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妻子跟我好兄弟跑了，他爱人找到我：咱们过吧，气死他们

第一章 跑了

一九八二年腊月二十三，小年。

周致远蹲在厂区家属楼门口的石墩子上，抽完了烟盒里最后一根大前门。天已经黑透了，路灯昏黄的光照在结冰的路面上，亮晶晶的一层。对门老李家的收音机里放着李谷一的《乡恋》，软绵绵的调子飘过来，像砂纸一样打磨着他的神经。

早上出门的时候，妻子张秀兰说去供销社买年货。他把她送到厂门口，还往她兜里塞了二十块钱和两张工业券，让她扯块好料子做件新衣裳。她低着头说了句“知道了”，声音闷闷的，眼睛也没看他。

当时他没在意。结婚五年了，张秀兰一直是这样，话不多，性子淡，像一杯晾凉了的白开水。他以为她就是这样的女人，直到今天下午三点，隔壁车间的刘大江跑来找他，气喘吁吁地把他从机床边上拽出来，递给他一张纸条。

纸条是张秀兰留的，压在厨房的酱油瓶底下。就两行字：

“我走了。跟建国去南方。别找我。”

建国。赵建国。

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穿一条裤衩长大的兄弟。他结婚时给他当伴郎的兄弟。

周致远攥着那张纸条在厨房里站了有半个钟头，直到刘大江把他拉出来，塞给他一包烟。他蹲在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抽到嗓子眼发苦，抽到嘴唇发麻，抽到现在，烟盒空了。

他站起身，膝盖嘎嘣响了一声。三十七岁的人了，在农机厂干了十五年钳工，浑身上下的关节没一处好的。他把空烟盒揉成一团，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

进屋，开灯。十五瓦的灯泡把屋子照得昏昏黄黄。堂屋的方桌上还摆着早上走时没收拾的碗筷，两个碗，两双筷子，一碟咸菜疙瘩，一碗棒子面粥，粥已经结了厚厚一层皮。墙角那个樟木箱子敞着口，里面空了一大半——张秀兰把自己那几件好衣裳全拿走了，连他娘留下来的那对银镯子也没给他剩下。

周致远在桌边坐下来，盯着那碗结了皮的棒子面粥看了很久。

他不恨张秀兰。说句良心话，嫁给他这几年，她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他一个月工资四十八块五，要养活自己，要给乡下的爹娘寄钱，还得攒钱买房子。他们结婚到现在一直住厂里的宿舍，十二个平方，厕所和厨房都是公用，冬天透风夏天漏雨。张秀兰跟着他吃了五年棒子面，五年白菜帮子，最好的日子也就是过年割两斤肉包顿饺子。

赵建国不一样。赵建国脑子活，胆子大，改革开放没两年就辞了厂里的铁饭碗，跑到南方去做生意。去年过年回来，穿了一身西装，皮鞋锃亮，手腕子上还戴了块表，把整条街的人眼睛都看直了。周致远记得那天张秀兰盯着赵建国看了很久，久到他心里咯噔了一下，但他没往深里想。赵建国是他的兄弟，从小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他不信兄弟能干出这种事。

现在他信了。

外头传来敲门声，笃笃笃，不急不缓，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

周致远没动。这个点儿来找他的，不是刘大江就是老李，无非是来劝他想开点，天涯何处无芳草之类的话。他不想听。

敲门声停了，过了几秒又响起来，比刚才轻了一些，像是敲的人随时准备把手缩回去。

“周师傅？在家吗？”

是个女人的声音。不是张秀兰，不是隔壁的王婶，是一个他听过但一时想不起来的声音。

周致远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

门外的女人站在昏黄的灯光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脖子上围了条灰扑扑的毛线围巾，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网兜。她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脸被冻得通红，鼻尖上挂着一层细密的汗珠。头发是齐耳的短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几缕碎发贴在额头上，衬得那双眼睛格外大，格外黑，也格外亮。

是赵建国的媳妇，罗雪梅。

周致远愣住了。

他和罗雪梅不熟。虽说赵建国是他兄弟，但罗雪梅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逢年过节见着了也就是点个头打个招呼，从不多待。她是赵建国从乡下娶回来的，听说念过高中，在镇上当过两年民办教师，后来嫁了人就随赵建国进了城，在街道办的纸盒厂糊纸盒，一个月挣二十来块钱。

“你怎么来了？”周致远问。问完又觉得自己这问题傻得很。

罗雪梅没接话，只是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平很稳，像冬天的井水，看不见底，也看不见波纹。

