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起源，李汉俊的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是知名历史学者李丹阳、刘建一数十年研究党史的成果结集。以下摘选的是该书中的一篇文章，文章以扎实的中外档案文献为支撑，对李汉俊何时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他在中共的创建上起到什么作用，他对党的纲领、组织原则和策略有何见解等问题做了探讨，让我们看到了李汉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一大会议安全保障等关键事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李汉俊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

文 | 李丹阳、刘建一

追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起源，李汉俊的作用不容忽视。因为他较早投入这一运动，参与发起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起草第一个党纲，一度主持党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并亲力筹备“一大”。可以说，无论从组织上还是理论上，他都是中共的重要创始人。

本文力图进一步弄清：李汉俊何时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他在中共的创建上起到什么作用？他对党的纲领、组织原则和策略有何见解？

一、一名“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李汉俊（1890—1927）原名李书诗，字人杰，湖北潜江人。1919年10月，英国在华情报机关收到报告称，李人杰是两名居住于上海法租界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之一。究竟是什么主张和行为使他在英国情报人员眼中成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呢？

这年8月17日，李汉俊在《星期评论》发表了《怎么样进化？》，指出：由于资本家垄断生产机关和交易市场，使工人变成同机器一样的“器具”，使弱小国家人民陷于贫困，更造成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他认为，人类要改变这种“跛子社会”，朝幸福、安定的方向发展，就要“把机器的所有权，普及于一般运用机器的人”。该文显示他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同年9月，他和詹大悲翻译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著《世界思潮之方向》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载，文章写道：俄国革命发生以来，“世界实在向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方面，正在突飞猛进，已经成了大势”。革命是根本推翻旧的思想、道德、制度、组织，“在新基础上，改建社会的运动”。译后语表明：“中国决（绝）不在世界外”，要进行“扩大的群众运动”，应明确其“意识”“目的”和“结合力”；希望“民党”“革命党”（指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对领导这一运动有“切实的打算”。然而，译者看到，该党虽然“好像也曾有点打算”，但因与武人、官僚等势力妥协，令人失望，故声言：“我只是平民、民众、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我要个什么……管他给不给呢？”似乎表达出不去祈求他人，不依靠已有政党，希望平民、无产阶级靠自身结合力组织起来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意思。学者田子渝对此的解读是：李汉俊打算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上述文字表达的主张与那一时期李汉俊同董必武等湖北朋友们私下所谈的是一致的，即当时社会发生毛病了，要根本改变；孙中山依靠军阀搞革命的路子不对；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方法，进行“全部改造”的社会革命，“而革命之成功必有待于新兴势力之参与”。

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便有意同孙中山及其政党取得联系。1919年夏秋之间，先有来自俄国的中、朝、日革命者拜访孙中山，讨论组织共产党和在东亚三国联合革命行动等事宜；后有苏俄使者带信给孙，敦促其在中国进行布尔什维克式革命。作为1912年加入同盟会，留日归国后同孙中山关系密切的人，李汉俊可能知道这些情况，甚至1920年初他可能直接参与了苏俄人员与国民党人关于在华推进共产主义的会谈。

怀有这样的革命思想和意向及有着特殊的经历，大概使李汉俊萌生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想法，因此被视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之一。

二、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参加者

1919年春共产国际成立后努力在全球推动、指导共产主义运动并建立共产党。8月，俄共中央下达在东亚展开共产主义工作的指示，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随即携此指示赴远东，准备同日、中、朝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在东亚人民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不久，“在东方国家逐步建立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明确任务。共产主义运动遂在东亚拉开帷幕。

李汉俊因与日本、朝鲜社会主义者有联系，成为较早投入这一运动的中国人。1919年年假到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的杨之华回忆，李汉俊曾带她“去日本、朝鲜的进步朋友家”，并“和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方面都有联系”。李汉俊留学日本多年，结识一些在日本提倡解放运动的人，包括社会主义者。据悉，他曾与后来发起日本共产党的堺利彦、高津正道等著名社会主义者有联系。有关记载显示，1920年初，在上海大约有40—50名日本社会主义者。虽然尚不知这些人有谁，但1919—1921年间，李至少同日本进步人士宫崎龙介、平贞藏、山崎作三郎、芥川龙之介、村田孜郎和泽村幸夫有接触，前两位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新人社成员。

