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为何称袁世凯为“生平知己”？

与袁世凯同李鸿章的交叉关系

“生平知己，文忠而后莫如我公。”这是盛宣怀在其父盛康于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死后的第二天电告袁世凯所说的一句话。意思是要袁氏“密电政府”，他必须循例“守制”，应免去本兼各职，请“遴派贤员迅速接办”其所主持的商约、铁路等重要职务。盛宣怀在其父死后报丧电文中讲到如此“知己”并请代求免职者，只此一电。例如，在电告同为李鸿章幕府的周馥时也不过是说：“宣怀生平知己无多，公是故交，曷敢不告。”为什么盛宣怀称袁世凯是“文忠而后”的生平最知己者？这固然要从袁、盛关系中，也必须从盛、袁两人同李鸿章的关系中找到原因。

袁世凯和盛宣怀，同为李鸿章所赏识和重用。袁世凯在军事、政治上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盛宣怀则主要是李鸿章经济设施方面的属意人。因此，要了解盛、袁间的关系，得先叙述盛、袁同李鸿章的关系。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袁甲三之侄孙，地方大豪绅袁保中之子。袁世凯凭着袁氏家族与洋务官僚的关系，于1881年投奔淮系军阀吴长庆门下。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派吴长庆军赴朝，袁世凯随往。袁世凯在“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崭露头角，为清王朝建立了功勋。李鸿章乃推荐袁氏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李在奏片中说：“同知袁世凯廉明果毅，晓畅机宜，久办庆军营务，兼带朝鲜练军，该国君臣均深敬佩，堪以委令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可期得力。”这是袁世凯与李鸿章的关系之始。1885年，李鸿章又以袁世凯护送朝鲜大院君李昰应回朝和所谓“保护东土之功”等事，推荐袁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的职务。但并非简单地代替，而是在“商务”二字之前冠以“交涉”字样，权大于陈。为什么要加“交涉”二字以重其权力，李鸿章有如下说明。他说：“陈树棠赴朝之时，尚属商务初开，今则口岸渐增，贸易日盛，各国公使麇集汉城……似宜优其事权，作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略示预闻外交之意。”“优其事权”是形势的需要，但不派别人而派袁世凯，则是由于袁氏有着“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当能措置裕如”的能力。袁世凯俨如驻朝公使了。诚如李鸿章所说，以一个“官秩较卑”者，得到“超擢衔阶”，实“出自逾格慈施”。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赏识非比寻常，当朝鲜的另一派人“疑世凯阴助昰应”，请清廷调回袁氏时，李鸿章力保而告总署说：“若轻信谣诼，而使任事者抱不白之冤，以后稍知自好顾全国体者，孰敢蹈此危机哉！”

李鸿章之所以推荐袁世凯代陈树棠并加“交涉”二字“以重其权”，与盛宣怀给奕譞的一则建议有着一定关系。他对奕譞说：“朝鲜内部复杂，不少人‘暗党日俄’，而现在任商务大员太觉老实，不明窍要……似宜赶紧遴派熟悉朝鲜情形、久历洋务之大员以代陈树棠。”此人很明显是指袁世凯。盛在李鸿章面前讲袁世凯能干就更多了。

然而，甲午战争使李与袁的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袁因在朝鲜临阵脱逃而遭到谴责，李鸿章因对战争失败负有责任和签署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而失势。袁世凯为避过风头并另谋发展而别找门庭，尽管表面上与李鸿章仍维持着原来的关系。这时的盛宣怀对于李鸿章也与袁世凯一样，尽管仍旧以“傅相”“恩师”相称，暗中也在极力另寻靠山。李鸿章离开了位同宰相的直隶总督职任，由王文韶继任。盛宣怀与袁世凯都很自然地投靠王文韶。但谁都明白，王文韶在北洋并不是李鸿章那样有实力的人物，他这个直隶总督相当程度上是个空架子，王文韶的幕后支持者是慈禧所亲信、实力很强的荣禄。因此，盛、袁靠王是名，靠荣禄是实。可见，盛宣怀与袁世凯曾经都由李鸿章所提携，他们两人也引李鸿章为靠山；1895年后又都改换门庭，找到了名为王文韶实为荣禄的靠山，但都仍然保持同李鸿章原有的关系。

