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兽行实录：老师携8名学生转移，女生被拖进屋遭轮流玷污

1938年7月初，安徽怀宁。

大雨已经下了整整两天，泥泞的乡间小路上，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带着八个年轻人艰难前行。他们每个人背上都背着一个大竹筐，筐上盖着破旧的雨衣，里面装的不是什么值钱物件，而是一摞摞被小心包裹的书。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知道，书比命贵。

带队的老师姓陈，是安庆一所中学的国文教员。日军的炮火把学校炸成废墟之后，他带着剩下的学生一路向西转移。这些学生里最小的十五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九岁，四个男生、三个女生，还有一个女生的妹妹——一个才十二岁的小姑娘，因为家里人都死在轰炸里，陈老师实在不忍心丢下她。

他们从安庆出发，原本计划走到武汉，那里有大后方的临时学校。但战火烧得太快，武汉会战已经打响，往西的路被彻底堵死。陈老师只好带着学生们折向北走，希望能找到北上的新四军或者国军部队，把学生安全送出去。

“老师，前面有个村子！”

一个男生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指着前方隐约可见的几间土房。陈老师眯着眼睛看了看，心里沉了一下。这个村子太安静了，安静得不正常。没有狗叫，没有炊烟，连雨水打在屋顶上的声音都显得空洞洞的。

他让学生们在村外等着，自己先进去察看。推开第一间院门，他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院子里横七竖八躺着几具尸体，雨水把他们身上的血冲得到处都是，泥地被染成了暗红色。一个妇女倒在门槛上，手还保持着向外爬的姿势，背上被刺刀捅了好几个窟窿。屋里的老人和孩子也没能幸免，最小的那个婴儿被扔在墙角，早已没了气息。

陈老师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肉里。但他没有哭，也没有吐，因为他已经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了。

从南京陷落开始，他带着学生一路逃亡，见过被烧成白地的村庄，见过被吊在树上的村民，见过被扔进井里的女人。每一次，他都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因为身后还有这些孩子。

他把学生们叫进村子，指了指地上的尸体，没有说话。学生们都沉默了，那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捂住了嘴，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把乡亲们埋了吧。”

陈老师只说了这一句话，就从一间坍塌的破屋里找出几把锄头和铁镐。一群读书人，平时拿惯了毛笔的手握着粗糙的农具，在村口的空地上开始挖坑。雨还在下，泥土又湿又重，每一锹下去都要费很大力气。但没有一个人喊累，也没有一个人停下。

他们用了整整两个时辰，才挖出一个能容纳十几具尸体的土坑。陈老师带头把村民的遗体一具一具抬进坑里，尽量让他们的身体摆正，用手把脸上的血污擦干净。没有棺木，没有香烛，没有纸钱，甚至连一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只能用一块破木板插在土堆上，陈老师掏出随身带的毛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下：高庄遇难乡亲之墓。

做完这一切，天已经快黑了。雨倒是停了，但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怎么也散不掉。陈老师决定在村里住一晚，明天一早继续赶路。他们找了一间还算完整的屋子，点上从废墟里翻出来的半截蜡烛，围坐在一起。

没有人说话。那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缩在姐姐怀里，小声地抽泣着。陈老师叹了口气，从筐里拿出一本书，翻开已经有些潮湿的书页，开始低声诵读。那是一本《诗经》，他念的是《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那个死寂的村庄里，却像是一点点火苗。学生们渐渐安静下来，几个男生跟着他一起背，连那个哭泣的小姑娘也抬起了头。

他们不知道，就在几百米外的树林里，两双阴冷的眼睛正死死盯着这间亮着烛光的屋子。

那两个藏在暗处的日本兵，一个叫川口，一个叫上岛。

他们是日军驻安庆守备队的士兵，当天下午跟着大尉秋山太郎出来执行所谓的“扫荡”任务。说是扫荡，其实就是杀人放火。他们从一个村子烧到另一个村子，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临了还要放一把火，把整个村子烧得干干净净。

高庄是他们那天扫荡的第四个村子。秋山太郎带着主力部队杀完人就走了，留下川口和上岛在附近搜索有没有活口。结果活口没找到，倒是等来了这群送葬的师生。

“读书人。”川口舔了舔嘴唇，压低声音说，“你去报告秋山大尉，我在这里盯着。”