在东亚，尽管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始自日本，共产主义的组织却由朝鲜人发端。早在1918年6月，一批旅居俄国的朝鲜人就成立了韩人社会党；1919年，该党注册于共产国际，成为东亚人民组织的第一个隶属共产国际的政党（实为“朝鲜共产主义者”组织）。朝鲜“三一”运动失败后，很多独立运动人士逃亡中国，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久，一位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叫罗扎多维奇（J. Rozardovtch）或鲁扎芮奇（J. Ruzaruichi）的俄共党员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吕运亨、李光洙等取得联系，此人建议韩人社会党将总部移至上海。于是该党委员长李东辉于8月就任政府总理时，党部也随同迁沪，多名骨干担任政府要职。该党宣传共产主义，并率先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此时的上海，已成为东亚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

1904年曾入日本“特为教授邻邦子弟游学”而设的经纬学堂的李汉俊，留日时便结识一些朝鲜青年。归国后，他多次撰文对国土遭侵占的朝鲜人民表示同情，支持其独立运动，并对个别朝鲜人迷信宗教、尊崇皇室却不自己起来奋斗提出善意批评。他接触到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朝鲜人，并可能通过他们的介绍认识若干在华为苏俄工作的俄国人，从而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

1920年2月英国的一份情报显示，在上海永安饭店举行的一次餐会上，李人杰与其他“对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所了解的中国人”、朝鲜人李光洙和俄国人李泽洛维奇，在某些“对中国怀有真正良好意愿的人”建议下商讨组成一个团体并创办杂志。与会者决定出版《劳动者》（The Worker）月刊，每人月缴纳10元用作出版费。同年3月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武官佐藤也报告：“当地俄国人阿伽廖夫，与中国人李仁杰和朝鲜人吕运亨等，原计划发刊以俄汉两种文字出版的《劳动》杂志。但因阿伽廖夫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不在，因此计划暂时延期，等他回来后再共同发刊。”可见，成立团体和出版杂志的动议应出自为布尔什维克工作的俄国人。

是年3月1日，李汉俊出席有七百多位朝鲜人和上百中西来宾参加的韩人独立节纪念会。在李东辉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演说之后，他代表中国人致祝辞，除表示支持朝鲜独立运动，还期望中朝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选李汉俊来致辞，说明朝鲜独立运动人士对他十分看重，同时显示李东辉等韩人社会党领导人可能事前已与他有联系。

李汉俊当时“与各方都有友好的关系”。除朝日俄社会主义者和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外，被视为“当地学生执牛耳者”的李汉俊，还同一些中国学生运动领袖相识。譬如，1919年9月，他请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负责人程天放、刘振群及指导学运的孙镜亚到家里与宫崎龙介一起谈中国社会改革的道路和运动方策等。这几名学运领袖是新亚同盟党成员。

新亚同盟党1916年夏由中朝留日学生发起，1920年1月更名大同党。该党领袖人物黄介民、温晋城、姚作宾等多为《救国日报》编辑。1920年1月16日《救国日报》扩版后的首发号发表了李人杰《对于救国日报扩张的希望》，他在此文表示：深晓世界情形的留学生“负有指导普通一般的同胞以造中国，使中国为适今世界潮流的国家的责任”。其另一篇文章《排日问题》与“界民”（黄介民）披露其“大同计划”的指导性文章《新亚细亚》刊在该号增刊同一版。以后《救国日报》转载了李汉俊介绍苏俄情况的若干译文。李汉俊与《救国日报》之缘显示他可能与“大同党”有关系。李汉俊除与该党一些华人成员、韩人成员（如李东辉、吕运亨等）有关系外，还与加入该党、自称苏俄代表的波塔波夫有联系，后者曾将《苏维埃宪法》等英译小册子交李汉俊。大同党一度被苏俄视为渗入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政党，并当作在华建立共产党的一个基础。1920年春以来在上海举行的多次东亚社会主义者会议常有大同党领袖参加。

韩国学者金秀英认为，1919年3月至1920年2月，中朝日俄社会主义者间有互动，而后来成为中共领导的人中，只有李汉俊“与朝鲜、日本社会主义者有密切联系”。这说明李汉俊在早期东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本书作者

三、《星期评论》社的“思想领导中心”

