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合租,外卖。四个词,本该是一个关于奋斗的故事。可当门关上之后,谁也不知道屋里正在长出什么……
阮江
她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湖南益阳沅江市黄茅洲镇。
沅江在洞庭湖的边缘,是水乡,河道纵横,稻田连片。镇上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下的老人守着老房子,等着过年。年轻人去了哪里?去了长沙。长沙不远,高铁一个多小时,大巴三四个小时。近得可以经常回家,远得可以离开小镇的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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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小娟,2002年8月出生。温暖,刘丽红,黄某,都是她的同乡。黄某最小,2004年出生,案发时还没满十八岁。
四个女孩,在2020年11月走到了一起。她们在长沙租了一间房子,合租在某小区。日常靠打零工、送外卖为业。外卖是门槛最低的活儿——一辆电动车,一部手机,一个平台账号,就能跑起来。不需要学历,不需要技能,不需要关系。适合刚从镇上出来的年轻女孩。
刚住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四个同乡,四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灶台。晚上收工回来,谁带了饭就一起吃,谁的电动车没电了就借另一辆。黄某最小,大家让着她。温暖话多,爱说笑。刘丽红安静,闷头干活。戴小娟——她不是最年长的,但她说话最算数。她嗓门大,主意多,遇到事情别人犹豫,她已经拍了板。
这种人在任何群体里都会自然地浮到上面。不是因为她多优秀,是因为她敢。别人还在想的时候,她已经说了。别人不好意思开口的事,她好意思。这种"敢"在最初是优点——谁去跟房东砍价?戴小娟去。谁去跟平台客服理论罚款?戴小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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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不是大姐大。大姐大是保护你的人。她只是老大。老大是让你听她话的人。这中间的区别,一开始谁也没分清。
赌博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没有人能说清。也许是某个晚上,四个人无聊,戴小娟拿着拍说,玩两把?赌注不大——对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几十块上百块,玩玩,热闹。
但赌这件事的特点是:它有输赢。有了输赢,就有了债。有了债,就有了关系的不对等。
戴小娟赢,温暖输了,黄某也输了,具体输了多少,报道里没有细说,只说"巨额赌债"。对一个送外卖月入三四千的女孩来说,几千块就是巨债了。戴小娟让温暖和黄某写了欠条。白纸黑字,按手印。
这一步非常关键。在写欠条之前,她们是室友,是同乡,是平等的人。写了欠条之后,她们变成了债务人和债权人。关系就变了。不是姐妹了,是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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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戴小娟要求:打工的收入用来还债。黄某把家人给的现金也全部交了出去。四个人的收入,由戴小娟统一保管和支配。到这一步,出租屋里的权力结构已经定型了。戴小娟在顶上,其他三个人在下头。她们的吃穿用度都要经过她的手。她给多少,她们花多少。她说不,就不行。
这个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一点一点推进的。先是赌博——“玩两把嘛,又不要紧”。然后是输钱——“输了就输了,下次再来”。然后是欠债——“你欠我的,得还”。然后是欠条——“白纸黑字写清楚”。然后是收入上交——“你欠我的钱,你挣了钱先还我”。然后是全部上交——“钱都放我这儿,我统一管”。
到这一步,温暖和刘丽红大概还有一丝庆幸:还好,欠债的不是我。她们站在戴小娟这边,不是因为没有受害,是因为她们害怕成为下一个黄某。她们选择了安全的那一边——跟强者站在一起,至少不会被强者打。
这就是群体暴力的起点。不是所有人都天生残忍。大多数人是先旁观,然后参与。第一次是犹豫的——手抬起来,又放下。第二次是试探的——打了,但力气不大。第三次就自然了——打了就是打了,没有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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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犹豫到自然,也许只需要几天。
暴力
2022年1月下旬。黄某又出错了。送外卖,找错了地址。送错了餐。被顾客投诉。平台罚款。这些事在外卖行业里太常见了。新人送错地址是家常便饭,被投诉被罚款是基本操作。任何一个跑了半年外卖的人都经历过。正常情况下,投诉了就道歉,罚款了就认了,下回注意就是了。
但在这个出租屋里,没有"正常情况"。因为黄某的每一次出错,在戴小娟眼里,黄某的错不是"犯了个小错",而是"她拖累了我们所有人"。而且,黄某欠着戴小娟的钱。欠债的人犯错,在债权人眼里性质是不一样的。你不是犯了错,你是"我的钱都被你糟蹋了"。
愤怒开始累积。老大愤怒了,小妹不能还嘴。黄某大概是道了歉的——她性格软,她一定是道了歉的。但道歉在那种语境里没有用。因为你道歉的对象不是平等的室友,是控制你全部收入的人。你道歉,在她看来不是认错,是软弱。
软弱在权力面前不是美德,是信号。是"可以继续"的信号。黄某遭到了戴小娟的打骂,先是骂。骂得很难听。然后是推搡。然后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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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巴掌扇下去的时候,黄某大概愣了。她没有想到会挨打。她们是同乡,是室友,是一起来打工的姐妹。姐妹之间怎么能动手?但她没有还手。
这一下没有还手,就是所有后续悲剧的起点。
暴力是有惯性的。打了一次,打了第二次,第三次就不需要理由了。而且每一次的门槛都在降低——到后来,打黄某变成了一件日常的事,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
但光是打,不够。戴小娟需要的不是让黄某疼,她需要的是让黄某怕。怕到不敢跑,怕不敢反抗,怕到彻底服从。打能制造痛,但痛会过去。她需要一种更持久的、更深刻的痛。
第一次烧开水的时候,戴小娟心里在想什么?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她只是想换一种惩罚的方式——让她疼一下,长长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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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烧开了。冒泡。蒸汽顶着壶盖响。她端起壶。走到黄某面前。黄某蜷在墙角,往后缩。然后水浇下来了。从头顶。滚烫的水从头发上流下来,流过脸,流过脖子,流过前胸后背。皮肤在接触沸水的瞬间变红,起泡,破裂。
那个叫声——温暖和刘丽红至今都记得,是尖锐的,断裂的,不像是从嗓子里发出来的,像是从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里发出来的。
温暖和刘丽红在旁边看着。她们更害怕。不是替黄某怕,是替自己怕——如果我不参与,下一个会不会是我?如果我说"别这样",戴小娟会不会转向我?
