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航海文献中奥尔岛及邻近岛屿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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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些学者曾提出，将宋元文献中记载的“上下竺”“竺屿””天竺山”和“东西竺”等，与西布特群岛最东端的奥尔岛进行对应，但莫衷一是。对此文章进行了简要回顾，并概述了所谓《郑和航海图》中的西布特群岛的相关研究，讨论和阐明明代航海著作中对奥尔岛及邻近各岛的描述，这涉及到几个地名，尤其是东竹山、西竹山、东西竹。其中也涉及穿过群岛本身的航线以及沿着其东部边缘的航线。尽管相关资料的许多信息是模糊的，但总体范围是中国水手在中国南海西北区域所使用的航线网络，这一网络大概是在郑和时代至17世纪初逐步扩张的。文章最后建议可以考虑在葡萄牙航海日志和其他记录中寻找相关信息，以便进一步推进此研究。

关键词：奥尔岛；西布特群岛；中国南海；《郑和航海图》

导言

近年来，地理学家、历史学者、政界人士围绕着从中国台湾、福建、广东、海南“南下”延伸至邦加岛（Bangka）与勿里洞岛（Billiton）沿岸的海域的命名与区域划分，展开了多番辩论。在英语世界中，这片海域通常被称作“South China Sea”（南海）。中国学者通常称这片海域的北部为“中国南海”，南部为“纳土纳海域”，后者是“Laut Natuna”或“Natuna Sea”的译名。两片海域以“纳土纳群岛”（Natuna Islands）为界。

如今这片海域及其他区域的各部分名称繁多，但本文的研究重点为纳土纳海域西北边缘及群岛世界，即西布特群岛（亦称斯里布阿群岛，Seribuat Archipelago）。尽管群岛中的刁曼岛（雕门岛，Pulau Tioman）最负盛名，但本文将聚焦于奥尔岛（Pulau Aur）。这两座岛屿在内的整个西布特群岛属马来西亚，而纳土纳群岛、淡美兰群岛（Tambelan Islands）及今新加坡以南的诸多岛屿则属印度尼西亚。中世纪及近世早期的阿拉伯文、中文、马来文、葡萄牙文等文献中，已见其中一些岛屿的早期记载。学者们探讨了许多相关地名，然而对其中一些地名的具体位置及连接或经过这些地点的贸易路线，仍存在诸多分歧。本文主要研究约1550至1650年间的中国航海文献，暂不涉及其他语种的文献与早期欧洲地图。

纳土纳海域可根据布罗代尔（Braudelian）的定义视为一个交换区，但迄今尚未明确该区域内与贸易和交通相关的哪些现象可归为“长时段”要素。当然，在假定的“长时段”框架中，航行路线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先前研究中，笔者曾试图重构加里曼丹岛（Kalimantan）西侧可能存在的南北海道，尤其关注郑和时代与明中期；笔者另一篇文章则分析与奥尔岛及西布特群岛区域相关的各种地名，并借此梳理12至16世纪初，华人往来该地区所使用的海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本研究可视为第二篇文章的延续。因此，正如前文所述，本文旨在未来为其他学者重构纳土纳海区域交换史提供所需资料。

如此有限的研究目标，看似简单，然而因文献中数据含糊不清，加之长期存在地名问题，下文讨论将引发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换言之，本研究采取颇为传统的“文献学”研究路径，不刻意创建新理论或验证现有模型。文章首先概述学界对约1550年之前相关文献的早期研究，包括所谓的《郑和航海图》（Zheng He Map）；后转而考察明代航海文献；最后将从这些文献中得出的结论，置于更为宏大的时间脉络中加以阐发，使论述更臻完备。

一、中文文献中的奥尔岛与西布特群岛（约1200—1550年）

明代以前文献中提到数个地名，一些学者将它们与西布特群岛最东端的奥尔岛相联系。这些地名包括但不限于：上下竺、竺屿、天竺山、东西竺。它们见载于若干重要文献，如《岭外代答》（1178）、赵汝适《诸蕃志》（1225）的序言、《宋史》卷489，及现存的《岛夷志略》。也有学者认为，上述地名仅有一个或指代奥尔岛，而非全部，其余地名则指代其他地点，如阿南巴斯（Anam-bas）群岛与纳土纳群岛。此处应提及韩振华先生的研究。韩氏将“上下竺”等地名与纳土纳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大纳土纳岛（Pulau Natuna Besar，Pulau Bunguran Besar）相联系。然而，细读其众多著作，可见韩氏在后续研究中修正了部分观点。此外，韩氏还将讨论边境地带问题，以及今南沙群岛（Spratly Islands）一部分或其毗邻海面相联系，涉及到该海域最西部的两处主要浅滩。尽管韩氏及诸多学者的见解颇具分量，但并未得到普遍认同。实际上，几乎不可能确定上述所有地名的确切所指，形成过程、时间，及彼此间如何关联。

尤其是《岛夷志略》对东西竺的简短描述，引发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题。该文献让人觉得东西竺是一处依赖粮食进口的地方枢纽。但并无其他同期文献佐证此说。简言之，奥尔岛与大纳土纳岛的地理环境似乎与《岛夷志略》的描述不相符。奥尔岛过小，难以成为重要的贸易之所。相比之下，大纳土纳岛颇大，当时岛上为数不多的居民固然能自给自足，但与奥尔岛一样，恐怕也称不上是繁荣的市场。此外，韩氏主张将地名中的“竺”字，与“（Tanjung）Datu”这一地名相联系，由此可能推导出“纳土纳”（Natuna）这一形式，听起来颇具大胆，却有几分牵强。最后，《岛夷志略》的编纂史存在一个问题，多位学者指出，此书早期版本曾附录于现已佚失的地方志中。由此可进一步推测《岛夷志略》现存版本中的东西竺部分，或可追溯到宋代流传的记载。

这些问题无须在此赘述。费信《星槎胜览》（一般认定成书于1436年）中的东西竺部分，及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1520）中提及此地的内容，也没必要重复考证。《星槎胜览》存世数种版本，以致难以确定原文表述，然而，作为随郑和下西洋数次的作者，费信似乎从未亲身过东西竺。事实上，他对该地的描述多是抄录自《岛夷志略》或已佚失的其它文献。此外，费信在文中所作的删改，表明他并不确定东西竺的确切位置。