上岛点了点头，猫着腰退出树林，朝据点方向飞奔而去。川口继续趴在湿漉漉的草丛里，看着那间破屋里透出的微弱烛光，心里盘算着等会儿要怎么邀功。

在日军内部，抓到“读书人”是一项不小的功劳。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难对付的群体——会写文章鼓动抗日，会组织民众抵抗，甚至会联络军队传递情报。日军高层曾不止一次下过命令，要求对待“文化分子”格杀勿论。

川口心里想的是，等秋山大尉来了，把这些人抓回去审问，说不定能挖出什么情报，到时候自己也能分一杯功劳。

他当然不会想到，秋山太郎对情报根本不感兴趣。

大约半个时辰后，秋山太郎带着一队日本兵悄悄摸到了高庄村口。他骑在一匹缴获的中国军马上，军刀挂在腰间，皮靴擦得锃亮。这个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大尉，有一张斯文白净的脸，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确实像个读过书的人。但就是这副皮囊之下，藏着一颗比野兽还要残忍的心。

“几个人？”秋山跳下马，问川口。

“九个，一个老师，八个学生，其中有四个是女的。”川口特意强调了“女的”两个字。

秋山的眼睛亮了。他太清楚部下们需要什么了。连续几天的扫荡，士兵们虽然杀了不少人，但精神上的“慰藉”还不够。几个年轻的女学生，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奖品”。

“包围那间屋子，尽量不要开枪。”秋山下了命令，“我要活的。”

十几个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无声息地向那间亮着烛光的屋子围了过去。他们受过专业训练，脚步轻得像猫，呼吸都压得极低。屋子里的师生对此毫无察觉，陈老师还在低声给学生讲《诗经》里的句子。

变故就发生在一瞬间。

一个男生起身出门上厕所，刚推开木门，就看见一个日本兵正端着枪蹲在墙角。那个男生的反应极快——他没有逃跑，也没有求饶，而是用尽全身力气朝屋里大喊了一声：

“鬼子来了！”

枪声几乎是和他喊声同时响起的。川口扣动了扳机，那个男生的胸口炸开一朵血花，身体向后仰倒，摔进了屋里。

屋里的气氛瞬间炸裂。

几个女生尖叫起来，陈老师一把掀翻了桌子挡在门口，同时从衣兜里掏出了一样东西——一把勃朗宁手枪。

这把枪的来历，后来在敬木宏一的回忆录里有所交代。陈老师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国文教员，他是安庆地下抗日救国会的重要成员，负责将沦陷区的文化资料和进步书籍转移到后方。这把枪是组织上配给他防身用的，他从来没有用过，但一直贴身藏着。

现在，他毫不犹豫地开了枪。

门缝里挤进来一个日本兵的身影，陈老师抬手就是一枪，正中那名日军的胸口。子弹穿过心脏，那名日本兵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倒了下去。

这是那天夜里，师生们唯一的战果。

秋山太郎看到自己的部下被击毙，脸上的表情从兴奋变成了阴鸷。他举起手，制止了想要冲进去扫射的士兵。

“扔烟雾弹。”他说。

两枚烟雾弹从窗户扔了进去，浓烈的白烟迅速弥漫了整个屋子。刺鼻的化学气味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喉咙像被火烧一样疼。学生们拼命咳嗽，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很快就失去了反抗能力。

几个日本兵趁机踹开门冲了进去，把师生们一个一个拖出来。陈老师还想举枪射击，但眼睛被烟雾熏得根本看不清，一个日本兵用枪托狠狠砸在他手腕上，那把勃朗宁手枪掉在地上，被一脚踢飞。

不到三分钟，所有人都被拖出了屋子。四个男生被反绑着按在地上，三个女生和那个小姑娘挤在一起瑟瑟发抖，陈老师双手被捆在身后，眼镜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掉了，半边脸上全是血。

秋山太郎慢悠悠地走过来，拿出手电筒，挨个照过每一个人的脸。照到几个女学生时，他多停了几秒，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表情。

陈老师看到这个笑容，心沉到了谷底。他知道，今天恐怕凶多吉少了。

但他还是想试一试。

“阁下。”陈老师开口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语气不卑不亢，“我看阁下在参军前也是知书达礼的君子，我们同样是读书人，虽不同国籍，但该有的素养应该不至于让阁下为难这群学生吧。”

