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想改变世界，现在只想准时下班

《最后的KPI》

王小波说，生活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直到长大，才明白“受锤”不仅是承受外部环境的挤压那么简单，更可怕的是心气的消失，不再对生活抱有期望。

梦想不再提了，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也不见了，能有一份到点下班的生活，就已经觉得十分庆幸。

在《低限度的自我》一书中，克里斯托弗·拉什用”收缩的自我“来形容这种萎靡不振的生活状态。这本书虽然写作于上世纪80年代，但与当下的生活高度契合。

那时的人们，在军备竞赛、恐怖主义和经济衰退的挤压下不断收缩，最终退化为一种以自我保存为目标的生存主义姿态。对外部环境的无力，使人们把目光投向自我，结果造成了自我与社会的脱节，社区与社会关系的破裂。

今天，我们重新来到了一个经济下行、不确定性加大的时期。“主体性”“爱你老己”等话题的流行，表明我们也步入了一个高度关注“自我”的时代。

但这究竟意味着一个更强健、积极的“自我”的形成？还是像拉什所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保护？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会如拉什描述的那样，过上一种孤岛般的、忧心忡忡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拉什的论述，看看一个不断收缩的自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下文摘自《低限度的自我》 克里斯托弗·拉什 著

01

被压缩的自我

对于生活在艰难时代的人们来说，连最日常的生活都变成了一种挣扎。大家能过一天是一天，也很少回看过去，生怕自己陷入某种巨细靡遗的“怀旧”中，哪怕是在展望未来，也是在思考自己该如何应对眼下几乎所有人都坚信着的、未来某刻注定会发生的重大变故。

在如此条件下，自我意识变成了某种奢侈，在即将到来的紧缩的时代大势的映衬下显得格格不入。自我意识往往意味着个人成长、朋友、家人以及某种归属感。在遭到围困时，自我意识就会被承包给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防御性核心，想要维持心理平衡，需要压缩的自我，而非往昔横行霸道的自我。

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一种比较典型的情况是，人们通过对自己心灵的关注来实现对自我的关注。

《我的解放日志》

人们对未来已经失去了信心。军备竞赛逐步升级，犯罪率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增无减，自然环境日趋恶化，经济衰退恐怕也将长期持续。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人们开始做最坏的打算，有些人开始修筑核避难所并在其中囤积必需品，而更多人则是在感性上摒弃了对未来长期的愿景，因为后者是需要预设一个稳定、安全、秩序井然的世界的存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毁灭的可能性就已经开始显现，但是在最近的20年里，这种可能性极大地上升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客观层面上的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动荡，更是因为人们对政界能够通过自我变革而扶大厦之将倾的希望已经接近破灭。

之前人们还会寄希望于政治家能够将工业社会逐渐变得人性化，但如今人们只是下定决心要撑过这片废墟，或者更卑微地说，就是在急遽上升的种种压力的围困下让自己的生活不致分崩离析。这种个人生活随时都可能会解体的危机催生出的，并非“霸道”或“自恋”的自我意识，而是被围困的自我意识。

之所以要分析被围困的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所激发的种种心灵求生的策略，不仅是为了了解我们的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特征有哪些——比如我们会在讲话时阴阳怪气，情绪上拒人千里，在做感性的长远承诺前总是裹足不前，时常感到无能为力或被人针对，沉迷于琢磨极端的处境、期许着能从中学到教训并应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认定一切大规模的组织都想要把所有攥在自己的手掌心——也是为了将自恋与一般意义上的以自我利益为优先区分开来。

当下的社会环境——特别是那些精美的、被大规模制造出来的、塑造了我们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图像——不仅导致了人们自我的防御性收缩，同时也模糊了自我与其周遭环境的边界。

