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生｜西医产科入华：在知识、制度与身体之间

《近代西医产科学在华传播与本土化研究：1858-1937》，吴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303页，108.00元

生育问题，不仅仅关乎母婴的身体健康与家庭的代际维系，同时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还会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文化意涵。回首近代中国，伴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强国保种”成为晚清以降政府部门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共识。保障母婴健康、降低孕产妇及新生儿的死亡率，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家庭私事，更是与挽救民族危亡的宏大历史叙事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国家身体治理的关键内容。作为“强国保种”“医学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医产科学自晚清时起被陆续引入中国，并逐渐制度化。然而，任何一种外来生育科学的跨文化传播，必然要与中国本土的传统生育文化、中医产科学理论、旧式稳婆接生网络以及近代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碰撞、调适乃至融合，进而激荡出复杂多样的历史图景。吴苗的《近代西医产科学在华传播与本土化研究》一书，正是立足于这一充满张力的历史场域，以西医产科学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其在华传播与本土化的历史进程，试图揭示西医产科学与近代中国社会“双向互动、相互影响”的多元面向。

一

近年来，在新文化史的推动下，中国的医疗史研究正呈现出从医疗社会史向医疗文化史转型，并进一步朝着内外史融通的综合性路径迈进。其中，医学知识史也正在成为中国医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前沿领域。吴苗的《近代西医产科学在华传播与本土化研究》一书，精准契合了这一学术理路的发展趋向。该书的研究对象表面上是“西医产科学”这一客观的近代医学分支，但其问题意识则是西医产科的知识、技术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经历的文本翻译、技术实践、制度形塑以及观念博弈的总体历史。具体而言，吴苗并不满足于“西方医学是如何输入中国”的这一单向度考察，而是将其思考的触角延伸到了更为复杂的历史层面：近代西医产科学的在华传播经历了哪些重要阶段？作为传播者的传教士、本土医生及知识分子，是如何将近代域外的产科知识、技术实践和教育机制进行“本土化”改造的？面对女性生育这一古老而又隐秘的身体经验，中西医产科学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互动、汇通？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医学界乃至广大的普通民众，对这一迥异于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西医产科学知识和技术，抱持着怎样的认知、抗拒与妥协？这一系列层层推进的核心问题，构筑起了全书的论述体系。

《近代西医产科学在华传播与本土化研究》一书的结构框架层次清晰，逻辑分明，呈现出一种从虚入实、由表及里的递进感。除了“绪论”和“结语”外，全书共包括五章。吴苗分别从“文本知识”“临床实践”“学科建制”“学理交锋”到“社会整合”五个维度，对西医产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程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梳理。这种由表及里、从精英到大众、由理论到实践的框架结构编排，于不知不觉中引领着读者步入了历史的更深处，体现着作者极强的谋篇布局能力。

作为西学东渐的一部分，西医产科学的知识、技术是如何传入中国的，这是要讨论清楚的议题。吴苗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产科学著作译介，划分为三个关键的历史阶段。首先是发轫于医学传教士的译介。早期的西方产科学文本在翻译中尽管往往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却实实在在地开启了西方近代产科知识入华的破冰之旅。其后，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代表的官方、半官方机构接过了翻译的接力棒。这一时期的产科学译著在系统性、专业性上均有了明显提升，反映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士大夫群体对“医学新知”的迫切需求。随着甲午战败与留日热潮的兴起，日文产科学著作被中国学界大量翻译与传播。日本作为吸收西医并成功实现本土化的东亚邻国，其产科学成为中国吸收西方医学最便捷的“二传手”。进入民国时期，产科学实现了从翻译走向自编著作的历史跨越。吴苗重点爬梳了不同时期产科学译著的翻译背景、作者（译者）群体、版本流变及重点内容。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进一步深入考察了生殖系统解剖学名词、病理术语在中文语境中的翻译和确立过程。这种跨语际的知识转化，实际上是一场隐秘的文化协商与权力重塑。西医产科知识在翻译过程中被筛选、修饰、重塑，经“本土化”后最终获得了合法性的中国面孔。产科学书籍的跨文化转译和传播，不仅培育了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式产科人才，同时也为作者后续的技术实践与学科建制的讨论，打下了坚实的讨论基础。

