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工地搬砖，一姑娘从脚手架掉下来，我冲过去抱住了她

楔子/

我叫陈默，今年三十二，在工地上搬砖。不是形容，是真的搬砖。红砖、水泥砖、加气块，什么砖都搬。一天两百八，管中午一顿饭，月底结账，从不拖欠。我们工头老周是个实在人，跟了个靠谱的包工头，在这座三线城市的各大工地之间辗转了七八年，手底下固定跟他的就我们十来号人。

干我们这行的，大部分是周边乡镇出来的，像我这种本地城里人不多。别人问起来，我就说没文化没技术，干啥不是干。其实我大专毕业，学的是物流管理，听起来挺唬人，实际上当年也就是混了个文凭。毕业赶上物流行业卷成麻花，去快递公司干过半年分拣，夜班，站着都能睡着，一个月四千出头，刨去房租吃饭，剩不下几个钱。后来我妈病了，肝硬化，拖了两年，人没了，家里的积蓄也掏空了。我爸受打击，身体也垮了，高血压糖尿病，常年吃药。我那会儿谈了个女朋友，叫徐婉，处了三年，本来都快谈婚论嫁了，她家里一看我家这情况，坚决不同意。徐婉自己也没扛住，跟我提了分手，后来嫁了个开4S店的，听说日子过得挺好。

这事儿我谁都不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愿意一嫁进来就背上一个药罐子公公和一屁股债呢？我自己都觉得对不住人家姑娘。

分手以后我消沉了大半年，什么工作都不想干，在家躺平，被我爸拿扫帚疙瘩抽过两回。后来自己想明白了，日子总得过下去。正赶上老周那会儿招小工，我就去了。一开始真受不了，一天下来胳膊抬都抬不起来，吃饭拿筷子手都在抖。咬着牙扛了头一个月，慢慢也就习惯了。身体累了，脑子就不想那么多了，晚上倒头就睡，比吃什么安眠药都管用。

这一干就是五年。我爸的药费、家里的开销、零零碎碎还了一些外债，日子紧巴巴的，但好歹能转得开。我没什么大志向，就觉得把我爸伺候好，自己吃饱穿暖，这辈子就这么着了。至于结婚成家什么的，早就不想了。就我这条件，城里没房，存款没有，工作说出去都嫌丢人，哪个姑娘能看上我？我也不想拖累别人。

今年这个工地是城东的翡翠湾小区，说是高档住宅，开发商宣传得天花乱坠。对我们来说，不管什么高档不高档，我们只管把楼盖起来，拿钱走人，这辈子也住不进自己盖的房子。已经干了四个多月了，主体到了十二层，我们在十一层搭脚手架，准备往上接。

那天是七月十四，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前一天晚上我爸打电话说家里的降压药吃完了，让我抽空去买。天气热得要命，太阳从早上七八点就开始毒辣辣地晒，工地上热浪滚滚，钢筋摸着都烫手。我们早上六点就上工了，趁凉快多干点，中午最热的时候歇两个钟头。但那天活儿紧，老周说下午要验收这一层的脚手架，让我们赶一赶，中午就没歇，吃了饭接着干。

我正蹲在十一层的楼板上绑铁丝，脖子上的汗一道一道往下淌，安全帽的带子勒得下巴下面全是汗，湿漉漉的难受。旁边的老赵骂骂咧咧地说这鬼天气要热死人，我应了一声，低头继续干活。

这时候听到头顶有人喊了一声，声音不大，像是被风刮过来的。我下意识抬头，就看到十二层的外架边上，一个人影晃了一下。

我第一反应是安全绳没挂好？但那个影子晃动的幅度不对，不是工人正常作业时的那种晃动，而是整个人失去了重心，往外栽了出来。

那一瞬间其实什么都来不及想。什么英雄救美、什么见义勇为，全是扯淡。就是身体比脑子快，我丢下手里的铁丝，站起来就往上冲。我们那层的脚手架和十二层之间有一道钢管横着，我踩着那根钢管往上攀，手抓住了十二层外架的踏板边缘，脚下一蹬就翻上去了。

但已经晚了。

那个人已经翻出了外架，整个人往下坠。我扑过去的时候，只来得及抓住她一只手的手腕。她下坠的力道把我整个人拽得趴在了脚手架踏板上，半边身子都探了出去，肩膀撞在钢管上，疼得我龇牙咧嘴。我另一只手死死扣住踏板的边缘，指甲盖都抠进了木板的缝隙里。

低头一看，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我抓住的是一个姑娘。她戴着安全帽，但帽带没系紧，在坠落的时候帽子就飞了，露出一头长发。她穿着一件灰色的T恤，外面套着工地的反光背心，下身是牛仔裤和运动鞋。脸上全是灰，看不清长相，但那双眼睛瞪得很大，里面全是惊恐。

她的身体悬在半空，下面是十一层的高度——十一层啊，掉下去别说活命，能留个全尸都算好的。她的手在发抖，我的手臂也在发抖，两个人的命就悬在我那几根抠在木板边缘的手指头上。

“别动！”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千万别动！”

她肯定吓坏了，另一只手在空中乱抓，身体开始晃。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她越晃我越难拉住，而且我趴着的这个角度使不上劲儿，全靠手臂的力量在硬撑。她的体重加上下坠的冲击力，我感觉右肩膀那里的肌腱被拉扯得像要断了一样。

“我说了别动！”我又吼了一声，“你听我说，你那只手慢慢抬起来，抓住我的手臂，慢一点，别急！”

她终于听进去了，停止了挣扎，颤抖着把另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我的前臂。两只手抓在一起，摩擦力大了一些，我稍微松了口气，但问题还没解决——我拉不上来她，这个角度根本没法发力，而且我的体力在快速消耗，右手的指头已经开始发麻了。

“老赵！老周！”我扯着嗓子喊，“来人啊！上面出事了！”

好在工地上嘈杂归嘈杂，我这几声吼还是有人听到了。先是老赵从十一层探出头来往上看，一看这情形，脸都白了，扔下手里的东西就往十二层跑。紧跟着老周也从另一边赶过来了，还有两个工友，噔噔噔的脚步声从楼梯间传上来。

老周第一个冲到我身边，探头一看，倒吸一口凉气。但他到底是老江湖了，没慌，立刻指挥：“老赵你抱住陈默的腰，别让他也翻下去！小刘你到我这边来，咱们一起拉！”

老赵从后面一把搂住我的腰，死死箍住。老周和小刘趴在另一边，伸手去够那姑娘的另一只手臂。三个人合力，一点一点地把她往上拽。我的右手终于可以松开了，但左手还紧紧抓着她的手腕不敢放。等她的上半身被拉上了踏板，老周一把抱住她的腰，把她整个人拖进了安全区域。

我这才松开手，翻过身来，仰面躺在脚手架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右胳膊完全使不上力了，肩膀那一块火辣辣地疼，后背全是冷汗，T恤湿透了贴在身上。

那姑娘被拉上来之后就瘫坐在楼板上，整个人都在发抖，嘴唇哆嗦着，一句话说不出来。老周蹲在她旁边，问她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组的，她也不回答，就那么直愣愣地盯着地面，像傻了一样。

老周皱了皱眉，回头看我：“陈默，你怎么样？”

我摆了摆左手，缓了好一会儿才说得出话：“没事，就胳膊抻了一下。”

“你他妈吓死我了。”老赵在旁边坐下，掏出一根烟点上，手都在抖，“我抬头看到那一下子，魂都飞了。”

小刘和另一个工友站在旁边，脸色都还没缓过来。整个十二层突然安静了，只有风吹过脚手架的呜呜声。

我缓过劲儿来之后，慢慢坐起来，活动了一下右肩膀，疼是疼，但应该没伤到骨头，就是肌肉拉伤。我转头看那姑娘，她还是那副样子，坐在地上，抱着膝盖，眼神空洞。

这时候我才仔细看清了她的长相。脸上的灰被汗水冲出一道道痕迹，五官其实挺端正的，眉眼之间有一种清秀的感觉，但皮肤粗糙，嘴唇干裂，一看就是常年干体力活的。她看起来年纪不大，可能二十五六岁？也可能是常年风吹日晒显老，实际年龄更小。她的手上有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水泥灰。

是个女工。工地上女工不多，但也不是没有，一般都是跟着丈夫或者父亲一起来的，干些搬砖筛沙之类的轻活。但我好像没见过她，可能是新来的。

老周又问她话，她还是不吭声。老周没办法，让人去叫她们班组的头儿。过了一会儿，一个四十多岁的黑瘦男人跑上来了，一看到这情形，脸都绿了。

“小雨！你咋了？”那男人蹲到她面前，声音又急又慌。

姑娘看到那男人，终于有了反应，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但还是一声不吭，就那么无声地哭。

那男人——后来我知道叫孙德胜，是她爸——转过来问老周怎么回事。老周把事情说了一遍，指着我说：“要不是陈默手快，你闺女这会儿已经没了。”