《西洋朝贡典录》提及“东西竺之山”，并将其分为“东竺”与“西竺”。此外，还提到“昆仑之山”[Con Son，，Pulau Condore，昆仑/崑崙（岛）等]、“昆仑洋”（该区域之海）及“弓鞋之屿”。最后一个地名中的“鞋”，在葡语中为“sapato”。古葡语文献中，多个地点被称作“萨帕托岛”（Pulau Sapato或Sapate等），字面意思为“鞋岛”。其中一处位于今香港以南的万山群岛，另一处“Pulau Sapate（不是Sapato）”则靠近昆岛。《西洋朝贡典录》所指当为后者。

无论如何，《西洋朝贡典录》中的一些内容显然源自《星槎胜览》或《岛夷志略》，而其他部分则似乎出自已佚失的航海文献。作者称这些航海文献为《针位》。其来源不详，“针位”这一组合可能指一种或数种记录。然而最重要且出人意料的是，黄省曾对东西竺及其他地名的引用，均出现在《西洋朝贡典录》的占城国部分。这似乎暗示，东西竺/东竺/西竺与奥尔岛毫无关联，实际上是邻近今越南海岸的一处（或数处）地点。

大多数现代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而是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推测。他们认为黄氏错将这三个含有“竺”字的地名归入占城国部分。他们称东竺与西竺可能指代奥尔岛（东西竺）上的两座主要山峰，或指该岛及邻近地点，如大洋岛（Pulau Dayang）。显然这种论证的一个薄弱之处在于：它无法解释我们先前的疑问，即何以使奥尔岛这处小地方的特征，与早期《岛夷志略》《星槎胜览》中所示“东西竺”是一处重要贸易地的描述要素相吻合。

二、《郑和航海图》上的西布特群岛

另一份明初文献是所谓的”郑和地图”，现代中文著作常称《郑和航海图》。此图存世两种古本，版本间差异甚微，就本文而言，此等差异可忽略。况且多数学者采用的是收录于晚明类书《武备志》（1621）中的版本。《郑和航海图》的渊源尚不明晰，但应是基于郑和时期可用的地图与其他资料绘制而成。已无从考证郑和本人是否见过此图。此处关键在于，此图或早于现存的《星槎胜览》和《西洋朝贡典录》。

《郑和航海图》是现存最早系统描绘连接中国至东南亚地区及印度洋海道的地图。换言之，它展示出所谓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图上以虚线标示海道，许多线旁还注记针路，主要记载船只由一处驶往下一处时应遵循的针位。现代研究表明，图上数据颇为准确且系统。

在马来半岛东岸，图上标注若干对应西布特群岛不同地点的地名：（一）群岛最北端由两岛组成。较大者名为“石礁”，当为西布特岛。较小者未注名，应为森美兰岛（Pulau Sembilang，Sembi-lan）。两岛以西，马来半岛陆地上有一海湾，名为“彭杭港”，当指彭亨河口附近的北干（Pekan）或其他地点。（二）西布特岛以东为“苧麻山”（第一个字有时拼写为“chu”），显然是刁曼岛。（三）更南为“东竹山”，即奥尔岛。读者当注意到，第二个字用“竹”字，而非“竺”字。（四）奥尔岛和刁曼岛之间的无名岛，必为帕芒吉尔岛（Pulau Pemanggil）。（五）西布特群岛南端的“将军帽”，指丁宜岛（Pulau Tinggi）。（六）将军帽北侧，靠近陆地海岸的西竹山，可能是大猪岛（Pulau Babi Besar）。此处亦用“竹”字。（七）西竹山与石礁之间的两处无名地点，当是对从老虎岛（Pulau Ha-rimau）“南下”延伸至拉哇岛（Pulau Rawa）的一连串小岛，及靠近大猪岛西北端的胡戎岛（Pulau Hujung）和登加岛（Pulau Babi Tengah）的概括性标注。

图上显示两条南北海道。一条贴近陆地，经“石礁”双岛和“西竹山”西侧；另一条经外侧岛链（刁曼岛和奥尔岛）东侧。两线在丁宜岛以南交汇后，虚线继续南行至“白礁”（Pedra Branca），即今新加坡海峡东口一段距离外的礁石。众所周知，这块岩石曾是争议区域，已有诸多研究探讨了其在传统航海中的作用。此处笔者关注的是另一点：图上两海道交汇点到白礁的距离，远小于“将军帽”至西布特群岛北部诸岛的距离，这暗示交汇处可能在小岛尤岛（Tokong Yu）附近。此外，在外侧海道旁，地图作者或编者为北行船只（即从白礁经奥尔岛驶往昆仑山的船只）注记了简短针路，白礁至奥尔岛航段，“白礁过，用癸丑（22.5°）及丹癸（15°）针，五更船，平东竹山外（东）过”。表明航程相当迅速。从后文第五章可知其他文献的数据更为保守。最后，如前所述，图上虽标示出内外两条海道，但未说明”西竹山”与奥尔岛之间海域能否通航。

上述地名考证中唯有“西竹山”存疑。周运中指出“竹”字与“猪”（潴）字音近，现代拼音均为“zhu”。尤为重要的是，后者与马来语名称“Pulau Babi Besar”中“babi”（猪）同义。故而，周氏认为“西竹山”应指大猪岛。周氏还承袭前人观点，认为《西洋朝贡典录》中的“西竺”和“东竺”应与地图上的“西竹”和“东竹”为同一地点。

可惜这些解释存在若干薄弱之处。首先，现代旅游指南和网页常称大猪岛昔日野猪众多，故得此名，但早期文献并未证实该岛或群岛其他岛屿曾有大量猪群。其次，若假定“竹”与“猪”（潴）可“互换”，为何文献中从未有“西猪山”与“东猪山”之名？其三，“竹”与“竺”均代表竹子。这又引发另一假定，即奥尔岛或其邻近岛屿（？）曾布满竹林。此说同样缺乏确凿证据。第四，若认为“东竺”和“西竺”可构成一个复合词或一组地名，即“东西竺”（竹或猪），则东西两岛两个元素理应相距不远，但大猪岛＋奥尔岛这一“组合”明显不符合条件。实际上，两岛之间隔着相当宽阔的海域，且前者属于西布特群岛的“内”岛链，靠近陆地，后者则属于外岛链。

