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资治通鉴》，读懂中国人最隐秘的处世之道

古人常说，读史可以明智。但历史到底让人明白什么？

是帝王将相的成败，是王朝更替的兴亡，还是那些早已远去的权谋与战争？

图｜影视剧《大秦赋》

如果说《史记》写尽了人物的传奇与命运，那么《资治通鉴》更像一部冷静、务实，甚至有些残酷的“处世之书”。

它更关心的是：一个人为什么会赢，又为什么会输；一个组织为什么会兴盛，又为什么一步步失控；还有权力如何运转，制度如何建立，又如何被打破。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残卷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

金庸先生就曾说：“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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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一坏，乱世就开始了

第一个启人深思的小例子，就藏在《资治通鉴》的开篇。这部记载战国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史实的巨著，开头没有写惊天动地的战争，也没有写横空出世的英雄，而是写了一件普通的事：

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封晋国的三个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明代天启年间陈仁锡评阅本《资治通鉴》

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封谁为诸侯，似乎本就是他的权力，司马光却在这里郑重其事地批评了周天子。

为什么？因为在司马光看来，魏、赵、韩三家原本只是晋国的大夫，晋国才是正统诸侯。

现在三家公然瓜分晋国土地，已经破坏了名分；而周天子不仅没有维护秩序，反而正式承认他们的地位。

这不仅是魏、赵、韩三家在破坏规矩，更是周天子自己在破坏规矩。于是，旧秩序崩塌，中国历史真正进入战国时代。

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形势图

图源：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司马光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商鞅是从“法”的角度来谈名分，司马光则是从“礼”的角度来谈名分。

如果我们撇开其中的糟粕性内容，可以看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强调的“礼”和“名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依法确立的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权力—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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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气的人，如何走向失败？

知道规矩重要，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就能成事。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北方陷入混乱。刘琨和祖逖，就是那个时代试图力挽狂澜的人。

他们年轻时同为司州主簿，亲如兄弟，常常同床共卧，夜深不能入睡，便拥被起坐，纵论世事。一天半夜，祖逖听见鸡叫，用脚踹醒刘琨，说“此非恶声也”，随即起舞练剑。

后来，“闻鸡起舞”成了后人熟知的励志典故。

明 佚名 鸡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刘琨听说祖逖被起用，也曾写信说：“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这是何等壮烈的志向。但《资治通鉴》的冷峻之处在于，它不只停留在热血和理想。

刘琨不善于驾驭人才，不改名士习气，喜欢排场和声色。他重用通晓音律的徐润，任命其为晋阳令，并对其言听计从。护军令狐盛多次劝告，刘琨不但不听，反而将令狐盛杀掉。

刘琨的母亲看得很清楚，批评他说：“汝不能驾御豪杰以恢远略，而专除胜己，祸必及我。”

果然，令狐盛之子令狐泥为父报仇，投奔汉国，引兵攻打晋阳。刘琨大败，晋阳失陷，父母也被令狐泥杀死。

刘琨画像，图源：纪录片《百家讲坛》

一个心怀大志的人，未必败给敌人，可能先败给自己的用人失误。

有志向，只是开始；能不能容人、识人、用人，才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

3

最危险的不是无法，而是法有例外

还有比刘琨更复杂的案例，譬如说梁武帝萧衍。

萧衍是南北朝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他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早年与沈约、谢朓、范云等人并称“竟陵八友”。称帝后，他勤于政务，冬天四更天就起来处理政事，手被冻得皱裂。

在他治理下，南梁一度获得数十年的安定与繁荣。这样的萧衍，当然称得上“明”。

史载“逮有梁之兴，君临天下，江左建国，莫斯为盛”

图｜央视纪录片《中国通史》

可是，他也有极“昏”的一面。他的“昏”，首先在于赏罚不明。

萧渊藻杀死宿将邓元起，并诬告其谋反。萧衍查明真相后，只是轻轻贬了萧渊藻的官号。

《资治通鉴》引用李延寿的话批评说：“冠军之贬，于罚已轻，梁之刑政，于斯为失。”

更严重的是，萧衍对亲属过于宽纵。临川王萧宏平庸无能，却被委以重任。北伐时，萧宏懦弱怯战，导致洛口之战惨败；后来甚至派刺客谋杀萧衍。

萧衍得知后，不仅没有追究，反而哭着对他说：“我人才胜汝百倍，当此犹恐不堪，汝何为者？”事后还进封萧宏为司徒。

石碑画像（碑额之阴拓片、碑侧），南朝梁普通七年（526），江苏南京临川靖惠王萧宏墓

司马光评论道：“宏为将则覆三军，为臣则涉大逆……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一个英明的君主，最后败在赏罚不公、亲疏不分上。

真正伤害一个组织的，未必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只约束普通人，却绕开了亲近的人、有权的人。

4

一个人能力再强，也经不起信用破产

如果说萧衍的问题是“太宽”，刘牢之的问题则是“太反复”。

刘牢之是一代名将。隆安三年，孙恩起兵，东南陷入战乱，刘牢之自告奋勇率军征讨，在刘裕等部将协助下屡战屡胜，声望和官职不断提升。

可他最致命的问题，是反复无常。桓玄起兵讨伐司马元显时，刘牢之见桓玄声势浩大，又担心即使平定桓玄，自己功盖天下，也不会被司马元显所容，便犹豫不决。

后来他决定投降桓玄，桓玄趁势攻入建康，处死司马元显父子。

可桓玄掌权后，削夺刘牢之军权。刘牢之自觉“祸将至矣”，又想反叛桓玄。

荆州，桓温、桓玄父子崛起的根据地

这时，参军刘袭对他说：“将军去年反王究州（王恭），近日反司马郎君（司马元显），今复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

刘牢之最终匆忙北走，半道自缢而死。桓玄下令将其开棺斩首，曝尸于市。

王夫之后来感叹：“前有吕布，后有刘牢之，勇足以戡乱，而还为乱人。”

在权力场中，审时度势不等于反复无常。选择可以改变，但信用经不起一次次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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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远见的人，也不能只靠自觉

贞观时期，李世民对权与法的关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李世民画像，图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他处理长孙无忌带佩刀进宫一案时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他也曾对房玄龄等人说，自古帝王多因喜怒任情，喜欢时滥赏无功，愤怒时滥杀无罪，天下丧乱往往由此而来。

贞观初年，谏议制度和纳谏风气也防止了皇帝权力过于任性。魏征说：“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

但李世民并不总能克制自己。贞观二年，卢祖尚不愿出任交州都督，李世民大怒，在朝堂上将其斩首。事后他后悔说：“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

后来张蕴古案中，李世民又因一时盛怒，将张蕴古处斩，事后再次后悔。于是规定死刑案件必须覆奏，后来发展为“五覆奏”制度，“自是全活者甚众”。

唐太宗书帖，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可是到晚年，李世民又常常固执己见。张亮因收养五百义子被告发谋反，李世民认为他“养此辈何为？正欲反耳！”众人顺从旨意，只有李道裕认为张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

李世民仍坚持处死张亮。事后又承认，李道裕说得对，“朕虽不从，至今悔之”。

这说明，即使是李世民这样的君主，也会被个人情绪和权力冲动左右。制度的意义，正是在个人失去冷静的时候仍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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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资治通鉴〉中的政治谋略（两晋—五代）》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原文略有删减

新媒体编辑：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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