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军, 秦雅婕丨论数字出版史学的“近读”与“远读”

范 军(左), 秦雅婕(右)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出版史的数字研究空间由研究主体、技术工具、理论方法及出版史料多种要素构成。其中,作为代表性方法的近读和远读是连接不同要素、推动学术实践的关键所在,因此有必要在出版史范畴中重新理解二者的内涵与关系。通过概念溯源可知,出版史的近读来源于近代历史考证学、社会文化史等跨学科理论,强调对出版史实进行严谨考证和深度阐释;远读则源自年鉴学派的计量史学,注重对出版现象的宏观量化分析;二者都依赖于出版史料的积累,共享社会科学理论的分析策略。在出版史的数字化实践中,远读的语料库搭建需要借助近读明确深度索引的词汇范围和分析标准;近读的论证推演同样也需要远读提供的统计思维及时空考察维度。远近协同的“变焦式阅读”有望成为数字出版史学建构阐释框架的基础方法。

关键词：数字人文; 数字史学; 数字出版史学; 近读; 远读

一、引言

数字人文在中国经过十几年的酝酿和发展,已经在诸多学科建立起专门的研究团队,在工具层面也逐渐形成功能明确、特征清晰的技术分支体系,并在整体上形成了“跨学科的方法共同体”(1)。它不同于此前的“科学共同体”或者“学科共同体”,象征着内部达成一套彼此认同的研究规范和评价标准。数字人文这一领域自兴起以来,始终以开放性和包容性著称,它允许各学科带着各自的规则与架构加入这片“数字沃土”,建立起自己的阵地,如今仍在不断地开疆拓土,推陈出新。那究竟是什么统合了各学科的发展诉求,使它们自愿集结到数字人文的学科阵营之中?答案或许在于方法。

方法是人文学者共同的旗帜,也是人文思想外化于行的路径。“科学的研究领域不以‘事物’的‘实际’联系为依据,而是以‘问题’的‘思想’联系为依据”(2),韦伯(Max Weber)谈及的“思想”,便指用新方法来探索新问题,从而揭示出新观点。近年来,出版史学界顺应数智时代人文学科的转型需求,提出“数字出版史学”这一构想(3),围绕出版史研究的“数字转向”展开学理探讨和实践探索,其目标也在于加入数字人文的“方法共同体”,建设专门服务于中国出版史的数字研究空间。因此,数字出版史学需要“瞻前顾后”(4),关注数字人文和数字史学领域的重点问题和重要方法,寻求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并结合出版史的学科特质和研究范畴对其展开思考。

数字人文现有两种标志性方法,一种是以“近读”(close reading)为代表的传统文本阐释手段,另一种是以“远读”(distant reading)为代表的宏观量化分析方法。在学界的诸多讨论中,这两种方法是一个重要的对比参照组,研究者借此思考科技与人文、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等维度的关系,并在学术实践中根据各自的特性设计相应的阅读策略和分析工具,从而解决具体的研究问题。可见,关于近读和远读的关系探讨有助于理解数字技术如何赋能传统人文学科。目前,学界大多将两者置于二元论框架中讨论,虽然意识到双方存在优势互补的辩证关系,但在概念探讨和实际应用中仍然认为它们是理论对立、边界清晰的。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数字人文的学术场域存在着诸多交融共生的系统与关系,例如机器与人工、语言与代码、数据与文本、旧技术与新技术等都隐含着“多重因果关系的协同生产和共同进化”(5),近读和远读的关系同样也表现出“远中有近,近中有远”的间性特征。本文旨在出版史范畴中重新梳理两者的理论谱系及内在关联,并根据实践案例归纳在数字研究环境中阅读、分析出版史料的综合性方法,从而思考其对于建构数字出版史学的重要价值。