随后，吴苗将视线从文本拉向了充满生死考验的产房，全面考察了西医产科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引入与实践。作者选取了四个极具代表性的技术维度展开论述：首先是应对难产的产科手术（如产钳技术的应用）与产前保健技术的引入，这些技术直接挑战了传统民间稳婆在面对难产时“听天由命”或采用粗暴物理破坏手段的旧习，大幅提高了难产母婴的存活率。其次，作者重点讨论了确保母婴安全的产科消毒技术。随着细菌学说的建立，消毒观念的传入对中国传统生育习俗无异于一场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产褥热等致命并发症的认知。再次，作者还特别探讨了被誉为“女性福音”的产科止痛技术（如麻醉镇痛法）的传播。这一技术的应用，大幅减轻了女性在分娩过程中的生理痛苦，更在深层次上触动了社会对“生育痛苦是否为必然或神圣惩罚”的伦理思考。在这一专题，吴苗紧密围绕“技术与观念”的互动角度展开讨论。西医产科技术的强制介入，实质上是对近代中国传统卫生观念、就医习惯乃至身体认知的一次深度规训与重塑。技术在临床实践中的推广，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器械匮乏、操作者生疏以及患者极度恐惧的现实阻力。作者在充分肯定这些现代技术对降低母婴死亡率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审慎揭示了技术在异域传播时所面临的本土化困境和时代限度。

稳定的人才培养制度的建立，是产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石。吴苗在接下来的专章中试图勾勒出近代中国产科的初、中、高级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的历史图景。首先是近代西医助产教育的沿革。从早期教会医院为了应急而附设的护士/助产培训班，到民国时期国家主导下的大批专门助产学校的涌现，这不仅是教育形式的升级，更是国家卫生行政权力介入生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新式助产士的规模化培养，为近代中国逐步取缔、改造旧式稳婆（接生婆）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源。与此同时，作者还深入梳理了近代高等医学教育中的产科学建制。随着医政管理的现代化以及大学医学院的纷纷设立，产科学逐渐从附属于大外科的从属地位，独立发展成为一门核心的临床学科，拥有了专门的教研室、规范的教材、系统的教学大纲与临床实习制度。这标志着西医产科学在近代中国不仅在技术上站稳了脚跟，在学术体制内也获得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通过对教育体系的考察，作者揭示了“建制化”的本质：它不仅仅是为了培养会使用产钳、懂得消毒的从业者，更是为了通过系统化的规训，塑造出一批认同西方现代医学价值观、服从国家医疗卫生管理的新型专业人士。正是通过这一层层递进的教育网络，西医产科学得以突破通商口岸医院的狭小圈子，具备了向内陆社会扩散的制度动能。

1929年，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为产妇测量血压。

中西医论争，是近代中国医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举凡讨论近代医学发展议题，都往往与其不可避免地产生交集。当西医产科学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知识随着卫生书籍的广泛传播和教育的普及后，必然与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医产科理论正面遭遇。中西医之争对西医产科学在华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对此，吴苗极具匠心地选取了“产后瘀血”和“血晕”这两个在传统中医产科中具有核心地位的病理概念作为主要论题，深度剖析了近代中西医之间的观念碰撞与话语争夺。在传统中医的知识系谱中，“产后瘀血”与“血晕”往往被归因为气血运行不畅、外感风寒或恶血内阻，其治疗遵循传统中医固有的辨证施治逻辑。然而，在西医解剖学、细菌学的视域下，这些症状被重新解释为产后出血、休克、子宫收缩不良或产褥期感染等明确的器质性病变或病原体入侵。面对这种“釜底抽薪式”的学理挑战，近代中医界产生了明显分化。一方面，部分开明的中医试图走向“中西汇通”的道路。他们努力援引西医的解剖与生理知识，试图重新诠释和论证“瘀血”理论的科学性，以求在夹缝中维护传统中医的尊严与合法地位。另一方面，随着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思潮的甚嚣尘上，中西医围绕产科核心概念引发了激烈的学理论争。作者通过对医学期刊与报纸的文本分析，揭示出在科学主义的压迫下，传统中医如何被迫进行自我重构。这场论辩不只是对“何谓科学医学”的界定之争，更显露出近代知识分子身处本土文化认同与民族危亡情绪夹缝中的精神困局。