孙德胜听完，腿一软，直接给我跪下了。我吓了一跳，赶紧去扶他，左手臂使不上力，扶得歪歪扭扭的。老赵他们也过来帮忙，才把他拽起来。

“大兄弟，你是我们家恩人！”孙德胜抓着我的手，眼眶都红了，声音发颤。

我这人最怕这种场面，赶紧说：“没事没事，换了谁都会去拉的。”

嘴上这么说，但我心里知道，真换了别人，未必反应得过来。那天我要是晚半秒，或者爬上去的时候脚滑了一下，那个叫小雨的姑娘这会儿就已经不在了。

后来老周让大家都散了，下午的活儿也暂停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还有心思干活。老周说他会跟项目部报备，该走什么程序走什么程序。我捂着右肩膀下到地面，找了个阴凉地方坐下，老赵递了根烟过来，我接过来点上，吸了一口，呛得咳了两声。平时我不怎么抽烟，偶尔工友们递一根也就接了。

老赵在我旁边蹲下，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小子，平时闷声不响的，关键时刻倒是真敢上。”

我苦笑了一下，没接话。我自己都不知道刚才是怎么做到的，现在回想起来，腿肚子还有点发软。十一层，三十多米的高度，我趴在踏板边缘往下看的时候，那种恐惧是真实的、生理性的，是人的本能。但当时确实没顾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抓住了，不能松。

坐了大概二十来分钟，孙德胜领着他闺女过来了。姑娘这会儿洗了把脸，露出了本来的样子。确实挺年轻，看着像二十五六，五官不算多漂亮，但很耐看，眉眼之间有一种沉默的倔强。她的眼睛还是红的，低着头，不敢看我。

“小雨，给恩人磕个头。”孙德胜说。

姑娘膝盖一弯真要跪，我赶紧站起来拦住：“别别别，使不得！这都什么年代了，别搞这一套。”

“大兄弟，你救了我闺女的命，这个恩情我们老孙家记一辈子。”孙德胜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钱，应该是一叠现金，要塞给我。

我一看就急了：“孙叔，您这是干什么？我又不是为了这个。”

“你拿着，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您要这样我可翻脸了。”我把他的手推回去，语气很坚决，“我真的就是顺手的事，您别弄得我跟什么似的。”

推了好几个来回，孙德胜见我实在不收，才把钱收回去。他叹了口气，说：“大兄弟，你是好人。我们家条件不好，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谢礼，以后你有用得着我们父女俩的地方，你开个口，刀山火海我都去。”

我被他这话说得挺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说：“真不用，您太客气了。”

这时候那姑娘终于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不大，单眼皮，但是眼珠很黑，看人的时候有一种很认真的劲儿。她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出声，只是冲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侧身避开了，说：“别这样别这样，姑娘你没事就行。”

她又鞠了一躬，然后跟在她爸身后走了。走了几步，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感激那么简单，好像还带着点别的什么。但我当时没细想，肩膀疼得厉害，只想赶紧回家躺着。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爸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茶几上摆着药盒，分成了早中晚三格，里面是各种颜色的药片。他看我捂着胳膊进门的，问我怎么了，我说干活抻了一下，没事。他没多问，去厨房给我热了饭菜。

我爸这几年老得很快，才五十八岁的人，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很深，像刀刻的。他以前在机械厂干了一辈子，也是个闷葫芦性格，我妈去世以后就更沉默了。我们父子俩的相处模式就是各过各的，他不多说，我也不多问，偶尔聊两句，也都是关于他的身体、家里的开销这些事。

吃着饭，我爸坐在对面，忽然说了一句：“你要是扛不住，就跟我说。”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是说我肩膀的事。我说：“真没事，就是拉伤，养两天就好了。”

他“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但我看到他低头的时候，嘴唇动了动，像是在忍什么。我知道他是心疼我，但他不会表达，我们家的男人好像都不会表达。我妈在的时候，家里还有个说话的人，她一走，父子俩就成了两座沉默的孤岛。

吃完饭我洗了澡，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右肩膀涂了药膏，凉丝丝的，疼痛缓解了一些。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白天的场景——那个姑娘悬在半空中，眼睛瞪得大大的，里面全是恐惧。

她叫孙小雨。我后来听老周说的。她爸孙德胜是我们工地上的老瓦工，干了十几年了，手艺不错。孙小雨是两个月前才来工地的，之前好像是在老家那边的服装厂上班，后来厂子倒闭了，就来投奔她爸。她妈早些年就跑了，具体什么情况不太清楚，孙德胜从来不提。

老周说这话的时候叹了口气：“也是个苦命的娃。”

我听了没说什么。工地上谁不苦呢？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搬砖五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有欠了赌债出来打工还钱的，有家里老人得癌症等着救命钱的，有孩子上大学凑学费的。每个人都在咬牙撑着，谁也别可怜谁。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工。肩膀还是疼，但没那么厉害了，贴了两块膏药，勉强能干活。老周让我今天别搬重东西，干点轻省的。我就蹲在楼板上绑钢筋，不用怎么抬胳膊，倒也还行。

干到上午十点多，我正低头绑铁丝呢，一瓶水突然递到了我面前。我抬头一看，是孙小雨。

她站在我面前，手里举着一瓶冰镇的矿泉水，瓶身外面凝着一层水珠。她还是穿着昨天那件灰T恤和反光背心，头发扎成了马尾，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耳朵尖有点红。

“给你的。”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说话，声音有点哑，像是很久没开口的那种沙哑感，但音色本身不难听。

我愣了一下，接过来：“谢谢。”

她没走，站在那儿，像是有话要说。我等了几秒，她开口了：“昨天的事，谢谢你。我欠你一条命。”

“别这么说。”我拧开瓶盖喝了一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下去，在这大热天里简直是救命的享受，“就是运气好，刚好我在那儿。”

“不是运气。”她摇了摇头，语气很认真，“我掉下去的时候，上面有好几个人，只有你冲上来了。”

我被她这句话噎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接。确实，当时十二层不止我一个人，但我旁边那几个工友都愣住了，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爬上去了。这不能怪他们，人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反应速度不一样，有的人本能是往前冲，有的人本能是往后退，这只是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跟人品没关系。

但孙小雨显然不这么想。她看我的眼神里有一种很深的、近乎固执的感激，让我有点不自在。

“你别有心理负担。”我说，“真的就是举手之劳。”

她没接这个话，而是问：“你肩膀怎么样了？”

“没事，小问题。”

“我爸说你拉伤肯定不轻，他让我把这个给你。”她从兜里掏出一小瓶红花油，递过来，“他说这个对拉伤效果好，他自己用的。”

我接过来看了看，是老牌子，药味很重的那种。我说了声谢谢，她又站了几秒钟，像是在想还要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她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微微驼着背，像是在下意识地收缩自己，让自己显得更小一点、更不引人注目一点。

老赵在旁边看了半天热闹，等她走远了，凑过来嘿嘿一笑：“陈默，这姑娘是不是看上你了？”

“滚。”我没好气地说。

“我说真的，你看她看你的眼神，跟看别人完全不一样。”

“那是因为我救过她的命，换成你被谁救了，你看那人的眼神也不一样。”

老赵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没再瞎扯了。但我心里却莫名其妙地起了一点涟漪——她看我的那个眼神，确实有点不太一样。但我也没往深了想，我的情况我自己清楚，这辈子跟“谈恋爱”这三个字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接下来的日子照常过。七月八月是工地上最要命的两个月，热得人恨不得把皮扒了。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多就到工地，趁凉快干到十点半，然后歇到下午三点再接着干，干到天黑收工。这种作息把人弄得跟打了两份工似的，中间那段时间说是休息，但工地上连个像样的休息地方都没有，我们就在地下车库里铺几张纸板躺着，闷热潮湿，蚊子多得能吃人。

孙家父女也在地下车库里休息。我注意到孙小雨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靠着墙，耳朵里塞着耳机，不知道在听什么。她跟她爸之间好像不怎么说话，偶尔说两句，也是孙德胜问她饿不饿、渴不渴之类的，她回答得很简短。

我跟她也没什么交集，偶尔在工地上碰到了，她会冲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我也会点一下头回过去。有时候她会给我递瓶水，有时候是一根冰棍，都是不值钱的东西，但每次都很坚持。我推辞过几次，她也不说话，就把东西放在我旁边的地上，然后转身走。后来我就不推了，她给我就接着，说声谢谢。

八月中旬的时候，出了一件小事。

那天特别热，下午三点多，地表温度估计得有四十多度。我正在搬水泥，一袋一百斤，从车上卸下来码到推车上，再推到搅拌机旁边。这种天气干这种活，出汗跟下雨似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背后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

孙小雨在搅拌机那边筛沙子。这是工地上最轻的活之一了，就是把沙子过筛，滤掉大颗粒的石子。她戴着口罩和手套，弯着腰一下一下地筛，动作很机械。

我推着第三车水泥过去的时候，发现她不对劲。她筛沙子的动作越来越慢，身体开始晃，像喝醉了酒一样。我放下推车走过去，还没到跟前，她就腿一软，往地上倒。

我赶紧冲过去扶住她，把她拖到阴凉的地方。她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嘴唇发白，额头上全是冷汗。我一看就知道是中暑了，赶紧拧开水壶往她脸上洒了点水，又拿毛巾浸湿了敷在她额头上。

