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疾痛｜“我身体里的陌生人”，一种理解精神疾病的维度

【编者按】

当被诊断为某种精神疾病时，我们是找到了解释，还是失去了自我？《纽约时报》年度好书、《纽约客》专职作家蕾切尔·阿维夫的《我身体里的陌生人》，通过走访和查找资料，讲述了六个震撼又动人的精神病患的故事，包括厌食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探讨了精神疾病患者个人经历，以及精神疾病如何被定义和治疗的历史。本文为该书的序章，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后拟。

我在上一年级的头几周里便交到了一个新朋友，她叫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孩子，却身材矮小，瘦骨嶙峋。我们是通过玩播棋[1]认识的，播棋的玩法是把棋子下到有十四个凹槽的木制棋盘上。我特意避开班里的其他同学，这样伊丽莎白邀请我一起玩的时候，就不会扑空。不知为何，她也的确常常叫我。我感觉我们能缔结这段友谊，其实是我有意促成的。

伊丽莎白住在布隆菲尔德山，那里地处郊区，住的多是底特律的富人。我曾问妈妈，为什么伊丽莎白家里的气味和我们家的如此不同。她的回答平常得让我失望，她说，那只是因为我们用了不同的洗衣液而已。伊丽莎白家的房子很大，我甚至敢肯定，她在自己家里都会迷路。她的房间里有一张黄色的四柱架子床，还有一个步入式衣帽间。她家还有游泳池。她给我看过她梳头时，一头金发如何梳着梳着就变得更亮了。她家的地下室里有一个专门用来装苏打水的冰箱，某天她提议我们把可乐喂给自己的膝盖喝。我们在她保姆的车里做了这项实验，可乐滴到车座上时，我们捧腹大笑。人似乎只能用嘴喝东西，真是不可思议。

有时，我也会在家里假装自己是伊丽莎白。我在各个房间之间转悠，幻想着我的家也大到没有尽头。也许出于一个意外，一点坏运气，我生来就是我，而不是伊丽莎白。我记得有一次我从梦中醒来，感到孤独无助：在梦里，我得到了一个成为伊丽莎白的机会，只要在校车上选对座位就可以。我走过了十三排座椅，这个机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最后，我选错了。

我那时刚满六岁，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对我来说还是一片混沌。在音乐课上， 我被分配到的座位正好夹在两个男孩之间：一边是斯隆，他是一年级学生里个头最高的。他总是在流鼻涕，挂着绿绿的鼻涕。另一边坐着布伦特，他胖乎乎的，呼吸声很粗重，以至我有时会去看他是不是睡着了。他们的身体特征好像会传染一般，我为了保护自己，努力坐到中间，尽可能地远离他俩。我感觉，要是靠斯隆太近，我会像他一样变成高个儿；如果离布伦特太近，我就会变得和他一样胖乎乎。我和姐姐萨丽之前看过一则新闻，一个躺在床上的肥胖男子心脏病发作，救援人员必须动用起重机才能把他挪出公寓。我们想象了一下他们的组织工作包括哪些：他们是不是得把墙壁推倒？他们又是怎么把那个人固定在起重机上的呢？最终，我决定坐在靠近斯隆的这边，宁可长高也不要变胖。

午餐时，班上每个人都被要求至少“浅尝一口”每道菜，比如一根面条、一粒豌豆。我一年级时的老师是卡尔芬女士，许多年后，她告诉我：“你就坐在那儿，看着面前的食物发呆，我往往会说：‘吃吧！我们只有二十分钟！接着吃！’但你总是拖拖拉拉。”开学两周后，我问老师我能不能在午餐后去一趟厕所。“是要去嘘嘘吗？”卡尔芬女士问我。她说，我当时回答，我只是想照照镜子。

