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莫斯科的六十多个日夜：礼遇很高，谈判却很艰难

1949年12月6日，北京已经很冷了。一列专车悄悄向北开去，车上坐着毛主席。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西南战场的枪声还没有完全停下来，国内知道他出访的人并不多。这是毛主席一生中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他第一次、同时也是唯一一次与斯大林见面。

很多人后来把这次访问说得很简单：毛主席去给斯大林祝七十岁生日，顺便签了一个条约。历史要真这么简单，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祝寿是公开名义，真正压在专列上的，是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对安全、贷款、工业援助和国家主权的迫切要求。

毛主席早就想去苏联。新中国成立前，他曾不止一次提出访苏，斯大林却总有理由往后推，有时说中国战事紧张，有时说苏联领导人忙于粮食征购。这些理由背后，是莫斯科对中国革命仍有疑虑。斯大林过去并不确信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也不愿过早放弃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等到1949年10月1日以后，毛主席不再是西方报纸口中的“游击队领袖”，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时候再去莫斯科，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专列经过天津时，铁路旁发现一枚已经破旧的手榴弹，公安部长罗瑞卿当即下车调查。事情最后未必真有多大危险，但当时谁也不敢大意。到了沈阳，高岗等人上车护送，一直送到满洲里。进入苏联以后，每到大站，地方负责人都来迎接，礼节做得相当周到。

12月16日，专列抵达莫斯科。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到车站迎接。当晚十点，毛主席就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斯大林。两个人都是久经政治风浪的人，第一次见面没有马上摊牌，而是彼此试探。斯大林问毛主席，这次远道而来，究竟想办些什么。毛主席回答得很有意思，说要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这句话乍听像玩笑，实际说得很准。“好看”，是形式上要说得过去。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新中国已经成立，倘若还沿用旧约，等于承认过去那套关系继续有效。“好吃”，是内容上要有实在东西，贷款怎么谈，中长铁路怎么办，旅顺口什么时候归还，大连的行政权归谁，这些都不是一句“同志加兄弟”能够解决的。

斯大林没有立即接这个话茬。他并非不想同中国结盟，而是不愿轻易放弃旧条约带来的利益，也担心重新订约会牵动苏联在远东的安排。更重要的是，他对毛主席并没有完全放心。欧洲刚出了一个铁托，斯大林对任何具有独立性、又在本国拥有巨大威望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格外警惕。毛主席则很清楚，新中国需要苏联援助，但不能拿旧中国签下的条约，给新中国开局。

12月21日，毛主席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庆典。来自各国的代表团很多，苏方安排毛主席第一个致辞，礼遇看上去很高。可一到真正的条约问题，莫斯科又不说话了。12月24日，毛主席同斯大林进行第二次会谈，双方谈了越南、日本、印度和欧洲局势，偏偏对中苏新约只字不提。毛主席问周恩来是否需要来莫斯科，斯大林回答说，最好不要来，否则西方报纸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

这话说得很外交，意思却很明白：新约还没准备谈。

毛主席回到住处后心情很坏，干脆说，人家不谈，那就睡觉。后来科瓦廖夫来见他，他把不满直接说了出来：自己到莫斯科，不是只来祝寿的，更不是天天吃饭、睡觉、无事可做的。这番话不是失态，而是一种传话方式。毛主席知道，科瓦廖夫一定会把他的态度报告给斯大林。

就在这时，外面又出了一个插曲。毛主席到莫斯科后，苏联媒体连续多日没有公开他的行踪，也不报道谈判内容。西方通讯社便传出消息，说毛主席在苏联被“软禁”了。这种谣言今天看着荒唐，当时却很麻烦。王稼祥建议用答记者问的办法把话公开说出来。1950年1月2日，毛主席通过塔斯社明确表示，他留在苏联时间的长短，要看中苏条约、贷款、贸易等问题什么时候解决。话说到这个程度，等于把桌子下面的事摆到了桌面上。

同一时期，印度、缅甸、英国等国传出准备承认新中国的消息。毛主席把这些信息告诉苏方，意思也不难理解：新中国需要苏联，但并不是除了苏联之外就没有任何外交空间。斯大林也看出来了，僵局再拖下去，对苏联未必有利。

1月2日晚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主席住处，正式讨论新条约。毛主席提出三种办法，其中最明确的一种，就是以新约代替旧约，并由周恩来到莫斯科主持具体谈判。苏方终于同意。汪东兴后来记下，那几天毛主席精神明显好起来，说话也多了。一个多月来压在心头的事，总算有了门。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以后，真正艰苦的技术谈判才开始。双方围绕中长铁路、旅顺口、大连和贷款反复磋商。最后商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三亿美元贷款，年利率百分之一，偿还期十年；旅顺口的苏军不迟于1952年底撤出；大连的行政权归中国政府；中长铁路的处理也比1945年的旧安排前进了一大步。当然，这个条约并非处处都完全符合中方愿望，中方也作出过让步。新中国当时国力有限，谈判既看道理，也看实力。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克里姆林宫签字。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字。签字以后还有一个很少被人提起的细节。苏方想把中方答谢宴会也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毛主席没有同意，坚持由中国驻苏使馆出面举办。斯大林最后破例到使馆赴宴。这个安排看起来只是地点不同，实际体现的是分寸：中国来结盟，不是来当附属；需要朋友，也要保持自己的身份。

回头看这次访问，不能只用“亲密”两个字概括，也不能只用“冷落”两个字概括。斯大林有苏联的利益考量，毛主席有新中国的底线；双方有共同利益，也有现实分歧。毛主席在莫斯科待了两个多月，整个行程将近三个月，不是因为他喜欢久住，而是因为有些问题不谈清楚，就不能轻易回去。

新中国成立之初，家底很薄，外部封锁又严。毛主席要做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既争取一个强大盟友，又不能把国家的独立性一并交出去；既要贷款和援助，又要把过去损害中国主权的安排尽量改过来。这趟北去的专列，带回来的不只是一个条约，也带回了一条后来中国外交反复面对的经验——朋友当然要交，但自己的事情，最后还得自己拿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