无论是压缩的自我还是自恋的自我，其最首要的特征都是对自身边界的不确定，这样的自我要么渴望能够按照自身的形象来重塑这个世界，要么渴求与外界水乳交融在一起。

当下人们对“身份认同”问题的关切就部分反映出了定位自我边界之难，当代艺术与文学中的极简主义风格也与之类似，很多都取材自流行文化——尤其是图像对现实生活经验的入侵，此两者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压缩的自我并非仅仅是面对危机而被迫做出的防御性回应，更是从更深层的社会转型的土壤中生发而来的。

这里所谓的更深层的社会转型，指的是一个由闪烁着的图像构成的世界取代了先前那个由实物构成的可靠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越来越难以区分现实与幻想。

02

消费文化中的“虚假自我”

对自我惴惴不安的审视、对专家意见的屈从、对自己的判断明智与否的质疑，以上这些都是大家无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作为消费者都在反复经历的体验，因而我们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周遭世界的感知也就受到了他人的左右。

这套社会秩序催生出了一种全新的、与自省或虚荣几乎毫无交集的自我意识。无论是作为打工者还是消费者，人们不仅学会了拿自己跟他人相比较，还学会了通过他人的视角来审视自己，并且还知道了自己所能产生的价值并不单单取决于自己积累至今的技能与经验。

一个人注定要被他人评判，这里的“他人”既包括他工作中的同事和上司，也包括他在大街上会偶遇的路人，而别人评判他的依据则是他的资产、着装及“个性”——而非19世纪的人所看重的“品德”。

《爱情抓马》

在此前提下，这个人就会开始采用一种旁观他自身在工作中及工作外的“表现”的观众视角。正如同他在扮演朋友或邻居时会感觉到自己的印象管理能力是多么地捉襟见肘，在工作中他自然也一样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力不从心。

在这么一个建立在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基础之上的社会里，就连日常的社交生活也都在迫使人们给予自己外在的表现与形象一种前所未有程度的关注，而这种关注甚至到了真我与表象此两者都已经难以区分的程度。

在这样的社会里，自我与个人身份认同一定会遭遇巨大的麻烦，这一点从现如今心理学及社会学在这些议题上的讨论已呈井喷之势就足见一斑。当人们对自己的不本真感到不满或者对“角色扮演”感到逆反时，他们也就证明了那股压力的无处不在，而正是这样的压力逼迫他们以陌生人的视角审视自己，并将自己的自我也当作另一个可以被放到市场货架上待价而沽的商品。

商品生产与消费主义不但改变了人们对自我的观感，同时还影响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它们创造出了一个充斥着镜面与虚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幻象与现实正在变得愈发难以区分。

镜面让主体变成了客体，与此同时还使得这个由客体所构成的世界成了自我的一种延伸或者投射。将消费文化定性为一种由物质所主宰的文化是具有误导性的，消费者日常更多的是被幻景而非物质环绕，他活在一个没有任何客观或独立之物存在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似乎单纯就是为了取悦或阻挠他的欲望而存在的。

这种外部世界所呈现出来的虚幻感源自商品生产的本质，而不是人类个体的像是贪婪或“拜金主义”这一类的道德缺陷。

围绕大规模消费行为而生成的文化之所以会催生出自恋——我们现在可以将这个概念定义为一种认知上的倾向，自恋者倾向于将这个世界视为一面镜子，或者更确切地说，倾向于将这个世界看作自己的恐惧与欲念的投影——并不是因为这种文化会让人变得贪婪而自负，而是因为这种文化会让人变得虚弱和不独立。

它破坏了人们对于自己能够理解和塑造外部世界，以及能够为自己的需求负责的信心。消费者感觉到自己所处的世界并不会按照自己的理解与心意运行，这个世界分明就是台巨型的官僚机器，“信息过载”，结构复杂，多套科技系统环环相扣，实则脆弱无比，崩溃只需要短短一瞬，就好比1965年美国东北部的大停电或1979年三哩岛核泄漏事故。

