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地下电台案中的谷正文，有多阴毒？用赛狸猫潜伏监视只是开始

1991年的台北，一间堆满旧档案的书房里，八十多岁的谷正文把一份泛黄的名单摊在灯下，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回头。名单上密密麻麻，足足记录了两千多个名字，每个名字旁边都附着厚厚一叠档案——案卷、供词、判决书，有的后面跟着"枪决"两个字。

这个老人叫谷正文，原名郭同震，山西汾阳人，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人称"活阎王"，连他顶头上司、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都曾亲口对他说："你比我还狠。"

而在他晚年口述整理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中，谷正文把1947年破获北平地下电台案列为自己的"得意之作"之首，称之为"小偷助我破获北平共党地下电台"案。这个"小偷"，就是外号"草上飞"的飞贼段云鹏。

谷正文此人，本是叛徒出身，却又不只是叛徒那么简单。

1931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九一八"事变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1935年被捕叛变，加入军统。

抗战期间，他一度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战士剧社任职，1940年9月因与同事吵架，竟骑马潜逃，投靠日军宪兵队特高课长武山英一，成了一名汉奸特务。

抗战胜利前夕，他才改名换姓逃回北平，被戴笠任命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戴笠生前曾在日记中留下一句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正是这句话，让继任军统局长的毛人凤对谷正文刮目相看，屡屡委以重任。

谷正文深知，要对付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蛮干，而是"渗透"。他晚年总结自己的跟踪调查秘诀时写道："真正有效的跟踪调查，必须暴露自己，也就是所谓的渗透，和跟踪的对象做朋友。但是，暴露自己之后，又必须小心隐藏自己真正的意图。将暴露与隐藏两者联合运用起来，必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妙处。"这种"过来人"的狡猾，使他比一般的国民党特务更危险。

1947年的北平，表面上仍是古都的平静，底下早已暗流涌动。

我党驻北平军调部人员撤退后，留下了一个五人组成的秘密情报小组，配装了两部电台，直接与延安总部联系。这个小组因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机密性高而经常受到延安表扬。

国民党保密局每天有十余部吉普车带着侦测电台昼夜巡逻，专门侦测我党的地下电台。他们很快便发现了地下电台和延安的通报讯号，测出电台就在顺天府夹道方圆六百到一千米之间。但问题是，这一带房屋密集、胡同纵横，少说也有上千户人家，如果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失去这条线索。

电讯科长赵容德把谷正文找来商议，谷正文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人——段云鹏。

段云鹏是"燕子李三"的徒弟，外号"草上飞"、"赛狸猫"，本是横行平津的惯偷，有一身飞檐走壁、蹿房越脊的功夫。谷正文在查阅案卷时注意到了他，"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一个出色的小偷。"这个飞贼很快就被释放，并被吸收为军统成员，成了谷正文手中一把特殊的刀。

谷正文交给段云鹏的任务很简单，却极其刁钻：每天凌晨，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四处张望，重点观察哪一家先亮灯，凡是准时开灯的住户都必须仔细观察。

段云鹏依计而行，每日清晨就蹿上房顶，像夜枭一样俯瞰着这片沉睡的城区。他注意到，这一带收音机的人家很多，房上的天线林立，但别家的天线都是随便竖根木棍或竹竿，上头绑把破铁丝或绑个十字形的金属，唯独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天线杆又粗又高，由东南到西北竖着两根杆子，距离很宽。

几天后，他终于有了更关键的发现。

每天凌晨五点左右，院子东屋的电灯突然亮了，一个男子洗漱完毕后，从桌下拿出一个箱子打开，取出耳机戴上。因为屋中人背对窗户，段云鹏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但这种规律性的异常行为，立刻引起了谷正文的警觉。他与特务们分析后断定，那个年轻男子肯定是在发报。

谷正文没有贸然行动。他深知，抓电台的最佳时机不是在发报过程中，而是在发报刚刚结束、报务员正在收拾器材之时突袭。这样不会惊动其他电台和情报系统，这部被抓获的电台就成了"活电台"，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而且报务员刚刚发出的电报稿也能一并起获。他命令段云鹏继续潜伏监视，务必摸清电台的作息规律。

1947年9月24日凌晨，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东屋再次亮起了灯。

报务员孟良玉像往常一样，在洗漱完毕后从床底取出电台，戴上耳机，开始与延安联络。他不知道，此刻段云鹏正像蝙蝠一样倒挂在窗外的房檐上，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等到孟良玉发报完毕，正在收拾器材和文件时，段云鹏发出了信号。谷正文带着十九名特务破门而入，将孟良玉和同屋的译电员李毓萍当场抓获。

随后，特务们又到北屋抓获了电台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和译电员张厚佩。更让特务们惊喜的是，他们在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翻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按照保密规定，报务人员接到情报后应当重新抄写一遍，发报后立即全部销毁。

然而李政宣却置若罔闻，把这些手稿随手扔到床下，日积月累，竟攒了满满一箱。这些手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这个院子的房主也令特务们大吃一惊——竟是北平市民政局科长袁永熙，而袁永熙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女婿，其妻陈琏也是秘密党员。

谷正文深知李政宣这样的人不会轻易招供，他左思右想，设下了一条毒计。

他招来一个叫梁金花的女佣，在家中做一些杂事。梁金花外貌粗朴老实，像个农妇。张厚佩觉得她是下人，比较可靠，便悄悄让她帮自己发个电报。梁金花装作很害怕的样子回绝了，张厚佩反而更加信任她，拿出一枚金戒指相赠，让她一定要帮这个忙。张厚佩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梁金花正是谷正文安排的诱饵。