中国党史界多把1920年2月李大钊陪陈独秀到天津，送他赴沪视为酝酿建立中共的起点。问题是，陈、李为何不先在北京而要在上海建党呢？笔者以为，除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集中之地，租界对政治活动的控制较北京稍宽松而外，还有几个重要因素：上海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工作中心——《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有韩人社会党和大同党，特别是那里已有一批聚集在《星期评论》社周围的中国社会主义者。

据1927年问世的中共党史著述，陈独秀去上海是因为那里有戴季陶办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这个刊物就是指《星期评论》。《星期评论》早在1919年9月就被中国的反动官僚攻击为与《每周评论》一样，言论“含有过激派臭味”。1920年新年伊始，《星期评论》显现的红色更非同寻常。新年号赫然出现：“希望我们的体力劳动者组织一个东方无产阶级的大联合来，迎着红灼灼的太阳光，高呼无产阶级万岁！”诗歌《红色的新年》欢呼从北极卷到远东的“新潮”，“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映着初升的旭日光儿，一霎时遍地都红”。《星期评论》在友报上发表的新年贺词为“敬祝世界红灼灼的新年，希望大家热烘烘的奋斗”。

这年春起，《星期评论》开始刊登俄国人李泽洛维奇提供的英、美社会主义刊物上的文章，如4月18日载李汉俊译《强盗阶级——萧伯纳赞美波尔色维克》。同月，《星期评论》社约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拟在该刊发表。5月1日，《星期评论》社出了十大张“劳动纪念号”，友报也代为免费附送。“劳动纪念号”发表李大钊等多位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出自李汉俊的就有他撰写的《强盗阶级底成立》，以及他翻译的J. Lizerovitch著《五一》和E. Maharan著《人力车夫》。《星期评论》以其马克思主义倾向，引起苏俄、共产国际重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沃兹涅先斯基来电要李汉俊将这个“中国社会主义报”各期寄莫斯科。1920年7月，刘绍周在共产国际二大的发言中指出：“中央位于上海的社会主义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办有一名称朴素的杂志《周刊》”。这个“《周刊》”正是《星期评论》。

的确，《星期评论》社1920年上半年的发展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形成关系极大。自1月间《星期评论》编辑所和总发行所迁至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即李书城、李汉俊寓所）后，该社逐渐聚集起更多立志革命的人士。3月末俞秀松、施存统到来，不久陈望道、丁宝林等相继加盟。这些人为《星期评论》工作，并多住在社里。《星期评论》不仅刊登多文讨论劳工问题，李汉俊等还在工人中筹办工人夜校、工人合作社。该社成员与工人往来，支持工运，曾散发数千份传单声援上海染织厂工人罢工。4月2日，《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沈仲九等与陈独秀一同参加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

4月4日，刚到《星期评论》社工作的俞秀松在致友人信中说：“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英方得到的情报似乎可以印证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代理人在那里（上海）的活动集中于《星期评论》社，据说该报社聚藏着十四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确信他们都在为‘事业’而工作。”

4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遣的俄共党员魏金斯基、季托夫、金万谦抵沪。当月，魏金斯基即与杨明斋来《星期评论》社座谈。以后他们召集数次会酝酿建党，参加者除个别人，如《新青年》编辑陈独秀、《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邵力子、《解放与改造》编辑张东荪，大多为《星期评论》社成员，如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陈望道、刘大白、沈仲九、施存统、俞秀松，丁宝林等。可以说，《星期评论》社以群体参加了初期的组党活动。因此瞿秋白认为《星期评论》社是建立中共的“细胞”之一。

美籍学者德里克（A. Dirlik）观察到，对魏金斯基来说，围绕着陈独秀和《星期评论》社的一小群人是形成中国共产党的重心。但除了陈独秀这个“新来者”，其他人都属于《星期评论》社。因此德里克指出：“如果上海有什么中心的话，那就是与国民党有关的《星期评论》社。”而这一时期，李汉俊被视为该社的“思想领导中心”。

1920年6月6日，《星期评论》突然停刊，其《刊行中止的宣言》称：同人决意在本刊中止后，努力致力于学术的研究，并准备“刊行有研究价值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等，要以自己的脑力、体力“为改革社会尽力”。后来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国共产党也在酝酿筹建，这说明围绕《星期评论》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全力投入宣传和组织工作。