二、科学的共鸣:近读、远读在出版史中的理论谱系

近读和远读,顾名思义,主要指研究者针对研究材料所采取的不同阅读方法。这两个概念最早诞生于文学批评界对方法论的探讨。20世纪30年代,英国文学评论家理查兹(I.A.Richards)及其学生燕卜荪(William Empson)提出“近读”这一理念,指对某一文本进行语言学视角的深度剖析,进而从文体内部展现语言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该主张随后被利维斯派和新批评派继承和发展,成为开展文学内部研究的代表性方法。美籍学者韦勒克(René Wellek)和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于1942年初版,后再版数次,20世纪80年代引进我国后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该书对“近读”的传统和方法有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讨。“远读”则是美国学者莫莱蒂(Franco Moretti)于2000年提出的一种区别于传统近读的批评范式,即“通过聚合和分析大量数据来理解文学,而不是研读特定的文本”(6)。在当下数字人文的跨学科语境中,近读和远读发展出更为丰富的内涵,关于两种方法的探讨早已超越文学批评的内部争鸣,成为数字人文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限于研究范围,本文主要从出版史范畴展开讨论。

(一)内涵的延伸:出版史语境下近读、远读的理论谱系

1.出版史的近读:注重出版史实的考证和解释

如今,近读的内涵跨越单一的学科范畴,被普遍视作一种传统人文研究方法,特指针对研究对象展开微观、具体且深入的考察。以出版史为例,近读可以被初步界定为对出版史实的细致考证,以确保研究的可信度。这需要研究者多渠道地整理出版史料,并对一手史料进行校勘、核误和辨伪,与历史考证学的主张十分接近。它以“求真”和“科学”为宗旨,重视新史料的挖掘与考证,代表学者如陈垣提出校勘学的“四校法”,通过“对校、本校、他校、理校”(7)四种形式详细考订文献史料的讹误之处;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在考证史实时结合“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该方法在史学界和考古界产生重要反响,至今仍有重要价值。艾俊川以此为基础,强调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中将文献研读、实物考察、科学检测和语言学分析这四种手段相结合(8),采取版本比对,字形、笔画辨析,词义解析等近读策略,深挖文献记载与印刷品实物的细节,实现对印刷史实的多重互证。

出版学界对出版史料的整理往往伴随着考证史实的自觉意识,宋应离在编纂《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时,就注重“披沙拣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9),这亦是近读的目标。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起步以考证出版史实为前提展开,只有在史实清晰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发现新的问题出口。同时,史实的考证也有赖于新史料的面世。近年来,新发现的《高凤池日记》就有利于重新客观地探讨高凤池作为大型出版企业管理者的功过得失,以他的视角考察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管理层的内部关系,让过去时常被当成张元济“衬托”的高凤池以一个更为立体的形象出现在众人眼前。通过细读高凤池的日记,分析他的行文风格和叙事能力,可以发现其“文笔畅通、感悟深刻,并非章锡琛所谓的‘没有文化’之人”(10)。可见,近读出版史料的重要性在于通过文本分析和细节比对来验证、补充不同视角的历史书写。

基于对出版史料的整理与考证,近读的另一个目标则是在跨学科视野中寻求出版史实的“解释框架”,将研究问题从表层的“是什么”,深入至“为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的价值探寻。这也是为何年鉴学派的费弗尔(Lucien Febvre)强调史学研究要结合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等跨学科理论,呼吁历史学不能仅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的叙述——“历史不是把一堆孤立的事实呈现给人们,它组织这些事实,并解释它们,而且为了解释它们,它把它们组成一些事实系列”(11),这种解释框架的建立同样需要近读式的深入分析,从而发现适用于出版史研究的支撑理论和问题视角。近年来,生活史、阅读史、知识社会史等学科理论的引入丰富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阐释框架。“出版生活史”的提出为出版史研究提供了更为细致、微观的史料观察视野,使得出版人尤其是边缘人物的价值进一步在研究命题中凸显,出版机构的内部刊物及具有私人叙事性质的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等也随之得到重视,被纳入史料整理的范围,获得新的解读空间(12)。这同时说明,近读是一种对学者的史料积累和理论储备都要求甚高的研究方法,它因此也象征着人文学者对学科合法性和研究主体性的价值认同。学者能熟练地研读史料,从中提炼出创新性的观点,代表其在学术实践中具备严谨且规范的研究能力,这亦是传统人文素养的具体表现。

