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见性的“武器化”到“诉求化”：数字义警模型的批判性审视与网暴治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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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暴力治理困境的深层原因，部分源于学界在面对本土实践时，缺乏解释其复杂动机的有效理论工具。本文认为，数字义警（digital vigilantism）模型正是被忽视的理论资源之一。该模型揭示了数字可见性实践的一体两面性：它既可能是旨在执行法外私刑的伤人之“矛”，也可能蕴含着激活国家权力以寻求秩序的“盾”。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其批判性诊断面向，忽视了其建设性潜力。本文旨在对DV模型进行一次功能性挪用，从而发掘并建构“可见性诉求化”这一分析性概念工具，并尝试在数字义警实践中，理清具有惩戒性质的技术暴力与寻求制度介入的正义诉求之间的逻辑界限。基于此，本文对“看见诉求—审慎回应”的居间治理方案及其复杂性进行理论反思。本文旨在为理解本土网络实践的内在逻辑补充认知工具，并为网暴治理提供诉求先行的学理思考。

作者简介

丁依然，北京师范大学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一

引言：网暴治理偏向与

一个被忽视的理论视角

近年来，网络暴力（以下简称“网暴”）事件在中国频发，不仅给个体带来身心创伤，也对社会秩序与公序良俗构成严峻挑战。当前的治理实践与相关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采用“症状管理”模式，即侧重对已发生的失范行为进行事后反应与管控。例如，钟智锦和曾繁旭（2014）对十年网络事件的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往往是在网络舆论升温后，“迫于压力而调整了应对策略”。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对网暴认识的深入，在学术层面，除了对既有网暴事件进行特征与对策总结、识别与规制分析（如李华君，曾留馨，滕姗姗，2017；田圣斌，刘锦，2020），大量研究聚焦于法律规制的完善（敬力嘉，2023；刘艳红，2022，2023）、平台责任的界定与技术治理手段的应用（年度网络内容治理研究课题组等，2024；田圣斌，刘锦，2020；张志安，聂鑫，2022；支振锋，2023；DeCook et al.，2022），以及社会心态的干预和伦理倡导（王静，2022；Alotaibi & Mukred，2022）等方面。虽然已有权威文献倡导应建立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全链闭环治理逻辑（刘艳红，2022，2023），但这种应然呼吁恰恰反证出当前实然的治理实践在动机分析和源头干预环节的薄弱样态。

症状管理模式虽为理解和应对网暴提供重要基础，但也面临着局限。一方面，它在实践中疲于应对“治理标准与当事人主观感受错位”等现实挑战（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2025）；另一方面，现实中的管控措施常常碰壁，可能暗示了治理措施“药不对症”。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思考。

本文认为，陷入症状管理模式的深层原因，部分源于学界在分析本土网暴案例时，存在一定的理论赤字。具体而言，由西方学者提出并发展的“数字义警”（Digital Vigilantism，DV，该术语有时被译为“数字私刑”，后文将具体辨析译法差异）模型，为分析此类现象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该模型关注公民在集体被冒犯后，如何利用数字媒介将可见性武器化以进行报复或寻求正义（Trottier，2017）。由于技术、制度、文化等要素的交缠作用，对DV的研究也日益关注其在重塑国家—公民关系、挑战既有警务与治理模式方面所扮演的复杂角色（Favarel-Garrigues，Tanner & Trottier，2020）。然而，这一理论资源在国内传播学界的引介、讨论和应用尚不充分，本土研究未能与之形成有效的理论对话。

尽管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并尝试运用DV及相关概念，但其探讨路径零散且侧重各异。一部分研究将DV与本土语境中更为人熟知的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相关联。例如，陈秋心（2023）在探讨人肉搜索的语义嬗变时，便将DV作为外部理论参照，指出人肉搜索常被视为DV的一种核心技术手段或行动。另一部分研究则从文化与权力关系入手，将DV理解为一种私刑实践。如蒋晓丽等人（2021）在比较中外案例时，便使用“网络私刑行动”来指代此类现象，并注意到中国实践中“讨公道联盟”的独特文化因素与权力关系。还有学者虽未使用DV标签，但其研究内核已触及DV的核心议题。例如，须大为（2022）对网络道德审判伦理困境的探讨，实际上已经深入到DV执行道德评价与道德惩罚的双重功能；丁依然（2023）则从监视研究的视角，反思了通过社交媒体监控技术赋权大众，以义警式实践获得“观看的正义”的可能性与悖论。此外，亦有学者在网络安全领域，将网络义务警员（cyber-vigilantes）视为一种公民自救和合作的形式（张耀中等，2017）。总体而言，这些零散的探讨或局限于特定案例的描述，或将DV作为既有概念的补充，或对其理论内核与模型的理解存在差异。

这种认知壁垒，部分源于DV的核心概念“vigilantism”常被翻译或理解为“法外私刑”，其理论重心也倾向于批判可见性被武器化的危险后果（Trottier，2017）。这种看似与中国社会情境不相适配的理论内核，可能阻碍了学界深入发掘其更丰富的理论价值。

当然，必须承认，一个新兴的研究脉络已经开始关注中国DV实践的本土特征。例如，已有研究注意到“向机构举报”行为在中国网络集体行动中的显著上升趋势，并将其与平台变迁、国家权力等因素联系起来进行描述性分析（Huang，2021）。此外，亦有研究开始探讨中国数字女性主义实践中网络行动的双刃剑效应（Wang & Whyke，2025）。本文试图在此类描述性工作基础上向前一步，从治理视角对DV模型进行一次功能性挪用，即本文不评判DV模型是否准确地描述中国现实，而是旨在探讨：我们能否从这个以可见性武器化为批判核心的理论模型中，发掘出有助于反思并启发本土治理困境的认知资源？

