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印度的天堂与地狱只隔一道墙
墙根下那团米饭咽下去的时候，我是抱着“赌一把”的心的。
赌输了。
回到工厂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德里夏季的夜风都是烫的，吹在脸上像有人拿吹风机对着烘。我刚进宿舍，肚子就开始翻江倒海，那种拧着劲的疼，从小腹往上顶，顶到胸口又砸回来。厕所来回跑了五趟，到后半夜腿都软了，蹲下去站不起来，扶着墙喘气。舍友老周递给我一板黄连素，我连吞四片，一点用没有。后半夜我几乎坐在马桶上睡的，屁股底下垫了本工厂的产品手册。
第二天一早，我蔫头耷脑地出现在车间门口。工人们围过来了——拉吉夫最先看见我，他放下手里的扳手，三步并两步跑过来，眉头拧成一团：“先生，你脸色是灰的。”
他扭头朝后面喊了几句印地语，一群人呼啦啦围上来，七嘴八舌。有人摸我额头，有人捏我手腕，还有人凑近闻我嘴巴——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诊断”我是热着了还是吃坏了。一个叫苏雷什的老工人挤到最前面，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铁盒，打开，里头是黑乎乎的膏状物，闻着像薄荷混着树根。“抹肚脐，”他比划着，“三次，好。”
拉吉夫又端来一杯水，水底下沉着几片黄绿色的叶子，泡得胀鼓鼓的。他双手捧着递给我，眼神跟昨天递饭那个年轻人一模一样——诚恳得让人没法拒绝。可我是真怕了，昨天那一口饭把我撂倒到现在，腿还在打颤呢。我接过来，手都在抖，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苏雷什看我不动，以为我不知道怎么喝，干脆抢过去，自己仰头灌了一大口，然后抹抹嘴，咧嘴一笑，意思是：看，没事。
我还能说什么。闭上眼，灌了下去。苦。像嚼碎了十片黄连素泡进生水里的苦。我忍着没吐，工人们却拍起手来，好像我完成了什么壮举。拉吉夫拍拍我肩膀，说了一句我永远忘不了的话：“现在你是我们自己人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宿舍窗台上摆满了“偏方”——苏雷什的铁盒膏，拉吉夫的干柠檬片，一个叫穆罕默德的年轻人送来一小袋黑孜然，说“烤熟了揉肚子”，还有个女工托人带了一罐子酸奶，上面贴了张纸条，歪歪扭扭写着“good bacteria”。这些东西我一个都没敢再用，黄连素好歹是正经药，但那些瓶瓶罐罐摆在窗台上，每天看着，心里暖乎乎的。
真正让我“欲哭无泪”的，是工厂的热。
六月，德里的气温能飙到四十七八度。车间是铁皮顶，太阳一晒，里头像个蒸笼。我站着不动，汗从额头淌下来，能顺着下巴滴到鞋面上。更可怕的是苍蝇。黑压压的，落在我带来的午饭盒上，落在水杯沿上，甚至落在我的胳膊上搓脚。我拿扇子赶，赶走一批又来一批，扇子都扇出残影了。
可工人们呢。拉吉夫光着膀子干活，汗珠子从后背滚下来，苍蝇落在他肩膀上，他头都不甩一下，手上活不停。苏雷什更绝，休息时坐在铁架子下面啃罗提饼，苍蝇围着他脸打转，他边嚼边挥手，跟赶蚊子似的，表情平静得像在公园野餐。
有天下午实在热得撑不住，我躲在角落拿湿毛巾敷脖子。苏雷什走过来，递给我他的水壶——壶壁上结了一层白碱，水是温的，还漂着点草屑。他以为我渴了。我接过来抿了一口，那股子碱味儿呛得我直眨眼，他却笑呵呵地拍拍我的背，转身又去干活了。那一刻我看着他黑亮的脊背，背上汗珠在电风扇那点可怜的风里反着光，突然觉得自己那些“适应不了”全是矫情——人家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从来没抱怨过半句。
后来我整整闹了一礼拜肚子，瘦了五斤。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印度只敢喝瓶装水，吃饭只去酒店餐厅。但那些偏方我一样没扔，临走时包在衣服里带回了国。苏雷什的铁盒我现在还搁在书架上，盖子有点锈了，打开闻闻，还是那股薄荷混树根的味道。
那年夏天之后，我再也没抱怨过办公室空调不够冷。偶尔吃饭碰到不干净的馆子跑肚，我甚至会想起拉吉夫递水时那双眼睛——明明自己过得那么难，却还想着怎么把你拉进他们的世界。
墙一直都在。但墙根下递过来的那碗偏方，我没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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