他说这话的时候，特意用了“阁下”这个称谓，还夹杂着一些旧式文人之间的客套用语。他在赌——赌眼前这个日本军官至少还保留着一丝读书人的底线。

秋山太郎听懂了。他在士官学校学过中文，对这种带着文雅气质的表达方式并不陌生。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地上的陈老师，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中国人都觉得荒唐到极点的话：

“如果你们中国人不抵抗，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死去。你们的文化和学校也会保存下来，和我们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难道不好吗？”

大东亚共荣圈。

这个在日本宣传机器里被反复使用的词，在那个年代传遍了中国沦陷区的每一个角落。他们说，这是要让亚洲各国在日本的主导下共同繁荣；他们说，这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亚洲秩序；他们说，中国人应该欢迎日本军队的到来。

但在经历了南京大屠杀之后，在亲眼看着一个个村庄被烧成灰烬、一座座学校被炸成废墟之后，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相信这套说辞。

学生们听到秋山的话，虽然手脚都被捆着，但眼神里的鄙夷和不屑藏都藏不住。那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甚至小声嘟囔了一句：“骗子。”

秋山的脸色变了。

陈老师知道自己赌输了。眼前这个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文绉绉的日本军官，骨子里就是一个被侵略主义洗脑的恶魔。他叹了口气，换了一种方式——他不再试图唤回对方的良知，而是试图用最卑微的姿态换学生一条生路。

“如果贵军骨子里真那么残忍好杀，那就杀我一人吧。”陈老师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恳切，“请求阁下不要伤害这些年轻的学子。他们有的才十几岁，什么都不懂。你们要杀，就杀我这个当老师的。”

这是一个中国读书人最后的挣扎。他在用自己的一条命，去赌对方也许还剩下的最后一丝人性。

他错了。

秋山太郎冷冷地看着他，说出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我的部下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今天无论如何，你的学生们都得‘慰问’他们。”

他把“慰问”这两个字咬得特别重，重到在场的所有人都听懂了其中的含义。

陈老师的脸一下子白了。

秋山挥了挥手，几个日本兵立刻朝三名女学生走去。但他们刚伸出手，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四个被反绑着双手的男生，几乎是同时从地上弹了起来，用自己的身体组成了一道人墙，死死挡在女生前面。

他们的手被绑着，就用肩膀去撞；他们的腿还能动，就用身体去堵。一个男生扯着嗓子喊了出来，声音大得几乎撕裂了声带：

“我辈永远不会向侵略者低头！”

这句话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却像一把刀子一样扎进了秋山太郎心里最脆弱的地方。他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眼神——不屈的眼神。被占领区的老百姓可以跪地求饶，可以哭天喊地，可以瑟瑟发抖，但唯独不能用这种眼神看着他。

这种眼神让他感到恐惧，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屈服过。

他拔出了军刀。

刀锋在月光下闪着寒光，那个喊话的男生还没反应过来，刀已经划过了他的喉咙。鲜血喷涌而出，男生的身体晃了两下，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即便是在倒下的那一刻，他的眼睛还是死死地盯着秋山，嘴唇一张一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另外三个男生看到同伴倒下，眼睛瞬间红了。他们几乎是同时从地上挣扎起来，像三头被激怒的野兽一样朝秋山撞过去。没有武器，没有技巧，就是用身体硬撞，用脑袋硬顶，用绑着的手硬砸。

但几个读书的学生，怎么可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的对手？几个日本兵端起刺刀，几乎同时刺穿了他们的身体。三个男生的动作定格在半空中，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然后一个个软软地滑落在地。

四具尸体，横在女生面前。

前后不到三十秒，四个鲜活的生命就变成了四具尸体。那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这声尖叫在寂静的村庄里传出去很远很远，惊起了村外树上的几只乌鸦。

但没有人会来救他们。

陈老师跪在地上，看着四个学生的尸体，浑身都在发抖。他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面前的泥土里。这四个男生里面，最大的那个才十九岁，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写得一手好文章，陈老师一直觉得他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最小的那个才十五岁，瘦得跟豆芽菜似的，一路上发烧了好几次，每次都是陈老师背着他走。

