他回来住几天。”
她看着我,眼眶有些发红:“老周,你真的不介意?”
“介意什么?”
“介意我有过去,介意我有女儿,介意我不是你原配的妻子。”
“傻瓜。”我把她揽进怀里,“我要是介意这些,当初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你的过去,我无法参与,但你的未来,我一定奉陪到底。”
她把头埋在我胸前,肩膀轻轻地颤抖着。我知道她在哭,但我没有阻止她。有时候,哭也是一种释放,哭完了,心里就轻松了。
春天来的时候,桂芳在阳台上种了一些花。有月季,有茉莉,有栀子花,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花草。她每天都会给它们浇水、施肥、修剪枝叶,忙得不亦乐乎。
“你种这么多花干嘛?”我问她。
“好看啊。”她说,“看着这些花开了,心情就好了。”
我不得不承认,她种花确实有一套。没过多久,阳台上就变成了一片小花园,姹紫嫣红的,煞是好看。邻居们路过的时候,总要停下来多看几眼,夸几句。
桂芳因此结识了几个同样喜欢种花的邻居,经常跟她们交流种花心得。有时候,她还会把自己种的花送给别人,说是分享快乐。
我发现,她变了。
以前的她,总是有些忧郁,有些不安,像是心里压着一块石头。但现在,她变得越来越开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像一个正常人了。
她不再害怕一个人待着,不再在半夜惊醒,不再莫名其妙地流泪。她开始享受生活,享受每一天的阳光和雨露,享受每一个平凡而美好的瞬间。
我知道,她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影。而我,有幸见证了这个过程。
五月的一天,桂芳突然说想回老家看看。
“回老家?”我有些意外,“你老家不是在乡下吗?”
“嗯。”她说,“我想回去看看,给我爸妈上个坟。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去了。”
“行,那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那怎么行。”我说,“你现在是有夫之妇,去哪儿都得有人陪着。”
她被我逗笑了:“行行行,那你就陪我去吧。”
桂芳的老家在距离县城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小山村。我们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又走了半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了她家的老屋。
老屋已经很久没人住了,院子里长满了杂草,屋顶的瓦片也有些松动。桂芳站在门口,看着这座破败的房子,沉默了良久。
“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她轻声说,“我爸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辛苦了一辈子,供我读了书,让我走出了大山。可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他们,他们就走了。”
她的声音有些哽咽,眼眶也红了。
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他们要是知道你过得幸福,一定会很高兴的。”
她点了点头,擦了擦眼泪,然后拉着我,去了村子后面的山坡上。那里有两座坟,并排而立,坟前的石碑已经有些风化,但上面的字迹依稀可辨。
桂芳跪在坟前,点燃了纸钱。火光映在她脸上,忽明忽暗的。她嘴里念叨着什么,声音很轻,我听不清,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她想对父母说的话。
我也跪了下来,对着墓碑磕了三个头。
“爸,妈。”我说,“我是桂芳的爱人,我叫周德厚。你们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她,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
桂芳看着我,眼泪夺眶而出。她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起来。我搂着她,任由她的泪水浸湿我的衣襟。
那一刻,我知道,她终于放下了所有的包袱,彻底地接纳了我。
从老家回来后,桂芳像是变了一个人。她变得更加开朗,更加乐观,更加热爱生活。她开始学习跳舞,参加了社区的广场舞队;她开始学习书法,每天都会练上几张大字;她还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的摄影班,说要学好了给我拍照。
“你学这么多东西,忙得过来吗?”我问她。
“忙得过来。”她说,“以前总觉得自己老了,学不动了。现在才发现,只要想学,什么时候都不晚。”
我看着她充满活力的样子,心里由衷地为她高兴。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再是那个活在过去的阴影里、惶惶不可终日的女人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乘凉。夏夜的星空很美,银河横贯天际,繁星点点,像是撒在黑色天鹅绒上的钻石。
“老周。”桂芳忽然开口。
“嗯?”