“能进去说吗？”她说。

周致远侧身让开，她拎着网兜进了屋。站在堂屋中间，她环顾了一圈，目光在那只敞口的樟木箱子上停了一下，又在桌上那碗结了皮的粥上停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来，把网兜放在桌子上。

“我蒸了些馒头，给你带了几个。”她说，“还有一瓶腌的萝卜条。”

周致远看着那个网兜，里头果然露出几个白胖的馒头和一瓶红艳艳的腌萝卜。他想说谢谢，嗓子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你也收到纸条了？”他问。

罗雪梅点了点头。她把手伸进棉袄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片，展开，放在桌子上，挨着那碗结了皮的粥。

纸条上也是两行字，赵建国的笔迹：

“我走了。跟秀兰去南方。你别找我。”

和周致远那张一模一样，连纸都是一样的——都是从窗台上那本挂历上撕下来的。

周致远觉得胸口有个东西在往下坠，像一块石头沉进了井底。他扶着桌沿坐下来，下意识去摸口袋，摸了个空，才想起来烟已经抽完了。

罗雪梅在他对面坐下来。她坐得很端正，脊背挺得笔直，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像坐在教室里听课的小学生。脸上的表情平静得有些过分，不像一个刚被丈夫抛弃的女人。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声音也不像刚哭过。没有鼻音，没有哽咽，就是一句普普通通的问话，语气平淡得像在问他明天上不上班。

周致远苦笑了一下：“能怎么办？”

罗雪梅看着他，眼睛一眨不眨。那双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深，像两口深不见底的井，井水里映着他的影子，狼狈的、颓丧的、胡子拉碴的影子。

“我不打算哭。”她说，“哭了一下午了，哭够了。赵建国不值得我掉更多的眼泪。”

周致远没说话。

“但我咽不下这口气。”罗雪梅说。她的声音还是平的，可那平静底下压着的东西，像冬天冰层下无声涌动的暗流。“他跟谁跑都行，偏要跟你媳妇跑。你媳妇跟谁跑都行，偏要跟他跑。他们两个把我们当什么了？一双穿旧了的鞋，脱下来扔了，换一双新的？”

周致远张了张嘴，还是说不出话。

罗雪梅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嘴角只翘起一点点，但眼眶却红了。她没让眼泪掉下来，只是用力抿了抿嘴唇，把那点笑收了回去。

“周师傅，”她叫他，声音忽然放得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连一点涟漪都没惊起，“咱们两个被扔下的人，搭伙过日子吧。”

周致远抬起头，对上她的眼睛。

“气死他们。”

她说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里没有恨意，没有怨毒，甚至没有波澜。就是那么平平淡淡的，像在陈述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实。

屋外的风刮起来了。北方小年夜的寒风裹着沙粒打在窗户上，发出细碎的沙沙声。远处不知道谁家在放鞭炮，噼里啪啦地响了十几下，又归于沉寂。

周致远看着面前这个女人。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鼻尖冻得通红，网兜里的馒头还冒着最后一点热气。她的眼睛很黑很亮，里面没有泪水，只有一种他读不懂的、沉甸甸的东西。

他说不出话来。

罗雪梅没有等他的回答。她站起身，把网兜往他面前推了推，馒头和腌萝卜的气息混在一起飘过来，带着北方冬天特有的、干冷的麦香味。

“馒头趁热吃。”她说，“我明天再来。”

她走到门口，拉开门，风呼地灌进来，把她齐耳的短发吹得扬起来。她在门口站了一秒，没有回头，然后走了出去，顺手带上了门。

门合上的声音闷闷的。屋里的灯泡晃了一下，又稳住了。

周致远独自坐在桌边，看着那网兜馒头和那瓶腌萝卜，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拿起一个馒头。

馒头还是温热的。掰开来，里面夹着红糖，糖稀淌出来，黏糊糊地沾在手指上。他咬了一口，甜味在嘴里蔓延开，甜得他眼眶发热。

他忘了自己有多少年没吃过红糖馒头了。小时候过年，娘总会在馒头上点一个红点，说是讨个吉利。张秀兰不会做面食，他们家的馒头都是食堂里买的，又黄又硬，嚼起来像木头渣子。

他一口一口把那个馒头吃完，然后拿起罗雪梅留的那张纸条，反过来看了看。

纸条背面，挂历的背面，印着一行字：

“一九八二年，农历壬戌年。岁次戌狗，一岁一安康。”

旁边还有一张模糊的图片，是一座南方城市的风景照，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那是深圳。赵建国说过，他在深圳做生意。