2.出版史的远读:注重出版现象的宏观量化分析

目前学界多将远读定义为一种运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大体量、高速率的文本阅读方式。这种认知并非错误,但会导致一种“刻板印象”——将远读的概念与数字工具绑定,认为它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研究方法。其实,通过回溯莫莱蒂首次提出“远读”的文章《对世界文学的猜想》可以发现,里面并不涉及计算分析、大数据处理技术等概念(13)。他在文中说明,最初是通过“序列阅读”这一概念来指代定量史学的基本程序方法,后来在持续的讨论中,“序列”一词逐渐隐退,“远距离”的概念则被保留下来(14)。可见,远读的方法论早在数字技术介入之前便有迹可循。安德伍德(Ted Underwood)通过梳理远读背后的社会科学系谱,认为西方的远读可追溯至20世纪由“书籍史”和“文学社会学”所强调的更偏重实证、量化的研究实践,这些课题的共同之处在于“提出了关于文学的广泛性的历史问题,并通过研究社会样本或文献证据来回答。这些示例样本的数量从几十个到上百万个甚至更多”(15)。同时,莫莱蒂也十分关注书籍史研究的大本营——年鉴学派的主张。他在著作《远距离阅读》中不断提及布洛赫(Marc Bloch)、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人的研究及其“长时段”理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远读理论与计量史学之间的理论渊源,前者其实是对后者研究思维和方法论的继承与完善,远读的概念融合了“长时段”的总体史观。

回归出版史的研究视野,年鉴学派对出版史、书籍史的一大贡献也在于引入并推广了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统计书籍的销售数据揭示欧洲社会的观念演变和结构性变化。他们在计量史领域呼吁:“要成为史学家,你必须知道如何算数。”(16)《印刷书的诞生》作为年鉴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就是采用统计学的手段归纳了15—18世纪数千种欧洲书籍的销售信息,其中涉及印刷机价格、印书数量等量化指标,同时采集图书贸易的地理信息绘制地图,呈现印刷中心的分布特征以及印刷术在欧洲及全球的传播路径,建立书籍的物流学和地理学,以此勾勒印刷书籍的生产与传播全景,思考其对社会变革造成的影响力(17)。费弗尔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也借此为书籍史研究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社会史分析框架。此后,书籍史的另一位代表学者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阐释18世纪《百科全书》的出版如何影响和塑造欧洲的启蒙运动时,其分析基础也建立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留下的书商订单、账目、通信等资料的量化数据之上(18)。另外,达恩顿关于18世纪法国的禁书研究同样基于对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的调查,从中统计禁书的订购数量、销售频次、价格波动及运输途径,进而揭示非法书籍的流通规模和市场运作机制,探寻不同地区读者群体的阅读偏好与需求差异(19)。这些研究的共性之处在于所指涉的问题具有长时段、跨地域的特征,研究者依靠的是难以逐一展开近读的大规模文本资料,需要通过人工远读将其转化为数据图表,并从中归纳分布特征、发展趋势、结构模式及演变规律。可见,在数字技术介入史学研究之前,出版史的远读是一种注重跨时空维度和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其理论来源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统计学思想。

如今,数字技术催生新的文本形态,在原始文本的基础上形成了数字化的次生文本。在出版史的数字研究空间中,出版史料也随着数据库的搭建得以实现文本、图像的数字化呈现。有学者认为,近读主要针对原生文本,远读则是应用于次生文本,远与近的“距离”是相对于原始文本的距离而言(20)。通过追溯远读的“概念前史”及其与计量史学的联系,笔者认为该观点还可进一步补充:并非浏览数字史料就被视作远读,也并非阅读原始文献就是近读,区分两种方法的一点在于分析问题时所面对的资料体量。过去的书籍史研究在面对大规模的档案资料时,同样也采用了远读的视角,而在数字研究环境中,研究者只是在传统的统计分析中注入技术元素,从而形成一种具有“人机共读”特征的远读模式,致力于采用数据挖掘技术,以更高速率的阅读体验,从更大范围的史料文本中获取历史信息。当研究者旨在对整合后的可视化图表或次生文本展开史实考证或归纳分析,仍需依靠近读来研判和理解。

(二)从争鸣到共鸣:近读、远读史料基础和理论系谱的统合

在传统的学术争鸣中,学界有关近读与远读的讨论多数聚焦在定性和定量之间的方法差异。在远读被计算机赋能后,关于两者的探讨逐渐转变为辨析数字技术与人文学术的关系。通过回顾近读、远读在出版史研究中的理论谱系,特别是对远读展开“数字前史”的理论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方法不像争论中这般泾渭分明,而是在史料积累和支撑理论上存在耦合之处。