基于此，本文的核心论点是：DV模型本身揭示了可见性的一体两面，它既表现为具备强制制裁效能的技术操作，也涵盖指向制度干预的战略性诉求。Trottier（2017）等学者的理论工程重心在前者，即将其作为批判性诊断工具，警示可见性武器化的破坏性。本文则旨在发掘其模型中被边缘化的常规正义（即诉诸权力）路径。受中文语境下“义警”译法的启发，本文将这一路径概念化为一种可见性诉求化的逻辑。

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功能性地转换DV模型的批判性诊断视角，将其重构为一个有助于在认知层面区分诉求内核与行为外壳的分析工具。基于此，本文反思了当前症状管理式治理思路的局限性，并探讨潜在调整方向，旨在为复杂的网暴治理难题提供学理层面的支持。

二

DV模型的一体两面：
武器化批判与常规正义路径

本部分旨在对数字义警模型进行学术引介，核心任务是揭示该模型内在的复杂性与张力。文章首先追溯DV模型在监视研究领域的理论渊源；然后分析其以可见性武器化为代表的批判性内核，并结合译法辨析，厘清其法外私刑的本质；最后发掘模型中客观存在但被边缘化的常规正义路径。

DV模型根植于当代监视研究理论谱系中。监控研究的起点通常被锚定在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onism）之上。米歇尔·福柯（1975/2012：235）将其界定为一种“普遍化模式”，其本质是通过权力的微观图示（diagram）来解决生产、疗治或教化等具体的社会管理问题。它广泛弥散在学校、工厂、医院等非国家的微观机构中。在权力运作过程中，监视被形塑成一种“复杂的、自动的和匿名的”权力“金字塔组织”（福柯，1975/2012：200），但不必然呈中心化结构。福柯论述道，“诚然，它的金字塔组织使它有一个‘头’，但是，在这持久连续的领域里产生‘权力’和分配人员的是整个机构”（福柯，1975/2012：200）。因而，在这个层级化网络中，监视压力既是自上而下的，又是“自下而上与横向的”（福柯，1975/2012：200）。通过层级衔接确保观察者自身亦处于被观察的网络之中。该结构使权力完整且连续，最终实现权力运作的匿名化与自动化。

这种非国家垄断的监视底色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实践中亦有明证。18世纪末，边沁针对泰晤士河治安问题所建立的海洋警察系统，本质上是政府特许权与私人商业资本为保护特定贸易财产而达成的制度性合谋。不过，这种基于物理空间与既定契约的公私组合，虽构成监视权力早期非中心化的雏形，但其逻辑仍锚定在固定的机构边界与战略协作内，其非中心化特征很大程度上仍受限于机构围墙、依赖层级传导。

数字时代的特殊性在于，监视逻辑从基于物理建筑的空间规训，演变为基于数据流动的监视组合（surveillant assemblage）。这种演进并非对福柯理念的抛弃，而是将其并入新的技术网络中（Haggerty & Ericson，2000）。监视组合概念认为，曾经各自独立的物理、机构、数字等监视系统在当代走向融合，其运作方式是将人体从物理空间中抽象出来，分解为一系列离散的数据流，然后在不同的虚拟位置上重新组合（Haggerty & Ericson，2000：606）。监控技术的异质组合、统一协作和日常化特征深刻地揭示出，当代监控权力是由国家、商业机构、技术系统和普通公民等多种异质力量拼接而成的一种分布式权力形态（Fuchs & Trottier，2015；Galič，Timan & Koops，2017）。此处的去中心化监控呈现出一种块茎式扩张特征（Haggerty & Ericson，2000）：监控对象是被拆解并重组的数据双身（data doubles），它们可以随时穿过任何障碍并被无限调用；监控主体也从特定观察者扩散至分散、流动的庞大数字公众。监视本身演变为一种随时随地可能爆发的、由算法等技术反馈回路加权扩大的可见性装置。

“可见性”（visibility）概念在此过程中随之演进。在经典监控研究中，可见性是典型的批判性概念，其本质是让个体成为凝视客体的权力配置（福柯，1975/2012）。新兴媒介技术的介入重塑了可见性的权力结构。约翰·汤普森（John B. Thompson）（2005：37）指出，媒介的发展使个体、行动与事件的可见性“脱离了此时此地的空间和时间属性”，并创造出一种去空间化的同时性（de-spatialized simultaneity）。而新媒介具备的即时、远距离、一对多的物理属性，导致“视线扩散”，直接瓦解了封闭式监控逻辑。可见性因而便从单向的规训陷阱，转化为具有转换属性的社会资源。其转换性体现在：它既是管理者的监控手段，也因其不可控的流动性而成为管理者必须面对的政治风险。

基于此，可见性的社会效果呈现出一种深层矛盾性（deep ambivalences）（Brighenti，2010：39），体现为可见性在“承认”这一赋权极点与“控制”这一剥夺权力极点之间的摆动，而各类行动者可在其中采取各异的显性策略（explicit strategy）（Thompson，2005：31）。Koskela（2004）专研可见性在展示主义（exhibitionism）下的赋权（empowering）维度，揭示普通人通过主动袒露私密生活来搅动监控的既定边界，反映出“如何被看见”本身就可作为权力运作形式。更明确的权力逆转体现在，个体并非从监视框架外部寻找政治参与或实现民主权利的途径，而是战术性地挪用数字监视技术的可编辑性、可关联性（Treem & Leonardi，2013）等可供性，使之成为反转凝视方向的“武器”（Thompson，2005：31），从而在公共空间中获得“存在感或承认”（Thompson，2005：49）。