又过了几天，就连卡尔芬老师放在我盘子里只要我“浅尝一口”的食物，我也不肯再吃。她问我是不是想去沙拉吧，我有时能在那里拿到一些碎面包块。我否认了，努力隐藏起笑容。她仔细地看着我，脸上露出了一个我无法归类的表情——看起来她在一边皱眉一边微笑。我能感觉到，她在思考我是个怎样的孩子，而她的这种关注让我心花怒放。我爱她，却又担心自己对她的感情得不到回报。当时我感觉她更喜欢那些沉着冷静的孩子，他们的妈妈常来学校做志愿活动。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基本上不吃不喝。我也不记得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只记得那些大人的反应，还有我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自豪感。此前的一周，我们才庆祝了赎罪日[2]，这个节日给了我灵感。我由此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人可以对食物说“不”。这个做法既保留了节日的宗教气氛，又带有一种殉道的意味。

我每周去三次希伯来语学校[3]。我认为上帝和自己之间存在某种无形的交流渠道，这个想法让我乐在其中。我每天都会多次祷告，希望家人能够健康，直到我们“八十七岁或者更老”，我还会重复说“我和妈妈”，因为我感觉我俩的存在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还记得，走在父亲女友后院的鹅卵石上是什么感觉。那让我意识到，我脚下的每一步都是上帝为我预先安排的。但自我意识也会遮蔽这种顿悟时刻，我觉得那或许就是我的“荆棘燃烧”[4]时刻。启示的内容并没有我自身的渴望重要，而我渴望的是，自己能和别人区别开来，证明我属于有能力感应启示的那一类人。

1988年9月30日，我跟妈妈说我头很晕，可能随时会撞到墙上。那时我已经三天没怎么吃东西了。妈妈带我去看了儿科医生。她后来告诉我：“我当时想的是，‘行吧，他们会给你吊点水，然后我就带你回家’。”在她的描述中，我是一个精力旺盛又傻头傻脑的六岁小孩。爸爸的女友琳达后来成为我的继母，据她回忆，我是她见过的所有孩子里最悲伤的那一个。当她给我展示一些可能让我欢欣雀跃的事情时，我经常用同样的句子来打发她：“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琳达注意到，我有着一种不寻常的能力——我默默流泪时，可以一动不动地坐着，而且经常是在厨桌前。爸爸叫我吃饭，我拒绝，有时我们会僵持一个多小时，他最后只能投降，开车送我去上学。

我的儿科医生注意到，我上个月体重掉了四磅[5]。而在此之前，我的饮食一直很正常，他写道：“主要吃披萨、鸡肉和麦片”。在“活动能力”那栏，他写的是“跑步、跳跃、骑两轮车”。在“个人/社交”那栏，他写的是“感到无聊”。他建议妈妈带我去底特律的密歇根儿童医院看看。因为我“无法进食”，在那里，我被收治入院。医院里的一名精神科医生是这么描述我的：“患者为女性，发育良好，但身体瘦弱，不属于急性抑郁。”

医生们也访谈了我父母，彼时他们已离婚一年，仍在为监护权问题争执不休。一名医生这样写道：“患者母亲称患者父亲嘲笑肥胖症患者，他对此并未反驳。”然而，父亲说我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母亲，因为她“过度关注食物”。她确实囤购了很多全麦面包。我们打开冰箱门时，这些面包有时会掉落出来，那都是她从底特律周边的农贸市场里买来的。但她在饮食上的态度相对正常，可能只是有些过度热爱吧。和许多同龄女性一样，她偶尔会尝试节食，但又缺乏坚定的意志力。

去住院前的那周，我在妈妈的帮助之下写日记——我当时还不会写字，所以都是我一边说，她一边帮我写下来。但我没有把自己的具体精神状态告诉她，只是按时间顺序记录每天做了些什么，间或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蛇如果腹泻，会从哪里拉出便便？为什么人不长尾巴？我妈妈当时刚和男友分手，她自己也会写日记。那周，她在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梦——她经常记录自己做的梦——她让一个园丁把我们家房子的砖一块接一块地拆下来。“最后只剩下泥，还有房子的水泥结构。”她这样写道。