综上，从《郑和航海图》上的地理布局来看，可以确定“东竹山”必为奥尔岛。若此图确实绘于15世纪初，那么这当是首个明确标示此对应关系的证据。西竹山当然也可能指大猪岛，且关于“猪”的假定也可能成立，但若果真如此，《郑和航海图》所示西布特群岛整体的呈现未必能与早期文献中含“竺”字地名的记载相符。此外，此图或为现存最早同时以“竹”字标注“东竹山”与“西竹山”的文献。若如此，令人费解的是黄省曾何以在其16世纪的书中，仍用旧式“竺”字。这种情况或许是前文论及的，即黄省曾也许并不了解实际地理情况的原因解释其选择。此外，还有其他可能：（一）他或许未见过现存版本的《郑和航海图》；（二）或许有一幅已佚失的早期地图曾用“东竺”与“西竺”指称这两处地点；（三）抑或与上述相反，黄氏用旧式名称实是正确，因为他发现这些地名指代不同地点，而非西布特群岛中的两岛。无论如何，该问题尚无定论。我们也无法将佚失的《针位》文献纳入地理知识时代传承中。换言之，虽然可以设想《郑和航海图》与《针位》之间也许存在某种关联，但这纯属猜测。

三、《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中描述的东竹、西竹及其他西布特群岛

周运中在讨论与西布特群岛相关地名时，亦引《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两书中的若干针路。这两部航海文献的成书年代不详。《顺风相送》一书的内容所反映的情形，跨越明朝初期、中期与后期。有充分理由认为，《顺风相送》是一部杂糅传闻或诸多抄本的综合汇编。本文重点关注该书中列举的一长串地名（《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及对应的简短地形描述与周边海域状况。以下细节与本研究相关：（一）远望，东竹山形似“（马）鞍”，东高西低。东侧旁水深三十托。“东竹山：远看南鞍样。东边过船，三十托水。远看东高西下拖尾，下屿在西边。”（二）西竹山亦呈鞍状。“西竹山：远看南鞍样，门中三十托水，见将军帽。”（三）自西竹山“见将军帽”，即丁宜岛。形似头盔，旁有一个或数个小岛。“将军帽：远看头盔样，山边有小屿，南有帽带是火烧屿山及海山。”（四）丁宜岛以南有火烧山、海山。近观，火烧山平坦，与猪母山相连。“火烧山：打水二十托。远看尖，近看平，小浅，内过七八托水。猪母山相连。”

《指南正法》也是佚名作品，其成书年代与来源同样聚讼纷纭。向达认为，现存版本或可追溯至 18世纪早期，或更宽泛地说，是在康熙年间（1662—1722）。与《顺风相送》一样，此书亦有数个重要细节值得注意：（五）书末载有与《顺风相送》相似的描述。其中提及，“东西竹用乾亥 （322.5°）壬子（352.5°），三更取地盘（刁曼岛）”。推测此处复合词“东西竹”指奥尔岛。（六）继而书中提及东竹（无“山”字）与西竹山形状。与《顺风相送》同，二地皆作“竹”（而非“竺”），且称俱形似马鞍。《指南正法》又称东竹“内外”两侧水深25托，西侧有二小岛。至于西竹山，西侧较低，且“（在）内有将军帽”（即丁宜岛）。“东竹远看似马鞍样，内外打水二十五托，西边有小屿二个，打水二十五托。西竹山亦是马鞍样，西边抵（低），内有将军帽，有火烧塔及猪母甲子。”（七）最后，《指南正法》提及的“火烧塔”“猪母甲子”，当为《顺风相送》中的“火烧山”“猪母山”。

上述引文引发数个疑问与推想。首先，奥尔岛当是《郑和航海图》上的东竹山。然而，扩展后的地名“东西竹”似乎亦指该岛。若然，则是同一地点有两个地名。是二书作者之误，抑或我们解读有失？其次，若以西竹山为大猪岛或西布特群岛西部其他岛屿，则（二）中的“门中三十托水”与（六）中的“内有将军帽”所描述的细节，当指奥尔岛与西竹山之间海域。若如此，此处“内”区域可能与航经大猪岛与奥尔岛之间海域（或称“门”）有关。其三，沿奥尔岛东侧航行，即为从该岛的“外”侧通过。其四，自大猪岛必能望见丁宜岛。其五，（四）与（七）中所列地名当指丁宜岛东南、泗务岛（Pulau Sibu）以东诸岛。如前所述，《郑和航海图》上两条海道或于尤岛交汇。其六，东竹西侧二小屿（见六）或为大洋岛（Pulau Dayang）、浪岛（Pulau Lang）。其七，二书所载水深相近，可能是同一海域类似情况下所测。

此外，笔者曾提出，最南端岛屿名称中的“猪”与“甲子”可与两个不同方向相关。“甲子”为六十甲子之首，癸亥为末。“亥”为“猪”，对应西北方（中国罗盘330°）。“癸”可能象征海浪，指东北/东北偏北（15°）。因此，当船接近“猪母”，即西布特群岛两条“岛链”“南端”起始处”时，船主须择“内”海道往丁宜岛（330°），抑或“外”海道往奥尔岛（15°）。此解释包含两层意涵：一是“猪母（甲子）”之名隐藏告知火长的航向信息；二是起航点（当为尤岛一带）以北诸岛或部分岛屿关系密切。由此推之，火长或以“猪”字关联西布特群岛诸岛或多数岛屿，有时易“猪”为“竹”（反之亦然）。这是西竹山即大猪岛（Pulau Babi Besar）之假定的有力论据。然而，须谨慎。其他中文地名中，“猪”字有时易作”州”（洲，即岛屿）字。欲验证上述假定，尚须系统研究此类演变。无论如何，“猪”字问题无法解开奥尔岛一岛双名（东竹山、东西竹）之谜。