1929年，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助产士的教室。

接下来，吴苗将视角全面转向了社会生态层面，深入探讨西医产科学的“本土化”进程。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西医产科学在中国的扎根绝非“西方播种、中国收获”这样一蹴而就的单向度移植，而是一个充满了多方博弈、调适、妥协与合作的复杂历史进程。首先，西医产科学自身必须在华“调适”。面对近代中国城乡经济的凋敝、医疗器械的匮乏以及迥异的生活环境，西方标准的产科规范在下沉基层时不得不变通。其次，在广阔的民间医疗市场中，中西产科之间也展现出了有别于上层学理论争的另一面——互动与融合。在生死攸关的生育现场，民众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策略，西医的器械干预与中医的产后调理（如补气血）常被交替或同时使用，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医疗多元主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吴苗详细考察了民众对西医产科的认识与态度。西医产科所依赖的内诊、手术、消毒气味乃至男性产科医生的出现，无不挑战着中国传统的性别大防与身体禁忌。西医产科学“开膛破肚”的流言以及对麻醉药的恐惧，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西医产科敬而远之。吴苗客观地分析了这些社会心理，并指出了西医产科学在华传播与本土化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经济水平与文化传统的深刻局限，展现了一幅充满灰度与现实感的社会生活图景。

在结语部分，吴苗再次强调了全书的核心论点。即，近代西医产科学在华的传播过程，不仅涉及医疗器械、手术刀等技术的物质性引进与应用，更是在观念和文化层面上促成了对传统中国医学观念和生育习俗的整合与更新。这一过程虽然伴随着冲突与抗拒，但最终使得西医产科学融入了中国的本土社会，成为中国近代医疗保健体系中的重要基石。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书末作者还精心编制了一份详尽的《中国近代主要西医产科学书目表》附录。这份书目表考证了众多被历史尘埃掩盖的珍贵医籍版本和出版机构，直观展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医产科著作翻译与出版的全貌，亦为对此一议题感兴趣的后来者，提供了一份颇为实用的学术文献指南。

二

除了在学术内容上的诸多创获，该书在研究旨趣、史学视野、方法路径、史学立场和治学态度等方面，同样亦展现出了一名成熟学者的严谨与功力。通读全书，可以发现，该书具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首次对近代中国产科史展开了独到的系统性研究。近代中国的医疗史研究虽然在公共卫生史、传染病防治史、教会医学史等领域积累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就产科学这一具有高度技术性、制度性与性别属性的专门领域而言，能够将知识文本、技术器械、教育制度与人才培养诸议题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展开系统性研究的学术专著，尚属罕见。该书首次通过引入“建制化”与“本土化”这一相互勾连的分析范畴，将专业知识重构、国家制度推动与基层社会因应统摄于统一的问题意识之下，超越了近代中国西方医学“输入—扩散—被动接受”的线性解释模式，较为充分地揭示了中国本土社会在外来医学传播过程中的能动参与及其历史后果。就学术史意义而言，该书不仅具有学术补白的重要价值，同时也大大拓展了近代中国产科史的研究边界，使该书在近代中国医学史、性别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谱系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是拓展了中国近代产科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长期以来，关于近代中国产科史的研究，多侧重于医史事实的考证或单纯的卫生行政制度史，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学术视野有限。然而，本书在研究伊始即敏锐地察觉到，近代西方产科学的在华传播与在地化过程，绝不仅仅是医学技术的更迭，更是近代中国民众的身体观、性别角色以及家庭权力结构的重塑过程。在书中，吴苗巧妙地将知识传播史与性别史相结合，揭示了近代科学话语如何重新定义和医学化女性的身体与生育过程；同时，将制度史与日常实践史打通，使得宏大的公共卫生蓝图与具体的基层助产情境得以在同一分析框架内对话。这种力图将医学史、身体史、性别史、制度史、日常生活史等学科方法熔于一炉的跨学科视野，为进一步拓展中国近代医疗史研究提供了参考样本。

1939年，成都助产学校，一群未来的助产士。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高度重视文本对勘与考证。全书征引文献相当宏富，既涵括基金会档案资料、医学报刊、医政资料以及报纸杂志，又尽其所能地利用英文、日文等原始医学著述进行比照、释读与互证。在处理近代西医产科学书籍的跨文化译介问题时，作者展现了扎实的考证功夫。以第一章对丁福保译介《竹氏产婆学》的讨论为例，作者并未止步于对版本信息的表面罗列，而是通过对中、日文版本以及中译本不同版本的细致比勘，辨明其翻译来源、文本形态与内容异同，并进一步追索相关知识概念在转译过程中的语义偏移及其历史意义。这种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史料处理方式，不仅增强了全书论证的扎实性，也显示出作者在博士阶段所接受的严格史学训练及其较强的问题意识。

