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钱比发券管用？国家定调：提高收入，让老百姓敢花钱！

2026年7月中旬公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同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人社部门也表示，正研究制定2026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国家年度指导意见。

一份以“扩大消费”为名的规划，却把工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放在重要位置，信号很明确：扩大内需不能只靠商家降价、平台促销和政府补贴，更要解决居民有没有钱花、敢不敢花的问题。

消费券可以让商品便宜几百元，以旧换新可以提前释放需求，但工资决定家庭每个月能花多少钱，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决定人们是否需要为未来存钱。

这说明有关部门促消费的思路，正在从补贴商品转向提高居民长期消费能力。

过去几年，扩大消费最常见的方式，是消费券、购车补贴、家电以旧换新，以及各种平台促销。

这些政策能让部分家庭提前下单。

但补贴有边界：它只能降低一次消费的价格，无法改变家庭未来几年的收入预期。

一台家电原价5000元，补贴后便宜1000元，看起来划算。但如果消费者担心失业、降薪、房贷、医疗和养老支出，他仍可能不买。

对收入稳定的家庭来说，降价是动力；对收入预期不稳的家庭来说，再低的价格也未必比现金更有安全感。

更何况，许多商品并不缺，部分行业甚至已陷入价格战。汽车、家电、餐饮、电商都在打折，企业利润越压越薄，居民消费却没有同等力度反弹。

这说明问题已经不只是“东西贵不贵”，而是“收入稳不稳”。

如果继续要求企业让利，只会把消费不足转化为利润下降、工资增长放缓和就业压力，反过来削弱消费。扩大内需必须从商品端走向居民端。

规划提出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容易被解读为“全民涨工资”，但最低工资首先是一条法定底线，不意味着所有劳动者的工资都会同步上涨。

直接受益的，主要是低收入劳动者、部分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工资与最低工资挂钩的岗位。

最低工资还会影响部分加班费、病假工资等计算基准。

2025年，全国所有省份都完成了新一轮最低工资调整；2026年，人社部门又提出推动各地落实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国家指导意见。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对消费的拉动通常更直接。高收入者每月多收入几百元，可能继续储蓄或投资；低收入者多收入几百元，更可能用于食品、交通、房租和生活服务。

“提低”不仅是收入分配问题，也是扩大消费问题。不过，提高最低工资不能脱离企业承受能力。对于利润微薄的中小企业，如果工资底线提高过快，可能通过减少招聘、压缩工时、增加外包甚至机器替代来消化成本。岗位减少，政策效果就会打折。

因此，真正可持续的涨工资，不能只靠行政命令让企业硬扛，而要靠产业升级、服务业扩容、技能溢价和劳动生产率提升，让企业有能力支付更高工资，也让劳动者分享到经济增长成果。

规划提出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2026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从143元提高到163元。这个群体主要是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其中不少是农村和低收入老人。

与城镇职工养老金相比，城乡居民养老金总体水平仍然不高。每月增加几十元，看起来不多，但对低收入老人，这笔钱往往会直接用于买菜、买药、交通和日常生活，转化为消费的比例可能更高。

更重要的是，养老金影响的不只是老人自己，也影响整个家庭。父母养老保障不足，子女就需要多存钱，应对未来的医疗、照护和生活支出；老年人的基础保障提高，年轻家庭的养老负担也会下降。居民高储蓄的一部分，本质上是预防性储蓄。人们并非天生不愿消费，而是担心失业、生病、父母养老和孩子教育。

社会保障越薄弱，家庭越需要准备“安全垫”；公共保障越可靠，私人资金才越可能从储蓄转化为消费。因此，提高基础养老金不能只看成财政支出，它也是稳定预期、释放消费的手段。把钱投向低收入老人，既改善民生，也可能比补贴耐用消费品带来更稳定的需求。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不仅提工资和养老金，还提出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并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这意味着促消费正在从单一市场刺激，转向收入分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系统调整。过去谈扩大内需，常常变成“怎样让居民多买一些”。

但消费不是反复劝说出来的数字。

一个家庭只有在就业稳定、收入可持续、医疗养老有保障时，才会愿意降低储蓄、增加服务消费和改善型消费。所谓“投资于人”，并不是简单发钱，而是把更多公共资源用于就业、教育、医疗、育儿、养老和技能培训，降低家庭生活和应对风险的成本。

政府多承担一部分公共服务支出，居民就少承担一部分风险。增加财产性收入同样重要，但也最难落实。房地产回报下降、存款利率走低、资本市场波动较大时，普通家庭很难获得稳定的非工资收入。

因此，增加财产性收入不能只停留在鼓励居民投资，还需要提高上市公司分红质量、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改善长期回报，让普通家庭真正分享企业增长。扩大消费真正需要的，不是一次更猛烈的促销，而是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位置得到改善。

只有工资、养老金、公共服务和财产性收入共同提高，消费才可能从短期脉冲转化为长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