在我住院的第一个晚上，护士给我送来一盘食物，但我不肯吃。妈妈饿了，所以她把这些全吃了。她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很生气，觉得我不该吃那些为你提供的食物。”第二天，护士给我打了点滴，因为我已经脱水了。

在我的病历里，找不到对绝食原因的具体说明。一名心理医生写道：“显而易见，患者的一系列症状其实折射了父母之间的关系。”另一名心理医生则认为，“蕾切尔对外部世界的感受非常强烈，所以她试图向内剖析自己，来理解并处理这些感受”，但“她的思维过程太过复杂，因而倾向于谴责自我（比如，问题一定出在我身上）”。尽管这种描述几乎适用于任何人，但医生们得出的结论是，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神经性厌食症患者”。

厌食症经常被描述为一种“阅读障碍”。在许多文本中，“瘦”往往被描述成女性的理想状态，若读者不加鉴别地接受这些内容，就会引发厌食症。那时我刚刚开始学着识字。在那之前，我对厌食症闻所未闻。当妈妈告诉我诊断结果时，我感觉“厌食症”就像是某种恐龙的名字。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厌食症。日本学者向井隆代（Takayo Mukai）也曾是厌食症患者，她在首次接触到厌食症这个词时，也表达过类似的困惑：“厌食症，这个单词由八个字母组成，就像一个没贴邮票也没写地址的空信封一样，让人感觉不知所云。”

父亲和琳达去了我们当地的图书馆。关于厌食症，他们只能找到一本书——那是希尔德·布鲁赫[6]于1978年出版的《金色牢笼：厌食症的心理成因与治疗》。他们读了这本书。布鲁赫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人称“厌食症女士”。20世纪60年代，她开始撰写厌食症的相关文章。在那个年代，厌食症还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疾病。在她的假设中，标新立异是厌食症的根基，她将厌食症描述为一种“对身份和自我的盲目探寻”。根据她（并不准确）的预测，一旦患上厌食症的女孩达到一定数量，患病率也许反而会下降，因为这时候得厌食症就不再是什么与众不同的事了。她写道：“在过去，对一个形单影只的女孩来说，她从未找到自己的救赎之道，厌食症可以被视为她的成就。她们误以为这是一条走向独立的路径，而在某种程度上，每个患病的女孩都是这条路上的开拓者。”

《金色牢笼：厌食症的心理成因与治疗》（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是关于进食障碍领域的权威经典

我母亲也读了一些关于这种疾病的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当时主流的精神分析学角度来写的，而且隐藏着一条千篇一律的信息——患者的母亲是造成这种病症的背后原因。母亲还在一本螺旋装订的日记里写道：“我就是造成这一切痛苦以及原生伤害的罪魁祸首。”她一直把那本日记放在包里，随身携带。她把这一认识转化为对自己性格的控诉。她还写道：“我必须承认我有苛刻待人和伤害他人的倾向。有时，我对我的孩子们很刻薄，尽管在我看来，我只是在努力去保护他们。”姐姐和我都不记得她做过任何与“刻薄”沾边的事，但作为一个母亲，她对书里这些关于她的论断深信不疑。她在与我的医生谈话时会做笔记，并在笔记里提醒自己要“保持谦逊”，不要“声称自己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厌食症”似乎是一个蕴含着强大力量的词，我甚至不敢把这个词说出口。我那时正在学习字母的发音，单词在我看来就像有形、可触的实体，以某种方式将蕴意具体显现出来。我不会把任何食物的名字读出来，因为说出来的过程就像是将它吃进了肚子里一样。一位心理学家这样记录道：“她一听到食物名字，便会捂住耳朵。”我不说“7”，因为这个数字发音和“吃”很像。[7]我的固执惹恼了一个护士，她说我“油盐不进”，我听后感到很沮丧。母亲对我的禁忌更是敏感。在医院里，我的室友是一个患有糖尿病的女孩，我问妈妈她得的是什么病，妈妈对“糖”这个字眼避而不谈。她是这么解释的：“她的病和你的病正好相反。”