“小雨？孙小雨？”我拍了拍她的脸，她眼睛半睁着，意识有点模糊。

工地上其他人也注意到了，围过来几个人。孙德胜从另一栋楼跑过来，脸都吓白了，蹲在女儿旁边手足无措。我说：“孙叔，中暑了，得送医院。”

我们工地的面包车正好在，老周让司机赶紧把人送最近的社区医院。孙德胜把女儿抱上车，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感激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我没多想，冲他摆了摆手，让他们赶紧走。

那天晚上收工后，我心里一直有点惦记，就给老周发了条消息问情况。老周回了语音，说没事了，挂了水，已经回去了。我松了口气，也没再多问。

第二天，孙小雨又出现在了工地上。我有点意外，中暑那种情况一般怎么也得歇个一两天，她倒好，当天出院第二天就接着干活。她的脸色还是不太好，有点发黄，但精神看着还行。

中午在地下车库休息的时候，她主动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接近我，之前都是递个水就走。

“昨天又欠你一次。”她说。

“这话说的，碰巧看见了而已。”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好像总是在碰巧看见我倒霉的时候。”

我被她这句话逗笑了：“那你下次注意点，别老在我面前倒霉。”

她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笑，但那个弧度太小了，一闪就没了。我发现她好像不太会笑，或者说很久没笑过了，面部肌肉已经忘了该怎么做出这个表情。

“你干这行多久了？”她问。

“五年。”

“一直在这个工地？”

“不是，跟着老周跑，哪儿有活去哪儿。”

她点了点头，又问：“你结婚了吗？”

这个问题来得有点突然，我愣了一下，说：“没有。”

“女朋友呢？”

“也没有。”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了。但我从她的眼神里读出了一点什么——她在确认我的情况。这不是那种八卦的好奇，而是一种更私人的、更认真的打探。这让我心里有点发毛，又有点说不清的感觉。

“你呢？”我反问了一句，纯粹是礼貌性的。

“我也没有。”她说，“我这种人，没人要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不带什么自怜自艾的情绪。但正是这种平淡，反而让我心里揪了一下。什么样的人，才会用“没人要”来形容自己？

我没有追问。我们只是工友，连朋友都算不上，交浅言深是大忌。而且我对别人的故事并没有那么大的好奇心——我自己的日子都过不明白，哪还有精力去操心别人的事。

但从那天开始，孙小雨出现在我视线里的频率明显变高了。中午休息的时候她经常会坐到我附近，有时候跟我聊两句，有时候就那么安静地坐着听歌。她爸孙德胜看到了也不说什么，只是有时候远远地看着我们，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像是有话想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老赵又在旁边起哄，说陈默你桃花运来了。我懒得理他，但心里确实开始有点不踏实了。我不是傻子，一个姑娘天天往你身边凑，多少能感觉到点什么。但我又想，也许她只是因为感激，也许过段时间这劲儿就过去了。

我没想到的是，这劲儿不但没过，反而越来越大了。

八月下旬的一天，下班的时候下起了暴雨。夏天的暴雨来得又急又猛，我们收工已经算快了，还是被淋了个透。我骑电动车回家，雨衣根本挡不住这么大的雨，到家的时候整个人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洗完澡出来，看到手机上有条微信好友申请。头像是那种系统默认的灰色轮廓，昵称是一个字：雨。我猜到了是谁，犹豫了一下，还是通过了。

通过之后对方也没有马上发消息。我翻了一下她的朋友圈，三天可见，但能看到的那几条都是转发的文章，什么“女人要学会爱自己”之类的鸡汤，点赞和评论都很少。倒数第二条是一张照片，拍的是一盆绿萝，配文只有两个字：活着。发在一个月前。

我看着这两个字，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一盆绿萝，两个字“活着”，这个姑娘的内心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正想着，消息进来了。

“明天你还上工吗？”

我回：“上，怎么了？”

那边显示“对方正在输入”显示了很久，最后只发过来四个字：“注意肩膀。”

我看了看自己的右肩膀，那地方早就不疼了，只是偶尔用力过猛的时候会有点酸。没想到她还记着这事。

我回了个“好”，想了想，又加了一句：“你也注意身体，上次中暑了就该多歇两天。”

她回了个“嗯”。

对话到此为止。我看了一会儿手机屏幕，把它翻过去扣在床上，闭眼睡觉。但翻来覆去好一会儿没睡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想到白天工地上的事，一会儿想到那盆绿萝和那两个字“活着”，一会儿又想到孙小雨坐在角落里听歌的样子。

最后我坐起来，点了一根烟，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雨发呆。雨下得很大，打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街上的路灯在雨幕里晕成一团模糊的光。

我三十二岁了，过了谈情说爱的年纪，也早就没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但人非草木，一个姑娘对你示好，你要说心里一点波动都没有，那是骗人的。只是这点波动很快就被理智压下去了——我跟她，都是底层里的底层，两个穷光蛋凑在一起，只能是穷上加穷。我还有个病恹恹的老爹要养，自己都活得喘不过气来，拿什么去对别人负责？

第二天去上工，一切照旧。孙小雨看到我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瞬间的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那种平静的样子。她把一瓶水递给我，这次我注意到，水瓶上贴了一张便利贴，写着：“天气预报说今天37度，多喝水。”

便利贴是淡黄色的，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的，像是小学生写的字。我把便利贴撕下来，折了一下，揣进了兜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觉得，很久没有人这样关心过我了。

这种日复一日的平淡日子一直持续到了九月，天气开始转凉，早上的风吹在身上带着一丝凉意，工地上也没那么难熬了。翡翠湾的工程进度按部就班地推进，十二层往上又接了两层，外架搭得更高了。我每天搬砖绑钢筋推水泥，孙小雨每天筛沙子递工具打下手，偶尔中午坐在一起吃盒饭，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

她的话还是很少，但跟我说话的时候，句子会稍微长一点。我从这些零碎的对话里，慢慢拼凑出了一些关于她的信息——她今年二十五，高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去过广州、深圳、苏州，干过电子厂、服装厂、饭店服务员。她妈在她八岁那年跟人跑了，她爸一个人把她拉扯大。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但她攥着矿泉水瓶的手指关节发白，暴露了她内心的情绪。

我没有追问她妈的事，也没有问她那天为什么会从脚手架上掉下来。那是她心里的疤，她不主动揭，我不会去碰。

九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收工后我照常骑电动车回家。那天的夕阳特别好看，整个西边的天空烧成了一片橘红色，映在正在施工的楼体上，把灰色的混凝土都染成了暖色调。我在路边停了一下，拿出手机想拍张照，又觉得拍出来也没人可发，就算了。

正要走的时候，听到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孙小雨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过来了。那辆车一看就是二手市场淘的，链条生锈了，骑起来嘎吱嘎吱响。

“你家住哪个方向？”她问。

“城中村那边，幸福路。”

“我住孙庄，顺路。”她说。

我没拆穿她。孙庄在城西，幸福路在城东，一个西一个东，怎么也顺不到一起去。但我没说什么，只是“嗯”了一声，骑上车慢慢往前走。她就跟在我旁边，两个人骑得很慢，像是故意在拖延回家的时间。

那一路我们没怎么说话，但那种沉默并不尴尬。晚风从前面吹过来，带着秋天特有的干燥和清爽，路两边是拆了一半的旧房子和刚盖起来的新楼盘，这座城市正在经历一种粗暴的生长，到处都是工地和围挡，像一个巨大的、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骑到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她突然说：“陈默，你有想过以后吗？”

“以后？”

“嗯，以后。一直这么搬砖吗？”

我看着红灯的倒计时，想了一会儿，说：“没想过。能把我爸好好送走，就算完成任务了。至于我自己，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她沉默了几秒，说：“我也是。把我爸伺候走了，我就没什么牵挂了。”

她说这话的语气让我心里一惊。那不是对未来迷茫的语气，而是一种已经做好了某种决断的平静。我转头看她，她的脸在路灯和暮色的交界处半明半暗，表情看不真切。

“你才二十五，说什么丧气话。”我说。

她没有回应，绿灯亮了，她率先骑了出去。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反复回想她那句话和她说话时的语气。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也许只是我想多了，也许她只是随口一说。可那句话里透出来的那种“了无牵挂”的感觉，像一根细针，扎在我心口上，不疼，但拔不出来。

我拿出手机，翻到她的微信对话框，打了几行字，又删了。反复了几次，最终还是什么都没发。我能说什么呢？“你要好好活着”？这种话太矫情了，而且我跟她什么关系？不过是工友而已，顶多是我救过她一次、帮过她一次，有什么资格去干涉别人的人生？

第二天，一切如常。九月的太阳已经没有七八月那么毒了，但中午还是有点热。孙小雨递给我一瓶水，瓶身上又贴了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今天风大，注意安全。”

