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灾难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们结束了;另一些则因持续太久而被世界习以为常。它们不再打断电视节目或社交媒体上的短视频,也不再占据报纸的头版。金融市场恢复了正常运转,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日常节奏回归,外交官们被要求将这个令人疲惫的议题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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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本身并未消失。美国和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并未因和平到来而终止,而是因其持续太久,已被视为“不再有新闻价值”的事件。
曾几何时,加沙的每一次爆炸都会迅速出现在手机屏幕上:废墟中被救出的儿童的惨烈画面,医护人员在医院被轰炸时仍在努力救治伤者,家庭在以色列的炸弹下哀号,整个家族谱系被摧毁。
以色列的袭击仍在继续,家庭在一个又一个临时避难所之间逃亡,孩子们在混凝土废墟中寻找曾经的生活碎片。但随着种族灭绝变成日常,世界的注意力已转向其他地方。人们变得安稳而麻木。
死亡和毁灭的规模几乎难以理解。巴勒斯坦卫生部称,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的暴力已导致至少7322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另有173654人受伤。
截至2026年2月,加沙已有21289名儿童遇害,44500人受伤。即便2025年10月11日所谓停火生效后,以色列的暴力仍造成1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至少260名是儿童,另有3546人受伤。这意味着,自那以后,以色列平均每天杀害4名巴勒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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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词语有时会失去原有意义。不是因为词典被改写,也不是因为语言本身发生变化,而是因为政治权力掏空了这些词语原本所描述的现实。
“停火”一词在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口中,越来越带有这种令人绝望的性质。它原本意味着停止暴力、让武器沉寂,并为和平创造政治空间,如今却完全变了味:成了一个行政术语,以和平之名延续轰炸、驱逐、封锁和军事控制。
统计数字试图量化这场可怕的毁灭,但数字无法呈现“缺失”本身。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一个将永远记得那个已不复存在的家的孩子,或者在许多情况下,是整个家族谱系被抹去。
这些数字本身已经足够骇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报告也反映了这一点。该机构仍在等待捐助。联合国的每一份报告,读起来都越来越不像紧急通报,而更像一份关于永久性灾难的档案。
当以色列对国际法的全面违反似乎不需要付出任何政治代价时,愤怒本身还有什么意义?在加沙废墟之外,巴勒斯坦的地图仍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和东耶路撒冷不断被改写。
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土地被没收、定居点扩张、巴勒斯坦房屋被拆毁、定居者实施暴力袭击以及巴勒斯坦领土持续碎片化的报告。耶路撒冷公共与法律倡导组织“万民之城”表示,以色列规划机构已投票支持拆除东耶路撒冷被占领区巴勒斯坦社区乌姆利松的800套住房,并建设450套供非法定居者居住的住房,这是更广泛驱逐和吞并政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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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沙遭受压倒性军事力量摧毁时,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则正通过官僚式吞并、法律借口、永久性定居点,以及借助行政拘留和拆毁房屋施加于巴勒斯坦民众的残酷手段而被改造。针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这些攻击,是同一项目的不同表现:以建设所谓“大以色列”为名,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灭绝并剥夺其土地。
像“万民之城”这样的团体仍在持续、细致地记录定居点扩张和土地剥夺,而以色列社会的道德衰败也在以新的强度蔓延。2014年,《国土报》专栏作家卡罗琳娜·兰兹曼曾明确指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军事统治,并不是一个仅由军队秘密运作的机制,而是“以色列最大、最显眼、参与范围最广的项目”。
换句话说,占领之所以得以维持,不仅因为军事存在,也因为以色列社会自身的制度、资源、习惯和日常参与。十多年后,兰兹曼再次讨论以色列社会内部的转变。她在2026年7月10日的一篇专栏中写道,“以色列人”这一身份语言正越来越多地被“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份所取代,进而被一种犹太复国主义—军事化身份所取代。
尽管以色列身份自诞生之初就与犹太复国主义相连,这一转变仍然意义重大,因为它表明,即便是那种有限的公民身份可能性——一种不完全围绕占领、军事化和犹太至上主义来组织的身份——如今也被进一步挤出了视野。
这种社会秩序带来的心理后果,在以色列社会内部也清晰可见。以色列成瘾与心理健康中心的研究显示,每4名以色列人中就有1人诉诸成瘾性物质,以应对这种犹太复国主义—军事化社会及其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种族灭绝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压力。
这些数据绝不应被用来在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制造虚假的对等,也不应转移人们对巴勒斯坦人所遭受无可比拟毁灭的关注。但它们揭示了一点:一个围绕永久军事化组织起来的社会,不可能不受自己施加的暴力反噬。恐惧、创伤、成瘾、道德伤害和孤立,已经交织进以色列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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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沙的巴勒斯坦朋友表示,他们以前也曾从轰炸中幸存下来,因此相信自己还能重建家园。可他们说,更难重建的是巴勒斯坦人民对自身集体政治生活的信任,以及对这种政治生活能够通向更好未来的希望。
教育中断、疾病失治、反复流离失所、普遍饥饿以及家庭网络的瓦解,留下的创伤远远超出混凝土墙体本身。加沙儿童遭受的心理暴力也是如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几乎所有加沙儿童在未来几十年都将需要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
建筑可以重建,但加沙人民需要重建的不只是空间本身,还有他们的历史时间:学习、疗愈、哀悼、组织起来并想象未来所必需的时间。要重新获得这个未来,他们还必须重建信任,以及将集体希望转化为集体力量的政治工具。
为了封闭巴勒斯坦人民的未来,以色列也在攻击他们的过去。对加沙的猛烈进攻,以及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持续推进的驱逐行动,都伴随着对记忆的系统性摧毁。
也许,这正是国际社会关于加沙的讨论日益沉寂的原因之一。不是因为暴力有任何减弱,而是因为它的含义过于可怕,世界无法诚实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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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暴力,意味着必须承认:那个至今仍以人权语言自居的道德秩序已经彻底崩塌。它还意味着提出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武器销售与转让、外交庇护、媒体审查、军事同盟,以及不同人类生命被赋予的不平等价值。
正因为这种不适,一些人的名字在坟墓尚未沉降之前就已消失,另一些人的名字却被镌刻进公共记忆。毁灭在真正打扰晚餐桌上的谈话之前,就先一步被遗忘,淹没在刀叉切开上等肉块的声音里。
作家和艺术家无法像训练有素的救援队那样高效清理废墟,也无法主导医院和学校的重建。但可以拒绝沉默,坚持认为,历史不仅由条约和军事行动来衡量,也由那些被打断的摇篮曲、未写完的诗篇,以及仍在废墟间继续歌唱的声音来衡量。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自十年前成立以来,一直明确表示,对巴勒斯坦人民施加的系统性暴力,以及围绕这种暴力形成的失忆,都是不可接受的。绝不会允许遗忘变成常态。
观看朋友罗杰·沃特斯与广受赞誉的巴勒斯坦歌手莫娜·米亚里合作的新音乐视频,会再次提醒人们这种拒绝的意义。他们重新演绎的歌曲《麻木得如此安然》并不假装音乐能够战胜灾难,而是承担一项更克制的任务:阻止加沙的苦难变得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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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被训练着转过头去的世界里,这首歌要求人们继续注视,并坚持把记忆作为争取更好世界斗争的基础。任何帝国主义结构追求的,不只是服从,也包括遗忘。《重新演绎的〈麻木得如此安然〉》的收益将捐给巴勒斯坦儿童救助基金。它提供的是一种脆弱却不可或缺的人类团结的持续性,也是一种拒绝让受害者故事从道德想象中消失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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