周致远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

外头的风停了。鞭炮声零零星星地又响了几下，然后一切都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灯泡里钨丝发出的微弱嗡鸣。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冷风扑面而来，带着煤烟和火药的味道。楼下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路灯在雪地上投下一个孤零零的、橘黄色的光圈。

远处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车铃叮叮当当地响了几声，很快消失在巷子尽头。

一九八二年的小年夜，北方的冬天冷得滴水成冰。

周致远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空无一人的院子，忽然觉得心底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慢慢地碎裂开来。不是痛的碎裂，而是一种沉睡了很久的东西正在苏醒的碎裂。像冰封的河面在春天来临时发出的第一声脆响。

他把窗关上，转过身来。

樟木箱子还敞在那里，空空荡荡的。他走过去，想把盖子合上，却看到箱子角落里还躺着一件东西。张秀兰落下的，或者是故意不要了。

是一条围巾。灰色的，手织的，针脚歪歪扭扭，边缘也不太整齐。是他们结婚第一年冬天，张秀兰学着织的。那时候她刚进城，什么都不会，跟着隔壁王婶学了两个月的毛线活，织了拆，拆了织，最后织成这么一条围巾给他。他嘴上嫌丑，出门却天天围着。

后来围巾旧了，起了球，他就收进箱子里再没戴过。

周致远把围巾拿起来，握在手里，站了很久。

然后他把围巾叠好，放在了枕头底下。

第二章 搭伙

罗雪梅第二天果然来了。

腊月二十四，扫房子。厂里放了假，周致远一早就起来把屋里屋外打扫了一遍。该扔的扔了，该洗的洗了，张秀兰落在柜子底下的几件旧衣裳被他叠好装进一个纸箱里，想着哪天有人回老家帮她捎回去。倒不是余情未了，只是觉得这些东西搁在这儿，像墙上多出来的一颗钉子，看着就扎眼。

罗雪梅来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半。她今天换了件藏蓝色的棉袄，还是旧的，但洗得很干净，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用两个黑发卡别在耳后，露出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她手里拎着一个布口袋，另一只手提着一个煤油炉子。

“这个借你。”她把煤油炉子放在地上，“你家的炉子不好用，昨晚上我看见了，煤饼都快灭了，屋里跟冰窖似的。”

周致远家的煤炉确实不好用。那是厂里发的旧炉子，用了七八年了，炉膛都快烧穿了，烧一宿到天亮准灭。他平时懒得管，灭了就灭了，反正一个人睡，被窝里暖和就行。

“你不用？”他问。

“我有两个。赵建国去年买的，一个放屋里，一个放灶房。”罗雪梅说着，蹲下来把炉子摆正，从布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锤和几根铁条，“你先用着，等开春了再还我。”

她蹲在地上的样子，瘦瘦小小的，棉袄的下摆拖在地上，袖口挽了两圈，露出一截细白的手腕。那手腕上有一块青紫的印子，不大，但颜色很深，像是什么东西磕的。

周致远看到了。他没问。

罗雪梅装好炉子，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她脸上还是那种平平静静的表情，像是在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周师傅，”她说，“我昨天说的话，你想了吗？”

周致远站在窗边，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在地面上投下一个长长的影子。

“想了。”他说。

“那你怎么想？”

他沉默了一会儿。窗户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花，阳光透过来变成一种毛茸茸的白，落在罗雪梅的头发上，把那些碎发染成了浅金色。

“罗雪梅，”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了一个他琢磨了一宿的问题，“你图什么？”

罗雪梅抬起眼睛看他。

“你一个人，我也一个人。”她说，“你一个月挣四十八块五，我一个月挣二十块。两个人加在一起，能吃饱饭，能交上房租，冬天能多买两车煤饼，过年能多割几斤肉。这叫搭伙。”

她顿了顿，又说：“至于气死他们——那是附加的。捎带手的。不要白不要。”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还是那么平平淡淡的，但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没笑出来。那个弧度一闪而过，如果不是周致远一直看着她的脸，根本不会注意到。

周致远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在车床上磨了十五年的手，指节粗大，掌心全是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机油印子。

“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情况。”他说，“没房没存款，爹娘在乡下还有个弟弟要养。跟着我，过不了什么好日子。”

“我跟你一样。”罗雪梅说，“赵建国走的时候把存折拿走了，抽屉里就给我剩了三十块钱。我爹娘早没了，老家没人等我回去。”