首先,出版史的近读和远读都依赖于出版史料的结构化整理。现代出版家王益指出:“出版史研究必须以出版史料为依据,否则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21)在实际的史料汇编及整理工作上,出版学界已积累有一定成果。目前,以《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为代表的系列史料丛书相继面世,如《张元济全集》《商务印书馆史料选编(1897—1950)》《民国年度出版时评史料辑编》等围绕出版人物、出版内容、出版机构、出版制度等有具体研究面向的专题型史料也陆续汇编发行。出版学界“从整体到专题”的搜集方向为出版史统合近读和远读,从事结构化、精细化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条件。相应的,出版史料的数字挖掘与整理思路既依赖于近读,也需要远读。例如,学界为何对某一出版家的日记、书信及编辑著述予以高度重视?如何确立该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其前提已有研究者通过细致的文本研读明确了一个系统整理的方向。当史料的搜寻范围扩展至难以用人力解决时,便需要借助计算机技术,采用远读方法从大规模史料中识别并提取与该出版家相关的信息,最终形成专题型的史料汇编,推动出版史料体量的整体性增长。

在理论方面,近读和远读都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在解释历史现象时共享社会科学方法的分析逻辑,继承了科学实证主义和年鉴学派的研究主张。在数字出版史学的研究空间中,近读既延续了历史考证学的方法,也是一种结合社会科学理论对史料进行社会文化语境解读的路径;远读则是研究者运用计算机对史料展开大规模的文本挖掘和可视化分析,其本质上也属于一种社会科学的量化统计手段。何兆武认为,历史学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或史料的认知,这是客观不变的,属于科学的范畴;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阐释,这是思想的产物,分为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因而是属于人文的(22)。从这一观点来看,当对历史上某个出版现象展开探讨时,无论是科学考证史实,还是合理解读史实,都需要对其进行近读式的校勘考订和理论分析,同时也需要借助远读拓展该问题的时空维度,以便与近读得出的规律假设形成互证。两个层次的论证依靠近读、远读来共同牵引,两者也就此在理论系谱中达成科学的共鸣。因此,近读和远读之间不应是“人工-技术”、“人文-科学”这样的二元关系定位,它们在学术实践中应是相互补充、共享理论、同为基础性方法的存在。

三、互通的路径:出版史研究实践中的近读与远读

通过回顾近读和远读在出版史范畴的概念系谱,我们已初步认识到二者内在的理论关联。在此基础上,本节旨在通过分析当前较为前沿的研究案例,探寻技术驱动的出版史研究所蕴含的近读要素,以及传统人文研究方法中所隐含的远读逻辑,从学术实践层面揭示二者互为基础、相互协同的关系特质。

(一)以近求远:远读分析单元的深度标注及细节核误

在出版史的数字化研究中,若要对一批史料展开有指向性的远读统计,首先要建立语料分析库,明确数据挖掘的核心主题词,它们的设定标准实则来源于近读。因为这些分析单元“既非预先设定,也非人为构建,而是必然与阅读和阐释过程相互关联并从中衍生”(23),远读分析平台的语料库搭建和技术路线的原点恰好根植于对传统文本的细致考证。例如,通过考察中国历代藏书家的籍贯分布来反映出版重心的转移趋势,其论证过程必然需要收集长时段、跨地域的历史信息。研究者首先要细读《中国私家藏书史》等经典文本,考证并鉴定藏书家的身份背景,才能准确地从纸本数据中归纳出姓名、籍贯、朝代、官职、藏书成就等基础属性词,将其作为分析单元构建初始的远读数据库(24)。