当然，论与李鸿章关系之深和时间之长，盛宣怀远远超过袁世凯。历史就是那样凑巧，李鸿章失势之时，正是盛宣怀大发迹的开始。开始大发迹的盛宣怀，对失势的李鸿章的訾议却远较袁世凯强烈。就在盛宣怀被张之洞、王文韶酝酿推荐督办铁路公司，并即将被授予太常寺少卿和专折奏事特权的时候，他回忆起李鸿章对自己有“亏待”的事，接二连三地向挚友发泄，其中之一较为典型，他与人书云：

弟事合肥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湘乡（指曾国藩——引者注）、益阳（指胡林翼——引者注）功业盖天下，首在荐贤。今后洋务之难，不尤难于发捻军务耶？南皮任洋务知人用人，可不比湘乡、益阳耶？湘乡用人，唯恐不能尽其用，绝无所以限制之心；合肥用人，唯恐功为人居。此得人失人之不同也。

在这里，盛宣怀把李鸿章贬得很低。首先把李鸿章与曾国藩、胡林翼比，一则是对人才“抑之使不得进”，“惟恐功为人居”；一则是“首在荐贤”，“绝无所以限制之心”。褒贬非常分明。其次把李鸿章与张之洞做比较。盛宣怀曾向李鸿章发泄过对张之洞的不满，说“谁肯以丑恶无益之干求，商诸爱憎无常之大吏”，而不肯舍李就张，现在却说“南皮任洋务知人用人”方面可同曾、胡媲美；而李鸿章却是“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的人。尽管盛宣怀在讲上述一段话的同时，对王文韶说：“合肥用人太宽，津榆可为前鉴；南皮好自用，铁政可为前鉴。”对李、张均有微词，但在知人任人这一点上，还是抑扬晓然的。盛宣怀从1896年秋这次对李鸿章发泄怨言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不断发生。例如，在铁路借洋债或是招洋股的问题上，盛对李倾向于招洋股的主张不予赞同；1901年，在李鸿章打算同意签订俄国专约时，盛竟然敢于以近乎威胁的语气顶撞他，说李氏“庇俄”，出现“波折”不能“塞责”。当然，由于盛与李根本利益的一致，虽有矛盾，并不影响他们间的亲密关系。例如，1900年1月，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与寓沪维新志士联合电请慈禧太后撤销“废帝立储”之命，触怒了慈禧，遭慈禧下令捕拿，很自然牵连到电报局督办盛宣怀。盛宣怀电请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设法捉拿逃往澳门的经元善归案，李尽力照办，以期使盛氏摆脱牵连；同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盛氏是主要倡议者和促成者，李鸿章过沪与盛密谈两天，并告盛以“和局定，我必死”那样的灵魂深处的话。所以，盛宣怀在一般场合乃至李氏死后，也表示了亲密的姿态，例如盛说：“阻止俄约，文忠师亦偏责宣一人，亲之至也。”因为“亲之至”，故“责之严”，等等。盛宣怀这些表示也不完全是表面文章。

至于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后，对于李鸿章没有像盛宣怀那样的埋怨表示。这是由于袁氏虽被李鸿章所特别器重和超擢，但他们间的关系，并不像盛与李那样亲密，更没有如盛宣怀随侍左右达数十年之久，因此，没有什么短兵相接的矛盾。

与袁世凯的关系

盛、袁同李鸿章关系比较清楚之后，就可以看出盛宣怀与袁世凯间所谓的“知己”关系。盛、袁间的这种关系，主要起始于甲午战争后，从根本上说，他们是由于在很多现实问题的看法上一致而逐步成为“知己”的。兹举几例：

第一，清政府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出现了一片以改革军制、筹饷练兵为急务的呼声。诚如时人所说：“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盛、袁都是这一潮流中的佼佼者。本书第七章第四节《条陈自强大计折》一目中，对盛宣怀关于练兵建议已做过较为详细的论述。袁世凯在盛氏这个建议前一年多，也即1895年就向当时“会同办理”“督办军务处”的李鸿藻上书谈练兵事了。他在该“上书”中所说的与盛宣怀所说的练兵、理财、育才的观点基本一致。袁说：“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虑者，在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为今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靡费，退庸将，以肃军政。”在军队整编中，应“延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酌改革”；在经费方面，要“开源节流”，“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拟留各军认真检点，分别减汰”，以节饷费；在人才上，主张“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这样，军事人才庶可得到更新和加强。练兵、筹饷、育才都讲到了。不久，袁世凯参照湘淮军制和德国兵制，拟订了《新建陆军营制饷章》等文件，很快于1895年12月取得在天津小站编练陆军的重要职位。盛宣怀对于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非常重视，认为袁氏所办之事，即他盛某想要办的事，因而热情地致袁世凯书云：