现在他们全死了。

秋山太郎面无表情地擦了擦刀上的血，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书。他从地上捡起一本被雨水浸湿的书，翻了几页，不屑地哼了一声，随手扔进了屋里。接着，他命令部下把所有的书都翻出来，一本一本扔进那间亮着烛光的屋子。

那些都是陈老师和学生们一路上拼了命保护的书。有《诗经》《楚辞》《论语》《孟子》，有鲁迅的杂文集和茅盾的小说，还有几本从学校图书馆里抢出来的线装古籍。每一本都代表着一颗文明的火种，每一本都凝聚着无数先人的心血。

现在它们被扔在地上，被皮靴踩过，被扔进火堆。

火苗从书本的边角开始蔓延，纸张被烤得卷曲，上面的文字在火焰中一点点消失。陈老师看着那些燃烧的书页，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他不再用恭敬的语气说话，而是直接骂出了声：

“禽兽不如！”

这四个字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血和泪。秋山太郎转过身来，看着跪在地上怒视自己的陈老师，表情里非但没有愤怒，反而有了一种变态的满足感。他走到陈老师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说出了一句后来被敬木宏一原样记录在回忆录里的话：

“你既然骂我是禽兽，那我就更禽兽一点。”

他转过身，对着那几个按住女学生的士兵挥了挥手。

“把她们带进屋里去。”

那间还点着半截蜡烛的破屋，在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之后，将永远无法被任何人忘记。

三个女学生被拖进了屋子。那个十二岁的小姑娘被一名士兵从姐姐身边拽开，哭得撕心裂肺，用指甲去抓那个士兵的脸，被一巴掌扇倒在地。陈老师拼命挣扎，想要冲进屋里，几个日本兵用枪托砸断了他的腿，把他按在地上，脸贴着泥地，强迫他朝着屋门的方向趴着。

秋山走到他身边，蹲下来，用一种像是在闲聊的语气说：“你看着。”

屋门敞开着，里面的烛光把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三个女生被按在墙角，她们的哭声、叫喊声混在一起，穿透了雨后湿冷的空气，传遍了整个死寂的村庄。陈老师趴在地上，脸埋在泥里，眼泪把身下的土地都浸湿了。他不忍心看，但日本兵踩着他的头强迫他抬起眼睛。

里面的哭喊声每持续一秒，对陈老师来说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突然，一声更加凄厉的尖叫从屋里传出来。然后是一个日本兵的惨叫声——那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在极端的疼痛和恐惧中，拼尽全身力气咬住了一个日本兵的耳朵。她咬得那么狠，以至于那个日本兵嚎叫着从屋里滚了出来，半边脸上全是血，耳朵几乎被整个撕下来，只剩下一小块皮肤连着。

屋里暂时安静了一瞬。小姑娘满嘴是血，被扇倒在地，但她的眼睛里没有一滴眼泪，只有一种超越了年龄的、灼热的恨意。

那个被咬伤的日本兵暴跳如雷，端着刺刀就要冲进屋里把她捅死。秋山太郎伸手拦住了他。

“等等。”他说。

那个士兵以为长官要救这个小姑娘，不满地瞪大了眼睛。但秋山接下去说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打了个寒颤。

“我来。”

他从腰间拔出那把刚刚砍杀了男学生的军刀，走到小姑娘面前。小姑娘被他掐着脖子按在地上，衣襟散乱，浑身颤抖，但她的嘴唇死死抿着，像是一个字也不想在这些魔鬼面前多说。

秋山俯下身，用一种阴恻恻的声音说：“伤害皇军，是要付出代价的。”

然后，他举起了军刀。

在场的中国人都闭上了眼睛。陈老师拼尽最后的力气把脸转向一边，不忍心看。但他听到了——先是小姑娘一声极度痛苦的惨叫，然后是刀锋划过皮肉的声音，最后是什么东西重重落地的闷响。

当他再次转过头时，小姑娘已经昏厥过去，胸前一片血红。秋山拿着刀，站在她身边，像是在欣赏自己的“作品”。

那个画面，敬木宏一在战后回忆录里写了下来。他写道，当时自己站在屋外，透过门缝看到了这一幕，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即便是在战场上已经见过无数杀戮的他，那一刻也感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人性可以堕落到如此地步的恐惧。