我被分配给一位年轻的心理医生，他叫托马斯·科普克（Thomas Koepke），他总是温声细语，体贴病人。回答他的问题时，我总是尽量言简意赅。我常常怀着一种难以明言的恐惧——即便我一言不发，我的所思所想也会从后脑勺被转录、打印出来，就像打印机慢慢吐出一张印好的纸一样。另一位心理医生给过我一句评价，那句话使今天的我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有些难为情，他写道：“蕾切尔看上去懂得如何控制自己在面谈时的表现，她本人似乎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这是她保护自己的方式。”

科普克医生告诉我父母，年仅六岁的孩子就被诊断出厌食症，这是他的医学团队以前从未遇到的情况。不过，他们还是让我搬出了与糖尿病女孩合住的病房，把我换到了医院五楼。根据我的观察，这一层是根据种族划分的。走廊尽头住的是患有镰状细胞贫血的黑人孩子。我搬去的病房在五楼中间，这里住着几个白人女孩，她们的年龄都比我大。有些女孩因为营养不良，脸上和手臂上还长着羽毛般柔软的毛发，就是新生儿皮肤表面的那种胎毛。每天早上，我们都会穿着病号服，背对着秤站上去称体重。

女孩们经常谈论自己享有何种“特权”。护士们会把饭菜放在托盘里，送到我们的床上，如果谁把饭吃完了，并且护士没有在她的大腿上发现大块的面包屑，她就可以给父母打电话。要是谁一天吃完了两顿饭，父母就可以有一小时的探访时间。而不吃东西的后果很严重：连续两顿不吃饭的孩子会被要求卧床休息。要上厕所的话，我们得叫上一个护士，她会记录我们的“产出情况”。他们不让我们看电视，也不准我们去游戏室，而患有其他疾病的孩子们可以在那里玩耍。谁要是体重下降了，就会被惩罚用饲管，这种恐惧笼罩着我们的一日三餐。我那时尚未意识到，饲管是要从鼻孔插进去的。在我的想象中，饲管是一个巨大的管状容器，就像一个有盖的滑梯一样，我会被关在里面。

在厌食症病房区，我分到了一个新室友。她是个十二岁的女孩，名叫凯莉，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我问她：“你觉得我是个怪人吗？”我问了她好多次，最后，她对我说：“如果你继续问个不停，我就要说‘对’啦。”她认识我们这一层所有的护士，已经和其他患者都混熟了。她的朋友哈瓦住在我们隔壁房间，我把她俩都视为导师。哈瓦当时也是十二岁，长得很漂亮，五官立体。她留着一头棕色长发，但从不打理。她给人一种粗犷而野性的印象，让我想起那些关于平定美国边境的书里的女主角。她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自己的住院经历。当时她正学着借由一种治疗性语言来了解自己，她的日记也深受这种语言影响。她在那群孩子中算是较为早熟的一个，见到我之后，她一下子就情绪激动起来。她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天啊，这个小女孩才六岁！”她接着写道：“看看她！赐她一个可以依靠的大人吧，让她释放她紧绷、僵硬的身体里隐藏的孩子气吧！我敢说，她只是在等着有人向她伸出手来，好让她紧紧握住！”

也许，哈瓦也曾受到赎罪日精神的很多影响。她在一所犹太走读学校上学，在日记中，哈瓦写道，她因为自己不会“被写进生命之书里”而惊恐万分。上帝在“生命之书”记录了那些他认为值得多活一年的人的名字。她认为自己“没能成为达到上帝神圣要求的完美之人”，并因此自责。