最后可补充一点：《顺风相送》《指南正法》均载另一处以“猪母”开头的地名。此地位于邦加岛至白礁的海道上。据《指南正法》末条载，此海道经七星屿即邦加岛北部的土朱群岛（Tujuh/Tudjuh Islands）、馒头屿、猪母山（又称猪母）、龙牙大山（林加山/林加岛，Gunung Lingga/Pulau Lingga）、长腰屿。可见关于这些地名有不同的考证；在此，笔者仅在括号中列出了一些命名。然而，毋庸置疑，诸中文地名皆指林加—新及（Lingga-Singkep）两岛海域或其毗邻之地。

四、《顺风相送》中其他关于奥尔岛的记载

本节探讨明代往返西布特群岛（尤其是奥尔岛）的海道。从《郑和航海图》可知，两条主要海道南北贯穿西布特群岛区域。一条靠近陆地，西过石礁（西布特岛）与西竹山（或为大猪岛）；另一条沿苎麻山（刁曼岛）、东竹山（奥尔岛）及将军帽（丁宜岛）之东而行。两条海道在将军帽以南，可能是尤岛附近交汇。

耐人寻味的是，《郑和航海图》并未绘出此交汇处，或更南边的白礁“下”行至邦加岛、勿里洞岛的直接海道。这条直线本可绕过林加—新及群岛东侧。图上亦未绘出穿行于西竹山与东竹山之间，即后者以西或前者以东的海道。这是否意味着郑和船队从未驶经此“岛间海域”，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明初的多数海舶，尤其是巨型“宝船”，多取奥尔岛东侧的“外”海道航行，然而这不过是大胆臆测罢了。

如前所述，《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中的针路，勾勒出扩展的图景。当中提及的“门”与群岛“内”区域，暗示西竹山与东竹山之间可通航。下文将见更多佐证。当然，此类信息很可能属明末私商贸易时期；不可轻易与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相提并论。再者，前引针路再次证实奥尔岛有“东竹山”与“东西竹”两个名称。不禁令人疑惑，一地或岛群（因奥尔岛旁有数小岛礁）何以有两个不同地名。

循此线索，我们转向讨论明代航海文献中的其他针路。首先仍是《顺风相送》，其中十余条针路载有复合地名“东西竹”，皆作“竹”字，均指奥尔岛。笔者将简化相关信息，并附些按语。以下是笔者“转引”针路的简要示例：“甲地→方向（更数）→乙地：东西竹→方向（更数）→丙地”。示例中，甲地为船至东西竹前所经之处，丙地为船离东西竹后所往之地。部分针路述及甲、丙地点之间的其他岛屿，并附有简要注解。这里仅择其相关者讨论。传统航海罗盘针位以度数表示。以下第一组针路揭示东西竹位置及周边海道：

（一）广东往磨六甲针路

昆仑山→202.5°（20更），210°（25更）→苎盘山、东西竹、将军帽，[远看见（火烧山接近）将军帽内及火烧山]→202.5°（15更）→白礁。

（二）满喇咖回广东针路

白礁→22.5°（10更）→苎盘山，外[过]。[（前往该岛途中）东西竹在东边，内过]→7.5°和15°（45更）→昆仑山。

（三）暹罗往大泥、彭亨、磨六甲

彭亨港口（彭亨河入海口或北干）→180°（5更）→苎盘山[小船可从（岛的）内过，大船在外过]→（前去见东西竹及将军帽、火烧山、猪母山俱在外）→驶往白礁的下一步指引。

以上三条针路需作些说明。其一，针路（一）中关于火烧山的记载含糊不清。既可理解为“从远处，看见丁宜岛内侧与火烧山”。也可理解为“从远处，看见丁宜岛内侧海域接着火烧山”。不过两种解释间的差异可能无关宏旨。航向暗示海道在刁曼岛与帕芒吉尔岛之间”下”行至丁宜岛东侧。其二，针路（二）明确标示奥尔岛的位置：它再次暗示了一条穿越奥尔岛与西布特群岛西部之间的海道。值得一提的是，西部包括大猪岛与丁宜岛。此处虽与诸针路一样，未提及东侧的帕芒吉尔岛。然而，从针位可知，驶往昆岛和中国船只上的火长，必会在右舷或左舷看到帕芒吉尔岛。至于刁曼岛，则从其东侧经过。其三，针路（三）暗示两条海道：一沿刁曼岛西岸，一沿其东岸。显然后者更适合大船通行。此外，文中提及船只继续南行，仍保持180°航向，从东西竹“下”行至猪母山，沿途诸岛皆现于“外”侧，即东边。这必然指沿刁曼岛西侧航行的小船。显然，其后续航程表明将取道大猪岛和丁宜岛之间海域。此外，抵达丁宜岛北端海域后，火长须决定是驶入该岛与泗务岛之间海域，还是沿泗务岛西侧航行。无论选择何者，皆需调整航向。文中对此未作说明。严格而言，唯有调整正确航向后，其余诸岛方会现于东边。简言之，针路（三）颇为复杂，较直接穿越西布特群岛中部海域（即丁宜岛以东）耗时更长。针路（三）的另一问题在于通往刁曼岛的北部海道。此道可能是沿小鸟庙岛群（Tokong Burung）东侧而行，对此问题及其异常的针位（180°），我们将在评论下一针路时再作讨论。在此处，东西竹的“身份”问题更为重要。针路（二）（三）的航行指引明确表明，东西竹当指奥尔岛。不可将此名拆分为东竹（奥尔岛）＋西竹（大猪岛）。然而，可将东西竹视作奥尔岛＋邻近的一个或数个岛屿的合称。此问题稍后再述。