屋外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拖得长长的调子，从巷子这头飘到那头。

罗雪梅把地上的布口袋拎起来放在桌上，解开袋口。里面是两棵大白菜、一捆粉条、一袋白面，还有一小块用油纸包着的猪肉，顶多三两重，瘦多肥少。

“今天小年刚过，肉铺都关门了。这是我从隔壁刘婶家匀来的。”她把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摆在桌上，“晚上包饺子吃吧。”

周致远看着那一小坨猪肉，想说点什么，嗓子眼又堵住了。

“你今天不上班？”他问。

“纸盒厂放十天假。”罗雪梅说，“过年嘛。”

她说完就挽起袖子去了灶房。周致远站在门口看她，她舀水、和面、剁馅的动作利索得很，刀在案板上笃笃笃地响，白菜帮子在她手下变成细碎的颗粒，粉条切成小段，猪肉剁成肉末。她做这些的时候一直低着头，头发滑下来遮住半边脸，只露出一截白净的脖子和一只小小的耳朵。

他在心里算了算。罗雪梅嫁给赵建国那年，他也在场，还帮着抬了嫁妆。那是七年前的事了，她那年二十一岁，刚从乡下来，穿着红棉袄，低着头不敢看人。现在她二十八岁，脸上的青涩早没了，只剩下一种被生活磨出来的坚韧，像石缝里长出来的草，看着不起眼，风来了也不倒。

饺子下锅的时候，周致远站在灶房门口说：“咱们过吧。”

罗雪梅的手顿了一下，锅里的蒸汽涌上来，把她的脸笼在一片白茫茫的雾气里。他看不清她的表情。

“想好了？”她的声音从雾里传出来。

“想好了。”

“不是因为我说要气死他们？”

周致远想了想，老实说：“一半一半。”

罗雪梅在雾气里笑了一声。很轻很短的一声笑，像冰面上掠过的一阵风。

“一半也够了。”她说，“过日子嘛，哪有全须全尾的理由。”

饺子端上桌的时候，周致远发现她还在每个饺子上捏了一个小小的褶，码在盘子里整整齐齐的，像一队等着检阅的小兵。

他夹了一个咬开。白菜粉条猪肉馅的，油不大，但盐放得刚好，咬下去有汁水溢出来，烫得他嘶了一声。

“好吃。”他说。

罗雪梅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筷子，但没吃。她看着他把那个饺子吃完，才低下头，夹了一个放进嘴里。

窗外的阳光越过霜花照进来，落在两个人中间的桌面上。桌上的饺子冒着热气，那瓶腌萝卜被罗雪梅拧开了盖子，红艳艳地蹲在碗边，像冬天里开出来的一朵花。

这就是他们在北方的第一顿午饭。简简单单的饺子，刚刚开始的搭伙。

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千八百公里外的深圳，有人正捏着他们的照片咬牙切齿。一张小年夜那天拍的、两个人坐在桌边吃饺子的照片，画面里周致远低着头，罗雪梅侧着脸，看起来亲昵得很。拍照的人把照片装进信封，写上张秀兰和赵建国的地址，投进了邮筒。照片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

“你们走后，他们就住到一起了。”

第三章 日子

过完年，日子就上了轨道。像一列老旧的绿皮火车，不快，但稳。

周致远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上班，晚上五点半回来。罗雪梅七点出门去纸盒厂，晚上五点回来。两个人中午都不回家，各自在单位食堂吃，晚上那一顿才是正经的团圆饭。通常是罗雪梅做，她手快，六点就能端上桌。一荤一素一个汤，荤的不一定是肉，有时候是炒鸡蛋，有时候是豆腐炖鱼，鱼是菜市场收摊前买的便宜货，巴掌大的鲫鱼，一块钱能买三条。

周致远吃了半个月这样的晚饭，发现自己的皮带扣往里紧了两个眼。罗雪梅做的饭不比张秀兰差，但比张秀兰舍得放油。她说干体力活的人不能吃得太素，油水不够人就撑不住。周致远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道理，但觉得她说得对。

大年初六那天，罗雪梅做了一件事。

她把自己和周致远的户口本、粮本、煤本和副食本，全部从各自的单位宿舍迁了出来，在街道办合了户。合户的手续不复杂，但要两个人一起去签字。他们在街道办的办公室里并排坐着，罗雪梅先签，签完把笔递给周致远。那是一支老旧的英雄牌钢笔，笔尖有点分叉，写出来的字带着毛边。

周致远握着笔，低头看着那张表格。表格上并排写着两个名字：周致远，罗雪梅。关系那一栏里，原本打印着“夫妻”两个字，后来用笔划掉了，改成了“搭伙”两个字。街道办的人说现在政策宽松了，不再死卡户口，两个人只要情况属实就能合。他在那个“搭伙”旁边画了个勾，签了自己的名字。