我们之间还有其他相似之处：哈瓦的父母也经历了漫长的离婚过程，也处于相互憎恨的状态；她的父母也曾取笑其他相熟家庭里的肥胖者——她写道，他们“总是取笑奥恩斯坦一家，叫他们为‘呼噜斯坦一家’”；哈瓦也有一个像伊丽莎白那样的朋友——哈瓦不仅崇拜她，而且想成为她那样的人。哈瓦在日记中写道，当她在那个朋友家里玩耍时，她想象着自己能一直住在那里，永远都不用回家，她喜欢沉浸在这样的想象之中。她的笔迹和我的非常相似，最近我在读她的日记，读到某些段落时，我会一瞬间陷入恍惚 ，以为我在读自己写下的文字。

我认识哈瓦时，她已经住院近五个月了。那时她在读六年级，她母亲盖尔去见了她班上的同学，想要向其他学生解释为什么哈瓦缺课这么久。盖尔对全班同学说：“虽然哈瓦很瘦，但我的继母是所有家庭成员里最务实的那一个。她告诉我，她一度怀疑我能否撑到成年。我身上确实存在一些特质，总让我无缘无故地拒食。比如，我会模糊地觉得，自我约束是一种良好的道德品质。但我也想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天生就有厌食症。我并未经常听别人说起“瘦”这种理想状态，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变“瘦”并没有什么执念。历史学家琼·雅各布斯·布伦伯格（Joan Jacobs Brumberg）在她的书中给出雄辩高谈，介绍了进食障碍的起源。用她的话来说，厌食症“招募”了我，但这种疾病从未成为我的“事业”。我未能从中获得一套能帮我逐步理解自己的语言。

这种侥幸死里逃生的感觉让我注意到，疾病的早期阶段存在一些窗口期。在那些阶段，患者会感觉元气耗尽，失去行动能力，但我们的身份与社交生活尚未被完全重塑。精神疾病常常被视为慢性且难以控制的力量，它们接管了我们的生活。但我想知道的是，我们对它们的叙述，尤其是在初始之时，能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它们的走向。人们可能会因为这些故事感到解脱，但也可能陷入其中。

人们会将大脑中的思维活动梳理成一个个故事，精神病学家们则会使用“自知力”这个词来评估故事的真实性。“自知力”是精神病学领域一个至关重要、近乎神奇的词语。1934年，精神病学家奥布里·刘易斯（Aubrey Lewis）在《英国医学心理学杂志》（The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重大意义的论文，将自知力定义为“个人对自身病态变化的一种恰当态度”。例如，一个有“恰当态度”的病人能够认识到，死者的灵魂不会突然开口和他对话；相反，这些声音的出现是发病症状，而药物可以让其消失。每个精神疾病患者入院时都会接受自知力评估，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院方是否会采取违背患者意愿的治疗。但其实“恰当态度”的概念取决于文化、种族、民族和信仰，这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研究表明，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更容易被认为“缺乏自知力”，这可能是因为医生不熟悉有色人种表达痛苦的方式，也或许是因为相较于白人，有色人种患者更难相信医生所说的话。用最直白的话来说，自知力衡量的是患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医生的阐释。

奥布里·刘易斯（1900年11月8日-1975年1月21日）是伦敦精神病研究所（现为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部分）首位精神病学教授，被誉为二战后英国精神病学蓬勃发展的推动者，同时也提升了该学科的全球影响力