恐惧让人沉默,沉默让人成为帮凶。于是她俩也从旁观者变成了帮凶,帮凶做得久了,就分不清自己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了。
第二次浇开水的时候,黄某身上旧的烫伤还没好。新生了一层薄皮,粉嫩嫩的,碰一下就疼。新的沸水浇上去,把那层皮又烫掉了。这一次黄某叫得没有第一次那么大声了——不是不疼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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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开水烫全身。一次热油烫手脚。还有铁管打。还有扼颈。还有电线勒脖子。还有冻。还有饿。
这些手段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是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升级的。每一次都比上一次狠一点。每一次都试探着底线——底线在哪里?没有底线。因为没有人喊停。
没有后果的暴力,会自我加码,就像一个没有刹车的车在下坡路上跑。越跑越快。
死亡
黄某想走,她不是没有想过逃。她提出了去医院。她提出了回老家。她提出了不止一次。每一次开口,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每一次开口都可能招来一顿新的打。
戴小娟说不,不准去医院,不准回老家,不准出门。从打人升级到禁锢。这一步跨越了一条隐形的线——从"虐待"到"非法拘禁"。但戴小娟不知道这条线,或者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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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夺走了黄某的手机。她把黄某锁在出租屋里,手机被拿走的那一刻,黄某和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断了。在2022年,一个人没有了手机,等于从社会上消失了。
黄某被困在了那间出租屋里。门锁着。窗户关着。身上带着大面积的烫伤和裂创,没有药,没有食物,没有水。冬天的长沙是湿冷,那种冷往骨头缝里钻。烫伤最怕冷——冷让血液循环变慢,伤口不愈合,感染蔓延。
她冻着,饿着,疼着。外面的世界还在转,没有人管她。将近一个月。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被反复虐待,没有人知道她在那里。
2022年2月25日晚,黄某已经不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持续虐待——铁管打、开水烫、热油泼、勒脖子、冻、饿——把一个不到十八岁的女孩的身体推到了极限。
那天晚上,戴小娟等人又动了手。这次用的是衣架和鞋底。这些不是致命武器,但打在一个已经遍体鳞伤的人身上,每一击都是在往一个快倒的房子上再推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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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她们做了一件事。她们上网搜索了"人死亡前的症状"。这一条细节,是整个案件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
因为这说明:她们知道黄某快死了。她们对照着搜索结果看黄某的样子。呼吸是不是弱了?脉搏是不是快了?瞳孔是不是散了?判断:快了。然后——没有施救。没有打120。没有送医院。什么都没有做,就那么等着,等一个人死。
2022年2月26日凌晨,黄某死亡。死因:多器官功能衰竭。黄某在那段时间里想的是什么?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一点一点关机。像一栋楼里的灯一盏一盏灭掉。
她想过妈妈吗?她想过家吗?她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次被打的时候冲出门去吗?也许想过。也许什么都想过了。但她动不了了。她的身体已经坏到了极限,就算门是开着的,她也爬不到门口。
而门外没有人来。
审判
黄某死了之后,三个人做的第一件事——是抛尸。这个选择的冷酷程度,不亚于虐待本身。一个人死了——一个跟她们住在一起的同乡死了——她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恐惧,不是悲痛,不是自首。是处理善后。是消灭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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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找来编织袋。把黄某的尸体装了进去。然后她们驾乘刘丽红承租的轿车,把编织袋运到河边。扔进了河里。
河水是冷的。二月的长沙,河水比空气还冷。编织袋沉下去,或者半沉半浮地漂着。河面上什么也看不到。两岸是冬天的枯草,灰蒙蒙的天。
从那一刻起,黄某从这个世界消失了。2022年3月12日。黄某的尸体被发现。从死亡到被发现,十四天。法医看到了她身上的伤。每一处都在说话。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
一审:戴小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戴小娟不服,上诉。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2024年12月13日。株洲市。布告贴出:罪犯戴小娟,女,2002年8月出生于湖南沅江。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现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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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案犯判决:温暖——无期徒刑。刘丽红——十四年有期徒刑。附带民事赔偿:三人赔偿黄某家属经济损失44,437元。
尾声
一个不到十八岁的女孩,一个月的时间里,被烫、被打、被冻、被饿、被锁。她们没有一个人打开那扇门,没有一个人打一个电话,没有一个人说一句"停"。这才是这个案子最可怕的地方。
四个人住在一起,三个人在施暴,一个人在受罪。没有外力介入,没有刹车,没有红灯。暴力在封闭的空间里自我繁殖,自我加码,自我合理化,直到把一个人杀死。
黄某从洞庭湖边来,最后被装进编织袋,扔进了河里。
她的家在沅江。沅江连着洞庭湖。洞庭湖连着长江。长江连着大海,水会流,但有些东西流不走。
“同乡,合租,外卖。四个词,本该是一个关于奋斗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份死刑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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