我看了看天，确实起了风，楼顶的风更大，吹得脚手架呜呜响。我把便利贴折好揣进兜里，那里已经攒了七八张了，每张上都写着类似的叮嘱——“明天降温，多穿点”、“盒饭里有个鸡腿，给你了”、“你肩膀要贴膏药”之类的。字都不多，但每一张都很认真，像是反复斟酌过才下笔的。

这些便利贴，我一张都没扔，全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个三十二岁的大男人，跟个初中生似的攒这些东西。但我就是没舍得扔。

我爸有一天打扫卫生，翻到了那些便利贴，拿着看了半天，抬头问我：“这是谁写的？”

“一个工友。”我含糊地说。

我爸“哦”了一声，把便利贴放回去，没再追问。但他转身的时候，我看到他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那弧度太微妙了，如果不是我太了解我爸，根本看不出来。他在笑。这个已经好几年没笑过的老头，居然在笑。

我没由来的有点慌，赶紧说：“爸你别多想，真的就是普通工友。”

“我没多想。”他说，然后慢悠悠地走回了客厅。

这老头，嘴里说没多想，那表情分明就是多想了。

九月底，工地上出了点状况。开发商那边资金链出了点问题，据说是因为某个股东撤资了，导致项目进度款迟迟批不下来。我们包工头拿不到钱，工人的工资就开始拖欠了。老周跟我们说，让大家别急，他在催了，最多拖半个月。但工地上的人哪个不是等米下锅？拖一天都是要命的。

有人开始闹，有人直接不干了，去别的工地找活。老周手底下十几个人，走了四五个。我没走，一方面是跟老周有感情，另一方面是我这人懒，不爱折腾，换个工地又得重新适应，想想都麻烦。反正我爸的药费这个月已经备齐了，生活开销也还能撑一阵子。

孙德胜也没走。他年纪大了，去别的工地人家未必愿意要，而且他女儿还在这儿。孙小雨倒是没什么选择权，她爸不走，她肯定也不会走。

因为人少了，每个人的活就多了。我一个人要干原来一个半人的量，累是真累，但也没办法。孙小雨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除了筛沙子，还被安排去搬一些轻型的建材。我看她搬着两袋腻子粉，走路都打晃，就过去接了一袋过来。

“你少搬点，一趟一趟来。”我说。

她擦了擦汗，说：“没事，搬得动。”

“搬得动也不能这么搬，你上回中暑忘了？”

她抿了抿嘴，没再争辩。我发现她这个人，表面看着闷不吭声的，其实骨子里很倔，什么事都硬扛，不愿意在别人面前示弱。这种性格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被生活磨出来的，但不管是哪种，都让人看着有点心疼。

十月初，工资还是没发。老周急得嘴上起了泡，天天往项目部跑，但每次回来脸色都不好看。我们这些工人私底下也开始犯嘀咕了，有人提议集体去劳动局投诉，有人主张再等等，怕闹僵了更拿不到钱。

我的积蓄已经快见底了，银行卡里就剩两千多块。下个月我爸要复查肝功能，光检查费就好几百，再加上药费，两千块根本不够。我开始琢磨要不要先找个日结的活干着，但又怕这边一离开，老周那边谈下来了，我人不在，钱不好算。

正犯愁呢，孙小雨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你是不是缺钱了？”

我愣了一下，回她：“你怎么知道的？”

“看你这两天吃饭，以前都吃十块钱的盒饭，现在吃六块的素菜饭。”

这姑娘观察得也太细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回了句：“没事，能撑。”

过了几分钟，她发过来一个红包。我点开一看，两千块。

我吓了一跳，赶紧给她退回去：“你干嘛？我不能要你的钱。”

她不收退款，回了一句：“先借你，发了工资还我。”

“不行，你自己也不宽裕，我不能拿你的钱。”

“我有。我在服装厂的时候攒了一点。”

“那也不行，你赶紧收回去。”

她没再回复了。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结果第二天中午吃盒饭的时候，她直接走到我面前，把一个信封放在我饭盒旁边，然后转身就走。我拆开一看，里面是两千块钱现金，还有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欠条不用打了，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还。”

我抬头想叫住她，她已经走远了，只留给我一个瘦瘦的背影。

旁边的老赵看到了这一幕，叹了口气说：“陈默，这姑娘是真的对你好。你别辜负人家。”

我想反驳，但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把那两千块钱收好了，心里沉甸甸的。从小到大，除了我妈，没有哪个异性对我这么好过。徐婉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钱的事分得很清，她的钱是她的，我的钱是我们的，但那时候我乐意，觉得男人就该多承担。现在回头想想，那段感情里，我一直在付出，她一直在索取，最后她离开的时候，甚至连一句正式的“对不起”都没说过。

但孙小雨不一样。她给我的感觉不是索取，而是给予。她明明自己也不富裕，却愿意把攒下来的钱借给我这个认识才两个多月的人。这种信任和善意，让我有点惶恐，也有点感动。

晚上回到家，我把钱放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和那些便利贴放在一起。抽屉里有十一张便利贴了，加上今天这张，十二张。每一张上的字迹都很工整，一笔一划，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写出来的。

我看着这些便利贴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关上抽屉，拿出手机，给孙小雨发了一条消息：“钱我收下了，谢谢。发了工资一定第一时间还你。”

她秒回：“不急。”

我又打了一行字，想了很久，最终还是发出去了：“小雨，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那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了，正准备放下手机，消息进来了。

“因为你是这世上，除了我爸之外，唯一一个在我掉下去的时候伸手拉我的人。”

我看着这行字，鼻子突然有点酸。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这句话里透出来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她活了二十五年，只有两个人对她伸出过手，一个是她爸，另一个就是我。

我回了一句：“会有更多的人对你好的。”

她回了一个字：“会吗？”

那个问号像一把小锤子，轻轻敲在我心口上。

我没再回复。不知道该怎么回。承诺是一件很重的事，我负担不起。如果我说“会”，那意味着我要成为那个“更多的人”之一，但我真的做好准备了吗？我能给她什么？一个城中村的出租屋？一个病恹恹的老爹？一个搬砖的丈夫？一个看不到未来的生活？

不，我不能。我不能因为一时心软就给她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她值得更好的人，值得一个能给她安稳生活的人，而不是我这种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的人。

国庆节前后，拖欠工资的事终于有了转机。包工头从开发商那里要到了部分款项，先给工人发了两个月的工资，剩下的承诺月底结清。我拿到那笔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两千块还给孙小雨。

她收下了，没说多余的话。但我注意到，她收到钱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点失落。好像她还钱这件事本身让她不太开心似的。我没有多想，只觉得欠别人的钱心里不踏实，还了就轻松了。

十月的工地进入了施工黄金期，天气不冷不热，雨水也少，进度推得很快。翡翠湾的几栋楼同时往上冒，每天都有新的变化。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日复一日的劳作，身体的疲惫反而让内心平静了下来，不再去想那些有的没的。

孙小雨还是老样子，每天给我递水，偶尔贴一张便利贴在瓶子上。我已经攒了二十多张了，花花绿绿的便利贴塞满了床头柜的抽屉。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会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看，看着她那些简短的、小心翼翼的关心，心里就会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温暖又酸涩。

十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工地难得放了一天假。我在家睡到上午十点才起来，洗了把脸，准备去菜市场买点菜给我爸炖个汤。刚出门，就在巷子口看到了孙小雨。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袖T恤，下面是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头发没有扎起来，披散在肩上，看起来跟工地上的样子判若两人。她手里提着一个袋子，站在巷子口的路灯下，像是在等人。

看到我出来，她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那种惯常的平静表情。

“你怎么在这儿？”我走过去，有点意外。

“我……路过。”她说，耳朵尖微微发红。

孙庄在城西，幸福路在城东，她路过城东来干什么？这谎撒得比上次“顺路”还不走心。但我没戳穿她，只是问：“吃早饭了吗？”

她摇了摇头。

“走吧，前面有家包子铺不错，我请你。”

她犹豫了一下，跟上了我。

那家包子铺叫“老杨包子”，开了十几年了，门面不大，但东西实在。我要了两笼小笼包，两碗豆浆，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她坐在我对面，把袋子放在脚边，有些局促地打量着四周。

“你专门来找我的？”我问。

她低下头，没承认也没否认。这种默认比任何回答都更有分量。

“有什么事吗？”

“没有。”她说，“就是……想看看你休息日都干什么。”

这个回答让我心里软了一下。一个姑娘，大老远从城西跑到城东，就为了看看我休息日干什么。这种笨拙的、不太会表达的关心，比任何甜言蜜语都要让人难以招架。

包子端上来了，我给她夹了一个，她小声说了句谢谢，低头吃了起来。她吃东西的样子很斯文，小口小口地咬，像一只小心翼翼的猫。

“你今天不用陪你爸？”我问。

“他今天去他老伙计家了，晚上才回来。”

“所以你一个人在家没事干，就跑来找我了？”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从耳朵尖蔓延到脖子根。她把头埋得更低了，声音小得几乎听不清：“我就是……想出来走走。”

