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在他刚刚踏上写作之路时，人们就说他“不是这块料”

本文节选自《一个作家的午后》

菲茨杰拉德 著

北京好读经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一个作家的午后

醒来后，他感觉自己比几个星期前好多了。然而，他不得不接受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不再生病了。他试着在卧室和浴室之间的门框上靠了一会儿，感觉不到一点儿眩晕，甚至弯腰从床底抽出拖鞋时也没有任何不适。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四月早晨，他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因为他的钟早就不上发条了。他穿过公寓来到厨房时，发现女儿吃过早饭离开了，邮件也已经送达了，所以他推测现在已经九点多了。

“我今天准备出趟门。”他对女佣说道。

“出门走走对你的健康有好处。今天的天气也很好。”她来自新奥尔良，有着阿拉伯人的肤色和相貌。

本文配图：电影《咖啡公社》

“我要两片昨天那种熟度的煎蛋，还要一片烤面包、一杯橙汁和一杯茶。”

他在女儿卧室旁逗留了一会儿，看了看堆成一沓的邮件。大部分都是账单和广告，上面时常印着一个看起来像是俄克拉何马在校生的男孩和他那令人瞠目结舌的签名唱片。总的来说，翻阅这些邮件只会徒增烦恼，毫无乐趣可言。电影制作人萨姆·戈德温可能会和施佩斯维察合作拍一部芭蕾舞片，也可能不会。这一切都得等到戈德温先生从欧洲回来再说，届时他也许会带回一堆新主意。派拉蒙影业公司联系他，想要获得他书中一首诗的使用许可，但他们并不确定那首诗究竟是原作还是引用。也许，他们只是想从诗里选出一个电影名而已。不管怎样，他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变卖了那本书的文字版权和音像版权，权利并不在他手里。

“我和电影就是八字不合，”他喃喃自语道，“以后别再碰不懂的事情了。”

他一边吃早饭，一边向窗外望，看到了对面校园里的大学生们正匆匆前往下一堂课的教室。

“二十年前，我这会儿也在赶去上课的路上呢。”他对女佣感叹道。 女佣露出了青涩的笑容。

“如果你等下准备出门的话，请给我留点现金吧。”

“哦，我现在还不打算出去。我还要工作两三个小时。下午晚些时候再走。”

“开车吗？”

“我才不开那辆破车呢——我情愿50美元贱卖了它。我要搭双层巴士进城。”

早饭后，他小憩了半刻钟。然后，他走进书房开始写作。

他在为一本杂志创作一篇短篇小说，但中间过渡的情节单薄到一阵微风都能将其吹散。整个故事就像没完没了的楼梯，他已经用光了所有制造悬念的技巧。他在前天着手塑造了一批无比英勇的人物形象，但这些扁平的角色就连在报纸上连载的资格都没有。

“看来我确实需要出门了，”他想，“我想开车去谢南多厄山谷，或者坐船去诺福克郡。”

但是这两个费时费力的计划都不切实际，因为他必须将本来就不够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写作中去。

他一边通读草稿，一边用红色蜡笔在尚好的词句下画线，接着将挑选出来的文章塞进一个文件袋里，再将余下的不紧不慢地撕成碎片，扔进废纸篓里。然后，他在书房里抽着烟，来回踱步，时不时地自言自语。

“嗯——哼，让我想想……”

“现——在，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是……”

“现在，容我捋一捋，现在……”

过了一会儿，他坐回原位，若有所悟：“我只是倦了……这两天，我真不应该动笔的。”

他在笔记本中浏览着“故事灵感”标题下的文字，直到女佣前来提醒他助理打来了电话。他自从生病以来，临时雇用了一位兼职助理。

“一个字儿也没有写出来，”他说道，“我把我的草稿全撕了。它们一文不值。我今天下午准备出门走走。”

“好主意，今天的天气不错。”

“明天下午最好过来一趟——有很多邮件和账单需要处理。”