“你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留遗憾。”
“不留遗憾?”她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你说得对。我以前有很多遗憾,但现在,我的遗憾越来越少了。”
“那是因为你遇到了我。”我开玩笑地说。
她笑了,没有反驳,而是认真地点了点头:“是的,因为你。”
我看着她,月光洒在她脸上,把她的轮廓勾勒得格外柔和。她已经不再年轻了,脸上的皱纹和白发都在提醒着我,我们都老了。但在我的眼里,她依然是那个最美的女人。
“桂芳。”我叫她。
“嗯?”
“我爱你。”
她愣了一下,然后脸红了。虽然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但这三个字,我还是第一次说出口。
“老不正经的。”她低下头,小声地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说这种话。”
“年纪大了就不能说了?”我说,“我就是爱你,怎么了?”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晶莹的光。然后她笑了,笑得很甜,像一个害羞的少女。
“我也爱你。”她说。
那一刻,天上的星星仿佛更亮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们已经在一起两年了。
这两年里,我们有过争吵,有过分歧,有过磨合期的不适。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相濡以沫,互相扶持,共同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桂芳急得团团转,又是给我喂药,又是给我物理降温,整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早上,我烧退了,她却累得趴在床边睡着了。
我看着她的睡颜,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动。这个女人,虽然不是我的原配,但她对我的好,丝毫不比原配少。
还有一次,桂芳不小心摔了一跤,扭伤了脚踝。我背着她上下楼,去医院检查,回家休养。她趴在我背上,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老周,我重不重?”
“不重。”我说,“轻得很。”
“你骗人。”她说,“我都一百多斤了。”
“一百多斤怎么了?”我说,“你就是两百斤,我也背得动。”
她听了,在我背上咯咯地笑了。那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回荡在楼道里,久久不散。
我们也会吵架。有时候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她嫌我袜子乱扔,我嫌她唠叨不停。吵完之后,两个人各自生闷气,谁也不理谁。但过不了多久,总会有人先低头,要么是她做了一碗我爱吃的面条端到我面前,要么是我主动找话题跟她搭话。
有一次,我们吵得比较凶。起因是她想把家里的家具重新摆放一下,我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精力。两个人越说越激动,最后她摔门进了卧室,我坐在客厅里生闷气。
过了一会儿,我冷静下来,觉得自己确实有些过分。她也是为了这个家好,想让家里变得更温馨一些。我何必为了这点小事跟她较劲呢?
我走到卧室门口,敲了敲门。
“桂芳。”
没人回应。
我又敲了敲:“桂芳,开门,我有话跟你说。”
还是没人回应。
我有些慌了,推了推门,发现门没锁。我推门进去,看见她坐在床边,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
“桂芳。”我走过去,坐到她身边,“别哭了,是我不好。”
她不理我,继续哭。
“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说,“你想怎么摆就怎么摆,我都听你的。”
她终于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看着我:“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我举手发誓,“我要是骗你,我就是小狗。”
她破涕为笑,锤了我一拳:“你就会说好听的哄我。”
“那不叫哄。”我说,“那叫真心话。”
她白了我一眼,但嘴角却翘了起来。我知道,她不生气了。
那天下午,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把家里的家具重新摆放了一遍。虽然累得腰酸背痛,但看着焕然一新的家,我们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这样是不是好看多了?”她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满意地说。
“是是是,你说了算。”我揉着腰说。
“你这是什么态度?”她瞪我一眼,“不服气?”
“服气服气,心服口服。”我连忙说。
她哼了一声,但眼睛里却满是笑意。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有争吵,有和解,有摩擦,有包容。它不是完美的,但它是真实的。它像一杯温水,不烫嘴,不冰牙,刚刚好,适合我们这两个老人慢慢品尝。
第三年的春天,桂芳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
起初只是偶尔的头晕,她没当回事,以为是血压高了,吃点降压药就好了。但后来,头晕的频率越来越高,有时候甚至会眼前一黑,差点摔倒。
我催她去医院检查,她总是说没事没事,过两天就好了。直到有一天,她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突然晕倒了,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吓坏了,赶紧打了120,把她送到了医院。
急诊室的医生给她做了一系列检查,然后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周先生,您爱人的情况不太乐观。”医生面色凝重地说,“我们怀疑是脑部肿瘤,需要进一步确诊。”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砸了一下。
“肿瘤?”我的声音在发抖,“良性还是恶性?”