此时，李汉俊不仅与为布尔什维克工作的阿伽廖夫、李泽洛维奇及《上海俄文生活报》编辑谢麦施科一派有密切关系，认识了新来的魏金斯基，据悉还接触到约1919年底从英国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来上海的“狂热的布尔什维克”，与《上海俄文生活报》有关系的拉宾诺维奇（Rabinovitch）。约在1920年初夏，李汉俊乐观地对密友说：“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惊人的发展。”哪方面会有“惊人的发展”，情报里未写；据笔者推测，应当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李汉俊

四、参与发起中共早期组织

中共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其酝酿阶段约自1920年4月始。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在反复讨论中觉得有组织共产党的必要，便先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俞秀松1931年的《自传》写道：“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张太雷向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中国1920年5月便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反映出建党有一定步骤，初期组织用过不同名称，且并非一帆风顺。韩国学者徐相文从1920年5月前张东荪宣称“建立社会主义党时机未到”，研判出这是张“不参加的实际行动”。5月底李汉俊发表的一文在谈到与张东荪的争论时写道：“起了争执，是不是主义前途的障碍？……与其由混杂分子组成一个庞大不纯的团体，不若由纯粹分子组成一个虽小而纯的团体。”这里，李关于组成有“主义”的“团体”宁缺毋滥的主张并非无的放矢，似透露出那时已有建党的意图和尝试。

共产主义组织初建时参加者并不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除了有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核心的党的“胚胎”，还产生了与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结盟的统一战线式外围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并因组织内信仰混杂而一度以“社会共产党”为名。倾向无政府主义，曾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和大同党的黄璧魂1922年出席远东人民大会时填其所属党派为“社会主义共产党”，亦可能是“社会共产党”的党员。

此外，那时中国还有社会共产社、兵丁贫民共产团、东方共产党、支那共产党等以“共产”为名的组织。1920年7月初，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北京召开俄共党员会议，会上议决以“若干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为基础成立共产党。在魏金斯基返沪后召开的“中国积极同志”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对建立中国共产党表示坚决赞成。

同年夏在上海成立的附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中国科，即“上海革命局”成为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中心。李汉俊被吸收参加以魏金斯基为首，有陈独秀等四名中国共产主义者为成员的上海革命局。这个实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央局”的上海革命局（即后世学者所称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正式的建党工作随之启动。9月，陈独秀告诉刚到上海的李达：“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上海建立起共产党的中心组织后，随即着手在外地组党。李汉俊主要负责联系湖北，他致函董必武，要他们“组织起来”，以后又亲自去武汉指导工作。

与此同时，李汉俊加紧理论宣传。他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9月出版后，又着手译《价值、价格与利润》等马克思著作。他校对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并帮助李达从德文补译部分郭泰（H. Gorter）著《唯物史观解说》。《新青年》成为党的刊物后，李汉俊参与编辑，以后又为党刊《共产党》撰稿。他参与发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一度“执其牛耳”。他还在团的机关——外国语学社辅导俞秀松、李启汉、刘少奇、彭述之等人学习马克思理论，并为武汉的党团组织讲解唯物史观。

据李达回忆，1920年夏，李汉俊受中共上海发起组之托，草拟了最初的党纲，其重要条款有“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因陈独秀、李达不赞同“生产合作”，此条后来从党纲中取消。但“合作生产”是马克思提倡的，认为它能“动摇”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李汉俊曾介绍第一国际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纲领，包括根据马克思“合作生产”等指示作的第一国际大会决议。故他参考这些文献草拟的党纲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

8月15日《劳动界》创刊，李汉俊担任主编。他重视对工人的启蒙，在发刊词中说：印这个报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他写的《金钱与劳动》深入浅出地阐述劳动价值论，让工农明白什么是剥削。李汉俊不仅利用报刊启发工人、店员等的觉悟，还主持工运工作，派李中、李启汉分别去组织机器工会和纺织工会，并于1920年10月同陈独秀等参加机器工会发起会。

在中共建立初期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工作中，李汉俊均发挥了关键作用，故在中共早期组织参加者眼中，他与陈独秀同为组织的“核心”和“主要工作”的“负责”者。

李汉俊翻译的《资本论》

五、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中共成立之初，在某些早期党员看来，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日本情报甚至认为他是“上海共产党副首领”。因此，陈独秀于1920年12月应陈炯明邀请赴粤任职之前，将其中共临时中央书记的职务委托李汉俊代理。中共的临时中央（即所谓“中共上海发起组”）先是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分别负责推动工运发展和培训并选派青年赴苏留学。在李汉俊代理书记期间，主要工作是编辑刊物、指导工运、培养青年革命者及筹备中共一大。