他刮完了胡子，又休息了五分钟才开始换衣服，以防在外晕倒。出门散心让他兴高采烈。他不想听到电梯门童的那句“很高兴看到您康复”，于是决定乘坐后面那栋楼的电梯，这样所有的熟人都不会碰见他了。他穿上了衣柜里最好的西装，裤子却与上衣不搭。六年来，他虽只买了两套西装，但都是极为高档的——光身上的那件外套就花了110美元。但他必须选择一个目的地，毕竟漫无目的地四处转悠并不是一件快事。他在口袋里放了一小瓶发光氨，还有一管准备去理发店使用的洗发膏。

“好一个完美的神经病！”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道，“思想的产物、梦想的渣滓。”

他走进厨房，向女佣告别，就好像他要远赴南极似的。在战争期间，他曾为了规避“擅离职守罪”的指控，虚张声势地征用了一辆汽车，一路从纽约开到了华盛顿。如今，他小心翼翼地站在街角等着绿灯，而年轻人完全不顾来往的车辆，从他的身旁匆匆走过。拐角的大巴车站在一片绿树之下，十分凉爽。他不禁想起了杰克逊将军在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让我们渡过这条河，坐到树荫下歇息。”这些内战领袖似乎突然意识到自己是那么疲惫不堪——罗伯特·李将军成了一个认不出模样的干巴老头，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上将则在临终前赶写着回忆录。

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大巴的车顶只有他一个乘客。在穿过一个又一个街区时，青翠的树枝敲打着每一扇车窗，奏出嘀嗒嘀嗒的声响。也许要不了多久，环卫工们就必须要修剪这些枝丫。但那样可真是太可惜了。值得驻足的好风景实在多到令人应接不暇：他努力辨认眼前一排房子的颜色，却只想起了母亲的旧歌剧斗篷。那件陈旧的衣服之所以叫不出颜色，是因为它能不断地反射光线，反倒显得色彩缤纷了。他很费解为什么某座教堂会演奏起《格里高利圣咏》，毕竟距离圣诞节还有八个月的时间。他向来不喜欢钟声，但在州长葬礼上的那曲《马里兰，我的马里兰》深深触动了他。

经过大学橄榄球场时，他看到一些人正在草坪上操作碾轧机。他突然灵光一现，想要创作一篇名叫《草皮工》或《草儿在生长》的小说，讲的是一个男人从事草皮工作多年，儿子在他的抚养下上了大学，进了校队，就在他维护的草坪上打起了橄榄球。然后，儿子不幸英年早逝。男人转去墓地干活时，没能将草皮铺在儿子的脚下，而是盖在了他的身上。这类故事是常被收入选集的典型作品，如同流行杂志上的故事一样，流于俗套，千篇一律，而他的写作风格与之格格不入。然而，许多人会认为这类故事才算绝佳，因为它们缠绵悱恻、意味深长，而且浅显易懂。

大巴驶过了一座褪色的雅典火车站，一个穿蓝衬衫、戴红帽子的人出现在正前方，他让车站重新焕发出一丝生机。进入商业街后，街道明显变窄了，忽然冒出了一群衣着鲜艳的姑娘，个个都很漂亮。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孩。大街上也有一些男人，他们看起来傻乎乎的，就像镜子里的他一样。还有一些不怎么打扮的老妇人。很快，在姑娘们中间，也出现了其貌不扬、凶神恶煞的面孔。总的来说，路人们都很亲切和善，从六岁到三十岁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衫，脸上望不见算计和挣扎，只洋溢着甜蜜，既动人心弦，又气定神闲。有那么一刻，一股热爱生活的冲动在他的心头激荡，生命中的每一刻他都不想再错过。他想，也许这么早就出门是个错误。