因此,出版史语料库中内含的知识单元需要借助近读来进一步聚焦,它们是深入各层次的语言单位,例如语素、词汇或短语,也可扩展至段落、篇章或整本书,通过对其展开主题标引,从而形成结构化的知识库。“深度标注能使计算机快速准确地找到目标文献,从而有效建立文献之间的关联”(25)。以词汇为例,在现有的远读实践中,已被视为“单元”的数据词汇有:地名、人名、词名、时间、颜色、情感用词等,出版史研究亦可针对问题对象进一步拓展分析单元。例如通过近读副文本,发现更多值得标注的出版主题词。副文本的概念由法国学者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指作品里除正文以外的辅助性文本要素。封面涉及作者署名、标题、出版社、发行地点等关键词,序言隐含著者的写作意图,出版说明里包含着编者的编辑理念;通过比较注释之间的差异亦能考查读者对文本的再加工情况。目前,已有研究者关注到引书的史料价值,运用CRF等模型识别并抽取古代官书中的“引书条目”,将其作为主题词构建语料库,探寻古籍文本的引文分布规律及背后的编纂理念(26)。在翻译史领域,学者采集一阶段内数千部外国丛书译本的副文本,将作者国籍、译者名、丛书名、丛书主编、译本出版社、出版地等信息作为远读分析的数据单元,从中归纳翻译出版的宏观发展趋势(27)。此外,在考查宋代刻书地域分布的数字化研究中,研究者则是依据经典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设置著录项,诸如书名项、作者项、朝代项、时间项、版本项、刊刻地等都能归入量化分析的目标词汇。同时,还需要对宋代版刻书目进行近读式的严谨考证,“逐条考查并析出包含刊刻地在内的多项关键信息,最后再与出版史著作和各区域刻书史研究成果相对照,弥补缺失,删除重复”(28),以此保障数据采集和远读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可见,通过近读文献,研究者不仅可以明确远读所需的关键词单元,还能进行人工核误,修正被算法忽视的数据矛盾点。从目前的研究实践来看,出版史学开展远读分析以建立字词索引及字词计算为起点,对字词进行编码、统计和自动识别的前提是对汉字字汇、字形及字体展开细致研读和历史考证。如此,才能建立契合汉语文体特征及出版史研究规范的远读观测平台,确保它们验证问题或预测趋势的有效性。这也提示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出版的概念史研究,特别是对出版、编辑、数字出版等核心概念词的辨析,思考意义相近或语境相连的词汇对远读产生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的出版常与“刻印”、“梓行”等词关联,将它们纳入语料库能进一步扩大远读检索的文本范围。而对一个概念的“正本清源”无疑是一场经典的近读式分析,需要研究者将与之涉猎的文本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爬梳,再展开社会历史语境的考察。

(二)远中取近:近读阐释的数据支撑和整体性视角

同样,在出版史的传统近读实践里,学者也时常展现出远读的统计思维和整体性思路。一方面,在考证史实时不采用孤证,而是有意识地对史料文本进行系统性的重组和分类,运用书价、出版种类、发行量、销量、借阅量等可计量、可对比的数据厘清史实。例如,对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考察不仅参考文人笔记的描述性记载,还可依照朝代和版刻日期将宋至明末的书籍进行刊行数量的比较,“用具体的数字来表示这一时期书籍的增长量”(29),从而发现嘉靖至崇祯年间书籍出版显著增多,以此印证该时期出版业的繁荣盛况。此外,亦有学者通过整合多部近代书目,系统统计商务印书馆1949年以前的出版物种数,核算其不同类型书籍在同期全国出版总量的所占比例,又将实际数据与王云五此前的文字记述作对比,重新评估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重心和社会地位(30)。

另一方面,在论证推演时以小见大,从个案上升至普遍性的整体,注重揭示历史上编辑出版、书籍流通、阅读文化的特征、模式及规律。金茨堡(Carlo Ginzburg)对16世纪意大利磨坊主展开的微观史考察,其目标就在于通过建立梅诺基奥个人的阅读体系和“思想滤网”,展现印刷书籍、宗教改革对大众文化产生的时代效应。个案与量化研究之结合对于金茨堡阐释整体的思想史具有重要作用,“就思想史的定量研究而言,只有对作为读者的那个人的历史变量和社会变量有所了解,才能真正为性质各异的思想之历史研究奠定基础”(31)。另外,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之所以成为典范,同样在于他没有止步于描述某部经典图书的出版过程,而是借助个案构建了一个以“书籍传播循环”为核心的研究框架,将作者、出版商、印刷商、发行者、读者等多种角色以及印刷、运输、售卖、阅读等多个环节整合为一个研究整体,将书籍的出版史与社会文化史相联系。他总结道:“书籍毕竟属于一定的传播线路系统,不管这个系统怎样复杂,它都按一定规律运作。”(32)