合了户，他们就是法律意义上的“同一户人”了。

走出街道办大门的时候，外头正下着小雪。罗雪梅撑开一把黑布伞，伞不大，两个人要挨得很近才能都不淋着。周致远比她高出一个头还多，伞举在他手里，她走在他旁边，肩膀偶尔会碰到他的手臂。

“回去我做饭。”罗雪梅说，“今儿买了排骨，炖萝卜。”

“嗯。”周致远说。

他们沿着厂区那条走了无数遍的煤渣路往回走。路上遇到了隔壁的王婶，王婶看了他们一眼，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周致远知道王婶想说什么——这俩人才合户？早就住一块儿了吧。他知道街坊四邻都这么想，罗雪梅也知道。但谁也没解释。

这种事，解释不清楚，越描越黑。

正月十五那天，周致远下班回来，发现桌上多了个东西——一个白瓷的酒壶，小小的，拳头大，上头画着一枝歪歪扭扭的梅花。

“今天元宵节。”罗雪梅把热好的黄酒端上来，“喝点吧。”

周致远看着那个酒壶。他知道这个壶，去年赵建国过年回来的时候拿给大家看的，说是从南方带回来的景德镇瓷器，值好几块钱。罗雪梅把它带过来了。

“这个壶——”他开口。

“是他的。”罗雪梅截住他的话，语气很淡，“他不要的东西多了，难道都要跟着一起扔？”

她给周致远倒了一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黄酒是热的，蒸汽带着一股甜丝丝的酒香味飘起来，在十五瓦的灯光下盘旋。

“来。”她举起杯子，“祝咱们搭伙的第一个月。”

周致远也举起杯子，杯沿碰了一下，发出清脆的一声响。黄酒入口是甜的，咽下去之后喉咙里泛起一阵暖意，慢慢往四肢蔓延。

那晚他们喝了半壶酒，吃完了所有的菜，还一人吃了两个黑芝麻馅的元宵。罗雪梅喝了酒之后脸上泛了一层薄薄的红，话也比平时多了一些。她说到纸盒厂的事，说到她们的车间主任总是克扣工人的加班费，说到去年年底有个人去劳动局告了，结果被开除了。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是一种淡淡的、见怪不怪的疲倦。

周致远听着，忽然问了一句：“你后悔吗？”

罗雪梅握着杯子的手停了一下。杯里的黄酒晃了晃，映着头顶的灯光，碎成一片金色。

“后悔什么？”她反问。

“所有的事。”周致远说，“嫁给赵建国，来城里，现在又——”

“不后悔。”罗雪梅打断他，声音很轻，但很笃定。“嫁给他我后悔，但来城里我不后悔。跟你搭伙，我也不后悔。”

她把杯子里的酒喝完，站起来收拾碗筷。走到灶房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周师傅，日子是往前过的，不是往后看的。”

这话轻飘飘的，像从门缝里漏进来的风，吹得周致远心口微微发凉。他坐在桌边，看着那个小小的白瓷酒壶，壶身上的梅花在灯光下泛着幽幽的光。

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罗雪梅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从第一天起，她就叫他“周师傅”。客客气气的，不远不近的，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她给他做饭、洗衣、打扫屋子，把两个人的户口合在一起，跟他一起吃饭喝酒，但她从不叫他的名字。

他不知道这个发现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意这件事。

窗外有人放烟花，一朵接一朵地炸开，把窗户映得明明灭灭。一九八三年的元宵节，空气里飘着火药和糯米粉的甜香。

周致远起身走到灶房门口。罗雪梅正背对着他洗碗，水龙头的水声哗哗地响，她的肩膀微微耸动着。他以为她在哭，走近了才发现她没有——她只是低着头，很用力地在刷一只碗。那只碗已经很干净了，她还在刷。

“我来吧。”他说。

罗雪梅没松手。又刷了几下，才把碗放在沥水架上，擦了擦手，转过身来。

她的眼睛是红的，但没有泪。

“明天我去把赵建国剩下的东西都扔了。”她说，“酒壶也扔。”

“酒壶留着吧。”周致远说，“挺好用的。”

罗雪梅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一下，没说话，从他身边走过去回了房间。

周致远站在灶房里，把剩下的碗洗完了。水很凉，凉得指关节隐隐作痛。他把碗码好，关了灯，回到堂屋里。罗雪梅的房间已经熄了灯，门缝里没有光透出来。

他在堂屋里站了一会儿，也回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他听见隔壁传来很轻很轻的声响——不是哭声，是一种类似于翻身的、被褥摩擦的窸窣声。那个声音持续了很久，久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久到他在梦里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不是“周师傅”，是他的名字。

