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终结

编者按：8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丁刚在“丁刚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认为，在美华人学者的当下境遇揭示，美国在用怀疑替代欢迎，用排斥替代包容。而最终的代价，是对美国学术体系根基的损害。现将全文转发如下： （全文约2200字，预计阅读时间6分钟）

在“中美印象”（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上读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两位华裔学者，在同一所大学，走出了完全相反的轨迹。

一位是神经生物学家吴瑛（Jane Wu），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终身教授，国际知名学者。因为中美关系的变化和“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她经历了长期调查，最终走上了绝路。她的家属正在诉讼，想为她讨个公道。目前已经进入证据开示阶段，大部分核心指控获得法院支持继续审理。

另一位是蒋濛（Mung Chiang）。同样是华裔学者，同样在西北大学，却成了这所大学创校160余年历史上第一位亚裔校长。

两个人，一所大学，同一个时代。

这个对比让人震撼。但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它折射出的本质——中美关系的转向，根子在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急剧调整。

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里，美国对华战略的主基调是“遏制与接触的平衡”。在这个框架下，华人学者被视为连接两个文明的桥梁。跨国流动、学术交流、技术转移，都被看作是推动全球化和促进相互理解的自然结果。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敞开大门，欢迎中国人才。吴瑛正是在那个背景下，凭借杰出的科研能力获得终身教职，成为美国精英学术界的一员。

从2018年前后开始，一切都变了。美国对华战略评估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中美关系不再被定义为“在竞争中寻求接触与合作”，被重新框定为“战略竞争”，中国成为美国首要对手。

这不是政策用语的改变，是一种深层的、制度性的认知转变。

以前叫“人才流动”的，现在叫“技术窃取”和“安全威胁”。华人学者的身份，从优势变成了可疑的对象。

“中国行动计划”就是这种转变的制度化。它针对的是一种身份和背景。吴瑛的遭遇说明了一件事：无论你有多大学术成就，无论你拿的是不是终身教职，一旦被纳入战略竞争的框架，个人的努力和制度的保护都可能变得无足轻重。调查、怀疑、压力接踵而至，最终摧毁了一位杰出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和生命。这是系统性问题的个人化体现。

蒋濛的成功，在同样的背景下显得格外耀眼，但也正因为耀眼而显得例外。他能成为西北大学的校长，说明美国仍然保有选拔人才的能力和开放的姿态。但蒋濛的成功可能恰恰说明：在当下的竞争框架里，华人学者需要比过去付出多得多的努力来证明自己“不是威胁”，需要用更高的成就来克服身份带来的结构性怀疑。

当美国把两国关系从“接触与遏制的平衡”转向“竞争压倒一切”，接触的空间必然大幅收缩。这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科技界、学术界、商业界甚至整个国际人才流动的格局。

但问题不只在个人层面。更深层的是，这套逻辑本身就有漏洞。不仅仅是伤害了少数个体，而是正在动摇美国学术体系的根基——它之所以能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恰恰是因为它曾经提供了一个超越国籍的评价标准。

当这个标准被政治替代，全球最聪明的头脑在决定去哪座实验室时，就会多算一笔账：除了学术，还要看签证什么时候被拒。

吴瑛的悲剧已经发生，蒋濛的成功也还是真实存在。两者并存，说明美国还没有彻底关上大门，但门缝正在变窄。在这个僵持期里，华人学者仍然有可能拿到教职、成为校长，但每往前一步都要付出比以往多得多的代价。审查在加码，信任在稀释，合作的意愿在消退。

可以设想，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零和的道路走下去，蒋濛这些华人的成功可能也会变得越来越罕见。不是因为他们不优秀，而是因为环境本身在变。美国正在用一套自我设限的逻辑，慢慢关上那扇它曾经亲手打开的门。

美国在用怀疑替代欢迎，用排斥替代包容。而最终的代价，是对美国学术体系根基的损害。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个相信知识和人才可以跨越意识形态和国界流动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知识与人才将被重新纳入大国竞争框架的新时代。

人才流动的分道扬镳要比芯片、AI、无人机等技术领域的分裂，对全球化产生更为强烈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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