就这样，西安情报站负责人王石坚的身份暴露了。

与此同时，特务们加紧了对李政宣等人的审讯。很快，李政宣和孟良玉都叛变了。李政宣供出了北平电台的三个地下情报小组，以及西安、承德等地的地下电台，最要命的是他供出了这个情报网的总负责人就是王石坚。

谷正文没有立即抓捕王石坚，而是让李政宣继续用该电台与西安保持联系，以蒙蔽王石坚，为的是找出更多的情报人员。

事发后的前三天，王石坚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9月28日，从北平来的国民党特务抓捕了西安情报站的情报人员，王石坚才感到大事不好。

9月29日，他在西安机场正准备登机飞往北平查看究竟时，被国民党特务抓获。接着，西安、兰州、沈阳、承德、天津、上海等地的秘密电台相继被破获，各处被捕的我党地下党员达一百多人，其中包括22名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军官——2名中将、20名少将。

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得意地妄称"搞垮了赤色阵营的半壁江山"。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听闻此消息后五内俱焚，一度病倒。北平解放后，李克农通过查阅敌伪档案和审讯当年参与行动的保密局特务，才完整还原了敌人破坏秘密电台的具体过程。

在这场浩劫中，最令谷正文印象深刻的，是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

谢士炎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陆军少将，1947年2月4日，在地下党员陈融生的家中，由叶剑英监誓、马次青作为入党介绍人，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将国民党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提前送达中共中央，使国民党只得到了一座空城。

谷正文在回忆录中罕见地流露出对一个对手的敬畏："我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第一眼看到谢世南时，却被他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震慑住了。"

两人第一次交锋是在北平第一看守所，当谢士炎被带进刑讯室，"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我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

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手。

谷正文亲自为谢士炎冲泡了一杯咖啡，说："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

谢士炎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

谷正文问："你是领袖的得意门生，发生这种事，后果大概很严重，你怕死吗？"

谢士炎坚定地回答："不！拿死亡来威胁我是没用的，对我来说，死亡只有遗憾和不遗憾的区别！我认为你是国民党里少见具有情报天赋的人，因此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深入渗透到国府国军各个阶层，这就是我觉得死亡并不遗憾的原因。这样说吧，死了一个谢世南，还会有更多的谢世南，那死去的谢世南无法完成的任务，活着的谢世南会完成。"

谷正文拿出谢士炎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的合影，企图用家人的安危动摇他。谢士炎沉默良久，回答："我不担心，我相信共产党会帮助我把他们抚养成人。"

1947年9月26日，谢士炎被正式逮捕。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第二处参谋主任石淳少校、作战处作战科长朱建国少校、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上尉。这五人在南京陆军中央监狱中被关押了七个多月，他们在狱中组织起一所特殊的"革命大学"，白天读书学习，晚上开座谈会，讨论国际形势和战场变化。谢士炎尽情发挥着他政治评论家的特长，使每个难友都受到教育、鼓舞和感染。

1948年10月19日清晨，谢士炎与丁行、朱建国、赵良璋、石淳等"北平五烈士"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临刑前，谢士炎在狱中写下绝笔："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他们高举起戴着手铐的右手，高声喊道："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动派迟早灭亡！"枪声响起，五位英雄直直地倒下。

回顾此案，谷正文展现出的特务能力令人不寒而栗。

首先是他的"渗透"思维，身为叛徒，他深知地下工作的规律和弱点，懂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次是他的资源整合能力，能将一个江湖飞贼的偷盗技能转化为精确的情报侦察手段，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方式，恰恰说明了他的实用主义与冷酷无情；更重要的是他的耐心与算计，发现目标后不急于抓捕，而是等待最佳时机，力求抓获"活电台"，这种对时机的精准把控，体现了一个老特务的阴险与老辣。还有他设下梁金花这样的"温柔陷阱"，利用人性的弱点打开缺口，足见其心机之深。

然而，此案留给我们的教训更为沉痛。

北平地下电台的暴露，首先是纪律松弛的恶果。电台每天固定时间发报，有时长达七个小时以上，这种有规律的活动在隐蔽战线中是大忌，一旦被对手掌握，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其次是保密意识的淡薄，李政宣将大量电报原稿长期保存在床下，未严格执行发后即毁的规定，给敌人顺藤摸瓜提供了重大线索；再者是工作范围的混淆，北平情报小组将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混为一谈，把余心清关于孙连仲起义的电报通过秘密电台发出，严重违反了"垂直领导、互不交叉"的秘密工作纪律，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高度警觉。

周恩来在案发前看到这封密电时就已意识到危险，当即严厉批评北平情报小组，嘱咐他们万勿轻举妄动，但为时已晚。

正如后来总结的那样，隐蔽战线的斗争是一场无所不用其极的殊死攻防，容错纠错的机会几乎为零。遵纪者能够防止失误，避免流血；违纪者必然付出惨痛代价。

北平地下电台案后，中共北方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汲取了血的教训，为后来的北平地下电台制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一律停止组织生活，杜绝一切社会联系，不与亲友往来，不允许到公共场所活动，不上影剧院，不读进步书刊，深居简出，"安分守己"。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彼此不知道对方的住址和姓名，电台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

正是这些铁一般的纪律，使得1948年后重建的北平地下电台再未遭到破坏，直至北平和平解放。

历史总是以沉重的代价换取进步，北平地下电台案的鲜血，最终化作了隐蔽战线纪律建设的基石，警示后人：在看不见的战场上，纪律就是生命线，任何疏忽与侥幸，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