但秋山太郎没有任何不适。他擦干净刀上的血，重新插回刀鞘，就像刚刚只是切了一块猪肉一样自然。

陈老师终于崩溃了。

他爆发出了一种超越了生理极限的力量。双腿已经断了，被捆着的双手不知怎么挣脱了绳索，他从地上弹了起来——不是站起来，而是整个人像一头野兽一样扑了过去。他撞倒了踩在自己背上的日本兵，从地上抄起一把散落的刺刀，踉跄着朝秋山太郎扎过去。

他的动作太慢了，断了腿的身体根本做不出标准的刺杀动作。秋山只是侧身一闪就躲开了，顺势抽出腰间的手枪，对准陈老师的胸口连开了三枪。

砰。砰。砰。

三声枪响在寂静的村庄里传出去很远。陈老师的身体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向后踉跄了两步，鲜血从胸口的三个弹孔里同时涌出来。他的腿再也撑不住了，整个人朝后倒下去。

但就在倒下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动作——他的双臂向两侧张开，用尽最后的力气维持着这个姿势，让自己的身体倒在三个女学生前面。

他死的时候，还是挡在学生前面。哪怕这具身体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但它仍然是一道屏障。

敬木宏一在回忆录里写下了这个细节。他说，那个老师倒下的时候，秋山的表情第一次出现了一瞬间的僵硬。也许在那一刻，他被某种他无法理解的东西刺了一下——那是一种超越了死亡、超越了暴力的力量，一种他永远也无法拥有的东西。

但那种僵硬只持续了不到一秒钟。秋山很快恢复了常态，看都没看陈老师的尸体一眼，重新走进屋里。他对着那两个还在痛哭的女学生，又一次拔出了军刀。

就在这个时候，村外突然响起了枪声。

密集的枪声。不是零星的步枪射击，而是机关枪的扫射声。秋山太郎猛地转过身，脸上的表情从残暴变成了惊愕。

有军队在朝村子开火。

那天夜里，向北五十里外的一条乡间小路上，一支新四军的小分队正在急行军。

他们隶属于新四军第四支队，奉命北上支援苏北抗日根据地。带队的是营长罗应怀，一个身材魁梧的湖南汉子，参加过长征，打过大大小小几十场仗，在死人堆里爬出来不知道多少次。

部队已经连续行军两天两夜，人困马乏。罗应怀正打算找个地方宿营休息，突然，一名侦察员从前方跑回来报告，说东南方向听到了枪声。

罗应怀立刻让部队停下来，侧耳细听。夜风里隐约传来零星枪响，接着是一声接一声的尖叫——女人的尖叫。

所有战士的脸色都变了。

“那边是不是有个村子？”罗应怀问侦察员。

“高庄，不到三里地。”

罗应怀没有犹豫。三里的距离，以他们急行军的速度，不到十分钟就能到。他当即下令：全体轻装，跑步前进，目标高庄。

新四军战士们在泥泞的小路上跑了起来。他们都是经历过无数次战斗的老兵，知道枪声加女人的哭喊声意味着什么。有的人一边跑一边上好了刺刀，有的人从背上卸下了缴获的机关枪，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杀气。

接近高庄时，罗应怀先派两个侦察兵摸过去解决哨兵。那两名放哨的日本兵正倚在树根上抽烟，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人从这个方向摸过来。新四军侦察兵从背后接近，一手捂嘴，一手用刺刀抹喉，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两个哨兵，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侦察兵回来说，村里有一队日军，大概十几个人，正在一间亮着灯的屋子里行凶。村里到处都是尸体，惨不忍睹。

罗应怀的眼睛红了。他咬了咬牙，对战士们说：“一个不留。”

新四军悄无声息地摸进村子，借助断壁残垣做掩体，逐步向那间亮灯的屋子靠近。直到距离不到五十米的时候，一个日本兵从屋里走出来透气，借着月光看见了正在朝他们逼近的中国士兵。

“敌袭！”

那名日本兵刚喊出声，就被一梭子子弹打倒在地。枪声在寂静的村子里炸开了锅，屋子里和院子里歇着的日本兵手忙脚乱地抓起武器还击。

但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刚才一直在杀人放火，有人在烤猪肉，有人在抽缴获的中国烟，有人刚在女学生身上发泄完还处于慵懒状态。现在突然遭到正规部队的突袭，反应慢了不止一拍。