接下来的针路凸显东西竹在其他海道中的重要性：

（四）磨六甲回暹罗

白礁→7.5°并15°（3更）→取火烧山、将军帽，见东西竹，前去苎盘山→360°（5更）→彭亨港口。

该针路可能会让读者想起《郑和航海图》所示沿岸海道。图上此道从丁宜岛及”双岛”西布特岛/森美兰岛西侧经过；后延至彭亨河口，似乎止于（瓜拉）丁加奴[登嘉楼，（Kuala）Terengganu]海岸附近。就本条记载而言，火烧山与丁宜岛是现于船右舷还是左舷并不明晰。若在右舷，则诸地点均在东边，与图相符。不过，“取”字用于火烧山、丁宜岛之前，表明船只正接近二岛，而“见”字用于奥尔岛之前，则意味着从远处看到该岛。然而，倘若船只行于丁宜岛西侧，尤其天色不佳时，实难“望见”东边的奥尔岛。此点似乎可排除经丁宜岛、森美兰岛西侧的海道。简言之，此处描述更可能是与前述针路一致，暗示一条穿过西布特群岛中部海域，经过大猪岛东侧的海道。因此，此处“东西竹”之称，可能意指望见东侧的东竹（奥尔岛）、西侧的西竹（大猪岛）。若推断成立，则与针路（二）、（三）表明的等式“东西竹＝奥尔岛（＋邻近岛屿）”未必相符。另一种解释是，此处“东西竹”仅指奥尔岛（及邻近岛屿），而文中略去了大猪岛。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由刁曼岛至彭亨河口的航段，这段海道并未出现在《郑和航海图》中。更令人费解的是，如何解释此段航程的针位单子（360°）？驶往西北偏北（约330°）应更为恰当。此问题同样存在于从彭亨地区驶往今北大年地区的航程中，方向亦为“单子”。上述针路（三）也有类似问题，该针路指明一条以180°正南方向，驶往彭亨河口后至刁曼岛的航程。这些“垂直”针位是否与风向、海浪或局部洋流有关？抑或《顺风相送》存在讹误？很遗憾，这些问题尚待解答。

现转而考察另一组针路，即第（五）至（十一）条。这些记载均涉及连接刁曼岛/东西竹与长屿/长腰屿的航段。如下文所述，最后一个地名难以准确辨识，且存在其他问题。

（五）苎盘往旧港并顺塔针路

苎盘山→172.5°→东西竹→172.5°（10更）→长屿→187.5°（10更）→龙牙门山（在马户边来过山）。

（六）苎盘往丁机宜针

苎盘→172.5°（5更）→东西竹、将军帽，帽带礁→172.5°（4更）→见缅丹山及过长腰屿。

在上述第（五）、（六）条针路中，从刁曼岛驶往东西竹的航向（172.5°）与先前针路中的“垂直”航向不同。同样，从东西竹及其以南岛屿（包括尚未明确辨识的帽带礁）至长（腰）屿的航向仍维持172.5°。此外，第（五）条针路还将长屿置于东西竹和龙牙门山之间的等距处。后者当指林加岛，或其主峰—林加山，抑或是利马海峡（Lima Strait）的东口。〔3〕鉴于从长屿驶往该地的航向转为西南偏南（不再是东南偏南），故可将长屿对应于马普尔岛（Pulau Mapur）周边区域，或大岛宾坦岛（民丹岛，Pulau Bintan）上的某处。

针路（六）使情况更趋复杂。关于丁机宜，虽有不同的解读，但与本文讨论无关。至于缅丹山，部分学者认为其指代宾坦岛。这能否证明长腰屿就是马普尔岛？或者，应将缅丹山视作宾坦岛上的主要山峰，或该岛东北部的北拉吉（贝拉吉，Berakit）地区？另有一处地名“马鞍山”（勿与他处同名者混淆）或与宾坦岛有关，此地名出现于《郑和航海图》上，可能指宾坦岛北部或西北部。最后，针路（六）提及长腰屿后，称“（航行）用坤未（217.5°）及单坤（225°），入长腰第二屿齐”。此处是否指波托岛（Pulau Poto）或大金岛（Pulau Gin Besar）？

（七）回针（前去苎盘）

长腰屿352.5°及345°（10更）→失力马鞍屿山→352.5°、337.5°（2更）→东西竹，前去苎盘。

针路（七）出现新地名：失力马鞍屿山。此处与长腰屿间的距离，与针路（五）、（八）、（九）中所载东西竹与长腰屿的间距相当。且针路暗示失力马鞍屿山位于东西竹东南不远处，二者间距仅二更。因该位置并无岛屿，或可作如下假设以解此谜：船只从东南偏南方驶近尤岛等小岛。继续航向西北偏北，可在右舷望见东西竹（奥尔岛），距离颇远。朝此方向继续航行，即可接近刁曼岛。这一解释再次暗示一条穿过奥尔岛与丁宜岛/大猪岛间海域的海道。严格来说，复合词“东西竹”未必仅限于奥尔岛区域；它可能泛指东西轴线上，相隔较远的两座岛屿。

“失力马鞍屿山”之名应另当别论。也许会有人尝试从音韵角度，将其首音节“失力”与“Sri/Seri”联系起来，并将“马鞍屿山”[字面义为”马鞍形岛（群）”]与西竹山或东竹山的马鞍形地貌相联系。然而此处的马鞍屿山不太可能指奥尔岛，因该岛当以“东西竹”为名。我们也可以排除西竹山是失力马鞍屿山的可能，因文中明确指出一条从后者经由东西竹至刁曼岛的东南—西北轴线海道（而西竹山应在刁曼岛西南偏南方向）。因此“失力马鞍屿山”或为整个西布特群岛的早期复合地名之一，结合了一个语音和该群岛中两三座岛屿的地貌特征。此外，闽南语中“马”字读音声母是b，这是否指向“buat”一词？显然，这些推测还不够稳妥。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地名，需要深入研究东南亚各地含“马鞍”一词的地名，同时还需专门考察“长（腰）屿”这一名称。

下面，针路（八）至（十）描述了沿着或穿越西布特群岛的海道，航程更为漫长，连接今越南海岸与今印度尼西亚的数处地点。这些记载虽然对刁曼岛、东西竹及邻近诸岛的细节着墨不多，但基于上述针路内容，解读相关部分并无太大问题。因此，针路（八）中的“赤坎”指格嘎角（KéGa）。从此处出发，经昆岛，可直航至西布特群岛，继而经长腰屿（宾坦岛或马普尔岛？）到达巨港（Palembang）地区及其他地点，如针路（五）。巨港至巽他（爪哇岛上的万丹，Banten）的海道经由邦加岛以南海峡。以下为相关针路：