1921年初魏金斯基返俄，党的上海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随即因缺乏经费而陷于困境。2月，法租界巡捕房先是搜查《新青年》总经销处，后又查封编辑部，没收刊物并罚款，《新青年》等刊无法在上海出版，经费短缺状况雪上加霜。为解决党的经费问题，李汉俊函请陈独秀让《新青年》社垫支经费，未果；于是他便与陈望道、李达等卖稿筹款。为维持党的生存，他常常熬夜写稿、翻译，甚至当掉亡妻首饰以补党的经费之不足。

李汉俊在党刊《共产党》上发表过文章和译文。其长文《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劝告中国同胞不要相信帝国主义国家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可以伸张“正义人道”，而应“速行社会革命”，“革资本主义的命，建设共产主义的国家，与世界的平民共同改造世界”。李汉俊等人还接手了原来陈独秀编辑的《新青年》。沈雁冰回忆，此时李汉俊、陈望道、李达和自己“给《新青年》写稿都不取报酬”，李汉俊“时常为了不至耽误预定的排印日期而通夜赶写”。仅在1921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9卷1号上，李汉俊就一连发表了四篇短文，主要是批评张东荪反对社会主义，提倡资本主义的言论。

在困境中，李汉俊主持的党组织仍努力推动职工运动。1921年3月初上海法商电车工人罢工，他派党团员前去工作，并连撰数文指导和支持，指出罢工要求合理而非“要挟”，称赞工人“齐心的团结力”。日方情报认为李汉俊是“法租界的工人运动主谋......理应被逮捕”。据包惠僧回忆，这期间党在印刷工人、烟草工人、纺织工人中的组织活动也在进行。

同年4月，上海临时中央由李启汉出面，在党的机关部新渔阳里6号成立了“纪念劳动节筹备委员会”，并连续在此召开筹备会议。在工部局警方探到在有李汉俊参加的一次会上，筹委会组成各分会，并发出召开纪念五一节大会通函。日方档案记载：“李人杰被选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联合会的会长，他计划将各种工人团体统一起来，形成一大团结的形式。”29日，设于新渔阳里6号的筹委会总部遭到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并被禁止开会。然而五月一日那天，一些党团员同一些工界人士冲破禁令和封锁举行了小规模游行和集会纪念国际劳动节，在一些报纸上写了宣传文章，并散发了传单。

初夏，李人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声援永安公司非股东店员的分红要求，反对公司开除店员，提出劳动者应享有劳动产权和剩余索取权，鼓励他们运用“团结的武器”进行抗争。

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方的调查，1921年上海发生了40起同盟罢工，日警方认为李人杰“已成为上海各种工人运动的煽动者，在这炽烈发展的工人运动中，被视为核心人物”。《共产党》月刊第6号发表的《上海劳动界的趋势》和1921年6月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赞扬了这一时期上海劳动界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组织工会、创办劳动学校的好现象。这反映了中共刚问世便努力指导工运并取得若干成果的事实，同时也是对此时期中共工运领导人李汉俊工作的肯定。

李汉俊除了参加工人夜校和工人业余学校的工作，还在外国语学社教授法语，并辅导在那里学习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少人甚至认为他也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吴保萼回忆，当刘少奇、任弼时和他等人赴苏学习前，是李汉俊和陈望道代表青年团组织给他们写的介绍信。

一批新近发现的“共产党上海革命局”（Шанх рев бюро Ком парт）开具的介绍一些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赴苏俄留学的俄文介绍信（证明），签发者是Секрет Ш. р. б. к. п.（“共产党上海革命局书记”）H. Li，印章刻着“人傑”，即李汉俊。笔者在《“革命局”辨析》论文里一个注释中曾写道：“若把后人创造的‘中共上海发起组’这个名称理解为在上海设立的、以魏金斯基为最高领导的、负责在各地发起中共的、由三至五人组成的领导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组织，那么，‘中共上海发起组’同‘上海革命局’就没有什么区别。”1921年春，因魏金斯基和陈独秀已离沪，上海革命局由李汉俊担任书记顺理成章，这与时人回忆的李汉俊代理中共“临时中央书记”应是一回事。这说明，李汉俊一度担任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核心组织——所谓“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