半个世纪以前，精神分析论盛极一时。在当时，自知力指代的是一种顿悟感：处于无意识层面的欲望和矛盾开始进入意识层面。比如说，如果一个患者能认识到自己内心压抑着对父亲的仇恨，并能意识到这种不被允许的情感如何塑造了她的性格，那她就被认为是拥有自知力的。然而，人们逐渐认识到，虽然自知人际冲突在智识上是有意义的，但患者并不能因此被治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疾病的生物医学解释开始成为主流。这些解释不再需要提及自知力。“恰当态度”开始依托于一套全新的知识体系：如果患者能理解是脑部疾病引发了自身的精神障碍，那么他们就具备自知力。生物医学进路解决了一个道德问题（患者及其家属一度饱受责难），它被人们欣然接受，因其有潜移默化地减少病耻感的潜力。1999年，美国的医务总监首次以精神健康为主题做报告。他指出，“身体与心灵被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分割开来，这最早由笛卡尔提出”，而这正是病耻感的源头。医务总监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把精神疾病和其他形式的疾病区分开来，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也许的确如此，但生物医学的理论框架似乎并未真正减少病耻感。研究表明，如果人们将精神疾病视为生理疾病或遗传疾病，那他们确实不大可能将精神状况归咎于性格软弱，也不会去惩罚患者，但他们会更倾向于认为这类疾病不受患者自身控制，是危险且应与之保持距离的。疾病似乎不屈不挠，就像闪电的方向那样无法被改变。艾琳·萨克斯（Elyn Saks）是南加州大学法学、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教授，她在回忆录《核心崩解》（The Center Cannot Hold）中写道，当她被诊断出精神分裂症时，她觉得就好像“有人告诉我，无论我的大脑是哪里出了问题，都是永久性的，而且从所有迹象来看，都是无法修复的；我反复听到‘削弱性的’‘令人困惑的’‘慢性的’‘灾难性的’‘ 毁灭性的’‘ 失去’这些词。我会一直这样，直至人生尽头。直至人生尽头。”

哈瓦以前有着极强的自知力——在她的日记中，她经常提到她正在经历“化学失衡”。而我在六岁那年基本上不具任何自知力。当我又开始进食时，那似乎就是个偶然的选择罢了。但也可能那的确是我做出的决定，因为我当时没有把医生的解释太当回事。对于疾病在我人生中扮演的角色，我从未受制于任何一种具体解释。有些故事能带来救赎，有些故事则会设下陷阱，但我们在患病时往往很难区分二者。

为何某些精神疾病患者能够康复，而其他得到同样诊断的人会走上漫长的患病“生涯”？精神科医生对此知之甚少。精神病学对于疾病有一套解读模式，而人们自己寻求意义的故事则大为不同。我认为，要回答上述问题，就得更多地关注这两者之间的裂隙。虽然寻求有效的治疗方式比解读故事更重要，但这些故事仍可改变我们的生活，有时还会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改变。而且，这些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自我认知，决定着我们是否想接受治疗。

我一直对案例研究[8]怀有浓厚兴趣，同时也对这个领域所呈现的封闭世界的图景感到不满：每个案例仅着眼于一个人、一种解释。我在想，我们这些写作者在写精神疾病的相关文章时，是否过于频繁地去精神病学中寻找线索。精神疾病的故事往往非常个人化；病理是由内产生的，患者承受的痛苦同样存在于内心世界。但这些故事忽视了人们身处的环境与生活方式，也并未谈及患者的身份如何成为他人看法的映射。不仅仅是我们头骨下的大脑生了病，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所在社区也导致了疾病的出现，并让疾病一直存在。虽然纯粹的精神病学心理模型可能对患者的生存至关重要，但正如本书书名《我身体里的陌生人》（源自哈瓦的日记）所提醒的，这种框架也可能让我们远离许多必要的理解疾病的维度，这些维度能够维系一种连贯的自我认知，在发病或危急时刻尤其必要。

在《隐藏的自我》这篇文章中，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写道，“每一门学科的理想都是构建一个封闭而完整的真理体系”。他表示，学者们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会在很大程度上忽略那些未能“以标准形式存在”的症状和患病经历，他将其称为“无法归类的剩余部分”。本书故事的主角，就在这个“封闭而完整的真理体系”之外与精神疾病抗争。他们的故事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中展开，但都有同样的背景：心灵的边陲地带，人类感知的外缘，在那里，语言往往是失效的。我选择的主人公都有过无力沟通之感，也都曾尝试通过写作克服；本书的素材除了我和他们的对话，还有他们的日记、信件、未发表的回忆录、诗歌和祷告词。他们已经触到了通过精神病学理解自我的极限，并在寻找合适的解读维度：化学、存在主义、文化、经济或政治。他们想在现实世界里理解自我。但这些不同的解读方式也不互斥；有时，所有的解读都可能是正确谜底。