秋山太郎从屋里冲出来，一手提着裤子，一手举着手枪。他刚打了两枪就被压制在墙后动弹不得。新四军的机关枪架在村口的矮墙上，把整个院子封得死死的，谁露头就打谁。

那些刚才还耀武扬威的日本兵，此刻完全变成了没头的苍蝇。有的躲在墙后瑟瑟发抖，有的想往村外跑却被打倒，有的甚至连枪都没摸到就被刺刀捅穿。前后不到二十分钟，十几名日本兵就倒下了一大半。

只有秋山太郎和另外两个士兵趁乱从屋后翻墙跑了。他们慌不择路地钻进了村外的玉米地，在泥地里连滚带爬，才算捡回一条命。

罗应怀带人冲进那间屋子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场景。

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几具尸体。四个男学生倒在门前，身上全是刺刀捅的窟窿。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倒在屋子中间，胸口有三个弹孔，双臂张开，保持着护住身后什么东西的姿势。在他的手臂所指的方向，三个女学生蜷缩在墙角——一个昏厥过去，满身是血，胸口有一道触目惊心的刀伤；另外两个也已经气息奄奄，身上的衣服几乎没有完整的。

战士们都沉默了。

罗应怀蹲下身，探了探那个昏厥过去的女生脖颈——还好，还有微弱的脉搏。他立刻叫来卫生员紧急包扎，又指挥战士们把另外两名女生也抬出去救治。

“营长，这边还有一个。”一个战士从屋角翻出一堆被烧得只剩一半的书本，书页上沾满了血和泥巴。

罗应怀看着那些残破的书页，再看看地上那个张开双臂的老师，突然明白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他脱下自己的军帽，对着陈老师的尸体深深鞠了一躬。

“把这位老师和学生都好好安葬。”他对战士们说，“按我们的规矩，鸣枪致哀。”

第二天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高庄的时候，村口多了两座新坟。一座大坟里埋葬着陈老师和四个男学生，一座小坟里埋葬着那些被杀害的村民。坟前没有墓碑，只有一个用刺刀刻在木板上的名字——陈济民。

那三名女学生在野战医院里接受了紧急治疗。最严重的那个小姑娘——那个咬掉日本兵耳朵后惨遭割乳的女孩，在昏迷了两天两夜之后，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醒来的第一句话，她问：“老师呢？”

没有人回答。

三个女生沉默了很久。然后那个姑娘哭了，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无声的、浑身颤抖的哭泣。哭着哭着，她突然抬起头，用一种异常平静的声音问罗应怀：

“你们还招兵吗？”

罗应怀愣了一下：“你伤还没好——”

“好了我就参军。”她说，“我要杀鬼子。”

另外两个女生几乎是同时说出了同样的话。

伤愈之后，她们三个人全部加入了新四军，跟随部队一路北上。那个咬掉敌人耳朵的小姑娘被分配到了战地医院，但她坚持要学打枪，一有空就找战士教她。三个月后，她已经能在一百米外打中靶心。

有人问她怕不怕死，她摸了摸胸口那道已经结了疤的伤，说：“我早就死过一次了。”

秋山太郎在玉米地里爬了一夜，天亮后才找到大路，狼狈不堪地逃回了安庆据点。他赤着脚，军靴在翻墙逃跑时掉了一只，军装上全是泥巴和草屑，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也不知道丢在了哪里。据点的哨兵差点没认出他来。

部下折损大半，任务没有完成，自己还差点死在一群新四军手里——这一切让他暴跳如雷。更让他耿耿于怀的是，那个老师倒下去之前的眼神，那些学生撞过来时喊出的“我辈绝不向侵略者低头”，那个小姑娘咬住耳朵时满嘴是血的画面，像一根根刺一样扎在他的记忆里，怎么拔也拔不掉。

他把这些愤怒都发泄在了无辜的中国平民身上。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带着部队在怀宁一带连续扫荡，烧毁村庄、屠杀村民、强暴妇女，变本加厉地制造恐怖。敬木宏一的回忆录里记载，有一次秋山在一天之内烧了六个村子，杀了四十多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还把那天的“战绩”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旁边画了一个表示满意的圆圈。