1921年春，由于俞秀松、杨明斋先后赴俄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大会，4月又有大批外国语学社学员陆续赴俄，留沪党团员人数剧减。又因法捕房“五一”前后连续监视渔阳里6号，使设在那里的党、团机关无法活动。于是，“负责上海党组织的工作”的李汉俊“决定暂时把机关部停止活动”，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请示工作，提议请陈回沪，或将中央迁粤。包惠僧转达意见后，陈独秀表示，自己暂无法回沪，党中央也不能迁粤，并说：“目前请李汉俊暂呆在上海对各方面联系。”初夏由沪到粤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袁同畴告陈独秀：“李汉俊苦撑外国语学社（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心）非常吃力。”这说明，直到1921年初夏，李汉俊仍是党在上海中心的主要负责人。

然而，据李达回忆，1921年2—3月李汉俊因陈独秀寄沪的党章草案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认为这是“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于是另草党章“主张地方分权”；陈阅后大发雷霆，指责“上海的党员反对他”。李汉俊非常气愤，遂要李达做代理书记。暂且不论陈、李就“党章草案”的争执，笔者以为，李汉俊有可能一气之下说出让李达暂代书记的话，而实际上却未卸掉书记的责任。所以，日本情报在把李汉俊称为“上海共产党副首领”的同时，仅称李达为“著作家、上海共产党干部”。

在筹备党的一大工作中，李汉俊常就一些问题与李大钊、陈独秀通信讨论。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林抵沪后，向李汉俊要“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和预算”，并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支持。对此，李汉俊以中共上海发起组负责人的身份对马林表示了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及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共资助的态度。不久，他同先期到沪的张国焘商讨“通信中说不清楚”的问题，告张“上海方面的情形及其困难”，并与他就召开“一大”具体事项进行筹划，还建议张同马林晤谈。这一时期，上海的党组织经常“在李汉俊家开会”。据说李汉俊“忙于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还主持了选举中共一大代表的上海党组织的会议。大会日期、地点确定后，李汉俊与李达分头或联名通知外地和日本的党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沪出席会议，最重要的信是由李汉俊写给广州的陈独秀的。

由上述事实可知，从1920年12月至1921年7月，李汉俊始终主持中共临时中央的工作，有些工作是与李达一起做的。

六、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李汉俊和其兄李书城的寓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李汉俊和李达作为上海代表与会。会上，李汉俊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意见，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笔者通过梳理、分析各种记载和回忆发现，他的异见主要是在讨论党纲、工作计划时发表的有针对性的批评和建设性的提议。

“一大”讨论的文件由张国焘主持起草，参考了魏金斯基写的“临时党纲”（即《中国共产党宣言》）、陈独秀托人捎来的党纲草案、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及美国统一共产党的纲领等，还掺杂了张国焘的个人主张。

针对党纲草案的任务和目标部分，如“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李汉俊鉴于中国并非资产阶级掌权、无产阶级还比较幼稚的情况，主张党的当前任务不是领导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政权，而应当先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以实现“民主政治”。他不赞同刘仁静“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张国焘“不管各国情形怎样，是要无（产阶）级专政的”的说法，认为中国国情特殊，以后是否适用无产阶级专政，应当研究。

其次，党纲中有中共“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切联系”的条款，讨论中有人说：“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一般应拒绝其入党”；“知识分子动摇、不可靠，在吸收他们入党时，应特别慎重，一般不容许他们入党。”李汉俊则主张，“对知识分子要放宽些”，吸收党员的条件应“不论成分，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只要他信仰、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即可入党”；应重视对青年学生的组织和教育，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做骨干去组织和教育工人。

针对“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党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的条款，和有的代表关于“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的主张；李汉俊表示：“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政治活动是必要的。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他建议可“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因为“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同时又指出，不应对议会斗争抱过高幻想。他还提出修正案：“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政务官。”

在讨论劳工运动方案时，代表们就组织何种工会发生了争论。张国焘和刘仁静提出“要向产业工人进军”，“尽先把产业工人组织起来，职业工人无关重要”，而毛泽东等做实际工作的代表说：“中国的产业工人大多在帝国主义国家开办的工厂里，人数不多，因此，产业工人、职业工人都要组织。”完全了解产业工会要好于职业工会的李汉俊的意见是“容许职业工会”。可最后的决议仍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排除了组织职业工会。