这一变化表明，监控与抗争并非看待可见性的两种互斥视角，而是中介化技术底座上一体两面的产物：可见性在作为规训机制裹挟个体的同时，也因其去空间化的溢出效应，成为个体行动者在权力网络内部可操纵的、用以实现正义诉求的武器化资源。这种以监视反击监视的逻辑，展示了原本以规训效力为终点的监视何以演变为反复摇摆的战略资源的过程，也映射出权力运作中控制与抗争的共生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武器化”并非道德层面的贬义修辞，而是监视研究中的描述性技术术语，用以指代中介化可见性介入现实时的强度与干预效能（Thompson，2005）。它强调的是可见性从被动呈现转化为具备强制力的技术资源这一过程。换言之，无论是个体发起的正义申冤，还是群体发起的社会制裁，只要其依靠策略性生产监视数据来制造强制性的曝光效果，在学理上均属于可见性的武器化实践。

正是在此背景下，DV研究进入概念模型界定阶段。Trottier（2017）系统地界定了当这种新的可见性被公民能动地、攻击性地使用时的特定形态。他指出，寻求正义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动机，应将数字义警视为一种由公众监控发起，串联起平台监管和线上谴责的标准化、非线性互动模式，并强调研究应聚焦于监视组合中多元参与者的复杂诉求、行动及动态关系（见图1）。

数字义警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媒介化监管、信息揭露、媒介化谴责的动态过程模型：在诉求的复杂性上，模型指出DV始于潜伏的媒介化监管状态，其动机深植于公众的道德关切、身份认同及对国家能力的信心之中。在行动逻辑上，它体现为可见性的武器化过程，即通过注视、记录与传播的接力，将数字媒介的可供性转化为对他人的社会性惩罚与羞辱。在诉求层面，该模型强调动机的混合性，指出其不仅是寻求法理正义的工具性行动，更深层交织着道德义愤、娱乐快感（lulz）与文化排斥等复杂的情感与文化诉求。在动态关系上，模型强调非线性的反馈机制，即谴责行动会引发进一步的编辑或解释，这种话语争夺会反向重塑媒体规范与立法等媒介化可见性条件，从而动态地改变未来的监管与行动环境。该模型凸显出，数字义警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社会循环系统，而非一次性的单向打击过程（Trottier，2020）

该模型更重要的价值在于，究其本质，这种以道德关切为表层动机的监视组合实践，通过生产不可控的信息争夺原本由国家垄断的监视与取证职能，从而消解和重构了传统的国家管理边界，导致国家执法与社会监督边界的实质性模糊（Thompson，2005：38，41）。这样，它就构建了一个主要由可见性技术中介的国家—社会权力共谋的新场域。它揭示出，当代权力不再仅存于封闭的科层制内，而是通过“一系列去中心化且难以被完全监控和控制的频道”进行传播与博弈（Thompson，2005：42）。

但Trottier对DV模型的阐释是有偏重的。具体地，Trottier（2017：55-56）将DV系统地概念化为一个过程，即“公民在感知到其他公民的行为引发集体性冒犯后，通过移动设备和社交平台进行协调报复”。这一过程所生产的核心产品，是一种在规模、速度和持久性上都与以往不同的可见性。DV行动的目标是在监视组合协同运作下，通过强制性地、非自愿地曝光个体信息、言行和关系网络，将个体置于公众审视之下，从而对其造成社会性惩罚。Trottier（2017）揭示了可见性被能动地、攻击性地使用时的破坏性，其“武器化”的说法也为DV模型奠定了浓厚的批判基调。

Trottier（2017：55）继续论证，DV是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并行司法形式”。它体现了行动者对正当法律程序的蔑视，是一种以正义之名行使的文化暴力（Trottier，2017：58，61）。公民试图以此“拒斥国家对暴力活动的垄断”，从而在法外空间执行自我想象的正义（Trottier，2017：62）。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DV实践常常出于道德义愤，但不应将其简单地等同为脱离监视架构的民主参与，因为其“义举”的有效性恰恰依赖于对他人隐私、行踪和数据痕迹的精准捕获。这意味着，DV并没有脱离批判框架，而更多地展现大众挪用监控技术，并试图在权力的缝隙中干预社会现实的过程。而Trottier的理论工程的重心，在于批判性地揭示某些DV实践对个体权利、法治秩序和社会信任的潜在破坏力。这可能也是它被用于和网暴、人肉搜索等行为并行讨论的原因（陈秋心，2023；蒋晓丽，李晓蔚，张放，2021）。

DV模型的这种批判内核，也体现在其核心词“vigilantism”的翻译上。从词源来看，《牛津英语词典》将“vigilante”定义为当执法机构被认为不足时，由自发组织的治安委员会所承担的执法行动，并特别指出其常“无法律授权”（without legal author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n.d.）。这一理解得到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哲学的印证。在社会学领域，Johnston（1996：232）将其定义为一种由自主公民发起、具有预谋的暴力或暴力威胁的社会运动，其目的是对违反或潜在违反既定规范的行为作出反应，并通过犯罪控制和社会控制来提供安全保障。国内法学界的讨论中亦指出，此类运动的本质是在曝光目标隐私和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对个体施加“私力制裁”，并可能对法治所强调的无罪推定和正当程序等价值构成冲击（王锡锌，黄雉杰，2024：5）。在政治哲学层面，vigilantism的实践更是触及现代国家构建的根本。汉娜·费尼切尔·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1981：344）指出，正义是连接私人利益和公共原则、赋予公共生活以实质内容与道德严肃性的核心概念，其关键特征在于共同体通过参与式政治行动进行集体决策的潜力。Vigilantism则通过绕开公共领域的集体审议，以私人化的方式执行其所认定的正义，本质上是对正义这一公共属性的私有化，这决定了其法外属性。

