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我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同比增长118.4%。
在相关投资有力推动下，新动能更加强劲。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均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万得资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AI相关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7.3%，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两成，拉动整体出口8.6个百分点。
在这些数据的背后，AI正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变量。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院长郭凯表示，国内科技企业、电信运营商正加码布局算力基础设施等新型AI投资。这类无形、技术密集型的新型投资，市场观测到的投资数据可能低于真实投入力度。
AI带来的影响不止于拉动几组数据，而是正在从更深层面改变宏观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认为，重大技术突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增长层面，AI会提升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升级；二是波动层面，AI落地过程中大规模的物质投资和库存积累，本身就带有周期性。投资热潮带来的经济拉动，在热潮退去时也会转化为下行压力。他提醒，不能只看到增长潜力而忽视了波动风险。过去市场主要通过观察房地产和信贷周期来预判经济起伏，未来需要更多关注AI投资和库存周期的变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提示了另一层风险：AI的发展可能加剧收入分配失衡，进而抑制总需求。回顾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工人实际工资长期停滞、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这种状况持续了近百年才逐步改善，被称为“恩格斯停顿”。他担心AI时代可能重演类似过程：部分人被赋能、部分人被替代，群体差距拉大。如果劳动者收入上不去，消费能力就会受到制约，总需求增长乏力，供给侧再强也难以持续。
从这个角度看，收入分配不只是一个公平问题，最终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供需平衡。黄益平建议，宏观政策应更加注重“投资于人”，通过完善失业保险和技能培训，让技术红利惠及更广泛群体。
对于如何应对AI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张斌从供需两端提出了建议。他认为，供给端的核心是让市场竞争更充分，同时改革科研激励机制，推动AI催生更广泛的技术创新。需求端关键在于两件事：一方面要形成稳定且明确的通胀预期，让企业和居民对未来的价格走势有清晰判断，投资和消费决策就有了参照；另一方面要重视金融稳定，关注资产价格背后的杠杆运用，防止对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带来冲击。
让AI更好推动生产率提升，考验的不仅是技术创新能力，更是制度设计和政策应对的智慧。面向更长期的宏观经济治理，张斌提出需要把握3条主线：一是让生产率提升更快的同时也要更可持续；二是让AI投资扩张保持相对稳定，实现储蓄投资再平衡；三是通过反垄断、算法治理和降低转换成本，维护开放、灵活、有弹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经济日报记者 赵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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