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换饭
文/汪淑萍
小时候，我们吃一种饭叫“蚂蚁下蛋”。蚂蚁是看不见的，那蚂蚁下的白生生的蛋，更是难得一见。“蚂蚁下蛋”，只是用少许米饭拌上野菜箜成的菜饭。
母亲还没动锅铲，我的眼睛已只盯着锅里的牛儿大黄、灰扬米、鹅肠草。我巴望着母亲用锅铲掀开野菜，铲起锅底那少得可怜的白米饭——蚂蚁的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家能吃上大米饭的，只有大姐兰英。她考上了离县城不远、天子殿下的农业中学。学校规定：再困难，也要保住孩子们的命。每天六两大米饭，必须供足学生，谁也不准克扣。
姐姐是学生会主席，也是中学生农场的场长。除了学习，她的职责是配合老师、监督学生，确保每个人都能吃足那计划中的六两米饭。
可姐姐每天监督别人，唯独没有监督自己。
每个周末回家，她都会打开一个小布口袋——那是她和同学“换饭”用的，里面装着她每天省下的一顿饭。
“换饭”这个词，字典里查不到，在旁人听来，也陌生、拗口，像是生造出来的。可它真实地存在着，与我们的生命相连，与姐姐给予这个家的爱紧紧相系。
那时姐姐不过十多岁，刚好大我十二岁。
姐姐最怕我哭，她说我一哭，全家人的心都碎了。我不吃那涩涩苦苦的“蚂蚁下蛋”，没有盐，没有油，野菜或萝卜叶子在水里一焯，拌上几两从伙食团打来的饭，看得父亲叹气，母亲摇头，姐姐皱眉。母亲做“蚂蚁下蛋”时，分明我碗里的“蛋”比三姐比妹妹都多，可我还是哭。姐姐说，她的心像被玻璃刺穿，痛彻肺腑。
周一天没亮，姐姐就匆匆赶回学校。
她悄悄跟同学商量：“阿牛，伙食团的饭好吃吧？好吃，你就多吃二两。”阿牛大惊：“你不吃？我多吃？”“你星期六还我二两就行。”同学一想，没吃亏，还落个人情，便答应了。
姐姐又对后来在新光纸厂工作的代姐姐说：“我五妹不知怎么了，又瘦，总哭，这样下去命都难保了。”“那怎么办？”“你帮我，今天多吃二两，星期天还我，我给五妹带回去。”代姐姐本就和姐姐要好，知道原委后，爽快答应了。
如此再三，姐姐一周联系了好几位同学。当她算清楚借出去多少、收回多少时，那个空空的小布袋，在她心里既虚无又真实地装满了一斤多白米饭。姐姐说，她睡着后都笑了。
从此，姐姐每天六两的定量，一下子减了二两。这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姑娘来说，何等艰难。
别人端着碗吃饭时，姐姐悄悄躲开。她怕闻到饭香，怕听见咀嚼声。为了充饥，她手里常捧着一杯白开水，啃着白萝卜或白菜帮子。
可每到周末，同学们都如约把饭还给了她。
姐姐性子急，周末回到半边园4号，人还在坎坎下头，就高声喊：“妈！我回来了。五儿，我回来了！”进了门，她兴冲冲地打开口袋，对母亲说：“这是我一周没吃完的饭，带回来做菜箜饭。”然后，她恭恭敬敬地把省下的一斤二两米饭交到母亲手里。
母亲知道姐姐懂事，也知道她说了谎，只是没有点破，心疼得要命。
日子久了，姐姐和同学换饭的事，老师和同学都知道了。没有人告密，只是怜惜她、心疼她。
姐姐和同学换饭，一直换到她农中毕业。那时，各家各户也渐渐好了起来。
姐姐没读过多少书，但她用爱、用羸弱的身体，堵住了我的眼泪，撑起了全家。
父母和弟妹对她的感激，永远无法用言语表达。几十年后，当吃野菜成了一种时髦，我总会想起当年姐姐每周省饭带回家的事，愧疚便如潮水涌来，我流着泪对姐姐说：“姐姐，那时我怎么那样不懂事呢？”
姐姐说：“你还小呢。”
姐姐，你怎么忘了，那时的你，也是个孩子啊。
作者简介：汪淑萍，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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