第二天早上起来，白瓷酒壶还放在桌上。罗雪梅没有扔掉它。

日子就这么过着，像煤炉上煨着的一锅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不紧不慢。

周致远慢慢习惯了这种日子。习惯了下班回来有人在灶房里忙活，习惯了衣服破了有人补，习惯了晚上两个人坐在桌边各看各的书——他看《机械制图》，她看从街道图书馆借来的小说，琼瑶的《在水一方》，封皮被翻得起了毛边。

厂里有人在背后嚼舌头，说他们两个是“拼头”。刘大江替他揍了那小子一拳，打得嘴角流血。周致远把刘大江拉走了，给他买了一包牡丹烟。刘大江叼着烟说，兄弟，你别往心里去，那帮人就是嘴贱。周致远说没有，我替罗雪梅不值。刘大江看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

周致远假装没听懂那个“哦”是什么意思。

春天来的时候，罗雪梅在窗台上种了一盆蒜苗。她把蒜瓣插在装了水的浅盘里，没几天就冒出了绿芽，又过了几天，蒜苗窜到了一拃高，绿油油地支楞着，像一群迫不及待要长大的小孩。

“过两天就能剪下来炒鸡蛋了。”罗雪梅说，语气里难得带了几分得意。

周致远看着那盆蒜苗，又看了看站在窗台边的罗雪梅。春日的阳光照在她脸上，把她鬓角的碎发染成了浅金色。她的嘴唇微微翘着，正用手指轻轻拨弄蒜苗的叶子。那一刻她不像一个被丈夫抛弃的、二十八岁的糊纸盒女工，倒像一个种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的、骄傲的小姑娘。

他忽然叫了一声：“雪梅。”

这是他第一次不叫她“罗雪梅”。

她转过头来，表情有些意外，但很平静，像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刻。

“嗯？”她说。

“没什么。”周致远低头，假装去调煤油炉子的火苗，“就是想叫一声。”

罗雪梅没说话。过了几秒，她轻轻说了一句：

“你叫得挺好听的。”

窗台上，蒜苗的绿叶在春风里微微晃动。阳光很好，把整间屋子都照得亮堂堂的。

这大概是周致远三十七年来过得最好的一个春天。他每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会看一眼窗台上的蒜苗，蒜苗又长高了多少，他记得清清楚楚。他甚至开始觉得厂里那台用了十几年的老机床也没那么难伺候了，连噪音都顺耳了些。刘大江说他最近气色好了不少，还问他是不是吃了什么补药。周致远没答，心里却在想，罗雪梅做的饭比补药管用，红烧肉，排骨汤，韭菜盒子，酸菜炖粉条，她换着花样做，一个月都不带重样的。

但他没说出来。

他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说出来之后会怎样。两个人现在的关系像这盆蒜苗，看起来生机勃勃，但根是扎在薄薄一层水里的，没有土，不知道能撑多久。

五月初的一天傍晚，周致远下班回家，在胡同口看到了一封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信。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深圳的邮戳。收件人写的是“周致远 罗雪梅”，两个人的名字挨在一起，笔迹很陌生，既不是赵建国的，也不是张秀兰的。

他拿着信进了屋。罗雪梅正在切菜，看他进来，抬头说了一句“洗手吃饭”，然后就看到了他手里的信。

她放下菜刀，擦了擦手，走过来。

“拆吧。”她说。

周致远撕开封口。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他们两个人——正月十五那天在屋里吃饭的场景，窗户上还贴着罗雪梅剪的窗花。拍照的人显然离得很远，角度也很刁钻，画面有些模糊，但两个人的侧脸都看得清清楚楚。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

“你们走后，他们就住到一起了。”

落款只有一个日期：一九八三年元宵节。

周致远翻过照片，看着正面，看了很久。那是元宵节的晚上，桌子上摆着四盘菜，中间放着那个白瓷酒壶。罗雪梅正往他碗里夹菜，筷子悬在半空，他的杯子举到嘴边。两个人都微微侧着脸，看起来确实亲昵得很。虽然那时候他们的关系还隔着一层纸，但从镜头里看过去，倒真像一对恩爱夫妻。

罗雪梅把照片拿过去，正面反面都看了看。看完之后，她把照片放在桌上，继续去切菜。刀落在案板上的节奏一点没乱。

“你不生气？”周致远问。

“生什么气？”罗雪梅头也没回，“我们搭伙过日子又不是偷偷摸摸的。他们跑了，我们吃饭，天经地义的事。拍就拍呗。”