四是在学术研究中秉持相对克制、公允的史学研究立场。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必然要求研究者坚守客观公允的学术立场。尤其在面对存在内在张力、极易引发认知偏见与情绪评判的异质文化议题时，这种审慎中立的治学态度更是不可或缺。作者的学术经历和兴趣以治西医史为主，但在探讨中西医论争这一极易引发当代情绪对立或价值预设的敏感话题时，却能够始终保持冷静、客观与理性的学术克制。书中既没有盲目拔高西医的“科学”与“绝对正确”，也没有武断贬低传统中医的“落后”与“迷信”，行文论述更没有情绪化的价值宣泄。吴苗始终秉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将历史主体的立场、挣扎与妥协置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进行冷静分析，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史家公心。这在其以“产后瘀血”和“血晕”为中心讨论近代中西产科医学的汇通和论争一章时，表现最为明显。在相关内容的讨论中，吴苗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客观梳理并总结不同派别人物的观点，重在呈现中西医产科医学理论知识的差异性，以及相关主体在面对这一议题时的理念思考与不同因应。

五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医疗史“内史”与“外史”研究的融通。吴苗为医学硕士出身，但在博士阶段却毅然选择了历史学专业，这对其史学写作构成了考验，不过也为其内外史融通打下了基础。通过全书的研究实践来看，作者既有对产钳技术演进、消毒方法原理等纯粹医学史（“内史”）的专业梳理，又有对近代中国医学救国思潮、中西文化冲突、卫生行政建构等社会史（“外史”）的宏观关照。作者在“内史”与“外史”之间往来穿梭，既没有陷入令人望而生畏的医学名词堆砌，也没有脱离医学本体去空谈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较好地做到了内外史的融通。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得益于医学史出身背景，作者对近代中国医学史上的人物背景熟稔于心。书中对丁福保、李元善、金问淇、俞松筠、谢筠寿、瞿绍衡、杨崇瑞等学人的生平履历和医学思想脉络的精准梳理和深入把握，充分彰显了作者深厚的医学史专业积淀。相关史料梳理对于非医学史专业的读者而言，具有极高镜鉴价值。

三

尽管《近代西医产科学在华传播与本土化研究》是一部具有跨学科视野、研究扎实且创获颇丰的佳作，但受限于研究视角的局限、史料的客观留存状况以及论述篇幅等因素，在笔者看来，该书在若干维度的挖掘和呈现上，仍留有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的空间。

第一，对于传统中医产科理论知识的总结、梳理略显薄弱。传统中医产科学作为中国本土主流产科体系，是西医产科传播的核心参照对象。然而，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对其理论梳理略显不足，从而使得全书的中西医学比较稍显薄弱。西医产科的本土化，本质是外来医学与本土医疗认知、民间习俗、传统医理的双向调适过程。由于对中医胎产理论、产后调摄理念与传统助产实践梳理相对不足，全书难以细致揭示近代医者与民众依托中医思维转译、改造西医产科知识的过程，未能完整呈现中西产科学彼此互动以及近代中国产科医学多元交融、动态发展的真实历史面貌。此外，尽管全书详细介绍了民国中医改良派在产科领域所做出的革新，但这种叙事在理论梳理上稍显单薄，未能将其放置在中医自身知识生产机制的变革之中去考察。读者可以较为明晰地看出中医界在产科学现代化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却难以理解中医产科学在面对西医冲击时，所进行的尝试在多大程度上触动或重构了传统中医产科的理论逻辑。