对于消费主义和现代大众文化看上去最有道理的辩护，就是此两者将此前唯有有钱人才能享有的种种选择开放给了每一个人。“新社会之所以是大众社会，”爱德华·希尔斯这么写道，“恰恰是因为人口中的大多数都被收编进了社会之中。”民众有史以来头一次从他们“古老的泥巴壳中”破壳而出，并至少拥有了“成为他们所属的社会的正式成员，以及在过人过的日子的同时践行一些特定的文化品位的可能性”。

由消费者所构成的社会对于选择的定义并非择取其一、放弃其余的自由，而是统统都要的自由。“选择自由”意味着“保留选择的可能性”，而“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样子”这一理念尽管还保留了一些以前的“唯才是举”的味道，但已经开始更多地意味着人的身份认同可以像衣服一样轻易地穿上和脱下。

在理想情况下，人对于友人、爱人、工作的选择都应当可以随时取消：这便是各种消费品所宣扬的对于美好生活开放而新颖的构想，消费者于是便沉浸于自己拥有无限可能性的景象之中。

一旦选择与承诺或后果不再相关——就比如在过去，做爱作为一种选择就会带来重大的“后果”，尤其是对女性而言——那么做出这类选择实质上也就跟放弃选择权没什么分别了。

要是选择不再带来改变，要是选择不再影响事情发展的轨迹，要是选择不再推动一连串不可逆转的事件的发生，这种选择也就成了一种对它所宣扬的自由的否认，自由也就沦为了在品牌甲和品牌乙、在彼此之间大差不差的爱人、在诸多工作或邻居的选项中做出选择的自由。

03

自恋是自我的丧失

所有这些变化催生出了一种新型的自我。一些人会用自私自利、享乐主义、好斗还有“无法无天”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它，而另一些人则会拿出乐于合作、“自我实现”以及开明这样的词汇来应对。

从现状来看，事实应该已经很清楚了，这两派人的形容都没能切中这种大行其道的自我的要害。前面一派人只将消费主义看作一张通往自我放逐之路的入场券，他们对于“拜金主义”以及“物”欲大加鞭挞，但却忽视了与消费相关的文化更加润物细无声的效力。

这种文化消解了，而远非加强了，实物的世界，并代之以一个模糊的图像的世界，于是自我与外界之间的边界便消弭于无形了。另一派人会说，尽管民主化的文化也许会冒犯到那些“公共秩序与高雅文化的卫道士”——这是西奥多·罗斯扎克的原话——但却给了普通民众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拥有更多“选项”的机会。

《阿诺拉》

这场争论的正反两方既没有停下来先问上一句这些选项是不是真的就不会带来任何具有持续效力的后果，也没有对那种将民主在事实上简化成为某种消费喜好的观念，或者将自我与扮演各种角色乃至拥有无穷无尽的身份选项混为一谈的做法提出任何质疑。

自恋意味着的是自我的丧失，而非自以为是，描述的是一种处于崩溃以及内在空虚感的威胁之下的自我。为了避免混淆，也许我还是应该把我之前所说的自恋的文化改作生存主义的文化——至少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为好。

对于那些处在极端逆境之中的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也都已经沾染上了挣扎求存的色彩。对于特定对象的漠然、在情绪上对其他人的回避、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决心——所有这些自我情绪管理的手段必然会在极端的条件下被执行至极端，而在这个被认为是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官僚化的社会里，这种情绪管理的手段则在以一种更为温吞的形态塑造着普通人的生活。

当人要去面对的是一个显然危机重重且难以掌控的环境时，人就会转而去寻求对其自身的掌控。当精神卫生从业者这样的人都不再去强调自我觉察，反而去强调“承受”与改变自身行为时，普通人当下也只能在这些人所构成的精密的医疗网络的协助下，去试图理解那些有关自我的技术问题。毕竟从表面上来看，这是避免自我崩溃的唯一办法。

很多人原先对人类被机器所奴役的恐惧，现在业已让位给了一种希冀——他们希冀能够让自身变成某种机器，继而让自己的精神境界“超越自由与尊严”。

点击图片，购买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