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日本靖国神社，还供着2.8万台湾人...

台湾原住民代表高金素梅，她为了一件事情，坚持了24年。

高金素梅的父亲是安徽人，母亲是台湾泰雅族原住民。

自2002年起，高金素梅联合“高砂义勇队”遗族云力思，向日本东京靖国神社开启了 “还我祖灵” 的跨国抗争行动。

现实就是如此的荒唐，在东京的靖国神社，受害者的名字与加害者居然同置一处。

这里咱们先简单科普一下。

日本的那些神社，搞得是神道教 “合祀” 制度。即，没有一个个的独立摆放的牌位，而是将死者的姓名登记在所谓的《灵玺簿》名册上面，进行统一集体祭祀。

据相关资料显示（日本厚生省统计数据），太平洋战争时的台籍日军（含军夫、志愿兵、高砂义勇队）总阵亡约30304人，其中的约28000人，被写进了靖国神社“合祀”名册。

曾经的“高砂义勇队”约2500 名原住民，全部被纳入合祀名单，他们正是高金素梅 “还我祖灵” 运动的主要诉求对象。

下面，咱们就先简单捋一捋，在那段岁月里，台籍日军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老电影《南京1937》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节。

电影中塑造了一个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台湾兵形象。但注意了，这只是一种艺术加工，与真实历史并不相符。

现实中的重藤支队，是1937年9月，日本参谋本部紧急抽调的台湾守备队。

他们只是驻防台湾的日本兵，并非是由台湾人组成的编队！

历史上的重藤支队兵源来自北九州岛，主要由熊本、福冈地区的日本人组成，并且以熊本人居多。

所以，联系到2016年、2026年两次熊本大地震后，某些台湾人的那种比自家遭灾还着急的表现。真是让人不得不感叹，当年奴化教育的皇民遗毒，至今都没有清干净。

好了，咱们还是说回1937年的台湾。

那时候，作为绝对统治者的日本人将台湾人视为“下等人”，原住民是生番（野人），台湾民众的整体地位还不如朝鲜人。

因此，日本人并不愿意和台湾本地人公开通婚。中日混血后裔，主要都是私生子（比如，传说中李登辉的血统），而且数量也不大。

侵华战争早期，日本本土兵源尚可，打仗也顺风顺水。

尤其是在日本这种军国主义国家，当兵被看作是一种“特权”，根本轮不着他们眼中的“劣等民族”上阵。

在那段岁月里，无论是朝鲜人还是中国台湾人，这些被殖民的民族，都是没资格当兵的。

直到1938年，随着战线的扩大，侵华日军兵源愈发吃紧，日本这才开始在朝鲜设立“特別志愿兵”制度，面向普通朝鲜人征兵。

1938年之前，日军中只有极少量的朝鲜人，且全是日本军校毕业的朝鲜亲王和两班贵族，并不存在朝鲜士兵。

比如电影《登陆之日》里面的男主被日军强行抓去当关东军，遭到日本人各种欺凌，并参加了1939年对苏联的诺门坎战役的经历，从时间线上看，还算比较符合真实的历史。

而台籍日本兵的出现，那就更晚了。

从1938年起，日本开始在台湾男性青年中征募“军夫”，作为预备役进行军事训练。但并没有给他们正式军人的身份，也没将其编入日军的作战单位，他们的身份只是随军“劳工”。