据说是陈独秀得自魏金斯基的“临时党纲”，即所谓《中国共产党宣言》申言：“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要用大罢工的方法，不断地扰乱资本家的国家……最后争斗的时机，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1921年春陈独秀据此拟的党章草案也“主张组织产业工会”。这些内容被张国焘纳入党的工作计划。或许李汉俊觉得这种大的“产业组合”及“总同盟罢工”的革命方式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才在“一大”表示，如果不相信总罢工可以马上消灭资本主义国家，平时应引导工人“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以“改善工人的状况，开阔他们的眼界”。他这种循序渐进，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提议，在试图“使阶级仇恨激化”，“用暴动精神”教育工人，并唯俄是从的张国焘看来，自然是不可接受的右倾观点。

在讨论与其他政党关系问题时，李汉俊表示在目前的斗争中，应当“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援助国民党”。张国焘等则声言“不与任何政党联合”，甚至认为国民党的南方政府与北洋政府是“一丘之貉”。结果决议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在政治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有些不讲策略、关门主义、自我设限的条款连共产国际代表也不认可，以致有时张国焘不得不遵马林命取消会上刚刚通过的决议并加以修正。董必武后来评论说，“一大”决议助长了“关门”政策。李汉俊出于国情和策略的考虑有的放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被否定，最后表决多数支持维持原有草案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但他深感一些代表“不懂马列主义，不懂政略”。

马克思、恩格斯曾教导：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应与“民主主义政党”结盟，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列宁也曾指出，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要“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来”,“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等战略和策略的指示。

李汉俊在“一大”的发言反映出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水平，对此，马林很快意识到了。1923年他在给李汉俊的信里写道：“在第一次会议上，小组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在那时我已经表示了这种意见，并且自那时以后说过多次。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同意这种意见。”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在“二大”前后对党的任务、策略作了适合国情的调整，申明要与国民党“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建立“民主政治”；要到议会“告发”军阀的罪恶，为工农经济利益“辩护”；党员不可以任“政务官”；工会应当从事劳工的“经济改良运动”和“劳动立法运动”等。不难看出，这些策略与李汉俊在“一大”的提议和意见十分接近。

然而，“一大”前后李汉俊的确在一些重要方面与苏俄、共产国际不一致：

其一，他对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表示怀疑，认为那是共产党的“专制”，而他倾向建立“民主制度”。其二，他指出布尔什维克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有弊病：“中央集权可流于个人专制，可以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恶……中国过去都是专制的，如中国共产党新中央集权制必流于覆辙”；主张“各地方政策不宜相同而应由各地方自己去决定”。其三，他“反对无条件接受第三国际津贴及命令”，主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应由中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中共以国际主义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反对中共党员领共产国际的“薪水”。

李汉俊的这些意见似乎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没有布尔什维克式的集中制原则和吸收党员的条件，直到“二大”才强调组织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通过的党章有“凡党员皆必须加入”党的基层组织并参加活动和“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的条款。另据《中国共产党简史》，因李汉俊等持有“机会主义思想”，中共一大上“无法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结果仅议决“联合第三国际”和向其“报告工作”；也是在排除了李汉俊的党的二大上，中共才议决“加入第三国际”。

李汉俊虽较早接触苏俄人员，却质疑布尔什维克的若干原则和做法，反对一切依靠和服从共产国际。这样，他在“一大”便成为贯彻共产国际意图的障碍。于是张国焘利用大会主席职权打击、诬陷他，说他“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会下散布他“是有问题的……是黄色的”，并故意违反原议“设法每日皆定汉俊住宅为会场”。

7月30日晚的会议被法租界暗探注意到了。在参会的大多数人撤离会场后，李汉俊不顾个人安危留下来应付随之而来的巡捕房警探的搜查和盘问。对法警询问家里为何藏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他镇静地用法语回答：自己“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看”，并告那两个外国人是北京大学的英国教授，利用暑假来沪一起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法警在审问中未发现破绽，又没搜到证据，只好悻然离去。李汉俊以自己的沉着机智掩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会，也保护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安全。

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然而，对党的组建尽过心力的李汉俊却先是未能进入中央领导层，后又因与党中央某些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在一些问题上意见发生分歧，并于1924年脱离了党。但李汉俊依然坚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党外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做事，致力于工农和民族的解放，直至1927年献出生命。

李汉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初始时期的贡献不应被否认。

本文缩写稿于2011年6月15日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后刊于《史学月刊》2012年第7期，发表后有补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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