我没有再逗她。这个姑娘太容易害羞了，稍微说点什么她的脸就红得跟煮熟的虾一样。但她又偏偏会做出一些很大胆的事——比如大老远跑到一个男人的住处来，就为了看看他休息日都做什么。

吃完饭，我问她想不想去附近的公园逛逛。她点了点头，我们就沿着幸福路一直往东走，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到了一个叫“翠湖公园”的地方。说是公园，其实就是一个小人工湖周围修了一圈步道，种了些柳树和月季，不大，但在这一片已经算是难得的绿地了。

我们绕着湖慢慢走，十月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的，风吹过来带着一点桂花的香气。这种悠闲的感觉对我来说太陌生了，一年到头除了干活就是回家躺着，很少有这样漫无目的地散步的时候。

孙小雨走在我旁边，两个人之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她走得很慢，偶尔停下来看看湖里的鸭子或者路边的花。我发现她在工地以外的地方，会变得稍微放松一点，脸上的表情也丰富了一些，虽然还是不怎么笑，但眼神没有那么紧绷了。

走到湖心亭的时候，我们停下来靠在栏杆上歇脚。她忽然说了一句：“我小时候，家门前也有一条河。”

“是吗？什么样的河？”

“一条小河，水很清，里面有小鱼。夏天我跟我爸去河里捞鱼，拿回家让我妈炸着吃。”她说到“我妈”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微微顿了一下，但很快就接上了，“后来那条河被填了，盖了厂房。我妈也走了。”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提起她妈。我没有追问，只是静静地听着。

“她走的那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家里翻得乱七八糟的，她把自己的东西全拿走了，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孙小雨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讲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我爸疯了似的到处找她，找了两年，后来听说她跟人在广东过日子，还生了孩子。我爸就不找了。”

“你恨她吗？”

她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小时候恨。现在不恨了。她也是个人，她想过好日子，我能理解。”

她说她能理解。一个八岁被母亲抛弃的女孩，用了十七年的时间，最终选择了理解。这种理解和原谅，比任何恨都要沉重。我心里堵得慌，想说点什么安慰她，但所有的话到了嘴边都觉得苍白无力。

“你爸不容易。”我最后只说了这么一句。

“嗯。”她点了点头，“所以我得照顾好他。他这辈子就剩我了。”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爸。他也这辈子就剩我了。两个被生活压弯了腰的老人，两个咬牙撑着的子女，在这个城市不起眼的角落里各自挣扎着。某种程度来说，我和孙小雨是同一种人——都是在扛着父辈的重量往前走的人。

从公园出来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问她想吃什么，她说不用了，要回去了。我没强留，送她到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她从袋子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副手套。工地上用的那种防滑手套，手掌面有橡胶颗粒，比普通劳保手套要厚实一些，也贵一些。

“你上次搬砖把手磨破了，这个好用。”她说，声音很轻。

我接过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那上面有一层厚厚的老茧，但指根的位置确实有几道裂口，是最近搬加气块磨的。加气块表面粗糙，普通手套不经磨，搬几趟就破了。我自己都没太在意这些口子，她倒是一直记着。

公交车来了，她上了车，在靠窗的位置坐下，隔着玻璃冲我挥了挥手。我站在站台上，手里攥着那副手套，看着公交车慢慢开远，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又像是被什么东西掏空了。

回到家，我把手套放在床头柜上，想了想，又把它放进了抽屉里，和那些便利贴放在一起。然后我坐在床边，点了一根烟，看着窗外的夕阳发呆。

我想了很久，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是我讨厌她，恰恰相反，我对她的感觉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受控制。但正是因为我开始在意她了，我才不能继续享受她的好而不做出任何回应。要么往前走一步，要么就后退一步，这样不清不楚地耗着，对她不公平。

往前走一步，我拿什么走？就凭我一个月几千块的工资？就凭这间租来的老房子？就凭我那个每天要吃七种药的老爹？

我不能让她跟了我之后，过比现在更苦的日子。她这辈子已经够苦了。

所以结论只有一个：后退一步。趁她还没有陷得太深，趁我自己还没有昏头，把这段关系拉回到正常工友的轨道上。

我拿出手机，打开跟她的对话框，打了一段话，大意是感谢她这段时间的关心，但我们只是工友，希望她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打完之后我看了好几遍，觉得太直接了，会伤到她，于是又删了，重新措辞。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快一个小时，最终发出去的是一句简短的、小心翼翼的话：

“小雨，你是个好姑娘，值得更好的人。别把心思放在我身上，我什么都不是。”

发完之后，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床上，心跳得很快，像是在做什么亏心事一样。

过了大概十分钟，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拿起来看，她的回复只有三个字：

“知道了。”

没有任何情绪，没有任何追问，就这三个字，冷冰冰的，像是电脑程序生成的回复。我盯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失落。我以为她会问为什么，会说什么“我不在乎”，但她什么都没说，就只是“知道了”。

这不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吗？可为什么真的得到了，心里又这么不是滋味？

第二天去工地上班，一切好像都跟以前一样。太阳照常升起，工地照常开工，砖照常搬，钢筋照常绑。但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孙小雨没有再给我递水，中午也没有坐到我旁边来，甚至连看都不怎么看我了。偶尔在工地上的通道里碰到，她会低着头快步走过去，像是没看到我一样。

孙德胜看我的眼神也变了，不再是那种充满感激的、热情的目光，而是一种带着审视的、微微皱起眉头的神情。我不知道孙小雨跟他说了什么，但显然他知道了一些事。

老赵也看出了不对劲，中午吃盒饭的时候凑过来问我：“你跟孙小雨闹别扭了？”

“没有。”我闷头扒饭。

“那你俩怎么不说话了？之前不是挺好的吗？”

“本来也没什么，就是普通工友。”

老赵“嗤”了一声：“得了吧你，普通工友人家姑娘会天天给你送水？普通工友人家会把自己的钱借给你？陈默，你是不是把人家拒绝了？”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老赵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觉得自己穷，觉得配不上人家，怕拖累她，对吧？但你有没有想过，她可能根本不在乎这些？她看中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条件。”

“那又怎么样？”我把饭盒一放，语气有点冲，“不在乎能当饭吃吗？结了婚住哪儿？生了孩子拿什么养？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样不要钱？光靠‘不在乎’三个字，能过日子吗？”

老赵被我怼得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说：“你小子的毛病就是太清醒了，什么事都想得太明白。有些时候，人活得糊涂一点，反而更痛快。”

我没再说话，低头继续扒饭。老赵不懂，他不是我，他没有一个常年吃药的爹，没有经历过被现实砸得头破血流的感觉。我当年跟徐婉分手的时候，她妈妈当着我面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小陈，我们不是嫌你穷，但你不能让我闺女一嫁过去就背上债吧？你爸的病是个无底洞，你拿什么填？”

那句话没有恶意，甚至是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说的最实在的话。但正是因为它太实在了，才像刀子一样扎人。从那天起我就明白了，穷人没有资格谈爱情。爱情是奢侈品，是吃饱穿暖之后才能考虑的东西，而我连吃饱穿暖都要拼尽全力。

接下来的日子变得很平静。没有了孙小雨的关心，我的生活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上班搬砖，下班回家，吃饭睡觉，偶尔跟我爸说几句话。这种生活我已经过了五年，早就习惯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平静，现在却变成了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像是生活中缺了点什么。

十一月初，天气转凉，早晚要穿外套了。翡翠湾的工程进入了收尾阶段，主体已经封顶，开始做内外装修。老周说这个工地干到年底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可能要去下一个工地，让我们做好准备。

孙小雨还是不怎么跟我说话，但她的状态似乎不太对。她的脸色越来越差，本来就瘦的人，现在瘦得更厉害了，颧骨都凸了出来。干活的时候也明显没有以前利索了，总是慢半拍，有时候站在那里发呆，别人叫她两声才反应过来。

她爸孙德胜明显很担心，但又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时不时地看看女儿，叹一口气。

我想问问她怎么了，但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是我先说“我们只是工友”的，现在又去关心人家，算什么？欲擒故纵吗？还是良心不安？不管是哪种，都挺虚伪的。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又出事了。

那天下午，我们在十二号楼贴外墙保温板。这活儿需要站在吊篮里操作，属于高空作业，安全绳是必须挂的。我在地面上调配粘结砂浆，一桶一桶地往吊篮上送。

孙小雨那组在三楼的吊篮上，她和另一个女工一起负责递材料。我当时正低头搅砂浆，突然听到头顶上一声尖叫，抬头一看，三楼的吊篮正在往下坠。

不对，不是整个吊篮，是吊篮一头的钢丝绳松了，整个吊篮倾斜成了四十五度，上面的人正在往下滑。

我当时离得并不近，隔着大概二十多米，而且吊篮上已经有人拽住了安全绳，应该不会出大事。但我看到孙小雨的身影在倾斜的吊篮边缘晃了一下，她好像没有挂好安全绳——不对，她的安全绳挂在吊篮的栏杆上，吊篮倾斜之后，她整个人被甩向了吊篮外侧，安全绳的挂钩在栏杆上滑动，眼看就要脱钩了。