综上，“Vigilantism”的内核指向一种绕开公共程序、挑战国家权威、执行私人惩罚的法外行为。因此，将其对应为（法外）私刑，是理解该模型批判性内核的前提。如导言部分所述，国内研究在探讨相关现象时，也采用了“网络私刑行动”等表述（蒋晓丽，李晓蔚，张放，2021）。然而，这个译法也正因为抓住了其武器化或私刑的批判性内核，才同时遮蔽了该模型中的其他维度。

对Trottier文本的细读可以揭示DV模型的复杂性。在定义DV实践的目标时，Trottier（2017：56）明确写道：“这些目标既包括通过警察或其他法律渠道寻求常规正义，也包括非常规正义，如网络骚扰或向目标的工作单位请愿以解雇他们”。这一表述证明，在DV模型的最初设定中，行动者的目标本就包含诉诸国家权力、寻求法内解决的常规正义路径。

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常规正义路径客观存在于模型的描述中，但在Trottier的整体批判性论证中，它却是被边缘化的。其论文的标题、核心概念和主要论述都致力于分析和警示武器化之“矛”的危险性。这条通往常规正义的路径，仅在定义部分被提及，并未被赋予独立的理论地位，其内在逻辑、发生条件和功能价值也未得到充分阐释。这便成为本文的理论入口。

三

可见性诉求化：一个分析性

概念工具的建构尝试

本部分旨在发掘DV模型中被压抑的建设性潜力。论述遵循以下路径：从启发式概念“义警”出发，正式建构“可见性诉求化”这一核心概念；然后通过与本土经验研究对话，论证该概念的有效性；最后深入探讨可见性武器化与诉求化在现实中的“缠绕”形态，明确后者作为分析工具的界限与价值。

重构的起点，可以从具有启发性的概念“义警”开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启发式（heuristic）思维常与系统性（systematic）或算法式（algorithmic）思维相对。后者追求严密逻辑、全面覆盖和唯一正确答案；而启发式思维则是一种探索性的认知脚手架，它不求对现实进行精确无误的描绘，而旨在通过聚焦少数关键信息、塑造有力概念，在复杂且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出高效且足够准确的决策（Gigerenzer & Gaissmaier，2011）。例如，“官僚制”的理想类型在现实中并没有纯粹形态，但它作为概念工具，却能帮助我们有效地衡量和分析现实世界中各种组织的科层化程度（Weber，1978）。

同理，“义警”在此处也被用作启发式概念。如前所述，“法外私刑”是vigilantism在学术上比较准确的翻译。但类似译法或概念遮蔽了本土实践中独特的正当性动机与国家指向，而“义警”则可直观地凸显“义”（正当性）与“警”（国家指向）这两个关键维度。由是，本文从此出发，试图建构一个更严谨的分析性概念工具——可见性诉求化。本文将“可见性诉求化”定义为：

一种基于社交媒体监视技术的正义求索实践。在此实践中，公众策略性地曝光特定内容，其核心目标并非仅是自我赋权或对目标实施法外惩戒，而是利用这种公开曝光产生的制度压力，将议题强制性地推向官方视野，从而促使权力机构介入、调查并做出裁决。

有别于“诉求可见化”所侧重的让既有诉求被看见的传播效果，“可见性诉求化”强调的是一种功能的转化机制，即数字公众将可见性这一媒介可供性，由单纯的信息呈现转化为向公权力施压和求助的诉求工具，这与 Trottier所述的“可见性武器化”在逻辑上构成精准对位。

不仅如此，可见性诉求化与可见性武器化构成了数字时代监控权力实践的一组共生范畴。两者的共性在于，它们都实现了权力博弈从话语说服向技术操作的本质跃迁。传统的舆论研究往往局限于话语层面的观点汇聚和软性的道德引导，而这组范畴则展现出强烈的操作性特征：它们不再仅停留于言说阶段，而是通过对监视数据的战术化生产，强制性地重塑目标的可见状态。这种从“说”到“做”的转向，说明可见性已演变为一种强有力的干预技术。这组范畴不仅展现出监控权力的逆火效应，也揭示了公众如何通过争取可见性的斗争，在严密的网络中开辟出求索正义的路径。

不过，二者在行动指归上有所差异。可见性武器化侧重于采用诸如人肉搜索、线上骚扰等种种“私刑”对他人进行社会性惩罚；而可见性诉求化则侧重于主体的战略性申诉，其内在逻辑是激活权力而非替代权力，其核心目标是导向法内回应而非法外惩罚。可见性诉求化展现出强烈的技术强制力，即通过利用数字媒介的种种可供性抢夺他人的可见性自主权，在公共空间中制造出不可逆的显现效应（阿伦特，1958/2021；Thompson，2005），旨在获得某种存在感或承认，从而倒逼制度介入。