（八）赤坎往旧港、顺塔

昆仑山→202.5°（45更）→苎盘→157.5°→东西竹→172.5°（10更）→长腰屿。

（九）回针

长腰屿→360°（10更）→东西竹及地盘山→22.5°（45更）→昆仑山。

（十）顺塔外峡

忙甲山→数个地点→345°（20更），337.5°（20更）→见东西竹及苎盘。

诚然，笔者简化了针路（十）的表述，其中虽然有更数值等疑点，但通往东西竹与刁曼岛的航向可信。故无需深入考察该针路中的其他要素。反之，可转入针路（十一），此条提供了新信息，详述了一条驶往加里曼丹岛上今坤甸（Pontianak）附近苏卡达纳（Sukadana）的海道。

（十一）浯屿取诸葛担篮

太武→苎盘及东西竹→112.5°（4更），112.5°、105°（4更），105°、97.5°（4更）→见是孤屿，名巳养颜。

此海道始自福建金门岛。海船过刁曼岛与东西竹后，继续向东南偏东方向航行。为抵达巳养颜，须多次调整航向。这些调整顺序表明，此行经过了阿南巴斯群岛（Anambas Islands）以南海域，而淡美兰群岛（Tambelan Islands）应当现于船的右舷。然而，巳养颜的位置至今仍不明确。此外，目的地苏卡达纳或与航向不尽相符；要抵达该处，船只航向应更偏东南。这提示我们或许应调整从东西竹至巳养颜岛的初始航段，改为先向淡美兰群岛方向航行，而后转向东南偏东。

话虽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从西布特群岛至加里曼丹海岸的”斜向”海道并未出现在《郑和航海图》上。《顺风相送》似乎是现存最早记载此海道的文献。我们还可补充另一海道以丰富此画卷：即从刁曼岛至文莱区域（“Brunei”及其他众多名称）的海道，经过阿南巴斯群岛南侧。

通览《顺风相送》诸针路，可就上述发现略作结论。其一，西竹山未见单独列名。其二，《顺风相送》似乎未明确记载沿马来半岛海岸的南北海道，即沿大猪岛、泗务岛等岛屿西侧。其三，第（八）至第（十）条记载模糊，或暗示南北往来船只从刁曼岛与奥尔岛东侧经过。这与《郑和航海图》上“外”海道相合。其四，《顺风相送》表明奥尔岛与其以西诸岛之间海域可通航。其五，暗示大小船只选择不同海道。其六，多数情况下，东西竹当指奥尔岛（包括邻近地点）；此名不太可能包含大猪岛。其七，帕芒吉尔岛在《郑和航海图》上显示为无名岛，但《顺风相送》似乎未提及该岛。理论上讲，可探讨东西竹或为奥尔岛与帕芒吉尔岛的合称。

帕芒吉尔岛确实是一个谜。这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该岛的现代中文名为帕芒吉尔；“pemanggil”的英译为”呼唤者”。火长们很可能将此马来名称赋予某种神秘色彩，并将之与当地一巨大海岸岩石峰联系起来，当地人视它为圣地。这块巨石名为布奥石（Batu Buau），远眺可见，但16世纪的文献对此并无详述。然而，早期的火长们可能将布奥石与种种危险与传说相联系，警示人们避开此岛；若如此，或可解释何以《顺风相送》中未明确提及帕芒吉尔岛。

还能言说些什么？细读上述针路，可发现其中存在若干谬误与疑点。如针路（八）所载丙巳（157.5°）针位，与其他针路所示相比颇为蹊跷。然而，综览前述诸多观察，不难推断15世纪初至16世纪期间，中国船舶穿经西布特群岛的航行活动必定历经演变。显而易见，穿梭于纳土纳海的华人海道网络随着时间推移得到扩展，除非我们认为《郑和航海图》未能完整呈现早期海上交通的全貌。

最后，第四章所引针路区分西竹与东竹，这与本章所论针路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或可佐证《顺风相送》是汇集了多种手抄文献或口述资料，或航海传统的结晶。或许列出西竹与东竹的部分，比本章分析的针路年代更早。然而，针位等细节上的些许差异，是否足以作为将现存《顺风相送》文本划分为不同源流文献集的佐证，则又是未解之谜。

五、《四夷广记》《东西洋考》与《明代东西洋航海图》

《四夷广记》成书于17世纪初，约在1601至1603年间，是少量现存的明末航海文献之一。此巨著记述外国，其中海道部分与《顺风相送》所载部分相同，然而也有诸多差异。下文笔者将包含航海细节的针路以扼要形式列出。诸针路中“东西zhu”皆为“东西竹”。然而《四夷广记》中亦有“东西竺”的描述。这些描述是基于《岛夷志略》和《星槎胜览》，因此，此处无需赘述。何况，“东西竹”与“东西竺”两个地名，实际上是出现在同一文献的不同章节，表明作者并不倾向于将二者视作同一地点。

现考察提及东西竹及邻近地点的针路。相关信息见于以下部分：

（十二）地满往旧港针路乃爪哇地方

（十三）旧港收回地满山针路

（十四）昆仑往爪哇针位

（十五）爪哇回昆仑针位

（十六）福建安民镇往满喇咖国针路

（十七）满喇咖国回福建五虎门针路

（十八）昆仑往暹罗、暹罗往满喇咖针位

（十九）满喇咖回暹罗针路

针路（十二）与针路（五）的描述几乎相同。然而，《顺风相送》记载，“苎盘山南边生角尖有山屿”，《四夷广记》则将这些地点与刁曼岛东南部相关联。此外，《四夷广记》所载针位似乎暗示驶往奥尔岛途中，航向由172.5°调整至180°。显然，船只是从“内”侧或西侧驶近奥尔岛。从奥尔岛至长屿的航程二书描述一致：用丙午针（172.5。），10更船。

针路（十七）提及丁宜岛、奥尔岛与刁曼岛的“内”侧。针路（十六）指出，“将军帽内有火烧山”，但未作进一步说明。这与针路（一）中所遇问题类似。

针路（十八）、（十九）也引发了与针路（三）类似的问题。例如，针路（十八）称，“平地盘山及东西竹﹑将军帽，俱在外，火烧山及猪母山俱放在内门也”。此处描述的海道应穿越西布特群岛中部海域。“在外”当指东侧可见的岛屿，而“内门”应为通往并穿越西布特群岛海域的海道，东缘为奥尔岛，西缘为大猪岛。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丁宜岛的位置是错误的。相比之下，若“内门”指丁宜岛以西空间，则火烧山与猪母山应邻近泗务岛，而非位于丁宜岛东南。可见此处排列不准，可能有些讹误。