我扔下铁锹就往那栋楼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她又要掉下来了。

跑到楼底下的时候，吊篮那头的钢丝绳已经彻底崩了，整个吊篮竖了起来，像一块挂在半空中的门板。上面的两个人一个挂在安全绳上，被拉到了吊篮的另一头，而孙小雨已经从吊篮上滑了出去。

但她没有直接掉下来——她的安全绳在脱钩的最后一刻，被吊篮底部的横杆挂住了。她就那么悬在半空中，身体在半空中晃悠，离地面大概七八米的高度。七八米，不算太高，但如果摔下来，也得断几根骨头。

“别动！抓紧绳子！”我在下面冲她喊。

她听到了我的声音，低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复杂的、带着委屈和倔强的神情，像是想说什么，又像是在忍着什么。

工地上其他人也赶过来了，七手八脚地去找梯子和救援设备。我仰着头盯着她，心脏跳得飞快。安全绳能撑多久？挂钩会不会滑脱？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疯狂转着。

好在工地上的应急反应还算快，有人搬来了升降机，有人拿来了救生垫。大概过了七八分钟——我感觉像过了七八个小时——孙小雨被安全地接了下来。

她的脚踩到地面的一瞬间，腿一软就要往地上坐，我下意识地伸手扶了她一把。她站稳之后，看了我一眼，然后把我的手从她胳膊上拿开了。

那个动作很轻，但像一把钝刀，在我心口上拉了一下。

“谢谢。”她说，语气客套而生疏，就像对待一个陌生的工友。

然后她转身走向她爸，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

我在原地站了几秒钟，周围的人在讨论吊篮事故的原因，有人在骂设备科的人不负责任，有人在大声指挥后续处理。所有的声音都嗡嗡的，像隔了一层水。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心全是汗，手指还在微微发抖。

老赵走过来，在我旁边点了一根烟，递给我。我接过来猛吸了一口，呛得咳了好几声。

“你说你不在乎她？”老赵斜眼看着我。

我没说话。

“你骗得了自己，骗不了我。”老赵弹了弹烟灰，“你刚才跑过去的速度，比那次救她的时候还快。”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她把我手拿开了。”

老赵愣了一下，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坐在床上，打开床头柜的抽屉，看着里面那些花花绿绿的便利贴和那副手套，发了很长时间的呆。然后我拿出手机，翻到孙小雨的微信，想发点什么，但看到上次的聊天记录——“知道了”那三个冷冰冰的字，又把手缩了回来。

我和她之间，好像隔了一层看不见的东西。我曾经亲手砌了一堵墙，现在我想翻过去了，却发现墙的那一头也砌起了墙。

这就是自作自受。

接下来的日子更加难熬了。不是因为工作有多累，而是因为每天都能看到孙小雨，但我们的关系却降到了冰点。她不再跟我说话，不再给我递水，甚至不再看我。我在她眼里变成了空气，彻底的、透明的空气。

这种被无视的感觉比被恨更难受。如果有人恨你，至少说明你在她心里还有位置。但无视，意味着你什么都不是了。

我开始后悔。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发那条消息，后悔为什么要用那种拙劣的方式推开她。但后悔归后悔，让我再去找她说点什么，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对不起，我后悔了”？还是说“其实我也喜欢你”？不管是哪句，都像是出尔反尔的混蛋行径。

十二月初，翡翠湾的工程终于接近尾声了。老周通知我们，这个工地干到年底就清场，明年开春去城北的新工地。他还说，孙德胜那边好像不打算跟了，准备带着闺女回老家。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搬最后一批砖。手里的砖突然变得很沉，沉得我差点没拿住。

她要走了。

回到老家之后，我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见面了。这个城市说小不小，说大不大，但如果两个人没有交集，就真的会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永远不再相交。

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我想在她走之前，跟她说点什么。不管结果如何，至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结束。

那天收工之后，我特意在工地门口等她。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照在门口的土路上，我把手插在兜里，来回踱着步，心里打了无数遍腹稿，但每一遍都觉得不合适。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她出来了。一个人，她爸不在旁边。她低着头走路，穿着一件旧棉袄，背着一个帆布包，看起来瘦瘦小小的。

“孙小雨。”我叫了一声。

她停住了脚步，抬头看到是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然后迅速恢复了那种平静到近乎冷漠的表情。

“有事吗？”她的语气跟她的表情一样平静。

我打了半天的腹稿，在这一刻全忘光了。我张了张嘴，最后只说出一句：“听说你们要回老家了？”

“嗯。”

“什么时候走？”

“月底吧。”

“那……还回来吗？”

她沉默了几秒钟，说：“不知道。”

这三个字让我心里一沉。不知道，就是不回来的意思。她爸在这边干了十几年，如果不是出了什么事，不会突然决定回老家。而这件事，很可能跟我有关。

“小雨。”我往前走了一步，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那个后退的动作刺痛了我，但我还是硬着头皮说了下去，“之前那条消息，我说让你别把心思放在我身上，我什么都不是。那句话……我收回。”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在审视，又像是在确认什么。

“你收回？”她慢慢重复了一遍，“说出去的话，能收回吗？”

“我知道不能。”我深吸了一口气，“但我想告诉你，我不是不在乎你。我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你。我没房没车没存款，还有个病爹要养，你跟了我只会吃苦。我不是不想，是不敢。”

这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说出来的一瞬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不管她怎么回应，至少我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她低着头，刘海遮住了半边脸，看不清表情。过了很久，她开口了，声音有点哑：

“陈默，你觉得我在乎那些吗？”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我在服装厂一个月三千多，在工地筛沙子一个月两千多。我从小到大没住过楼房，没坐过飞机，连肯德基都是十八岁那年才第一次吃。你说的那些——房啊车啊存款啊——对我来说太遥远了，遥远到我压根就不会去想。”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水光在闪，但她的声音还是平稳的，“我只想过，有个人能对我好，能在我掉下去的时候拉住我，能在我中暑的时候送我去医院，能在我搬不动的时候帮我搭把手。就这些。”

“你觉得我值不值得？”她看着我的眼睛问。

我被她这句话问得哑口无言。她不在乎那些我引以为耻的条件，她要的只是一个人对她好。而我能给她吗？

我想了想，答案是：我能。

也许我给不了她大房子和好车，但我可以在她冷的时候把外套脱给她，在她饿的时候给她买一碗热乎的面，在她害怕的时候拉住她的手。这些东西不值钱，但我有，而且我愿意给。

“值。”我说，声音有点哑，“你值得。”

她的眼睛里的水光终于溢了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但她没有哭出声，只是用力地眨了几下眼睛，用袖子胡乱擦了一把脸。

“你别哭啊。”我有点慌，手忙脚乱地从兜里掏纸巾，但掏了半天只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卫生纸，递过去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寒碜。

她接过那张纸，没擦脸，而是把它攥在了手心里。

“你上次发那条消息的时候，我真的挺恨你的。”她说，声音带着一点鼻音，“我觉得你跟其他人一样，看不起我这种女的。后来我想了想，又觉得你不是那种人。你要真看不起我，你也不会三番两次救我。”

“我没有看不起你。”我赶紧说，“我就是……怂。我怕我拖累你。”

“我也有个拖累我的爸。”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带着泪，看起来又苦又甜，“咱俩谁也别嫌弃谁。”

那天晚上，我们在工地门口站了很久，说了很多话。她告诉我，她爸之所以要回老家，不全是因为我——老家的房子要拆迁了，得回去办手续。只是之前她确实不想跟我说话了，所以也没解释。

她还告诉我，那天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不是意外。

“那天我站在十二层的踏板边上，往下看了一眼。”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什么不能大声说的事，“有那么一瞬间，我在想，如果就这么掉下去，是不是就什么都结束了。”

我后背一阵发凉，下意识地握住了她的手。

“但是掉下去的那一瞬间，我后悔了。”她的手在我手心里微微发抖，“我真的后悔了。我不想死。然后你就抓住了我。”

我终于明白了，她之前说的那句“你欠我一条命”不是夸张，是事实。我也明白了她为什么看我的眼神里会有一种那么深的、近乎固执的感激——因为我不仅救了她的命，还在她最想放弃的时候，给了她一个被拉回来的理由。

“以后别这样了。”我说，声音有点发紧，“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别往那儿想。”

“我知道。”她低着头，“我现在不想了。”

我握着她的手，两个人的手在十二月的冷风里都冻得有点僵，但握在一起的掌心是热的。那种热度通过皮肤传过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踏实感。

“小雨，我跟你说清楚。”我深吸了一口气，“你要是愿意跟我在一起，我不敢保证你过得多好，但我保证，以后你掉下去的时候，我一定在下面接着你。”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又红了，但这次她没有哭，而是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浅，嘴角只是微微翘起了一点点，但它是我见过的，孙小雨最好看的表情。

