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第一素器——“成王定成周”的文物实证

本期介绍文物 西周成王·“王来奠新邑”铜鼎 传1940年扶风县任家村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对于熟悉中国青铜器的读者来说，哪件青铜器称得上“西周第一器”，这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

不过，如果问到哪件青铜器是“西周第一素器”，这就会难倒很多人了。

目前可以根据铭文确定为武王、成王时期的西周青铜器，总数不过数十件，绝大多数都带有纹饰；其中多数沿袭了商代晚期的形制，部分周人创新样式的铜器，如太保簋、冉方鼎、沫司徒疑簋等，纹饰还特别夸张、巨大，充斥着一股“暴发户”的意味。

这期的文章，就为大家介绍存世西周成王铜器中唯一一件不带纹饰的素器——“王来奠新邑”铜鼎；虽然光素无纹、并不起眼，但其铭文记载的内容极为重要，记录了先秦文献中屡屡提到的“成王定成周”事件之日程安排，并可与《尚书·洛诰》对读。

这件铜鼎并非考古发掘出土品，据传1940年3月出土于著名的扶风县任家村青铜器窖藏。任家村窖藏的青铜器出土后流散于海内外收藏界，上个月西泠拍卖五千余万元成交的西周“太师虘簋”即其中之一。

任家村窖藏出土青铜器的时代集中在西周晚期，主要包含“善夫梁其”与“善夫吉父”组器，窖藏的埋藏者应该就是这两位膳夫的家族成员。“王来奠新邑”铜鼎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应当是西周晚期经过流传进入膳夫家族的“收藏品”。

这种情况在周原的青铜器窖藏中并不罕见，如武王时器“天亡簋”与宣王时器“毛公鼎”同出，记录武王征商之事、成王初年成器的“利簋”与西周晚期的“王盉”、“冟车父壶”、“贞盘”同出，不宜将早期器与晚期器都视作同一家族世传之器。

我们来看看这件铜鼎的样子：

西周成王·“王来奠新邑”铜鼎 传1940年扶风县任家村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铭文拓片资料

铜鼎的样式属于商末周初十分常见的分档鼎，桃圆形器口，双立耳，三柱足，底部作分档状，通体光素无纹。

内壁一侧有铭文4行，原本应有29字，其中后3行顶部第一字缺铸，实存26字，其文（宽释）曰：

癸卯，王来奠新邑。□旬有四日丁卯，□自新邑于柬，王□贝十朋，用作宝彝。

第2行第一字仅存下笔画，根据历日“癸卯”与“丁卯”的日期差距，可以判断为“二”字；按照铭文体例推测，第3行缺失的第一字当为“王”，第4行缺失的第一字当为“赏”或“赐”。因此，铜鼎铭文可以补全为：

癸卯，王来奠新邑。二旬有四日丁卯，王自新邑于柬，王赏贝十朋，用作宝彝。

“新邑”，即武王选址、周公与成王营建的东都成周，其名见于《尚书·康诰》：

惟三月哉生魄，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

《康诰》明言，“新大邑”在“东国洛”，为周公所营建，即位于洛阳的成周城无疑。由此可知，鼎铭中的“王”显然是周成王，此鼎可以定为成王时的标准器。

“奠”，甲骨、金文字形作双手捧酒尊之形，《说文》谓“奠，置祭”也，本义是以美酒行祭的仪式；“奠”亦可训为“定”，《尚书·盘庚》谓“盘庚既迁，奠厥攸居”，即“商王盘庚迁都于殷，安定下百官、万民的居所”。

这两种含义在鼎铭中可以兼顾：“王来奠新邑”即《左传》宣公三年之“成王定鼎于郏鄏”、《吕氏春秋·恃君览》之“成王之定成周”，可以直接理解为“成王前来安定成周新邑百官、万民的居所”；新邑落成必设奠酒于先王的祭仪，此“奠”亦可理解为成王定成周时举行的祭祀仪式。

“王来奠新邑”发生的时间在癸卯日，查六十甲子表，从癸卯日以后的甲辰日开始数第二十四天正好是丁卯日，一旬为十日，是以鼎铭可以补全为“二旬有四日丁卯”。从鼎铭可知，成王在新邑待了二十四天，随即从新邑前往“柬”地。

“柬”，是商末周初金文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地名，于省吾先生考证其即传世文献中的“管”地，非常可信。“柬”与“管”所从之声符“官”，古音皆在见母元部，读音完全一致，可以通转，今天从“官”得声的“菅”字还保留了与“柬”相同的读音。

管地即周初“三监”之一管叔之封邑，在今郑州市西北。成王在新邑（洛阳）待了二十四天后，向东边出发前往管邑（郑州），地理上也是很符合逻辑的。

此器的作器者是谁，铭文中没有说明，应当是成王身边的近臣，在“奠新邑”与“自新邑于柬（管）”的过程中立了功，因而得到成王赏赐海贝十朋，并且以之制作了这件铜鼎。贝十朋在周初是比较大的一笔赏赐（不少精美商末铜器的器主受赐仅为贝二朋、贝五朋），而“王来奠新邑”鼎是一件很普通的素器，可见作器者并未使用全部赏赐来制作这件铜鼎。

有的研究者将“柬”当作是作器者之名，因而称这件铜鼎为“柬鼎”，显然是错误的。“王自新邑于柬”，从句子的格式上来看，“柬”与“新邑”就应同为地名；且“柬”这一地名屡见于商末周初铜器，根本无须另立他说。

至于“王来奠新邑”的时间具体发生在成王时的哪一年，王占奎先生在《何尊铭文的释读与营建成周的纪年问题》一文中作过考证。王先生认为，《尚书·洛诰》末尾记载的“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之事发生在成王七年十二月，其说可信；以干支推之，“王来奠新邑”鼎铭中的“癸卯”当在成王七年九月，“丁卯”在成王七年十月，这个证据就略嫌不足，只能视为一种猜测。

实际上，成周新邑开始营建的时间是确定的，即《尚书·召诰》、《尚书·多士》、何尊、毛尊、毛卣、周甲戌方鼎、德方鼎铭文所叙的成王五年三月至四月；《尚书·洛诰》末尾所叙“王在新邑烝，祭岁”的成王七年十二月则是新邑落成后的一次岁祭，可知最迟在成王七年岁末，新邑的营建已经初步完成。

至于新邑落成、成王行奠的具体时间，当在成王五年至七年之间，而“王来奠新邑”鼎铭中的“癸卯”与“丁卯”并无其他历日信息；成王五年至七年间这两个历日出现的次数很多，在没有其他信息佐证的情况下，不宜直接将其定在距离《洛诰》成王七年十二月戊辰最近的成王七年九月癸卯与十月丁卯。

先秦文献中关于“成王定成周”的具体情形，在上引《吕氏春秋·恃君览》中有所记载：

南宫括对曰：“宽少者，弗识也。君独不闻成王之定成周之说乎？其辞曰：‘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

此南宫括非周初“文王四友”之南宫括，而是春秋时孔子弟子南宫适，字子容，《论语》中多称其为“南容”。南宫适在答鲁缪公问时，引述了周成王在“定成周”时宣讲的一段祭辞，这是传世文献中唯一保留下来的、关于“成王定成周”的历史信息。

“王来奠新邑”铜鼎的面世，则为我们提供了“成王定成周”事件发生的历日、用时与行程，虽为艺术价值不高的素器，但其珍贵程度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

以上即是本期文章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