针路（十九）所述由白礁北上的海道，先提到火烧山，而后是东西竹与丁宜岛。这一顺序有悖常理，且诸地点的位置交代地不清楚。

尽管《四夷广记》未能精准定位火烧山、猪母山，但上述引用针路中的其他要素没有太大问题。仅举一例：针路（一）、（二）、（八）、（九）、（十五）、（十七）均将奥尔岛、刁曼岛与昆岛的间距计为45更。针路（十七）提及船只经过刁曼岛“内侧”，这种说法令人生疑，但这一细节可能无关紧要。针路（十六）则提供了新视角：昆岛至刁曼岛的间距计为43更。这意味着从奥尔岛至刁曼岛的航程为2更。虽然相关针路因将二岛并列而未明确证实此点，但《指南正法》补全了缺失信息：“东西竹用乾亥（322.5°）壬子（352.5°），三更取地盘”。尚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船只在航往刁曼岛的途中须调整针位，抑或是火长可自由选择322.5°与352.5°之间的任意针位。前者可能表明船只从帕芒吉尔岛西侧绕行后接近刁曼岛。此外，令人疑惑该针路为何未提及帕芒吉尔岛。

其他小问题涉及刁曼岛的名称。它分别被称作”地满”[针路（十二）、（十三）]，“苎麻”[针路（十四）至（十七）]、“地盘”[针路（十八）、（十九）]，而《顺风相送》则多以“苎盘”称之。这些只是现存名称的一部分。也许不同名称反映不同的文献来源和命名传统，但也可能另有原因。要解开这一谜题，需要细致考察航海记载中的更多地名。

现转向下一部文献，即张燮的《东西洋考》（序文作于1617年和1618年）。此书在柔佛（Johor）针路中提及“东西竺”，并引《星槎胜览》的相关记载，但未作进一步解释。其内容与收录于《纪录汇编》中的费信《星槎胜览》版本相近，亦列举柔佛物产，包括精细席子，让人想起《星槎胜览》及更早的《岛夷志略》所载。《东西洋考》还列举出自越南海岸至马六甲的针路沿途地点，顺序依次为彭亨国、地盘山、东西竺。由彭亨国至地盘山，正南（180°）航行5更可达。刁曼岛东侧水深28托，西侧水深44托。与《顺风相送》所载数据略有出入。由刁曼岛至东西竹的航程为3更，与针路十六计算的2更距离相近。此外，《东西洋考》记载东西竺是“柔佛地界”，但未作详细说明。从该岛可达柔佛港口——“罗汉屿”，通常认为是邻近半岛的利马岛（Pulau Lima）[不可与西布特群岛南部的大/小利马岛（Pulau Lima Besar/Kecil）混淆]。《东西洋考》指出，此处海浅，宜避开，而应航往白礁。最后，另一针路载，从东西竺，以172.5°航向，10更至长腰屿。

《东西洋考》出人意料的细节是“东西竺”名称。张燮用“竺”字，而非其他航海文献中的“东西竹”。对此或可有简单解释：如《四夷广记》作者一样，张燮也读过《岛夷志略》《星槎胜览》，但前者把两个地名区分开，张燮则将航海文献中的地名写法改为早期文献中的形式。

最后要探讨的是所谓的《明代东西洋航海图》（Selden Map）。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探讨这幅融合中欧地理传统的独特地图文献。其宏观布局为欧式，但许多细节、地名及航海信息遵循中国传统。关于这幅匿名地图，最为系统的研究当属陈宗仁的巨著。然而截至目前，地图来源、年代及作者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多数学者认为此图作于17世纪初。若然，那么此图就属于《东西洋考》，以及《顺风相送》《四夷广记》大部分内容撰写或辑录的时期。当然，此图也可能成于17世纪中叶，但就本文的研究背景而言，可能影响甚微。

《明代东西洋航海图》描绘出明末华人所熟谙的海道，以细线勾勒。其中数条海道汇聚于彭亨—柔佛海岸对面的一座大岛东侧。然而，地图此处保存状况欠佳，笔者未能识别出清晰可辨的岛屿名称。尽管如此，观其图上轮廓，似乎是双子结构。若如此，此岛或代表东西竹（即东竹＋西竹），当然笔者也可能错了—绘图者原意或在描绘刁曼岛。

即便如此，在半岛东侧，我们可清晰辨识出地名“彭坊”。在半岛南端，可见地名“乌丁礁林”（现代闽南语可能读作“Oteng/deng tana”）。后者亦见于《顺风相送》的一个针路，《东西洋考》的柔佛条及西洋针路部分（作“乌丁樵林”）。此名被释为“hujung tanah”（陆地尽头），在多幅欧洲古地图上，亦可寻见其不同拼写形式。从语音角度而言，马来语顺序与上述闽南语读音颇为相近。

如前述，《明代东西洋航海图》虽未在西布特群岛海域标注地名，却在重要海道附近标注了诸多针位。其中一条汇聚于奥尔岛、刁曼岛附近的海道连接至“旧港”（即巨港地区）。此海道自然经过林加—新及群岛海域。标注在该海域附近的针位为“丁午”（187.5°），从航海角度来看是合理的。然而，地图并未清晰绘制林加地区，邦加岛和勿里洞岛更是阙如。

在纳土纳海域内，可见一簇无名岛屿，皆呈小山状。第二条海道自奥尔岛、刁曼岛通向该岛群，即朝东南方向。此海道经过该岛群南侧，但更南处亦有若干岛屿。此外，该海道在某处分叉为两支，大致平行。显然，该岛群的主体部分，即位于这两支海道的北/东北部，标示阿南巴斯群岛和淡美兰群岛。若此推断成立，则南部的岛屿（可归为7座“山峰”）当指邦加岛以北的若干小岛。此处让人联想到第四章末尾曾提及的土朱群岛，又称七星屿（“Tujuh”意为“七”）。最后，《明代东西洋航海图》上这条“斜向”（东南向）海道与上文针路（十一）中所述海道有所不同。地图所示海道经由卡里马塔海峡（Karimata Strait）通往爪哇海，而《顺风相送》所载海道则通往苏卡达纳。