“那我以后不掉了。”她说。

那天我送她回家。她骑着她那辆嘎吱作响的自行车，我骑着电动车，两个人慢慢地在冬夜的街道上并肩而行。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在地上歪歪扭扭地交错在一起。到了孙庄路口，她停下来，让我别送了，她爸看到了不好解释。

“你爸是不是不太喜欢我了？”我问。

“他其实挺喜欢你的。”孙小雨说，“就是上次你把我惹哭了，他问了我一晚上，我说了实话。他就觉得你这人别扭，明明在乎，非要装作不在乎，是不是不够痛快。”

我苦笑着点了点头：“确实是我的问题。改天我当面跟他道个歉。”

“不用，他自己都没想明白的事，凭什么要求你想明白。”她顿了顿，又说，“其实我爸觉得你挺好的。他说，能在那种时候伸手的人，心肠坏不了。”

这句话让我心里暖了一下。孙德胜在工地上干了十几年，阅人无数，他的认可比什么都重要。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我爸还坐在客厅里看晚间新闻。看到我进来，他摘下老花镜，盯着我看了好几秒。

“跟那个写便利贴的姑娘在一起了？”他问。

我被他这直球打得一愣：“爸你怎么知道的？”

“你脸上那表情，藏都藏不住。”他重新戴上老花镜，转过头继续看电视，但他嘴角那个弧度，比上次更明显了。

这个老头，心里比谁都明白，就是不说。

我洗完澡躺在床上，拿出手机，看到孙小雨发来了一条消息。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张照片——是她房间的窗台上，一盆绿萝旁边，放着那双我送她的防滑手套。手套我用了一个多月，手掌面磨得有点旧了，但洗得很干净，整整齐齐地摆在花盆旁边。

照片下面配了两个字：“晚安。”

我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贴在胸口上，闭上了眼睛。

那盆绿萝的配文是“活着”，现在它旁边放着我用过的手套。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从今天开始，“活着”这件事，对我和她来说，都有了不同的意义。

十二月的工地格外冷，早上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翡翠湾的工程进入了最后的扫尾阶段，主体和内装都差不多了，剩下一些修补和清理的活儿。人手精简了不少，留下来的都是准备跟老周去下个工地的老人。

孙德胜父女原计划月底回老家的，但因为老家拆迁的事推迟了，说要等到过完年再说。老周就跟孙德胜商量，让他在工地上再干一阵子，等过了正月十五再走。孙德胜答应了。

最高兴的人是我。这意味着孙小雨还会在我身边多待两个月。

我们在一起的事没有刻意瞒着谁，也没有刻意公开。工地上就这么些人，这种事根本瞒不住，没几天就传开了。老赵第一个跑来找我确认，听到肯定的答复之后，用力拍了一下我的后背，差点把我拍个趔趄。

“我就说吧！你小子早晚得开窍！”他笑得跟吃了蜜似的，好像谈恋爱的人是他自己。

老周也知道了，私下把我叫到一边，说了句让我意外的话：“孙小雨这姑娘命苦，但人实在。你要是真心对她好，我不反对。你要是玩玩而已，趁早收手，孙德胜是我十几年的老弟兄，我不能让你祸害他闺女。”

“老周，我是认真的。”我说。

他看了我半天，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工友们的反应大部分是祝福，但也有人私下说闲话。有人说陈默是趁人之危，救了人家姑娘就往上贴；也有人说孙小雨是看上了陈默救过她，感激和喜欢分不清楚。这些话传到我和她耳朵里的时候，我们都没怎么在意。

“他们说他们的，我们过我们的。”孙小雨说。

我点了点头。干我们这行的，脸皮早就在风吹日晒中磨厚了，几句闲言碎语伤不到我们。

但我爸这边，情况有点复杂。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带孙小雨回家见我爸。她那天特意穿了一件干净的红毛衣，头发扎得整整齐齐，还买了一兜水果和一箱牛奶。在门口的时候，她站在那儿深吸了好几口气，紧张得手都在抖。

“你别怕，我爸又不吃人。”我小声说。

“我知道，我就是……”她抿了抿嘴，“万一你爸不喜欢我怎么办？”

“他肯定会喜欢你的。”

我推开门，我爸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我们进来，他站了起来，目光落在孙小雨身上，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圈。那个打量的过程可能只有几秒钟，但我感觉像过了好几分钟。

“叔叔好，我叫孙小雨。”她微微鞠了一躬，声音有点紧。

我爸“嗯”了一声，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差点笑出声的话——

“便利贴是你写的吧？”

孙小雨的脸瞬间红透了，低着头小声说：“是……是我写的。”

“字写得不错。”我爸说完，接过她手里的水果和牛奶，转身进了厨房。

我在旁边憋着笑。这老头的关注点真是与众不同。不过他说“字写得不错”这句话，在我爸的语言体系里，已经是很高级别的认可了。

那天中午，我爸亲自下厨做了四个菜。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郑重地做过饭了，平时我们父子俩吃饭都是一个菜凑合，顶多两个。他做了一道红烧鱼、一个糖醋排骨、一个炒青菜，还有一个紫菜蛋花汤。鱼是早上特意去菜市场买的，排骨也是挑的精排。

饭桌上，我爸问了孙小雨一些基本情况——家里几口人、哪里人、现在干什么活。问的时候语气平平淡淡的，但我知道他是在把关。孙小雨一五一十地回答了，包括她妈的事也说了，没有隐瞒。

我爸听完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都是苦过来的孩子。”

就这一句话，孙小雨的眼眶红了。她低下头，用力地扒了两口饭，把眼泪忍了回去。

吃完饭，孙小雨抢着去洗碗，我爸没让，说“你是客人，坐着”。然后他把我叫到了阳台上，关上了推拉门。

“这姑娘，比你之前那个强。”他开门见山地说。

“哪个？”我装糊涂。

“你少跟我装。”我爸瞪了我一眼，“徐婉那丫头，当初我就觉得不行，眼睛里没有你。但这个不一样，她眼睛里全是你。”

我心里一暖，嘴上却说：“爸你还会看这个呢？”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他点了一根烟，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她家条件也不好，她爸身体也不太行，你们俩在一起，以后的日子不会轻松。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我说。

“不后悔？”

“不后悔。”

他把烟掐灭在阳台的烟灰缸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三个字：“那就行。”

从阳台回到客厅，我看到孙小雨正坐在沙发上翻我家那本旧相册。那是我妈还在的时候整理的，里面有我小时候的照片，从光屁股满月照到高中毕业照，记录了我人生的前二十多年。

她看得很认真，一页一页慢慢地翻，偶尔会笑一下。看到我六岁那年剃了个光头的那张照片时，她笑出声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真正意义上的笑声，清脆的、带着一点惊讶的笑，像冬天里突然响起的风铃。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心里涌起一种强烈的、几乎要将我淹没的情绪。那种情绪不是激情澎湃的爱情，而是一种更平实的、更温暖的东西——是想要在每天醒来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个人的脸，是想要在漫长而疲惫的人生里有她并肩而行。

后来我送她回家，在路上她忽然说：“你爸真好。”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我说，“我妈在的时候，他脾气挺大的。我妈走了以后，他就变了。”

“人都会变的。”孙小雨说，“遇到对的人，就会变成更好的样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笃定的、不容置疑的认真。我被她看得有点不好意思，挠了挠头，转移话题说天冷了你赶紧回去吧别冻着了。

她笑了笑，转身走进了巷子里。那个笑容比第一次笑的时候自然多了，像是她已经重新学会了怎么使用那些控制笑容的肌肉。

十二月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年底。翡翠湾的工程正式结束，老周请大家吃了一顿散伙饭，在工地附近的一家川菜馆，十来号人围了一大桌。那顿饭吃得很热闹，啤酒喝了一箱又一箱，连平时不怎么喝的老周都喝了好几杯。

孙德胜也在，他喝得有点多，脸红得像关公。喝到兴头上，他端着酒杯摇摇晃晃地走到我面前，一把搂住我的肩膀，酒气喷了我一脸。

“陈默，叔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他打了个酒嗝，眼睛红红的，“小雨她妈走的时候，小雨才八岁。那天晚上她抱着我哭，问我妈妈是不是不要她了。我没法回答，我张着嘴说不出话。从那天起我就发誓，这辈子谁都不能再让我闺女哭。”

他用力捏着我的肩膀，力气很大，指甲都快嵌进肉里了。

“你上次让她哭了。”他说。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他摆了一下手打断了我的话。

“但是我也知道，不是你的问题，是她自己看不开。这丫头心思重，什么事都往心里去。你能让她笑，我就服你。”他把酒杯往我手里一塞，“叔敬你一杯，你把这杯干了。以后你要是对她不好，我就……”

他想了半天没想出合适的威胁，最后说了一句：“我就把我砌的墙全拆了！”

满桌的人哄堂大笑，我也笑了，跟他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

孙小雨坐在对面，看着她爸发酒疯，脸上的表情又好气又好笑，但眼睛里是亮的，是那种看到重要的人之间互相认可时才会有的亮光。

吃完饭出来，已经快十一点了。冬天的夜很冷，呼出的气都是白的。我喝了酒不能骑车，孙小雨就推着她的自行车陪我走。两个人沿着空旷的街道慢慢走着，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