我曾想过，将书中每一个人的故事单独成书，但我最终想要做的是强调精神疾病经历的多样性，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转换审视问题的角度，答案也会随之变化。在本书开头的男主人公的故事里，对精神痛苦的精神动力学与生物化学解释在20世纪占据主流，而这两种解释让他深感割裂。余下章节则跳出这两种盛行的框架：第一位主人公试图在她与精神导师及诸神的关系中理解自我；第二位主人公直面了本国的种族主义历史，以及这段历史如何塑造了她的头脑；第三位主人公为精神病学的种种概念所桎梏，以至于无法再看清她的痛苦的本来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讲述的是那些失散在主流之外的故事，是我们现有的关于心灵的理论未能捕捉到的各个身份面向。我们无法回到过去，打开故事被讲述之前的原始感受。在那时，人们的焦虑、孤独、迷失感尚未被命名，也未被嵌入特定的脉络。但在人们的真实经历与这些讲述他们的痛苦、有时甚至决定他们的人生走向的故事之间存在着裂隙，我所努力发掘的正是这种裂隙。

当代的精神病学的确创造了一种共用的语言，从某个角度来说，它也的确可以减轻人们的孤独感。但我们可能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精神病学的解释带来的影响，而它们并不是中性的：它们重新划定了哪些关于自我的叙事可被算作“自知力”，也重塑了我们理解潜在自我的方式。本书第一章的主人公雷·奥谢罗夫（Ray Osheroff）就在努力理解两种相互冲突的心理模型，但哪一种都没能使他读懂自己承受的痛苦。雷问：“我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不是这样的吗？我究竟是什么？”

我母亲是一位高中英语老师。我十几岁的时候，她提议我们合写一本书，轮流撰写章节，来讲述我作为（据我们所知）美国最年轻的厌食症患者的经历。我拒绝了，因为这个提议让我觉得难为情。二十年过去了，我告诉妈妈，我把那段经历写了下来，她知晓的时候很惊讶。那段经历在我的思想中留下的印迹也让我惊讶不已。当我想到自己现在拥有的生活，再想到哈瓦，我便意识到那段患病经历非常可能导致另一种结果。这让我有一种奇怪的如临深渊之感。在本书的结尾，我会再次提到哈瓦。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区域和我们称为“正常”的领地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一点既令人困扰，也带给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如此惊险地逃过，或错过，另一种迥然不同的人生可能性，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深感不可思议。

注释

1.播棋，一类回合制棋盘游戏的总称，核心玩法通常涉及“播种”及“收割”棋子。

2.赎罪日，犹太教年历中最神圣的日子，全天禁食、祈祷。

3.希伯来语学校开展犹太人教育，侧重犹太历史之类的主题，也会让学生学习希伯来语。

4.《圣经·旧约》中的《出埃及记》第三章开头写道，有一天，摩西在山上牧羊，他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景象。荆棘虽然在燃烧，却没有被烧毁。这段经历永远改变了他，摩西由此受到挑战，他放弃了原本的舒适生活，转而将自己交给更高的使命。

5.1磅约合0.45千克。

6.希尔德·布鲁赫（Hilde Bruch，1904-1984），在德国出生的美国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主要以在饮食失调和肥胖症方面的研究而闻名。她于1934年移居美国，曾在纽约市和巴尔的摩市的多个医疗机构工作和学习，并于1964年成为休斯敦贝勒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

7.原文是患者不说“eight”（八），因为和“ate”（吃）发音很像，这里的译文做出了符合中文发音的处理。

8.案例研究（case study），对特定现象、事件、组织或个人进行深入调查的方法，包括分析和解释数据，并对调查对象给出较全面的说明。

《我身体里的陌生人》，【美】蕾切尔·阿维夫/著 周悟拿/译，译林出版社，2026年5月版

来源：【美】蕾切尔·阿维夫 周悟拿/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