“目前还不能确定。”医生说,“需要做增强CT和核磁共振才能确认。我建议您尽快安排住院。”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生办公室的。我靠在走廊的墙上,双腿发软,几乎站不稳。来来往往的医护人员从我身边走过,没有人注意到一个老人的崩溃。
我深吸了几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我不能倒下,桂芳还需要我。
我回到病房的时候,桂芳已经醒了。她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看见我进来,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医生怎么说?”她问。
“没什么大事。”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一些,“就是有点贫血,需要住院调理几天。”
她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洞察一切的了然:“老周,你别骗我了。是不是很严重?”
我张了张嘴,想否认,但对上她那清澈的眼神,我说不出谎话来。
“医生说,可能是脑部有点问题。”我艰难地开口,“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是肿瘤吗?”
我没有回答,但我的沉默已经给了她答案。
她闭上了眼睛,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滑落下来。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在微微地颤抖。
“桂芳,别怕。”我说,“不管是什么病,我都会陪着你。咱们一起面对。”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老周,我不想死。我好不容易才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不想就这么走了。”
“你不会走的。”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你还要陪我很多年,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变老的。”
她哭着点了点头,然后把头埋进了我的怀里。
那一夜,我坐在病床边,握着她的手,一夜未眠。
接下来的几天,桂芳做了一系列的检查。每一次检查,对我来说都是一场煎熬。我在检查室外面来回踱步,双手合十,祈祷着奇迹的出现。
终于,结果出来了。
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脸上带着一丝笑意:“周先生,恭喜您,您爱人的肿瘤是良性的,可以通过手术切除。”
那一刻,我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我扶着办公桌,声音颤抖地问:“真的吗?医生,您说的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医生说,“虽然手术有一定风险,但成功率很高。只要手术顺利,术后恢复良好,您爱人完全可以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一个劲儿地点头。
回到病房,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桂芳。她听了,先是愣了几秒,然后捂着脸哭了起来。我知道,那是喜悦的泪水。
“老周。”她哭着说,“老天爷还是眷顾我的。”
“是啊。”我眼眶也红了,“老天爷舍不得把你带走。”
手术安排在半个月后。这半个月里,我寸步不离地陪着她,给她做她最爱吃的菜,陪她聊天,给她讲笑话。我要让她以最好的状态走上手术台。
手术那天,我送她进手术室。她躺在推车上,握着我的手,眼神里有一丝恐惧。
“老周,我会不会……”
“不会。”我打断她的话,“你一定会平安出来的。我在这儿等你。”
她点了点头,松开了我的手。手术室的门缓缓关上,隔绝了她的身影。
我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坐立不安,在走廊里来回踱步,手心全是汗。我不断地看表,不断地祈祷,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定会没事的。
终于,手术室的门打开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笑容。
“手术很成功。”他说,“肿瘤已经完全切除,病人很快就会苏醒。”
我腿一软,靠着墙滑坐在地上。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桂芳被推出来的时候,还在麻醉中,脸色苍白,但呼吸平稳。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有些凉,但已经有了温度。
“桂芳。”我轻声叫她,“我在这儿。”
她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眼皮动了动,但没有睁开。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直在医院陪护。给她擦身子,喂她吃饭,陪她做康复训练。她恢复得很好,一天比一天有精神。
有一天,她坐在病床上,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忽然说:“老周,等我好了,咱们去旅行吧。”
“好啊。”我说,“你想去哪儿?”
“去海边。”她说,“我这辈子还没看过大海呢。”
“行,那咱们就去海边。”我说,“去三亚,去厦门,去青岛,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她笑了,笑得很开心,像一个憧憬着未来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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