他下了大巴，小心谨慎地扶着沿路的每一道栏杆，步行了一个街区，来到了一家旅馆的理发店。他在经过一家体育用品店时，向橱窗里望了一眼。除了那副有些发黑的垒手手套，再没有一件商品引起他心中的波澜。他在隔壁的服饰店里驻足了好一会儿，细细观摩着几件深色衬衫和格纹衬衫，想起了十年前的夏天，他和一些朋友在南欧买了深蓝色的工装衬衫。也许，这种款式正是从那时开始出现的。格子衬衫很好看，如同制服那般鲜亮。他真希望自己回到二十岁，穿搭齐整，前往海滩俱乐部，全身焕发出特纳水彩画中的黄昏余晖和吉多·雷尼笔下的晨曦光彩。

理发店很宽敞，里面明光瓦亮，香氛四溢。他已经好几个月没进城了，完全不知道他熟识的那位理发师患上了关节炎，卧病在床。于是，他向另一位理发师讲解了洗发膏的使用方法。这一次，他没有看报纸，而是一边悠游自在地坐着享受头皮按摩，一边在脑海中回忆着以前去过的每一家理发店。那些美好的记忆会聚在一起，在他的脑海中潺潺流淌。

1929年，他曾创作了一篇关于理发师的小说。在他当时居住的城市里，有一家他最爱光顾的理发店。理发店老板从当地一位实业家那里得到了一些小道消息，炒股一下子赚了30万美元，准备就此退休。他不玩股票，计划带着一些积蓄去欧洲生活几年。那年秋天，他听闻那位老板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于是就此写成了一篇小说。他在创作时掩盖了每一处真实的信息，只讲述了一个理发师飞黄腾达后又穷途潦倒的故事。尽管如此，城里的人还是认出了小说的原型，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

洗发结束后，他走出理发店，进入了大厅。一支管弦乐队开始在对面的鸡尾酒吧里演奏，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侧耳倾听。他已经很久没有跳舞了，五年里大概只跳过两次。然而，有人在他上一本作品的书评中不仅提到他喜欢逛夜店，还称他对此“乐此不疲”。不知道哪个字触动了他，他的心立刻就碎了，软弱的泪水也在眼眶里涌动，随即背过身去。十五年前，在他刚刚踏上写作之路时，人们就说他“不是这块料”。于是，他像奴隶一样工作，卖力地雕章琢句，以免被不幸言中。

“我又开始痛苦了，”他自说自话，“不行，不行，我得回家了。”

下一班大巴还要很久才来，但他不想叫出租车，仍然想坐在车顶上，穿过林荫大道的茂盛绿叶，看看能不能收获新的灵感。最终，大巴姗姗来迟，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爬上台阶。但一切都是值得的，他望见了一对高中生情侣毫无顾忌地坐在拉斐特大将军雕像的高台上，他们的眼中只有彼此，再无其他。这种如入无人之境的状态让他感触颇深。他知道从职业作家的视角，哪怕只是将其与自己的近况做比较，也有很多内容可写。他的生活越来越封闭，他越来越需要从早已翻烂的过去中重新捡拾可用的素材。他很清楚植树造林的必要性，于是在心里默默祈祷自己的土壤还留有足够的养分。他打小就爱出风头，却不善于倾听和观察，因此他的土壤从未获得过足够的滋养。

公寓映入眼帘。在进楼之前，他抬头看了一眼位于顶楼的自家窗户。“成功作家的住处，”他念念有词，“我想知道他又在那里撕毁哪一部杰作的草稿？要是坐下来拿起笔就能写，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想去哪里写就去哪里写，那会是多么美妙的天赋呀！”

他的孩子还没回家，但女佣从厨房里迎出来，问候道：“玩得开心吗？”

“不能更开心了，”他回答道，“我滑了旱冰，打了保龄球，还和摔跤运动员过了两招儿，最后在土耳其浴场泡了个澡。有我的电报吗？”

“一封也没有。”

“给我来一杯牛奶，好吗？”

说罢，他穿过餐厅，走进书房。夕阳的余晖倾洒在他那两千本藏书上，反射而来的刺眼光芒让他一时失明。他疲惫不堪，准备先上床躺十分钟，然后试着利用晚饭前的两个小时，构思一个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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