“可是——”

“可是什么？”罗雪梅放下菜刀转过身来，拿围裙擦了擦手，“你觉得他们寄这照片来是想干什么？让我们难堪？他们自己做的什么事，有资格让我们难堪？”

周致远张了张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

“但这信不是他们寄的。”他指了指信封上的笔迹，“这不是建国的字，也不是秀兰的。”

罗雪梅低头又看了一眼信封，眼神渐渐沉了下来。

“有人盯着咱们。”她说，“从过年就开始了。”

窗外，天已经黑了。路灯还没亮，院子里只有各家各户窗口漏出来的微弱灯光，照在坑洼不平的煤渣路上，像一滩一滩碎掉的月亮。

第四章 生根

到了七月中旬，那盆蒜苗早就吃完了，窗台上换了一盆月季，开得正盛，红艳艳的花瓣一层叠着一层，每片都饱满得像要滴出水来。

这盆月季是罗雪梅花了三块钱从花市上买回来的。她说月季好养活，不用老浇水，花期又长，能从五月一直开到十一月。周致远觉得三块钱贵了，够买两斤肉了。但他没说出来，因为罗雪梅买花的时候很高兴，高兴得哼了一小段他不知道名字的曲子，调子软软的，像春天的风。

这半年里发生了很多事。罗雪梅被纸盒厂提拔成了小组长，工资从二十块涨到了二十六块。她拿着第一个月的涨薪给周致远买了双翻毛皮鞋，深棕色的，底子很厚，说是冬天穿着不冻脚。周致远试了试，正合脚。他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尺码，罗雪梅说你那些破布鞋都是四十二码的，我还能不知道。

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缝自己的旧衬衣，头也没抬，针线在手指间翻飞。那件衬衣的领子已经磨得发毛了，她拿碎布头补了一圈，针脚细密得很，不凑近了根本看不出来。

周致远穿着新皮鞋在屋里走了两圈，鞋底敲在地面上咚咚地响。他说太贵了，以后别买了。罗雪梅说嗯，然后下个月又给他织了件毛衣，藏蓝色的，领子是鸡心领，针脚比她之前织的那条灰色围巾工整了不知道多少倍。

周致远说不上来心里是什么滋味。张秀兰给他织过围巾，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这几年他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少，每天就是“吃饭了”“上班了”“睡觉了”这几句。张秀兰从来不问他工作上的事，他也从来不问她的。两个人像两条并排的铁轨，看起来挨在一起，实际上永远没有交汇的点。

罗雪梅不一样。罗雪梅会在吃饭的时候问他厂里的事——订单多不多，机器好不好用，有没有人刁难他。她听得很认真，偶尔还会出主意。她说你们车间那个主任明显是在偏袒他那个亲戚，你下次再遇到这种事，直接找厂长反映，厂长不管就找工会，别闷着。

周致远说管用吗。罗雪梅说不管用也得找，你越不吭声他越欺负你。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格外有分量，因为她在纸盒厂就是这么干的。她当了小组长之后，手底下的工人加班费再也没被克扣过，车间主任见了她都绕着走。

有一天晚上吃完饭，周致远在灯下看图纸，罗雪梅在旁边看她的琼瑶小说。屋里安静得很，只有翻纸的声音和窗外的虫鸣。忽然罗雪梅放下书，叫了他一声。

“周致远。”

不是“周师傅”，是“周致远”。

他抬头看她。十五瓦的灯泡在她脸上投下暖黄色的光，她的眼睛在那光里显得格外亮。

“你说，”她慢慢地说，“赵建国和张秀兰现在怎么样了？”

这是半年来她第一次主动提起那两个人。之前他们像约好了似的，谁也不提，就当那两个人从来没存在过。

“不知道。”周致远说，“应该不会差吧。赵建国那脑子，到哪都能挣钱。”

“也是。”罗雪梅点了点头，重新拿起书，“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了，随便问问。”

周致远低下头继续看图纸，但看不进去了。他也在想同一件事——赵建国和张秀兰现在怎么样了？他们在深圳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想起过北方的这个小城、想起过被他们丢下的人？

他想这些不是因为还惦记着张秀兰。他早就放下了。他只是觉得世事无常，半年前他还是另一个人生，半年后他坐在这里，穿着罗雪梅织的毛衣，脚上蹬着她买的新皮鞋，想着她刚才叫的那声“周致远”。

“你恨他们吗？”他问。

罗雪梅翻了一页书，头也没抬：“以前恨。现在不了。”