此概念与本土学界关于网络集体行动与舆论监督的讨论具有内在的学理一致性。例如，董天策（2016）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反思中，极具洞见地指出应区分非理性的集群行为与理性的集体行动，强调许多看似混乱的网络聚集实则包含公民维护权益、表达诉求的理性内核（也见董天策，梁辰曦，2020）。在法理层面，亦有研究严谨地辨析网络暴力与舆论监督的边界，批评当前治理中将攻击性言论泛化为网络暴力的倾向，主张在打击违法的暴力时，必须充分保障合法的监督权利（董天策等，2024；董天策，周润哲，伍晨阳，2025）。不过，前人研究侧重于从社会学和法学的宏观视角商讨行为性质与权利边界，从而为网暴中的正当诉求正名。“可见性诉求化”概念则更聚焦于可见性作为权力媒介的运作机制，即试图引入监视研究的微观视角，关注行动者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利用可见性这一技术与社会机制，策略性地激活国家权力。这一概念重构，正是尝试对Trottier（2017）模型中被边缘化的常规正义路径进行中心化、概念化和功能化的理论工作。

“可见性诉求化”与中国网络实践的演变趋势具有高度的经验关联性。Huang（2021）通过对2006年至2018年间1265个案例的数据库分析，揭示中国DV实践在行动策略、诉求理据和平台媒介三个维度上的显著演变。在行动策略上，她发现，尽管人肉搜索和线上骚扰等攻击性手段长期存在，但“向机构举报”自2011年以来显著增加，并逐渐成为一种标准化的行动策略，与此同时，获得机构惩罚的案例比例也随之上升（Huang，2021）。在诉求理据上，DV行动的触发点从早期高度集中的滥用公权力，逐渐扩展到后期对不文明行为和不尊重/侮辱行为的广泛关注（Huang，2021）。在平台媒介上，行动的策源地也从早期的BBS论坛，转向了以微博为代表的、与主流媒体和国家机构联系更紧密的社交媒体平台（Huang，2021）。其中，行动策略与西方社会的差异可能是最显著的，也最能展现出可见性的诉求化潜力。而平台媒介的选择亦反映出公众倾向于靠近公权力解决诉求的偏向。

这些对本土实践的观察揭示了一个深刻悖论：行动者常采取人肉搜索等法外之行，但其最终目标却指向法内之求，即最终诉诸并高度依赖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与裁决。这清晰地揭示了中国数字公众对国家作为最终仲裁者的持续信任与路径依赖。此外，对人肉搜索的早期研究也发现，其行动诉求包含了追求公共正义、进行舆论监督等多重色彩（陈秋心，2023），这与诉求化的动机内核存在重合。这些研究和观察共同佐证了可见性诉求化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具有高度的本土相关性。

但必须指出，在经验现实中，可见性诉求化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存在。更多时候，它与破坏性的武器化行为（如人肉搜索、公开羞辱、网络暴力）高度缠绕、互为表里。在社会理论中，“缠绕”被用来描述两个或多个元素的共构（co-constitutive）状态，它们相互定义、相互依赖、相互强化，以至于在实践中难以被清晰地分割为独立的实体。这一思路最经典的代表是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84）的结构化理论及其结构的二重性概念。他认为，结构既是行动得以发生的媒介，同时也是行动不断被实践的结果。

回到本文语境，强调诉求化内核与武器化行为之间的“缠绕”，正是为了捕捉二者的共构关系。这呼应了中介化可见性具有的显著的“双刃剑”属性（Brighenti，2010：39；Thompson，2005：41），即它在作为公众争取承认与正义的手段时，也因其不可控的扩散潜力而具备损害性。换言之，武器化界定了依托监视数据制造强制性曝光等行动的手段特征，而诉求化界定了通过强制性曝光倒逼制度介入等行动的逻辑目标。由于DV的诉求必须通过这种具备武器强度的能见度才能达成，两者才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难以拆解的状态。因此，本文使用“缠绕”一词，旨在强调这二者并非简单的“善/恶”对立，而是在本土实践中相互纠缠、互为因果。这揭示出网暴治理的真正困境：治理者面对的不是“好/坏”二选一的问题，而往往是好坏交织的棘手现实。

这种缠绕的现实，恰恰凸显了建构诉求化分析性概念的必要性。如果无视缠绕，简单地将所有行为都归为网暴，就极有可能忽略驱动事件发展的核心社会诉求，导致治理失效。反之，如果只看到正当性动机而忽视其武器化的破坏性，则会陷入美化网暴的伦理困境。因此，可见性诉求化这一概念工具的价值，在于它允许我们尝试区分复杂现象中潜在的诉求内核与外显的行为外壳。经过分析性区分，我们有可能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更深入地理解此类现象的生成机制，并为探讨建设性的治理思路奠基。

四

新概念的认知价值：
在“缠绕”中进行分析性区分

本部分旨在进一步阐释可见性诉求化的理论价值。文章首先论证，在缠绕的现实面前，该工具能够提示研究者完成必要的分析性区分工作。其次，文章尝试提出并详细阐释一组有助于进行区分工作的分析性指标，并通过简要的本土案例分析，探索其操作化的可能路径。

为何在承认缠绕的前提下，坚持分析性区分是必要的？本文认为，当前对网暴的研究之所以常陷入症状管理困境，是因为缺乏有效工具来区分其背后的复杂驱动力。而诉求化框架的价值便是启发分析者不再将网暴事件视为铁板一块，而必须进行分析性追问：在这种可见的失范行为背后，是否存在潜在的、驱动性的诉求内核？如果有，它是什么？这样，对行为的规范性评判便转变为对行动的逻辑性诊断，便于研究者把握行动者的动机本质。

为了将这种区分性思维落到实处，本文尝试基于诉求化逻辑的核心要素，提出一组可供讨论的、启发式的分析性指标。这些指标是从可见性诉求化这一传播行动的内在结构中推导而来，分别对应了任何诉求行动都必须包含的四个基本分析维度：诉求的对象、内容、目标和动员过程。研究者可以据此评估诉求内核的相对强度。