宇宙大势，强兵为先。昔之所谓有用之练勇，今皆为无用，外人直视中国无兵矣！此次召对，蒙询兵事，宣以功亭（聂士成——引者注）与公两军奏对。但言兵数太少，宜将各省绿练全裁，划分十镇，练三十万人，军制一律，器械一律。奉旨交议。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值群医聚讼之会，大补大泻之剂，恐不能进也。宣自分终老卷阿，乃蒙内擢任用，铁路银行，事属艰巨，无米之炊，未知如何着手。

盛宣怀在上面的信函中所表达的，不仅在裁绿营、建新军、军制军器一律等观点上，与袁世凯相同，而且在皇帝召对时推崇了袁的新建陆军，并说“兵数太少”，应该增加。这些都是袁世凯所愿听的，袁当然要引盛为“知己”了。这样，他们两人就相互引为“知己”了。

第二，盛、袁对戊戌变法的观点与态度也是一致的。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以开民智、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制为主要目标。盛宣怀虽也口讲变法，但盛档，盛宣怀《致袁世凯函》，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盛档，盛宣怀《奏对自记》：“上问，督抚中亦有几个好的，总不能个个好。你看北洋练的军可靠得住？奏对，臣看袁世凯、聂士成两军均照德国操法，大家说好，可惜人太少。”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他所提的变法纲领与康、梁是对立的，即只变工商之法，不事政治上的改革。这与张之洞所讲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观点是一致的。袁世凯也鼓吹维新变法，但他所讲的变法与盛宣怀相同，如说：“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推崇张之洞一语，道破了他的变法含义。至于对维新派的态度，盛、袁都是持对立态度的，所不同者，盛宣怀公开表示不合作，袁则混进维新派而又背叛了维新派。

第三，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期间对基本问题的认识和主张的一致性。盛、袁在剿拳、惩凶、护使、不援京师这个大前提上完全相同，就不多谈了。这里再举一个具体例子，即关于对签订俄国专约的见解。盛宣怀就俄约事问策于上任不久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公有善策否？”袁很同意盛的意见，认为先订俄约，各国效尤，“协而谋我”，其祸不可胜言；德属意于山东，未必与俄为难，联美、英、日以事牵制的办法是可行的。在此情况下袁主张坚决拒签俄约，说：“我如坚拒，俄计自穷。纵使决裂，我失不过三省，而完善尚多。各国既曾劝阻，必不致相率效尤。倘竟押允，各国执词分割，我将无可拒答；纵或不致效尤，而长城之铁路需兵，密迩都城，断难久安。熟筹利害，断不可允。”请盛宣怀力劝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制止杨儒画押。袁世凯认为要达到“拒签”目的，除借有关各国进行牵制之外，就是打消全权大臣之成见。而这两项工作，袁认为只有盛宣怀来做。所以袁世凯一则说：“请杏兄先密商日、英、德各总领，切托电其政府速复，我以切实办法，据以入告，尤可动听，兼可助胆。”二则说：“现宜急化全权成见，请杏公速设法。杨使病，须缓划。”前者要借洋人之力以“动听”“助胆”的买办式味道与盛宣怀相同；后者“化全权成见”和借杨儒之病以“缓划”又是一致，而且盛氏已经在如此办理了。

第四，在八国联军入侵期间用“变法”来迎合各国之意也是一致的。为什么要变法？盛宣怀说是“使天下晓然共知朝廷有实事而非官话”；袁世凯则讲得更为明确，他说：“变法中有必须急办者，不妨先行数事，不必专候回銮。务使中外士庶咸知朝廷决不顽固，决不仇洋，必可有益和局。”原来盛、袁二氏所讲的变法都是要向列强表示“不顽固”“不仇洋”的心迹。“变”些什么也是同调，盛宣怀是把“定陪京、改官制、变科举”和“屏邪佞，化畛域”作为新政纲领看待；袁世凯则说：“新政千头万绪，不暇详拟，大要必由用人入手。现在由破格中求通才，将来由学业中求真才。取士之途，必须改学校之法，必须加繁密之文，必须删欺私之见，必须除冗散之职，无益之费必须认真裁汰。”根本不谈变法要害的民主政治问题，又是一致的。

至于商务方面的观点，袁世凯与盛氏也无出入，袁致盛书云：

即如商务一宗，迭议讲求，毫无实效，病由官尊商卑，以商为鱼肉，以商为奴隶。照此兴商，何啻缘木求鱼。愚见整饬商务，必须官商一体，扫除官习，提倡保护，官力任之，始可日有起色。杏兄昨承新命（指会办商务大臣——引者注），附贡一得，未知有当尊意否？