第二，对于近代中国本土产科医者群体的主体性呈现不足。该书对宏观层面的制度梳理与知识谱系建构着墨甚多，重点论述了西方产科理论译介、医疗体系建制、官方卫生治理及社会生育观念的整体演进。然而，在这一宏观叙事之下，近代中国本土产科医者及旧式稳婆等核心历史主体的主观表达和个体经验呈现却相对单薄。在史料征引上，全书较为偏重中外文教科书、医政法规、期刊论文、医院年报等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公共文本。此类文献固然能勾勒出学科发展的宏观轮廓，却难以触及历史现场的温度。作者缺乏对医师临床手记、私人书信、从业自传及口述史料的深入挖掘，致使本土产科医生在面临西医技术局限、医患信任危机、传统伦理束缚以及职业生存压力时，其内心的挣扎、认知的分化与主动的调适策略无法得到充分呈现。这不免在一定程度上将近代本土产科医生塑造成了“形象模糊”的同质化群体，消解了其作为知识实践者的主体性。此外，对于旧式稳婆这一数量庞大且深植于基层社会的传统职业群体，作者对其在近代转型期的生存状态与应对策略亦着墨不多。在面对国家卫生权力的强力规训与西方医疗技术的市场挤压时，稳婆群体的生计变迁、消极抵抗抑或被迫转型的因应举措，实为理解近代中国基层医疗生态变迁的关键切入点，本应投以更多且更为细致的史家眼光和笔墨。

1928年，杨崇瑞在北平办起了我国第一个接生婆讲习所，三百六十名接生婆曾在这里受训。第一批三十名学员，平均年龄五十四岁，图为结业时合影。

第三，对病人视角的坚持和探索略显不足。近代西方产科学的引入，不仅重塑了近代中国的医疗场域，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国人的身体体验与生命观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广大民众（特别是产妇群体）既是医疗干预的客体，亦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育抉择者。书中虽有部分章节（特别是第五章）触及到了一般民众的生育观念，但整体而言，病人视角并未能成为贯穿全书的核心分析视角。受限于研究路径和史料搜集，近代产妇真实、多元且又充满张力的身体体验未能得到充分释读与呈现。产妇不去医院、避免男医生接生、拒绝使用产钳，不应被视为“落后”的表征。这恰恰是近代女性在面对一种陌生的、带有侵入性的西方医疗技术时，为了捍卫自身身体边界和道德尊严而做出的“自我保护”。而西式分娩所带来的“陌生化”实践——譬如住院分娩的空间隔离、器械助产的技术风险、男医接生的性别伦理冲突等，恰是引发民间犹疑、抗拒甚至医疗纠纷的重要因素。书中在论述民众接纳或抵制西医产科时，多从学科建制或卫生启蒙的视角出发，未能细致辨析传统生育习俗、宗族伦理结构、家庭经济核算与个体医疗风险感知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理性选择”。病人视角的相对弱化，使得全书在医患互动的讨论上略显薄弱，未能真正触碰近代女性在生育阵痛与医疗强权夹击下的生命体验，限制了对西医产科社会化维度的深度开掘。

第四，个别章节设置存在畸轻畸重或论述内容的前后重复。比如，在该书的第三章，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论述中国近代产科学的教育机制与人才培养情形，但是在论述“近代西医产科教育的发展与影响”一节时，相关内容却仅有一页。从该章内容结构比重来看，较为不协调。此外，可能是由于出版时间紧迫，作者在修订文稿时略显仓促，导致在一些内容的论述上前后出现了重复。比如，在34页、第49页论述博医会将编撰出版《产科学》一书的相关内容，以及第140页、146页论述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以提升民众分娩卫生意识的内容，等等。如将来书稿修订再版，应当予以注意。

吴苗博士的《近代西医产科学在华传播与本土化研究》，无疑是一部考证扎实、思想厚重且极具启发性的优秀学术专著。该书通过严密的文本考证与宏阔的历史视野，成功地将西医产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升华为一部关涉知识翻译、制度建构、文化调适与身体政治的综合性社会文化史。本书的出版，在多个向度上彰显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近代医学史而言，它系统地研究了西医产科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轨迹，填补了产科学专科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丰富了医疗史的研究拼图；对于中国妇女史与性别史来说，它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女性在面对分娩这一核心生命体验时，其身体如何被现代医疗技术所干预、解构与重新定义，以及这种干预背后所蕴含的解放意义与规训本质；对于医学知识史而言，它提供了一个审视西方近代科学是如何跨越巨大的文化樊篱、在异域充满褶皱的社会土壤中通过艰难妥协而实现本土化扎根的生动、立体的历史案例。至于本书的不足之处，则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体现着医疗史研究内外史融通的艰难。总之，在知识的流转、制度的规训与身体的阵痛之间，吴苗为我们重新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技术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有趣故事，同时也为推动中国医疗史研究的内外融通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马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