指标一是行动目标的指向性，可从诉求的对象体现。即追问集体行动的舆论压力主要指向何方？如前所述，诉求化逻辑的核心在于激活权力，因此，如果舆论“喊话”、信息公开和“@”行为主要指向政府部门、大学或企业管理层等拥有改变权力的靶向机构，并明确要求其调查、回应或采取具体行动，那么可判断事件的诉求属性较强。Huang（2021）的经验研究是这一指标的核心论据，她发现“向机构举报”已成为一种标准化的行动策略。而蒋晓丽等人（2021）提出的“讨公道”的文化内涵本身就隐含了向更高权威寻求最终裁决的意图。放眼更具体的案例，在“铁链女”事件中，尽管伴随着对相关个体的强烈谴责，但公众舆论的核心指向始终是徐州地方乃至更高层级的政府机构，要求其调查真相、追究责任、解救受害者，这便是诉求化逻辑的清晰体现。相反，如果行动从一开始或在发展过程中，主要聚焦于对个体进行持续的、无差别的身份揭露、人格羞辱和社交排斥，而对通过机构性渠道解决问题的兴趣不大，甚至明确排斥官方介入，则其破坏性的武器化属性更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许多事件初期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指向，关键在于分析其主导倾向以及在时间进程中的演变方向。

指标二是核心诉求的性质，可从诉求的内容体现。即追问公众通过集体行动想要表达的核心诉求是什么？诉求化的内核应该是公共性的（董天策，2016），指向公共利益或程序正义，而非纯粹的私人恩怨。米尔斯（Mills，2000）对私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的经典区分，可以为本指标提供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可以论证，诉求化的本质，就是将看似私人的事件成功转化为关乎公共利益的议题的努力。钟智锦与曾繁旭（2014）的研究发现，“每三件网络事件中，就有一件与地区政府有关”，这印证了大量网络事件的诉求内核具有强烈的公共性和政治问责色彩。Huang（2021）的研究在诉求理据维度的发现亦呼应了这一点。进一步而言，如果集体诉求更多地指向公共利益（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制度性弊端（如行业潜规则、监管漏洞）或程序正义问题（如司法不公、信息不透明），即便其表达方式可能激烈甚至失范，但其背后坚实的诉求内核是存在的。例如，在“翟天临不知知网”事件中，尽管攻击性言论不断，但其背后对教育公平和学术诚信的普遍焦虑是驱动事件的核心。这一内核使得该事件的诉求属性远强于那些因情感纠纷而引发的人肉搜索。相反，如果诉求主要围绕私人恩怨（如情感纠纷）、群体间的身份对立（如饭圈冲突）、纯粹的道德审判（如对个人私德的过度挞伐）或商业竞争，那么即便其可能以公共利益为名进行包装，其破坏性的武器化色彩也更为浓厚。须大为（2022）对网络道德审判的分析，亦有助于区分指向公共道德的诉求与指向私人品行的攻击。总之，分析诉求性质需要超越表面口号，深入探究事件的触发点、关键争议和参与者的核心关切。

指标三是对官方介入的反应，可从诉求的目标体现，即追问当靶向机构开始介入后，集体行动的强度和方向是否发生显著变化？这是一个关键。如果舆论强度显著减弱，或主要参与者从攻击个体转向监督官方调查进展、要求信息公开或讨论制度建设，则这种情况较为清晰地表明其行动的核心目标是激活权力以获得法内回应，即诉求属性占主导。例如，在许多备受关注的地方官员腐败案件中，一旦纪委监委宣布立案调查，网络舆论的热度往往会迅速下降，公众进入等待官方调查结论的休眠期，这便是诉求被受理的典型反应。反之，如果集体行动对官方介入、对权威机构的正式结论置若罔闻，依然聚焦于对个体的攻击和私刑式的惩罚，甚至将矛头转向介入的官方机构本身，则表明其法外惩罚的武器化逻辑更为顽固，或者其初始诉求并未得到官方回应或有效处理。孙锦露（2018）对涉警舆情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分析，可作为反向例证：当官方的介入不被信任或被认为是敷衍时，舆论不仅不会平息，反而会愈演愈烈。这恰恰反证了公众的核心期待很大程度上在于有效的官方介入。

指标四是意见领袖与媒介的引导框架，可从诉求的动员过程体现。即追问在事件的演化过程中，网络大V、专业人士、机构媒体甚至平台等具有影响力的行动者是如何对事件进行定性、引导讨论的？是否存在将个体性事件公共化、议题化，并导向理性的政策讨论或制度反思的努力？这种引导行为会增强事件的诉求属性，并为后续的建设性解决提供可能。例如，在一些公共安全事件中，专业媒体或知识型意见领袖会主动撰文，将公众的愤怒情绪引导至对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或监管机制的反思上。相反，如果意见领袖或媒体主要进行情绪动员、制造敌我对立、简化复杂问题、进行污名化攻击或刻意煽动群体冲突，那么他们实际上是在放大武器化的破坏效应，并可能将原本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诉求彻底淹没在非理性狂热之中。陈力丹（2011）和孙燕（2011）关于流言、谣言和情绪在网络环境中流通机制的分析，可以用来解释情绪化动员的传播逻辑，与议题化、诉求化逻辑形成对比。更具体地，杨国斌（2009）在分析中国网络事件时提出的“悲情与戏谑”框架亦有启发。数字义警的动员，有时围绕悲情叙事展开，通过突出受害者的苦难来激发公众的道德义愤与同情。同时，为了在注意力经济中获得竞争优势并规避审查风险，有些严肃诉求又常常需要包裹在戏谑的外衣下，通过“造梗”、讽刺、表情包等形式进行病毒式传播。这无形中使得针对引导框架的分析工作变得更为精细和复杂。总体上，把握主导性的媒介框架，有助于理解事件的性质及其演变轨迹。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这些指标旨在提供一个分析性的光谱，而非定性标签。一个具体的网暴事件，可能在某些指标上显示出强烈的诉求色彩，而在另一些指标上则暴露出强烈的武器化倾向。正是对这种复杂光谱的细致描绘，以及对不同指标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才有助于超越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此认知工具虽不能提供一劳永逸的答案，但它为后续探讨如何采取差异化的、更具针对性的治理策略提供了必要的认知前提。