当然会“当尊意”的，因为这些意见是盛宣怀一贯高唱的调子。

由于盛宣怀与袁世凯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各自后台靠山又大体相同，他们当然互相推许，互相援引，以便于攫取更大的权力。在这方面，盛宣怀采取了主动的姿态。还在“东南互保”期间，盛宣怀即示意袁将来继任李鸿章之位说：“合肥老矣，旋乾转坤，中外推公。”袁氏随即推崇盛说：“惟有公任司农，香入枢府，弟等极力奉行，或可取信于人。”袁氏把盛宣怀与张之洞并列为“救时”要人，而把自己只置于“极力奉行”的配角地位，这对盛氏当然是一个殊荣；但盛宣怀把袁世凯视为“旋乾转坤”者，放到了首相的位置了。从后来许多事实看，袁氏推许盛宣怀是虚晃一枪，盛宣怀援引袁氏则是确有相当“诚意”的。事实上盛宣怀对于袁世凯的晋升，是起到一臂之援的作用的。或许是盛宣怀认为李鸿章死后袁氏继任对自己更为有利的缘故吧，随着李鸿章于1901年11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死去，“中外推公”的许诺提上了日程。

在李鸿章死讯传出之前，盛宣怀即电告袁世凯说：“傅相昨日两点钟不能言，神气恍惚，病势甚危，北门锁钥，微公莫属。”另一方面，向清廷推荐说：“傅相在沪告宣曰：‘和局定，我必死。’竟若前知，痛哉！惟俄约未定，天津未还，直督一席，慰廷颇孚众望。”袁世凯是坚决抵制签订俄约的；被联军占领未归还的天津是直督驻地，只有借袁世凯的声望和力量，以达到既拒签俄约，又索还天津的目的。而这两件事是平衡各国关系与实现和平的具体标志之一，况且“现在商约亦吃重……西人最势利，商务大臣既出缺，若再另简，势必难办。外而轻视，内而掣肘，皆可虑也”。袁世凯接任李鸿章的商务大臣是能克服这些困难的，真是“直督一席”“微公莫属”了。盛宣怀把袁世凯在当时的作用与李鸿章完全等同看待了。

然而，袁世凯还是要讲讲条件。他不立即表示接受，而是以“断难当此”电复。这绝不是能力“断难当此”重任，而是另有附加条件。他复电盛说，我一离开山东巡抚任，“齐鲁必乱，又如奉天。奉、齐均失，直何能支。无益大局且有大损，断断非计。请公熟思，万勿再议”。这就是说，奉天已在俄国手中，离开东抚任后山东也如奉天那样被德国独占，那么介乎奉、东之间的直隶就危险了。意思是说，如果要我去督直的话，山东必仍然在我掌握之中。盛宣怀领悟此意，又从两个方面做工作。一方面，对袁氏进一步推崇并做保证说：

遗大投艰，望孚中外。安帅（指张人骏，字安圃，接任山东巡抚——引者注）继任，仍可归公调度。知人则哲，朝政大有转机，不仅为畿疆庆也。

这就满足了袁世凯任直督后仍有管辖山东之权的要求。过两天，盛宣怀又以东省必须归直督管辖的理由向清廷权要人物荣禄慷慨陈词说：

慰帅谓：东、奉若为他人有，直亦难存。诚哉此言！慰帅去后，德必生心，地方稍有蠢动，德兵必借口代剿。张安帅熟悉东事，谅能萧规曹随。惟该省须留劲旅，安内服外，必有坚定宗旨，威信足以孚外人，方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可否吁恳天恩俯念山东一省关系南北枢纽，特降谕旨，暂归直省兼辖。

从上面盛宣怀致袁世凯、荣禄两则电报的内容和先后日期看，盛氏对于袁氏不放弃山东统治权的要求，是先许愿，而且许得那样肯定，而后才请示清廷答应将山东划归直督管辖调度的。如此关系清中央统治权的大事，盛宣怀竟敢如此大胆地先斩后奏，若没有绝对把握，是不敢这样冒昧从事的。于此可见盛宣怀在清王朝中地位之重要的程度了。真可谓非比寻常，从此可看出盛宣怀一定认为袁世凯任直督对自己只会有利而无损。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盛宣怀的预料错了，预期的目的未能如愿以偿。

（本文摘自夏东元著《盛宣怀传》，重庆出版社，2026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夏东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