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当今美国，要成为一个“好”穆斯林，似乎意味着在以色列问题上保持沉默；一旦提出异议，就可能遭遇抹黑、猜疑和排斥。2008年，已故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与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竞选总统时，不得不约束部分支持者，因为这些人公开表现出种族主义，尤其是对伊斯兰的恐惧。
尽管麦凯恩本人也有偏见，其极端鹰派的外交政策隐含某种种族主义色彩，但即便如此，他对自己选民群体的失控程度感到震惊。在一次竞选集会上，一名女性听众表达了她对奥巴马的不信任，理由是：“我读到过关于他的事情，他不是……他是个阿拉伯人。”她的声音发颤，仿佛“一个阿拉伯人”可能当上总统这件事，几乎让她落泪。
这种言论的暗示留给那些受宣传影响、充满偏见的选民自行想象。如果“一个阿拉伯人”当总统都令人担忧，那么“一个穆罕默德”当总统，按这种逻辑显然会被视为更糟。事实上，针对埃尔-赛义德的攻击之恶毒，已经到了不少知名政治人物毫不犹豫地给他贴上“恐怖分子”标签的程度。
他的共和党对手迈克·罗杰斯甚至借此夸口，说自己一生都在“追捕恐怖分子”。在类似的语境下，共和党众议员南希·梅斯谈到埃尔-赛义德和纽约市长候选人佐赫兰·马姆达尼时抱怨：“我们能不能别再把恐怖分子选进美国公职了？”她进一步解释说：“美国每一个担任公职的穆斯林，都是特洛伊木马，都是国家安全和我们共和国的威胁。”
这种言论并不少见，既来自政客，也来自政治评论人士。马姆达尼的父亲马哈茂德·马姆达尼曾撰写影响深远的《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当时人们至少还可以期待，在决策者眼中，“好穆斯林”这种身份多少是存在的；只要谴责“极端主义”，也许就能躲过攻击。
她曾表示，以色列会出现在她的梦里。而埃尔-赛义德则公开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的种族灭绝。这似乎是美国政治生活中对“好穆斯林”定义日益收紧的一部分——如果这一类别还存在的话。一个人不仅必须与“极端主义”划清界限，还不能在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上反对以色列。
这种联系几乎不是什么秘密。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最近就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社会整体上存在伊斯兰恐惧，因此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任何伊斯兰的敌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认为伊斯兰恐惧在美国是现实存在的，而以色列被视为抵御伊斯兰的堡垒。”更重要的是，这套逻辑并不止于穆斯林。批评这个“抵御伊斯兰的堡垒”，也可能让一个人变成“坏犹太人”。
知名亲以色列活动人士艾伦·德肖维茨最近抨击了那些支持埃尔-赛义德和马姆达尼这类候选人的“坏犹太人”。“真正的问题是犹太人，”他说，指的是那些“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蠢犹太人”。在德肖维茨看来，“任何投票给马姆达尼的犹太人，都是自我憎恨者”。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作为非犹太人，他自称比那些“坏犹太人”更像“一个更有效的犹太领袖”，因为那些人“不愿说出马姆达尼究竟是什么，而他就是一个反犹主义者”。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现象并非美国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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