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他要超过他的同学田中军吉——那个在南京用军刀砍下三百多颗人头的刽子手。他用杀人的数字来衡量自己的“荣誉”，用无辜者的鲜血来装点自己的军旅生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秋山太郎蹲在安庆的据点里，听到广播里传来天皇宣读投降诏书的声音。他没有像有些军官那样切腹自尽，也没有像有些士兵那样嚎啕大哭，而是迅速冷静下来，开始筹划逃跑路线。

他知道自己手上沾了太多中国人的血，留下来审判必死无疑。他烧掉了所有能够证明自己身份和罪行的文件，换上便装，混进了日本侨民撤退的人群里，从上海登船回了日本。

回到日本后，他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定居下来，娶了当地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女儿，生了两个孩子，过上了寻常百姓的日子。他种地、赶集、喝酒，跟邻居聊天时总是笑眯眯的，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戴着金丝眼镜的斯文男人，在中国曾经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偶尔会梦到那个张开双臂倒下去的老师。老师的眼睛睁着，盯着他，不说话。他每次都会从梦中惊醒，浑身冷汗，然后端起手边的清酒猛灌几口。

他安慰自己：那些事情都过去了，没有人会知道的，只要在这个小村子里老老实实待着，过个十年八年，就彻底安全了。

他低估了中国人的执着。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在东京审判甲级战犯。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了对乙、丙级战犯的追查和审判。调查人员从大量的日军档案、战俘口供和幸存者证词中，整理出了一份又一份战犯名单。秋山太郎的名字，就在其中。

根据敬木宏一的回忆录交代，他的日记在战后被中国调查人员发现，里面详细记录了秋山太郎指挥扫荡的时间、地点和杀害人数。这些记录和幸存的证人证词互相印证，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1947年秋天，秋山太郎正在自家菜地里收萝卜，几个穿着西装的日本警察带着两个美国人出现在他面前。美国人亮出了盟军最高司令部的逮捕令。

秋山手里的萝卜掉在地上，摔成了两截。

他被逮捕的消息在那个小山村里引起了轰动。邻居们目瞪口呆，谁也没想到这个待人客气的“秋山先生”居然是个战犯。他的妻子哭天抢地，两个孩子抱着他的腿不肯松手。秋山在被押走时回头对妻子说了一句话：

“我很快就回来。”

他大概以为自己最多被审问几天就能放回来。毕竟战争都结束两年了，谁还会揪着几年前的事情不放？他打过仗，杀过人，但那都是战争行为，谁能说得清楚哪一次是合法的、哪一次是犯罪呢？

他把中国人的记忆想得太短了。

1948年，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开庭审理秋山太郎战争罪行一案。法庭上，检方提交了大量证据：从日本战俘营里找到的秋山的作战日记、敬木宏一的回忆录摘抄、从日军档案里翻出的扫荡记录，还有多名幸存者的证词。其中一名证人，就是当年在高庄惨案中幸存下来的女生——那个当年才十二岁的小姑娘，如今已经是一名新四军老兵。她穿着洗得有些褪色的军装，站在证人席上，用平静而有力的声音，一件一件讲述了那晚发生的事。

她说得很慢，很详细，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陈老师是怎么被枪杀的，四个男生是怎么用身体挡住女生去路的，自己的同伴是怎么被拖进屋子、又是怎么被割下乳房的。

法庭上一片死寂。很多人听着听着就开始流泪，几位法官的手都在发抖。秋山太郎坐在被告席上，面如死灰。

最终的判决没有任何悬念。

1948年10月，秋山太郎在南京被执行枪决。和他一同被处决的，还有他的老同学田中军吉——那个在南京杀了几百人、和秋山曾经互相比赛“战绩”的刽子手。

行刑那天，南京的天气阴沉沉的。刑场上来了很多人，有些是受害者家属，有些是战犯审判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是自发赶来的老百姓。秋山被押上刑场的时候，两条腿已经软得走不动路，两个法警架着他才拖到了指定位置。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说他想见他的孩子。

没有人回答他。

枪声响起。这个在中国土地上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终于以一种最体面的方式——被法律审判并处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