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李鸿章马关谈判，日方禁止条约写“中国”只准用“大清”

在马关进行的谈判当中，日本为什么要禁止清朝自己称呼为“中国”呢？

在公元1895年的春季，于日本马关的春帆楼这个地方。在谈判的桌子上面，李鸿章所面对的不单单是割让土地和赔偿款项这样屈辱的条款内容，而且还有一个差不多被后世给遗忘掉的细节情况——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态度强硬地做出规定：所有属于中日之间的官方文书以及条约文本，清廷只能够签署名字为“大清国”，绝对不允许使用“中国”这两个字。

一个已经沿用了三千年的自我称呼，就这样被对手从条约的文本当中硬生生地给抹去了。在这场文字方面的博弈背后，隐藏着比割让土地和赔偿款项更加让人感到刺骨的真实情况。

日本对于“中国”这两个字的企图，并不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早在十世纪日本处于平安时代的时候，官方所修订的法典《延喜式》就把全国按照距离京都的远近程度划分为畿内、近国、中国、远国这四大区域划分，山阳、山阴这十六个国家处于京畿和西陲两者之间，确定名字为“中国”。

但是这个“中”字，只不过是岛国疆域中部的方位方面的描述，和华夏“天下的中心、礼乐的正统”这样的文明内涵一点关联都没有。在江户时期日本的汉学家林鹅峰编撰《华夷变态》的时候特意进行注明：“中土的华夏，世人称呼为中国；我国山阳山阴的一个角落有相同的名字，不可以把它们混在一起谈论”。那个时候朝野都公认，只有中原的王朝才配得上独自占有“中国”的文明内涵，一千多年都相安无事。

然而在明治维新之后，一切都变了味道。在幕末时期的儒学家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当中率先提出颠覆性质的论调：“清是夷狄进入并且统治中原，失去了中华礼乐的正统；我们大和继承了圣道，才是世间真正的中国”。

这一套“夺取正统”的理论被维新政权迅速地吸收采纳，成为对外进行扩张的文化舆论方面的工具。福泽谕吉更是在报刊上面进行诡辩：“‘中’仅仅是处于中间的意思，凡是国土的中部都可以称呼为中国，清国处于亚洲的东部角落，没有资格独自占有这个名字”。

换一句话来说，日本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二十多年，就已经在舆论方面为剥夺清朝的“中国”称谓做好了铺垫。

在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进行谈判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初次进行试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当中自己称呼为“中国”。

清方的代表依据道理进行争辩：“我们中华称呼为中国，从上古时期一直到现在，由来已经很久了，就算是和各个国家签订条约，也仅仅只是在条约的开头书写大清国的字样，它的条款内容都称呼为中国，从来没有书写更改国号的例子”。

那个时候清廷的国力还有剩余的威风，日方不敢过分地进行逼迫，只能够暂时进行妥协。但是这颗钉子，他们一直记在心里。

甲午这一场战争，清军全面溃败，日本终于撕开了伪装。在春帆楼上面，李鸿章手里拿着文稿和伊藤博文反复地进行辩驳：“中华称呼为中国，从商周时期一直到现在三千年，历代的条约、万国的公法都遵循这样的称呼，没有其他国家强行命令更改的先例”。

伊藤博文一点都不后退，搬出日本本土的区域划分为挡箭牌：“我们国家本州山阳、山阴的地方，律令确定名字为中国已经超过一千年了，如果贵国的文书动不动就以中国来称呼自己，两个国家有相同的名字，往来的照会很容易产生混淆，从这以后所有的官方文件，贵方只允许书写清国、大清帝国”。

李鸿章多次努力争取，然而前线作战情况糟糕透顶，清朝廷没有任何可以用于谈判的条件，只能没有办法地接受。

打开由王铁崖进行编纂的《中外旧约章汇编》这本书，在甲午战争之后一直到清朝灭亡期间有三十多部中日之间签订的条约，在中文版本的文本里用来指代清朝的仅仅能看到“大清国”这个称呼，再没有一处出现“中国”这个词语。而《马关条约》的日文版本当中，和“大清国”相对应的全部都写成“清国”。

一个民族甚至连自己叫什么这样的事情都没办法自己做主，这难道不比割让土地、赔偿款项更加让人感到难受吗？

日本所争夺的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他们所争夺的是“中国”这两个字背后有着三千年历史的文明正统地位——哪一方占据这个名字，哪一方就在东亚地区的文明秩序当中处于高的位置。当日本把清朝廷从“中国”这个位置上拉下来，自己坐到这个位置上的那个时刻，他们所达成的不只是军事方面的胜利，更是文明等级层面的一次颠覆。

文字是代表文明的一种标识。当你的名字被其他的人抢走，当你在正式的文书里面连自己称呼自己都被别人规定好了，这样的屈辱比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影响更深、持续的时间更久。日本人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从1871年开始进行试探一直到1895年达成目的，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谋划。而我们，一直到现在翻开这一段历史，依旧能够感觉到那两个字被剥夺的时候所带来的刺痛。

名字被抢走所带来的屈辱，比割让土地、赔偿款项更加难以恢复。因为前面所说的这种情况所剥夺的，是一个民族对于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根本的认知。这，才是马关谈判桌子上面最让人感到痛心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