在当下“人机共读”的数字化实践中,“远读借助计算机技术来实现预设性的情报检索与文本分析,是基于问题导向的课题研究设计”(33)。远读对近读的益处还在于通过统计频率、分布及变化趋势来捕捉特殊节点,从中发现被忽略的个案,衍生出新的问题领域,为近读提供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和考察方向。例如专名识别技术在古籍整理、编辑出版方面的应用。中国的古典文献卷帙浩繁,单独分析某一卷的内容难以全面反映编者的编纂意图。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畿辅通志》的编修目的基本围绕“资政”展开讨论,但通过深层语言模型BERT对雍正时期《畿辅通志》进行专名标注和远读统计,能够发现一些传统近读难以察觉的“数据偏差”:在关于水利设施兴建时间的记载次数上,雍正时期高达101次,而其他时期记录甚少。据此可以推测,编者李卫如此细致地书写雍正朝的水利建设成就,不仅是为了奉行皇命,或许还存在强化治河功绩的个人意图(34)。这就为后续深入解读地方志的编纂特征提供了新的问题视角。同时,远读尤其擅长识别与发现不同史料之间的关联特征,使近读的范围不再聚焦于单一文本,而是既能包含纸质文献、又能涵盖实物史料,从而实现多种类型史料的交叉互证,揭示有跨时空性质的结构及规律。目前,已有学者借助对比学习模型SimCLR工具将泰国现存汉籍《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与巴森苏塔瓦寺的“三国”主题壁画展开模型计算和人工分析,探究壁画依据的底本与小说插图本之间的细节关联,从而考察中国古代出版物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35)。如莫莱蒂所言,“距离是获取认知的必要条件,它能让你聚焦于比文本更微小或更大的单元”(36)。其实,远读的深度聚焦能力在本质上与近读是相通的,都是阐释问题时不可缺少的一个视角。

四、“变焦式”阅读:出版史数字研究空间里的方法桥梁

正因为远读分析单元中所需的近读标准,以及近读阐释中所需的远读视角,我们得以进一步发现近读与远读在出版史研究实践中的共生性。有学者将远读视作在阅读媒介加持下的“交互式细读”(37);或是将远读与近读的交替实践看作一个“螺旋式发展的过程”,首先通过近读来提出问题和建模,再以远读来测量建模的结果,最后通过近读来解释和重新建模,以进一步验证理论和假设(38)。与此相似的实践路径还有近年来美国芝加哥大学文本光学实验室的学者提出的“可伸缩式阅读”(scalable reading),主张借用多尺度的“透镜”实现“在远读和近读之间的自由滑动,在诠释学之类的传统定性研究和从大量数据中提取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模式之间来回交替”(39)。还有近期张伯伟主张的“CD阅读法”(Close Reading+Distant Reading),认为在中国的文本解读传统中除了“细读”,也有“远读”(40)。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读和远读的内在联系,学者们已不再强调二者的差异或各自明确的功能特征,而是将它们视作同一维度的方法主体,它们相互构成,彼此界定,是连续实践中研究者持有的一个可自由调节焦距的“学术透镜”。基于以上观点,我们提倡在出版史的数字研究空间中开展“变焦式”的阅读实践,在观察、处理史料时建立一种远近协同的综合性方法。

首先,在人工近读时辅以机器远读。研究近代出版家的社会交往需要依靠本人的书信、日记、年谱等专题史料,其阅读体量随着理论的深入和新史料的发现而愈加庞大,《邹韬奋年谱长编》中涉及人物500余位(41);《张元济年谱长编》中有往来的人物更有700余位(42),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郑振铎、郑孝胥、茅盾、高凤池、高梦旦、王伯祥、叶圣陶、顾廷龙等均与其有联系,如今也相继有书信和日记出版刊行。从如此大规模的史料文本中逐一提取人名、地点、时间、事件类型等关键交往信息,人工编制邹韬奋、张元济的关系网络图谱存在一定难度。但若是借助计算机对其展开远读式的数据挖掘和数据清洗,将有望提高研究效率和网络图的精密程度,从而为深度考察出版人的公共交往提供更为翔实的资料依据。

同样,机器远读的过程也要辅以人工近读。因为计算机辅助的远读分析会由于算法模型和史料体裁的不相兼容而产生数据偏差。在出版史与图像史、影像史相结合的领域,书籍字体、版面、插图、行距、广告等副文本的布局设计,以及画面中的连续性动作或人物神情变化,通常都隐含编写意图或其他有价值的互动信息。但是,远读建构的图像语料库和文本语料库为了方便大规模读取数据,会在算法优化、数据清洗的过程中将这些难以量化的内容简化为一系列统一的分析单位,导致部分关键信息的丢失。那么,这些可能被远读所忽视的史料信息便需要通过传统的人工近读来进一步补充。“通过人工或半人工方式对文本及其他数据进行读取、统计、删除和合并是连接远读和近读的一种方式,此种数据接触获得的洞见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43)。

