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这句硬邦邦的话出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
她把话掷在桌上，直指一个让人憋闷多年的痛点：好心人把老人扶起来，却被要天价赔偿，对方又拿不出任何证据，就把人推去自证清白。
这句话之所以掷地有声，是因为它精准地劈开了那个一直让人憋屈的逻辑黑洞。
凭什么我伸出的是一双温暖的手，却要自证“清白”？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你指控是我撞的，就请你拿出证据来。可现实中，这条法则往往被舆论和“人道主义”冲得七零八落，一句“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就能轻松逆转举证责任。
李玫瑾教授的这番狠话，恰恰点中了问题的死穴。
当讹诈者的违法成本低得可以忽略不计，而助人者的自证成本却高得离谱时，人心的天平自然会倾向冷漠。曾经让国人集体苦笑的小品《扶不扶》，以及现实中反复出现的剧情，都在透支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储蓄。
看看那些活生生的“剧本”吧。2013年四川达州，三个孩子扶起摔倒老人反被诬陷索赔。警方查明老人系自己摔倒，最终以敲诈勒索对其行政拘留7日（因年满70周岁不予执行），其子被拘留10日并处罚款。
2024年江西抚州，17岁少年小孟扶起醉倒老人，反被诬陷并连扇耳光。最终警方调取监控还其清白，老人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9日。案例不少，可震慑力却没能彻底扎进根子里。
“敲诈勒索”这个罪名，远比“批评教育”或“道歉了事”更有力。
李玫瑾建议的“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精准地对准了违法成本过低这个命门。如果讹诈者要付出的不是几天的拘留或千把块的罚款，而是足以让他们倾家荡产的高额赔偿，他们在动歪心思之前，就得多掂量掂量。
法律的刚性，恰恰是保护善意的最后一道防线。
很多时候，令人寒心的不是老人的“碰瓷”，而是事后处理的“和稀泥”。怕事情闹大、怕舆论发酵、怕麻烦，最终选择息事宁人。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无异于给讹诈行为变相发通行证。
当每一次伸手都不必担心被反咬，当每一次诬陷都能被严惩，人们心里那把“扶不扶”的锁，才会真正被解开。
一句“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撕开的是“扶不扶”困境的核心——法律必须让好人无后顾之忧，让讹人者心生畏惧。高额罚款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划出一条绝不可触碰的底线。那条线，一头连着法律的刚性，一头系着社会的温度。
信息来源： 综合自2013年达州“三小孩扶老人被讹”案、2024年江西“17岁少年扶老人被殴打”案及中国新闻网、法治日报等多家媒体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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