五

从看见诉求到审慎回应：

治理反思及其复杂性

前文实然层面的理论探讨，必然指向对应然层面治理实践的反思。本部分根据当前治理模式可能存在的“误诊”问题，尝试提出“看见诉求—审慎回应”的治理新思路；并着重分析该思路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复杂条件、可能的策略路径以及潜在风险。

如前所述，当前主流的症状管理治理模式倾向于将由多样诉求和多种武器化形式缠绕的复杂现象，简化为单一的失范行为。由于未能有效识别其背后的诉求内核，管控实践常常碰壁，可能导致治理措施药不对症，甚至加剧矛盾。既有研究亦指出，治理实践中存在将网络暴力概念泛化进而误伤正常舆论监督的风险，并主张通过划定法治边界来实现精准治理（董天策，周润哲，伍晨阳，2025）。本文所倡导的“看见诉求—审慎回应”思路，正是对上述法治原则在治理操作层面的响应与深化。

由于数字义警依靠可见性来生产非正式压力，治理者便可通过程序性的制度设计，将这种自发的技术能量衔接至正式的法治轨道，从而在应对数字化挑战的同时，确保国家能够有效履行公共裁决职能。面对网络暴力与舆论监督在实践中往往联袂而至、模糊难辨的复杂局面，“看见诉求—审慎回应”思路便是引导治理系统对数字化正义诉求进行制度化接纳的核心要件。

然而，必须承认，从看见诉求到有效回应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这正是翟天临等案例所揭示的治理难题：如何回应那些可被诊断出但难以在短期内根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超越程序性套话的“审慎回应”可能是暂时性的解法之一：它不必然要求实质性地解决所有根本问题，但它必须是一套能够传递真诚姿态的行动。其核心在于通过对诉求内核的承认与接纳，在动态互动中主动剥离其破坏性的武器化外壳，从而为精准治理创造条件。结合危机沟通理论，可以从策略、条件和风险三个层面对“审慎回应”的复杂性进行探讨。

首先，在策略层面，审慎回应的核心在于生产一套规范的制度程序，以应对突发压力、维持治理秩序。Coombs（2007）的情境危机沟通理论（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SCCT）指出，面对责任归属明确的危机，采取道歉和补偿等重建型回应是修复信任的关键。同样，威廉·布诺伊特（William Benoit）（1997）的形象修复理论（image repair theory，IRT）也强调纠错行动和致歉的重要性（刘毅涛，章于炎，2020）。这些理论为真诚姿态提供具体的操作路径，例如：（1）反应速度与透明度：在事件爆发初期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公布已知信息，打破信息真空，避免因迟报或瞒报的嫌疑而陷入被动（孙燕，2011）。（2）承认问题：明确承认收到并理解公众的核心关切，对自身在事件中的责任或监管不足之处坦诚以对，避免使用纯粹的官僚语言或推诿责任。（3）行动的可见性：公布具体的、可验证的行动步骤，如暂停相关人员职务、成立独立调查组、对相关产品进行全国性下架和检测等。这些可见的行动比任何空洞的承诺都更有说服力。（4）有效的预期管理：坦诚沟通调查或改进的复杂性和大致时间周期，避免过度承诺，以换取公众的耐心。刘毅涛和章于炎（2020）对新冠肺炎疫情前期湖北官员话语策略的研究便是有力的本土案例，其从初期失败的否认策略到后期转向“致歉+纠错行动”，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形象的过程，正体现了这些策略组合的效果。

其次，这些策略的生效条件是苛刻且高度情境化的。第一，议题的性质至关重要。对于如某官员不当言论、某产品安全技术指标问题等责任主体清晰、有明确客观标准、可通过技术或行政手段改进的议题，审慎回应可能更有效。但对于如教育公平等触及深层社会结构矛盾或意识形态冲突的议题，任何回应都可能被不同立场者作负面解读。第二，回应机构本身的信任基础是决定性因素。Levi和Stoker（2000）指出，政治信任既包含对能力的判断，也包含对价值和公平性的判断。当公众不仅怀疑机构的能力，更怀疑其价值观（即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制度性偏袒）时，低政治信任度会产生折扣效应，即公众会先入为主地怀疑官方信息的真实性。吴子越和邓都（2023）对成都“林某某”坠楼案的分析印证了这一点，在该案中，公众对调查动机和过程公正性深表怀疑，使得任何回应都难以生效。第三，机构的回应能力与真实意愿也构成硬约束。机构是否真的拥有足够的资源、权限和专业能力去调查复杂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否有真实意愿去触动内部可能存在的利益格局？这些都是对回应真诚程度的现实考验。