在远近协同的阅读实践中,问题阐释的时空维度也将进一步凸显。例如,当研究对象是个人或群体时,其职业生涯的发展属于一种长时段的历史(44);当研究目光聚焦到某一类型出版物时,也可结合内部的文本分析,关注其一时段中内容侧重或主题分布的趋势变化。以LDA主题模型为代表的远读分析工具能够实现对海量文本的深度挖掘,进而在以长时段或跨地域为特征的数据集合中捕捉其核心主题及隐含的知识结构,呈现主题的宏观演变规律。目前,已有学者运用该模型对1912—1978年间中国高校期刊的数学文章进行文本读取和可视化分析,从而厘清几何学、代数学等分支主题的演变过程,将其与近代国家教育方针、社会科技发展相联系,进一步重构中国近现代数学知识和数学教育的整体变迁史(45)。

最后再从目前数字人文的整体研究进程来看,数字技术与出版史的结合将会产生一个互联互通的动态研究空间(如图1所示),远近协同的“变焦式”阅读有望成为连接学者与技术工具、学者与史料、理论与史料以及技术与史料的方法桥梁。这个空间兼具“主体-工具-理论-方法-史料”多重要素,其中的组织模式、研究主体、技术媒介及研究对象同样呈现出鲜明的间性特征。研究组织、研究者与技术之间不是被操控或被驯化,而是“一种相互协同、相互塑造和相互适应的共生关系”(46)。同时,研究工具也是相互嵌构、相互组合的,展现出计算机的网络间性,其中关于代码、界面、程序、装置的研发设计一直以形成交互式的综合分析平台为目标。再来看作为分析对象的出版史料,无论是针对书籍、报刊等物质载体的探究,还是针对图像、文本形态的考察,它们之间亦是相互融合,与文人社交网络、出版业态、社会思潮的形成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为何学界主张研究“动态”的书籍史和“活”的报刊史,因为它们作为一种媒介,“主要表现在其居间运作的力量和机制”(47)。同样,在研究空间里作为方法桥梁的近读和远读,拥有共通的理论谱系和史料基础;并在数字化研究实践中协同运作,共同奠定研究主体的分析策略、技术工具的设计逻辑以及研究问题的阐释框架。

(图1) 出版史的数字研究空间

五、结语

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讨论现代科学革命的起源时指出,一个领域之所以发生学科变革,最初往往不是因为发现了某个新的证据或现象,而是科学家本人穿戴上不同的“思维帽”,在处理和过去同样的一批材料时“赋予它们一个不同的框架而把它们置于一个新的关系体系之中”(48)。本文对近读、远读的梳理不在于强调二者的区别,而是着重探寻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也是为了倡导一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心态。近读、远读在数字研究中展现出的互通性能够有效弥合此前关于“人文性与技术性此消彼长”的分歧,它们在技术驱动的学术实践里不是并列或独立的方法工具,而是在概念引进的过程中相互界定,且在实际应用中相互渗透,有望塑造一种新的研究生态。我们应从“远即近,近即远”的方法间性中认识到,在当前的数字研究环境里,学者与技术工具已经形成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生关系,二者在持续的对话中相互界定,共同作为研究主体而存在——人借助机器实现更高阶的分析速率,机器则通过人获得更深刻的反思。这种协同共生的关系将共同推动数字出版史学的深化发展。这对于出版学科的专业建设及数字教育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它要求超越“数字”与“人文”的二元对立框架,无需忧虑技术对学者主体性的消解,而是要进一步树立出版学科教育体系在数字时代的改革目标,即培养兼具人文素养和计算能力的复合型研究人才;同时,也要加强思考如何在不断的技术迭代中保持学术规范的统一标准及研究质量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再追求学科范式的变革与创新。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03期，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未附完整附件和详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可前往各在线数据库或我刊投稿系统下载全文pdf。

责任编辑：郑纳新、何海燕 / 微信编辑：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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