到了1942年，太平洋战争战局恶化，台湾总督府颁布《陆军志愿兵训练所生徒募集纲要》，日本这才开始“允许”中国台湾居民加入日军。

但日本人对台籍日军仍然心存戒备，在整个侵华战争中，台湾籍日本兵主要被派往太平洋战场上作战，对付的是英美和澳大利亚人。

这些台湾人当中，既有真的被洗脑自愿加入的，也有半忽悠半强征的“壮丁”。

比如，那些加入日本海军的台湾青年，大都属于已经完全“皇民化”的精神日本人。

他们出身“亲日家庭”，从小接受日式教育，日语流利，用日本名字，受过中学及以上教育。

比如，有个叫做岩里武则的台湾人，就主动报名参加了日军，作为神风特攻队人员死在了太平洋战场上。

他的名字被写入了靖国神社的“合祀” 名册。

岩里武则的弟弟叫做岩里正男。上世纪90年代还去靖国神社祭拜过他哥。

这兄弟二人的中国名字是——李登钦和李登辉。

另外就是那些稀里糊涂被征兵的台湾人。

同样也是被派到了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

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是正规战斗人员，一部分从事后勤、看守等工作。

比如在菲律宾的巴丹死亡行军中，一些监管战俘的日军就是台湾人。

战后，他们曾遭到盟军起诉，但最终不了了之了。

毕竟，整个台籍日军的身份都变了——随着台湾光复，日本殖民时代结束，活下来的人直接从“战败国军人”成了“战胜国公民”；从“加害者”变成了“受害者”。

而死去的，则被写进了靖国神社的“合祀” 名册。

最后，再看一群最纠结的台籍日军群体，即高金素梅奔走呼号20多年的台湾原住民日军。

事实上，在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台湾原住民的反抗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正如前面说得那样，在日本殖民者眼中，台湾的汉人（闽南、广东、客家后裔）是三等人（二等人是朝鲜人），台湾山里的原住民则被视为“生番”，几乎就不被当作人。

转折发生在1930年的雾社事件，即电影《赛德克·巴莱》的原型。

日本当局曾调集了数千军警镇压，动用飞机、大炮和糜烂性毒气弹进行疯狂围攻，高山族起义军退入山林，又坚持抵抗了整整36天。

1930年雾社事件的抗日英雄，莫那·鲁道在被包围之际饮弹自尽，他的遗骸被日军运至台北帝国大学做成了标本。

直到1973年，莫那·鲁道的遗骨才得以安葬于雾社事件纪念公园，园内立有1970年代，国民党当局竖起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及英烈牌坊。

雾社事件让日军亲眼见识了原住民天生强悍的热带丛林作战能力。

日军军官记录：虽然他们反抗日本，但如果予以驯化，可以作为战时力量使用，尤其是对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军事行动。

起义失败后，幸存者只剩下了200多人，他们和周边原住民，都被强制集体迁到了清流地区（川中岛），在长期监视管控下生活。同时，日本方面给他们施以疯狂的皇民化教育。

时间一晃，到了1942，日本在台湾组建高砂义勇队，专门征召岛上的原住民青年。

其中就包括了至少33名雾社事件遗孤。他们幼年时亲眼目睹亲人被日军屠杀，长大后，又被殖民当局送往南洋战场充当炮灰。

实际上，整个高砂义勇队也不全是被洗脑后自愿狂热效忠的“皇民”，他们中的很多只是殖民压迫下的无奈生存选择。

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凑齐高砂义勇队，向各个部落强制分配名额。还有警察和其他强制力机构，也不断的施压。

再加上应征可以拿到一笔安家费，以及恐惧当局报复的心理。

最终，他们不得不做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炮灰。

他们的山地丛林技能被日军高度依赖，经常被投入最危险的前沿地带。

特别是在战争后期，他们大量派往被称为“绿色地狱”的新几内亚战场，遭到盟军海空封锁，补给断绝，很多作战编队全军覆没、无人生还。

（他们腰间别的，被日本人称为“番刀”）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高砂义勇队死亡率在台籍日军中排名第一位。

高砂义勇队战死约2500人，在日本，他们被认定为“皇国牺牲者” 上报日本厚生省，全部纳入了合祀名单。

而活下来的人，却并不被日本承认为本国军人，拿不到任何日本军人的抚恤金和赔偿。

1977年，曾有泰雅族代表10人前往靖国神社，要求归还神社内的原住民祖先的灵位，但被日本政府拒绝。由此，原住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归还祖灵”运动。

时间一晃，到了2002年。

以高金素梅为代表的台湾原住民遗族继续“归还祖灵”运动，几乎每年都要组团赴日本抗议。

他们的核心诉求有两点：

将高砂义勇队战死原住民从靖国神社灵玺簿中除名，停止合祀，让祖灵回到台湾部落；

对战争受害者遗族给予补偿。

类似的还有两万多朝鲜半岛籍日军，他们也在“合祀”名册里面。韩国民间团体坚持了几十年，要求靖国神社撤下先人的名牌。官司一直打到了东京法院。

但无论是对台湾省原住民，还是韩国民间组织，日本方面却一直消极对待，以神道教规矩 “一旦合祀不可单独除名”为由， 拒绝了相关诉求。

不过，虽然高金素梅带领遗族跨海讨公道的法律层面依旧没有达成目标；但也持续揭露着日本的殖民历史，让高砂义勇队的悲剧最终浮出尘埃，为世界所见。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历史有很多面很复杂，至少对待台湾原住民的这段往事，不能简单的区分一下“好人”“坏人”就结束了。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民族复兴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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