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需以功能优势为牵引，提升五种能力

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进入从“规模扩张”转向“功能提升”的新阶段。2009年至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点在于“基本建成”，主要依托市场体系完善、金融机构集聚、交易规模扩大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形成门类较为齐全、承载能力较强的金融市场体系。2021年以来，随着金融强国建设深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点已不再是单纯扩大市场规模，而是把市场、机构、基础设施、产业场景和开放平台优势，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功能优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上海财经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十三届（2026）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分论坛以“金融强国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学科赋能与智库协同”为主题，与会专家聚焦金融强国建设方略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升级路径建言献策。

与会专家认为，下一阶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以“功能中心”建设为牵引，重点提升五项能力：一是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能力，二是国际风险管理与定价能力，三是科技金融和长期资本组织能力，四是制度型开放与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五是学科智库、金融法治和专业服务支撑能力。前四项决定上海能否更好服务人民币国际化、企业出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后一项决定相关实践能否转化为稳定规则、制度成果和国际影响力。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现状

总体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形成五方面基础：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支撑较强，人民币资产配置和风险定价功能初步形成，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场景较为丰富，科技金融和长期资本已有布局，开放平台和专业服务体系具备支撑条件。这些基础为上海从“交易中心”迈向“功能中心”提供现实条件，也为后续提升全球配置、风险管理、科技金融、跨境服务和制度创新能力奠定了基础。

第一，金融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支撑能力较强。上海已形成覆盖证券、期货、黄金、银行间市场等多层次金融市场，以及登记、托管、结算、清算等关键金融基础设施的综合金融枢纽体系。2025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4058.95万亿元、同比增长11.2%；截至2025年末，在沪持牌金融机构达到1813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相继落地，进一步增强了上海连接国内外金融资源的基础能力。

第二，人民币资产配置和风险定价功能已有基础。上海已形成较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和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价格信号，具备服务人民币资产配置和跨境风险管理的基础。2020年，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达到2274.8万亿元，到2025年进一步提升至4058.95万亿元。同时，“上海金”“上海油”“上海铜”以及Shibor、LPR、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国债上海关键收益率等，已在相关市场发挥定价参考作用。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志刚教授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在全球经济金融困境、中美经济与科技博弈、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理解自身定位。这也表明，上海价格信号和资产配置功能仍需进一步国际化。

第三，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已有较好场景基础。上海兼具金融市场、先进制造业和科创资源，具备以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场景。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姚洋教授指出，上海“十五五”期间应更加聚焦创新，金融必须服务上海建设全球领先的科创中心；上海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超过20%，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已达到约4.5%。从数据看，2025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6708.71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5.3%，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5.0%，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突破2万亿元。

第四，科技金融和长期资本已有一定布局。上海在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科创债、政策性融资担保和“股贷债保担”联动等方面持续探索，初步形成服务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的金融工具体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教授指出，中国科创金融体系的重要经验，在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政府科创基金与私募基金、风投基金等市场力量共同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孵化。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赵蓓文研究员也指出，上海政府引导型耐心资本体系已经初见成效。从实践看，“科创助力贷”、科技创新债券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等安排，已为科技型企业和前沿产业提供了初步金融支持。

第五，开放平台、学科智库和专业服务支撑基础较好。上海拥有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等开放平台，也集聚了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级机构、数据服务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具备支撑制度型开放、金融法治和专业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靳玉英教授指出，学科赋能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根基，智库协同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总体看，上海不仅具备金融市场优势，也具备把金融实践、开放实践和科创实践转化为制度成果、规则供给和专业服务能力的基础条件。

二、面临的挑战

上海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科技竞争加剧、金融风险复杂化的背景下，把人民币资产配置、风险定价、科技金融、长期资本、成果转化、制度开放和专业服务整合为完整功能体系。

第一，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面临外部不确定性和国际信任建设挑战。全球低增长、高债务、地缘冲突、贸易保护主义和金融制裁风险交织，国际投资者对资产安全性、流动性、规则透明度和退出便利性的要求明显提高。上海的全球配置功能必须在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稳定预期和制度吸引力，同时提升国际投资者信任、跨境配置便利度、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和金融安全保障水平。袁志刚教授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从全球经济金融困境、中美经济与科技博弈、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理解自身定位。

第二，国际风险定价能力面临市场深度、产品体系和国际认可等挑战。特别是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和企业加快出海背景下，上海风险定价功能必须从国内市场参考，进一步转向服务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企业出海和跨境风险管理。当前，汇率、利率、大宗商品、航运、碳金融和供应链风险相互叠加。上海要成为国际风险定价中心，需要更强的市场流动性、更完整的衍生品体系、更广泛的国际投资者参与和更高的规则透明度。