《明代东西洋航海图》上的第三条海道连接奥尔岛、刁曼岛与东部，显然指今沙捞越（Sarawak）西北部。此海道沿着一长串无名岛屿的北侧绕行。鉴于该岛链由数个群岛组成，人们很容易认为此海道是从纳土纳群岛北侧绕行。然而，此说有悖常理。由奥尔岛、刁曼岛至加里曼丹岛（Borneo）西北部的最直海道应经过纳土纳群岛与阿南巴斯群岛南侧。这条“横向”轴或许可与《顺风相送》中记载的刁曼岛至文莱海道相互对照。

第四条海道，自越南海岸直取南方，绕开了西布特群岛。从无名岛群东侧经过，对照现代地图，应是一条呈南北走向的海道，沿着大纳土纳岛西侧，继而沿阿南巴斯群岛与淡美兰群岛东侧，驶向卡里马塔和爪哇海。第五条海道，同样由北至南，穿过“西蛇龙”与“东蛇龙”（位于纳土纳群岛），而后沿加里曼丹岛西海岸南下。不过，这两条海道皆未涉及西布特群岛，故本文在此按下不表。

结语

除前引《指南正法》之外，清代诸多文献及地图均有记载西布特群岛，尤其是刁曼岛、奥尔岛与丁宜岛。诚然，这些后世文献值得进一步探讨，然而笔者在开头已明言，本文叙述将止于17世纪中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后期的历史地理类著作（即论述历史地理、贸易、民族、社会等现象的文献），对于西布特群岛世界的记载，并未超出前面所述范围。

与之相反，中世纪的阿拉伯文献，以及16—17世纪初的葡文记载（包括地图）提供了更多信息。诚然，对照研究葡中两国史料，定能获益良多，然恐须另辟专著。故笔者在此仅作一点概述。葡萄牙航海日志描绘了一条从奥尔岛至卡里马塔岛（Pulau Karimata）的“斜向”轴；该航线与《明代东西洋航海图》所绘海道极为相似，且与《顺风相送》针路（十一）中所述航程亦部分相符。此外，葡萄牙船只穿越卡里马塔海峡后，沿加里曼丹岛南岸航行至望加锡（Makassar），在此收购檀香等货物，供应澳门、广州及印度市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航线中的一处定向点是邻近卡里马塔岛的塞鲁图岛（舍鲁图岛，Pulau Serutu）。考古证据表明，该岛早在13世纪末即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元朝水师的部分舰船在驶往爪哇的途中[并非驶往苏拉威西（Sulawesi）的途中]曾在此停泊。

葡萄牙文献还提及另一条航线，连接刁曼岛、奥尔岛与邦加海峡西口。这条南北向航线经过宾坦岛、马普尔岛、萨亚岛（Pulau Saja）及土朱群岛。换言之，此航线与《顺风相送》《四夷广记》所载的数条海道[特别是上文针路（五）至（九）与针路（十二）至（十五）]部分重合。最后，还有一条由白礁至加里曼丹岛西北部的直接航线。此航段是长途航线的一部分，即经由沙捞越海岸抵达苏拉威西海（Celebes Sea），进而前往北马鲁古群岛（North Moluccan Islands），葡萄牙人在此处采买丁香。

综合上述发现与《郑和航海图》所示，可推断15—17世纪之间，穿梭于纳土纳海的商业海道网络得到扩展。诚然，所谓的海人（Orang Laut），或称“海上游牧民族”，以及其他本地居民，很可能自古以来便熟谙这些海路，但因缺乏早期文献记载以填补空白，详情多已不为人知。可以推断，不同的马来及其他东南亚商贸网络主要从事地方及区域贸易。若从布罗代尔模式上将纳土纳海视作一个交换区，国际与本地航线交织其中，那么上述发现表明，主要由“外来”群体经营的长途贸易的重要性逐渐增长，而文献对沿海居民所经营的本地航线却鲜有提及。自然，欲构建更为完整的图景，还需考量活跃于该地区的来自西亚、南亚的商贸群体的作用，以及在葡萄牙人到来仅几十年后，就登上历史舞台的其他欧洲列强的角色。

最后，如前反复提及的，仍存在数个未解之谜：上下竺、竺屿、天竺山等早期中文地名所指何处？其中部分或全部可能指代奥尔岛，但它们亦有可能指向截然不同的地点。同时，我们不应混淆“东西竺”“东西竹”这两个合称。明代航海文献中提及后者[或“东竹（山）”]时，通常指代奥尔岛，或可能包括邻近的一两个小岛，而”东西竺”仍存争议。西竹（山）是否始终指代大猪岛，亦未可定论。诸多不确定性可归因于，文献作者在某些情况下似乎混淆了不同的岛屿和地名。

这些不确定性也将我们引往最后一段。现代对西布特群岛个别地点的描述显示，该群岛最东端的岛屿（刁曼岛、帕芒吉尔岛、奥尔岛）具有相似特征。它们皆山势陡峭，植被茂密，一些海岸地带因有岩石与暗礁，船只应避开，同时亦有一些良好锚地。那么，问题来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是否应将“东西竹”这一复合地名与奥尔岛（位于东南）和帕芒吉尔岛（位于西北）相关联呢？毫无疑问，《郑和航海图》上标示了帕芒吉尔岛，但未标注其名称；至于西竹山，其位置可能与大猪岛相符。然而，后来的文献更随意地使用这些名称。因此，我们能否断然排除明代航海文献中提及的某些“东西竹”包含帕芒吉尔岛的可能性？这两座岛屿是否被混淆了？笔者认为，某些对“刁曼岛/奥尔岛”这一组合的“笼统”提及，以及与这些岛屿附近航行相关的若干针位，不允许我们将帕芒吉尔岛完全排除在“东西竹”范畴之外。那么，这是否正是我们的文献未给帕芒吉尔岛专门命名的原因？

作者：罗德里希·普塔克

来源：《海交史研究》2026年第1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刘宇欣

审订：宋柄燃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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