“我爸今天丢人了。”她说。

“没有，叔叔挺可爱的。”

“可爱？”她挑了挑眉毛，“你是没见过他发脾气的样子。”

“那你见过吗？他冲你发过脾气吗？”

她想了想，摇了摇头：“他从来不冲我发脾气。从小到大，一次都没有。”

“因为他心疼你。”

“我知道。”她低下头，踢了一颗路边的小石子，“所以我总觉得欠他的。要不是因为我，他可能早就再找一个人了。但是他怕后妈对我不好，就一直没找。”

“所以你想补偿他？”

“嗯。我想让他过得好一点，别那么累。但我又没什么本事，挣不到什么钱。”她的声音低了下去，“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挺没用的。”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面对着她。

“孙小雨，你给我听好了。”我按着她的肩膀，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你爸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是希望你觉得自己没用。他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活得开心。你开心了，他就觉得这辈子值了。你要是觉得亏欠他，那就更得好好活，活出个样子来给他看。”

她愣愣地看着我，路灯的光落在她的脸上，把她的眼睛照得很亮。

“陈默，你以前是不是也不开心？”她忽然问。

“是。”我没有否认，“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活着就是完成任务，把我爸送走，把债还完，然后我自己怎么着都行。”

“现在呢？”

“现在不一样了。”我说，“现在我有了想一起活很久的人。”

她的眼眶红了，但她忍住了没哭。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十指交扣。她的手很凉，骨节分明，掌心里有硬硬的老茧，但那是我握过的最温暖的手。

“回家吧。”她说。

“我送你。”

“不用，今晚我送你。”她推着自行车往前走了一步，回头看我，“你今天喝了酒，我得看着你到家才行。”

我笑了：“行，那你送我。”

结果那天晚上我们俩就这么互相送，她送我到家门口，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回去，又送她到孙庄路口，她又非要再送我一段。来回折腾了两趟，最后在中间的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同时笑了出来。

“再这么送下去，天都亮了。”我说。

“那各自回家，谁也别送了。”她说。

“好，一起转身。”

“一、二、三——”

我们同时转身，各自朝不同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她也正好回头在看我。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在昏黄的路灯下，她的身影显得格外单薄，但站得很直。

她冲我挥了挥手，然后转身，消失在了夜色里。

元旦那天，工地放了三天假。我带着孙小雨去了一趟我爸的医院，不是看病，是看我爸体检。这是半年一次的例行检查，肝功能和肾功能都要查，血压血糖也要测。

在医院里，孙小雨全程陪在我爸旁边，帮他拿单子、排队、倒水，比我还上心。旁边的大爷大妈看到了，都以为她是我爸的闺女，我爸也没解释，就那么笑呵呵地应着。

检查结果出来了，各项指标都还稳定，肝功能没有继续恶化，血糖也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医生说继续保持，按时吃药，注意饮食，问题不大。

我爸从诊室出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明显轻松了不少。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又看了看孙小雨，说：“中午我请客，咱们吃顿好的。”

说是“好的”，其实就是医院旁边的一家兰州拉面馆。我爸点了三碗牛肉面，还要了两个小菜。面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的，香菜和辣椒油的味道混在一起，香得很实在。

“小雨，我问你个事。”我爸一边吃面一边说，“你跟陈默的事，你爸同意吗？”

孙小雨放下筷子，认真地回答：“我爸同意的。他说陈默人实在，靠得住。”

我爸点了点头，又问：“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事？”

我差点被一口面呛死。“爸，我们才在一起多久，你说这个干嘛？”

“不久吗？”我爸看了我一眼，“你不是都三十二了吗？你不急，人家姑娘不急？”

我无语地看了孙小雨一眼，她的脸已经红到了脖子根，低头假装在吃面，筷子在碗里搅来搅去。

“叔叔，我们不急。”她小声说，“先攒点钱再说。”

“攒钱？攒什么钱？”我爸放下筷子，从兜里掏出一张存折，推到我们面前。我拿起来一看，上面有三万块钱。

“爸，你哪来这么多钱？”我愣住了。

“你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我没花完，攒下来的。还有你妈当年留下的一点。”他重新拿起筷子，低头吃面，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我没什么能给你们俩的，这个你们拿着，该办的事就办了。别拖。”

我看着那张存折，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爸的降压药一瓶六十多块，他有时候为了省那几块钱，会去好几家药店比价。他穿的衣服还是五年前买的，领口都洗得发白了也不肯换。他把省下来的钱，都放在了这张存折里。

“叔叔，我们不能要您的钱。”孙小雨把存折推了回去，语气很坚决，“您的钱留着养身体。我跟陈默都有手有脚，我们可以自己挣。”

我爸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把存折收了回去。但他脸上的表情不是不高兴，反而像是更满意了。

“行。”他说，“那你们自己挣。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撑不了几年了。我走之前，得看到你们安定下来。”

“爸！”我的声音有点冲，“你说什么呢？”

“我说的是实话。”他看着我，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你妈走的时候，我哭了一个月，觉得天都塌了。后来想明白了，人都有那一天，早晚的事。我不怕走，我就怕走了之后，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没人陪。”

孙小雨的眼泪掉下来了，一滴一滴落在她面前的面碗里。她用手背擦了一把脸，吸了吸鼻子，说：“叔叔，您别这么说。陈默不会孤零零的，我会陪着他的。”

我爸看着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好。”他说，声音有点哑，“好。”

那天下午，送孙小雨回家的路上，她一直没说话。直到快到孙庄的时候，她忽然开口了：“陈默，你爸的病，以后会不会……”

“不知道。”我坦白地说，“肝硬化是不可逆的，只能控制，不能根治。医生说保持得好，十年八年没问题。保持不好……”

后面的我没说，她也没追问。

“你怕吗？”她问。

“怕。怕了很多年了。”我深吸了一口气，“但我更怕的是，他走了之后，这个世上就真的只剩我一个人了。”

“不会的。”她握住了我的手，“以后不会了。”

那个冬天过得很平静，也很温暖。工地放假了，我找了个临时的活，在一个物流仓库里搬货，日结的，一天一百五。孙小雨回了趟老家处理拆迁的事，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有时候就聊几句，有时候会聊很久，把她小时候的事一件一件讲给我听。

她说她家门前那棵柿子树上有个喜鹊窝，每年春天喜鹊都会回来。她说她上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语文经常考全班第一。她说她妈走后第一年，她每天晚上都会梦见妈妈回来，醒来枕头是湿的。她说她后来就不做梦了，直到遇到我之后，又开始做梦了。

“梦到什么？”我问。

“梦到以后。”她说。

春节前一周，孙小雨从老家回来了。拆迁的事办得差不多了，她家分到了一套回迁房，不大，八十多平米，但好歹是楼房，比她家那个老瓦房强多了。

“我爸说，等房子下来，就给我们住。”她跟我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有点不好意思，“他说他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大的房子。”

“那咱爸呢？”我问，说完才意识到用了“咱爸”这个词，脸一下子烫了起来。

孙小雨也愣了一下，随即抿着嘴笑了。那个笑容比以前自然了很多，嘴角的弧度也大了很多，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

“咱爸，”她故意加重了这个词，“他说他去镇上租个小房子就行，他喜欢清静。”

“那不行，两个爸都得住大房子。”我说，“不够住就再租一间。”

她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感激，也有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像是终于确认了某件事。

腊月二十八，我和我爸在老房子里贴春联。我爸站在凳子上刷浆糊，我在下面递春联。贴到一半，孙小雨来了，手里提着她自己包的饺子，还有一副她亲手写的春联。

“你还会写毛笔字？”我有点惊讶。

“小时候跟我姥爷学的，写得不好。”她把春联展开，上联是“平安二字值千金”，下联是“和顺满门添百福”，横批“岁岁平安”。字迹说不上多好，但一笔一划都很端正，跟她写在便利贴上的字一样，透着一种笨拙的认真。

我爸看了半天，说了两个字：“贴这个。”

于是我们撕掉了刚从市场上买来的那副烫金春联，换上了孙小雨手写的这一副。红纸黑字，简简单单的，贴在我家那扇老旧的防盗门上，却让整个门面都亮堂了起来。

晚上，我和孙小雨坐在楼下的台阶上看烟花。城里的烟花没有小时候那么热闹了，零零星星的，东一朵西一朵，在夜空中绽开，亮一下就灭了。但就是这些短暂的光，把她的侧脸一次次照亮，又一次次隐入黑暗。

她靠在我肩膀上，小声地说：“陈默，明年我们还在一起看烟花好不好？”

“好。”

“后年呢？”

“也好。”

“大后年呢？”

“每一年。”我说。

她满意地闭上了眼睛，呼出的白气在寒冷的夜风中很快就散了。远处又是一朵烟花升空，炸开成一片金色的光雨，映在我们仰起的脸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