第三，科技创新风险与传统金融风控逻辑的冲突更加突出。上海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重建资本市场、风险资本和长期资本支持高风险创新的机制。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具有长周期、高不确定性、轻资产和高失败率特征，尤其是硬科技、未来产业和早期科创企业，在研发、中试和产业化阶段往往缺少可抵押资产和稳定现金流。姚洋教授指出，上海要更加聚焦创新，金融必须服务全球领先科创中心建设；但银行主导金融体系天然偏保守，而创新天然具有高风险，二者存在结构性矛盾。

第四，长期资本供给与科技成果转化周期之间存在更大张力。硬科技、未来产业和基础研究转化往往需要较长周期，资金投入具有不确定性高、失败率高、退出慢等特点，与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的短期收益考核、风险资本占用和责任追究机制存在冲突。赵蓓文研究员指出，科技金融应从以银行信贷和单项产品为主的“1.0版”，升级为依靠数据、人工智能、耐心资本和金融机构协同的“2.0版”。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建设处处长吴文锋教授的分析表明，科技成果转化不是单纯资金投入问题，而是资本、技术、场景、园区、制造能力和金融服务共同作用的过程。刘元春教授则提示，上海必须把政府引导基金、市场化风投、产业资本和退出机制组织起来，形成长期资本循环。

第五，制度型开放、监管安全和专业服务面临系统集成挑战。上海要增强金融开放门户功能，就必须扩大跨境资本流动、离岸金融、外资机构展业和人民币资产国际配置，但开放程度越高，跨境资本波动、资产价格波动、金融基础设施安全和宏观审慎监管要求也越高。未来上海要把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高校智库、法律会计、评级评估、数据服务和金融科技机构组织起来，将开放实践、金融实践和科创实践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可解释的制度成果。

三、政策建议

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以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建设为主线，以科技金融、长期资本和成果转化为突破口，以制度型开放、监管安全和专业服务体系为支撑，推动全球配置、风险定价、科技金融、成果转化、跨境服务和制度供给形成闭环。

第一，围绕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功能，建设更具国际吸引力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平台。下一步的重点是提高人民币资产“可投、可管、可避险、可退出”能力。应丰富股票、债券、基金、REITs、绿色资产、科技资产、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等人民币资产供给，完善跨境投资、托管清算、税收服务、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安排，吸引全球资管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保险资金和家族办公室深度参与。

第二，围绕国际风险定价功能，提升服务企业出海和跨境风险管理能力。重点是让企业和投资者能够利用上海金融市场，管理跨境经营、供应链重组和人民币资产配置中的风险。应把已有价格信号进一步转化为国际化、可交易、可对冲的风险管理工具。围绕汇率、利率、大宗商品、航运、碳金融和供应链风险，丰富期货、期权、掉期、保险、再保险等工具，提高“上海金”“上海油”“上海铜”等价格信号的国际使用度。

第三，围绕科技金融功能，完善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上海应针对科创企业“高技术、高风险、轻资产”特征，推动科技金融从单一信贷支持转向数据识别、风险定价、股债联动、保险担保、长期资本和退出机制协同发力。下一步，应根据科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配置差异化金融工具：早期侧重天使投资、政府引导基金、科技保险和概念验证资金，成长期侧重股权投资、银行授信、担保增信和产业资本，成熟期侧重科创债、上市融资、并购基金和国际化融资。

第四，围绕长期资本和成果转化功能，完善科技金融闭环。上海服务硬科技和未来产业，关键在于增强长期资本供给能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下一步，应完善长期资金进入科技创新领域的制度安排，健全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长周期考核和容错机制，畅通多层次资本市场退出渠道。同时，应把中试金融作为科技金融的重要环节，推动金融服务更好嵌入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和产业化应用过程，促进科技成果跨越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死亡之谷”。

第五，围绕制度型开放、监管安全和专业服务支撑功能，提升制度创新能力。上海应面向企业全球布局和人民币国际化需求，完善跨境融资、人民币结算、汇率避险、出口信用保险、跨境并购、合规咨询和税务安排等一体化金融服务。依托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稳妥推进离岸贸易金融、跨境股权投资、人民币跨境结算等制度创新。同时，坚持开放与安全并重，将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波动、金融基础设施安全和宏观审慎监管纳入统一治理框架。

（作者冯玲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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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