最后，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审慎回应策略始终伴随着重大风险。最核心的风险便是陷入塔西佗陷阱。该概念是指当组织失去公信力时，任何言行都会被负面解读的困境（韩宏伟，2015；吴子越，邓都，2023）。在充满不确定性和负面情绪的谣言风暴中（孙燕，2011），这种风险尤甚，官方任何试图沟通的姿态都可能被视为作秀，从而加剧政治犬儒主义（孙锦露，2018）。为什么官方稍有敷衍的程序性回应会引发如此剧烈的舆情反弹？如前所述，中国数字义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公众对国家作为最终仲裁者抱有极高的，甚至是路径依赖式的信任（Huang，2021）。正因为公众将激活国家权力视为解决问题的终极希望，他们对官方的回应质量才有着近乎苛刻的期待。如若通过艰难的法外之行只能换取法内关注，且最终只得到敷衍回复，公众感受到的可能不仅是失望，更是一种契约被违背的愤怒。这种由高期待转化而来的高落差，可能正是武器化行为在官方介入后，负面舆论反而升级的深层动因。

此外，回应策略还面临两类风险：一是诉求升级风险。若初步回应表现出被动性与局部性，可能产生负面激励效应，诱导行动者通过持续施压提出更高强度的关联性诉求。二是结构性回避风险。在舆论压力下，治理者可能倾向于通过对特定个体的选择性问责（如迅速撤职某官员）来迅速平息事态。这种操作虽具有短期效能，但实质上回避了深层结构性问题，且往往以牺牲程序正义为代价，长期来看会损害法治公信力。

应该认识到，这种看见诉求—审慎回应的互动逻辑，本质上是公众诉求与制度意志在可见性场域内的深度对话。为使这种对话能够有效转化为制度性正义，同时可在操作层面构建相适配的技术支撑体系，用以辅助国家机构要从话语回应转向技术治理，要点包括但不限于：其一，要注重证据属性的转换，即通过技术手段将非正式的监视数据纳入证据核证范畴；其二，要重塑程序边界，即通过动态调度非理性信息的扩散速度及触达范围，以程序的确定性对冲行动的随机性。这种技术层面的支护可在更大程度上确保审慎回应具备法理上的确定性，从而真正实现诉求化逻辑下的制度转型。

“看见诉求—审慎回应”并非简单的危机公关，而是治理范式在数字环境下的适应性调整。国家机构对数字义警实践的审慎回应，本质上是面对公众技术赋权现状，为提升治理效能而进行的程序优化。这种制度化回应过程，可以将自发的、具备强制性的社会监督能量引导至法治轨道。这不仅是对民意的即时反馈，更是治理主体在应对数字化社会诉求时，对自身权力边界与治理逻辑的深度重塑。探讨上述转型路径及其对治理韧性的重塑潜力，正是本文的落脚点。

六

结论

本文从国内网暴治理的症状管理困境出发，对数字义警模型进行批判性的挪用与本土化重构，旨在承接本土学界关于网络集体行动性质与法治边界的宏观探讨（董天策，2016；董天策，周润哲，伍晨阳，2025），尝试从可见性运作机制的微观层面为网暴治理提供一套互补性的认知工具。

本文的核心工作首先在于对DV模型进行理论辨析。通过回归文本，文章揭示该模型内在的一体两面性：其理论重心在于批判可见性武器化的破坏性，但其内部同样蕴含着一条被边缘化的常规正义路径。其次，受“义警”译法的启发，本文建构了可见性诉求化这一概念工具，并尝试在此逻辑下提出四个启发式指标，用以分析性地区分、厘清本土实践中诉求内核与武器化外壳高度缠绕的网暴事件。最后，本文对症状管理型治理思路进行反思，并深入探讨“看见诉求—审慎回应”这一新思路所内含的复杂性、生效条件与风险。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尝试再审视源于西方的数字义警批判性概念模型，将其被边缘化的路径中心化，并进行建设性的功能重构，以此深化对本土相关实践复杂性的理解，并为网暴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资源。这一尝试，为中西理论对话如何超越简单的“引介—应用”或“批判—抛弃”模式，走向更具建设性的理论再利用，提供了可能的范例。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本文是一次探索性的理论工作。其价值不在于提供最终答案或普适治理方案，而在于提出问题、建构工具、引发反思。本文所建构的可见性诉求化框架及其分析性指标，其有效性与解释力仍有待实证案例的检验与修正。同样，本文对审慎回应这一居间的治理思路的探讨，更多是揭示其复杂性与两难处境。这些局限性也为未来研究留下空间。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深入：第一，在实证层面，可运用定量（如内容分析、调查实验）或定性比较分析（QCA）等方法，对本文提出的四个启发式指标进行操作化，以更系统地检验诉求化与武器化面向在不同类型（如政治丑闻、道德争议、消费维权等）的网暴事件中的缠绕程度与演变模式。第二，在理论层面，本文的诉求化框架主要聚焦于国家的行动指向。但在当前社会中，平台也日益成为公众诉求的对象（孟天广，李锋，2015）。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当诉求对象转向平台时，其行动逻辑、策略和治理意涵会发生何种变化。第三，在治理层面，针对审慎回应的有效性，可以选取若干典型的政府或企业回应案例进行比较案例研究，深入分析在何种具体的信任基础、议题属性和沟通策略组合下，审慎回应能够解构缠绕，又在何种条件下会遭遇新问题，从而为治理实践提供更具情境性的洞察。总之，本文期待能够为更具建设性的研究议程奠定基础，为理解与回应中国数字社会的独特挑战提供有益的出发点。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3期。

本期执编/杨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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