“为什么不恨了？”

罗雪梅放下书，认真想了想。她认真想事情的时候会微微歪着头，眉头轻轻蹙起来，像在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因为恨太累了。”她说，“而且，要不是他们跑了，我也吃不上你的饺子。”

周致远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他春节那天给她下的饺子。那是他难得下厨，煮破了好几个，馅都漏出来了，罗雪梅还是全吃完了，连汤都喝了。

他低下头，假装去看图纸上的标注，耳朵尖却悄悄红了一片。

七月的夜风从纱窗里灌进来，带着院子里月季花的香气，和远处池塘边青蛙的叫声。桌上的台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罗雪梅翻书的声音沙沙的，像夏天的雨落在荷叶上。

这间十二平方的屋子，忽然变得很满。不是东西多了，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暖烘烘的充实感，像冬天里灌了热水的暖水袋，不声不响地，把整个被窝都焐热了。

八月初的一天，厂里发高温补贴，每人十五块钱。周致远拿着钱去买了一台二手电视机，九寸的，黑白的，花了八十块钱，是他攒了小半年的。他把电视机抱回来的时候，整条胡同都轰动了。对门老李第一个跑过来帮忙架天线，刘大江搬了一箱汽水过来庆祝，连平时不怎么说话的王婶都端了一盘切好的西瓜来串门。

那晚上周致远的十二平方小屋里挤了七八个人，大家坐在小板凳上、床上、门槛上，盯着那个九寸的小屏幕看《新闻联播》。信号不太好，屏幕上的雪花点比人像还多，但没有人在意。这是整条胡同里第三台电视机，前两台是厂长的和工会主席的。

等人散了，罗雪梅收拾完瓜皮和汽水瓶，搬了小板凳坐在电视机正前方，认认真真地调天线。她调一下，退后两步看效果，再调一下，再看，认真得像在调试精密仪器。最后终于调出了一个勉强能看的画面，屏幕上正在播《话说长江》，主持人的声音浑厚有力地传出来：“你从雪山走来——”

罗雪梅满意地坐下来，拍了拍身边的位置，示意周致远也坐下。两个人肩并肩坐在九寸的电视机前，看完了那一集《话说长江》。电视里长江在奔腾，电视外蛐蛐在叫，电风扇呼呼地转着，把罗雪梅身上的肥皂味一阵一阵地吹过来。

“真大啊。”罗雪梅看着屏幕上的长江，喃喃地说。

“什么？”

“外面的世界。”她说，“咱们这辈子，不知道能不能去看看。”

周致远侧过头看她。她专注地盯着屏幕，眼睛里映着电视的光，亮晶晶的，像碎掉的星星撒在深色的绸布上。

他忽然很想说点什么。他想说等攒够了钱，我带你去看长江，去看黄河，去所有你想去的地方。但他张了张嘴，说出来的是：“会有机会的。”

罗雪梅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嘴角弯了弯。那个笑容比平时深了一些，眉梢眼角都是弯的，像春天的柳叶。

“嗯。”她说，“会有的。”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周致远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房间很安静，罗雪梅大概已经睡了。窗外的月光透过纱窗洒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地的碎银子。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蛙鸣声，和电视转播塔的红色信号灯一闪一闪的光。

他想起半年前她拎着馒头站在门口的样子，鼻尖冻得通红，眼睛又黑又亮。他想起她说“咱们搭伙过日子吧”时的语气，那么平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他想起她把户口本放在他面前说“合个户吧”，他想起元宵节那晚她红着眼睛说“明天我把他的东西都扔了”，他想起她蹲在窗台前拨弄蒜苗的侧脸，他想起她递给他新皮鞋时的漫不经心，他想起她叫他“周致远”时，声音落在耳膜上的微微震颤。

他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被月光照亮的那一小块斑驳的墙皮，忽然明白了。

那些他以为早就不会再生长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生了根，发了芽，长出枝叶，密密匝匝地，把整颗心都缠住了。

根扎得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深到他不知道该怎么拔出来，深到他开始不想拔了。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罗雪梅一大早就出门了，说纸盒厂要加班赶一批中秋节的礼盒。她走后不久，有人敲了三下门。

周致远去开门，门口站着的人让他愣了一下——是他们街道办的马大姐，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陌生男人。

马大姐的表情很严肃，劈头就是一句：“周师傅，有人举报你和罗雪梅非法同居。这位是上面来的调查员，需要你们配合说明情况。”

周致远站在门口，心猛地往下沉了一截。远处知了叫得正响，一声接一声，像在催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