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毛泽东的会议斗争策略

作者｜李泽泉

长征时期，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确领导与错误领导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党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要成功解决事关全局的路线和领导问题，必须把握科学的党内斗争策略：既要纠正错误路线、排除错误领导的干扰，又要维护全党全军团结大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途中各类重要会议上，紧紧抓住不同阶段主要矛盾，坚持讲政治、顾大局、求团结，运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以高超斗争艺术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为长征胜利、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筑牢路线与组织保障。

以顾全大局、团结大多数的斗争艺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依靠共产国际支持进入中央领导层，博古、李德掌握最高领导权。军事上，“左”倾领导人否定毛泽东总结形成、经受苏区实战检验的游击战、运动战方针，第五次反“围剿”先后犯下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错误，战略转移阶段又实行逃跑主义，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战役红军遭受惨重损失，党和红军陷入空前危机，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不满持续高涨。

毛泽东清醒认识到，单凭个人力量难以扭转被动局面，必须争取中央高层多数领导支持。湘江战役之后，他重点争取原本属于“左”倾阵营核心成员的张闻天、王稼祥。当时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三人团”中，周恩来认同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但势单力薄。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两人均具备强大党内影响力。争取二人转向正确路线，才有可能打破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挽救红军。长征出发之初，毛泽东以张闻天患病、王稼祥负伤为由，申请三人编入中央纵队担架队一路同行，创造持续和便利的交流条件。行军途中，毛泽东同二人深入剖析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经过充分思想沟通，王稼祥坚定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提出要开会纠正错误；张闻天也逐步觉醒，确立“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的立场。毛泽东成功团结张闻天、王稼祥，在高层形成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核心力量，为遵义会议召开奠定思想与组织基础。

在凝聚张闻天、王稼祥共识之后，毛泽东持续加强与周恩来沟通。湘江惨败后，周恩来竭力支撑危局，迫切希望依靠毛泽东正确军事策略扭转困境。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西进贵州的方案获得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支持，否决李德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这是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参与高层军事决策，正确意见首次得到采纳，红军就此转向贵州，避开蒋介石预设的包围圈，取得反对“左”倾错误斗争的关键先手。随后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进一步确认进军黔北遵义的战略，持续否定博古、李德的原有方案，并限制其军事指挥权限。猴场会议明确规定，红军作战相关事项，军委必须向政治局报告，从制度上约束独断专行，为进占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创造条件。

遵义会议与会20名代表中，除博古、李德、凯丰三人外，其余代表均支持毛泽东的观点。这一局面，一方面源于毛泽东的分析立足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得益于他始终坚持团结党内大多数，依靠真理凝聚军心民心。会议进程中，三位中央领导的发言起到决定性作用。博古作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之后，张闻天依据三人共同研讨、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提纲作“反报告”，系统批判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定下会议批判错误军事路线的基调。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率先响应，主张撤销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要求由具备实战经验的毛泽东指挥红军。周恩来在发言中主动承担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领导责任，深刻自我批评，并正式提议由毛泽东领导红军行动，得到多数与会者赞同。毛泽东后来评价，在遵义会议上，“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以解决紧迫军事问题为突破口，聚焦主要矛盾，维护全党全军团结统一

在遵义会议这一紧迫而关键的会议上，毛泽东确立清晰斗争策略：会议集中力量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暂不讨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调整。会议重点剖析“左”倾领导者军事失误，明确单纯防御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根源。会议指出，在内线作战取胜希望渺茫时，领导人没有及时实施战略退却保存有生力量，固守阵地拼消耗；突围转移过程更是惊慌失措的搬家式逃跑行动。会议充分肯定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战争、诱敌深入、灵活机动运动战等军事思想，认定博古、李德需要为军事失败承担主要责任。

会议决定撤销“三人团”，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决策；明确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拥有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遵义会议结束后，“鸡鸣三省”会议完成常委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红军二占遵义后设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政委；为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党中央组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新 “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通过遵义会议及随后一系列贯彻会议精神的组织调整，党中央事实上取消了“左”倾领导者的军事决策与指挥权，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领域的领导地位，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而为贯彻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方针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遵义会议召开于战争形势异常严峻的背景下，是一次具有紧急性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一位深谙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清晰地把握当时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当时的背景下，军事斗争已成为全党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亦即最大的政治。只要军事问题，特别是军事路线与指挥权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便足以扭转时局，进而挽救党、红军与中国革命的命运。可以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所采取的这一斗争策略极为高明，既展现出他作为杰出政治家的长远眼光与全局视野，也体现了其高超的斗争艺术。

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统一，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北上川陕甘创建根据地，靠近抗日前线，是打开革命新局面的正确选择。张国焘却对革命前景悲观，夸大敌军力量、低估红军战斗力，认定革命进入总退却阶段，反对北上战略，主张主力向青海、西康、新疆偏远区域退却，本质是逃跑主义路线。

北上还是西进或南下，事关革命前途。两河口会议上，党中央有理有据驳斥张国焘错误主张，耐心劝说其拥护北上方针。为促进两军团结，中央采纳毛泽东建议，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计划，擅自谋划南下，借机提出改组军委、由自己出任中革军委主席等无理要求。党中央坚决拒绝其不合理诉求，同时为争取团结作出有限让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即便如此，张国焘持续推行分裂活动。党中央先后通过芦花、沙窝、毛儿盖、俄界等会议重申北上抗日方针，多次发电督促其率军北上，持续开展思想教育。张国焘南下短暂得势后，公然另立“中央”，严重分裂党和红军。

面对严重分裂行为，毛泽东与党中央仍然将矛盾限定在党内斗争范畴，没有简单定性为敌我矛盾。当时有人提议开除张国焘党籍，遭到毛泽东反对。他考虑到张国焘麾下数万指战员，如果处置过激，会加剧对立、破坏红军团结：即便开除张国焘党籍，依旧难以迅速解决部队统一问题。这场斗争中，党中央坚守底线不动摇，同时保持极大耐心，做到有理、有力、有节。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后，党中央派遣红一方面军西征开辟通道，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在党中央持续努力，加上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反对分裂、坚持团结的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率军北上陕甘，三大主力红军顺利会师，长征取得最终胜利。

在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之所以运用这种原则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党内斗争方式，“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实践已经证明，正是毛泽东这种“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历史实践证明，这套处理党内矛盾的策略，维系了红军内部统一，帮助全党全军渡过绝境，最终完成伟大长征。

资料来源：北京日报，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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