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艺术评论丨冯 远：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巨匠方增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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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巨匠方增先

冯 远

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方增先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以不凡的探索之力推进中国人物画的变革与发展，构筑起个人独特而丰满的笔墨世界，收获卓著的艺术成就。

方增先身上浓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画家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不断求变、求新、不懈探索的艰辛历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与教学生涯中，他以核心领军者的身份参与并催生了一个画派的诞生、推动了一套教学体系的构建、引领了一派笔墨语言的转型，其艺术成就不仅属于他个人，更属于一个时代。本文拟从分析方增先的代表作品入手，系统探讨其开放的学术观念、艺术创作和教学体系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贡献，进而评价其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与当代意义。

《粒粒皆辛苦》 方增先

从创作实践成果看方增先的艺术价值及成就

方增先的艺术生涯横跨了新中国美术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他在每个历史时期均创作了标志性经典作品。这些经典作品既见证了新中国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创作理念的演变，也承载着中国人物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融汇古今中外艺术资源所取得的创作成果，以及艺术技法不断升华的发展历程。纵观方增先众多优秀作品，以《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艳阳天》插图和《母亲》尤具代表性。这四幅作品不仅梳理出方增先个人的艺术演进脉络，更折射出中国现代人物画从写实体系建构、形式语言开拓，直至作品精神意蕴持续深化的演变历程。

1.《粒粒皆辛苦》：写实人物画的开山之作

1955年，24岁的方增先创作了《粒粒皆辛苦》。这幅纸本水墨设色作品描绘了一位北方农民蹲在地上伸手捡拾麦穗的情景，远处是满载粮食的马车。作品得名于李绅《悯农》中的千古名句，以农人捡拾麦穗这一日常劳作细节，传达出朴实的农民对劳动果实的珍惜之情。作品画面主题鲜明，手法简洁凝练，得到新中国美术研究领域学者的普遍认可，被公认为新中国水墨人物画的一件典型画作。

《粒粒皆辛苦》之所以成为典范，关键在于它成功解决了写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核心难题——如何在传统笔墨体系中实现精准的人物造型。方增先结合伯里曼的素描方法，将人体理解为几何体，弱化明暗表现，以墨线为骨，纯以水墨营造出生动传神、层次丰富的视觉效果。这种处理方式既不同于西方素描的“全因素”表现，也不同于传统人物画的程式化描绘，而是融合中西技法的创造性转化。画中人物透视准确，神态自然，笔墨层次丰富，线条刚柔并济，脸部的皱纹、鼻梁的骨感、手部粗糙的肌理与错落的褶皱，都通过浓淡相宜的墨色得到了细腻且充分的呈现。

这幅作品的主题意义更是拓展了其艺术价值的维度。从创作背景来看，195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6年，国家百业正兴，农业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国家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节约粮食的宣传运动。方增先以敦煌考察归途中所见北方农民收割小麦的情景为素材，融入自己对家乡人民的深切情感，创作出这幅既回应时代号召，又饱含人文关怀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方增先在这幅作品中迈出的“以水墨技法表现人体结构”的新路，后来成为中国现代人物画变革的主流方向。可以说，《粒粒皆辛苦》既是方增先艺术探索的重要开端，也是新中国水墨人物画革新的重要里程碑。有趣的是，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后，方增先又画了一幅，虽然后者造型更为生动，笔墨也更成熟，但其影响力始终未能超越原作。

2.《说红书》：群像塑造与笔墨语言的经典表现

如果说《粒粒皆辛苦》是方增先在新人物画创作道路上的起点，那么1964年创作的《说红书》则奠定了他浙派人物画领军者的地位。这幅多人物群像作品描绘了集体化农业生产背景下农村公社社员在劳作休息时听革命故事的情景。作品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说书人以背影示人，但其生动的肢体语言与画面中听者专注的神情，足以让观者感受到说书人的声情并茂。这种“以虚写实”的处理方式，展现出方增先在构图设计上的匠心独运。

《说红书》在笔墨艺术处理方面突破了前人的窠臼，几乎融汇了中国画各类核心表现技法，堪称笔墨技法范本。在用笔方面，它讲究轻重、抑扬顿挫之分，与中国书法用笔方式一脉相承；在用墨方面，它讲究浓淡、疏密、虚实之分，形成了富有韵律感的笔墨节奏。正如美术理论家蔡若虹所评价的，《说红书》“不仅比较完善地表现了作品内容，而且还发扬了我国传统水墨画的优点，在用笔用墨方面，契合我国人民的审美习惯”。《美术》杂志曾以专文介绍这幅作品，认为它是当时中国新人物画艺术上最成熟的作品之一。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说红书》的问世确立了方增先作为浙派人物画代表人物的地位，也是他笔墨探索与创新追求的集中体现。作品从构图形式到笔墨技巧的全面突破，标志着中国水墨人物画实现了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一次重要跨越。

3.《艳阳天》插图：现实主义叙事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

1972年至1974年间，方增先为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创作了36幅水墨插图。这套作品虽诞生于一个艺术创作受到诸多限制的年代，却因其艺术水准拥有了独立而恒久的艺术价值，达到了写实人物画的新高峰。

在《艳阳天》插图中，方增先展现了其对水墨材质娴熟的驾驭能力。在36幅连续性构图中，他根据不同时空变化下的不同气氛，运用各种水墨技法，精心设计，巧妙发挥。这种将笔墨语言与叙事结构有机结合的做法，使人物刻画与故事情节的关联达到了辉映无间的程度。正如画家王赞所言，《艳阳天》水墨插图的出现可以与当时贺友直的线描连环画《山乡巨变》相媲美，二者“都将人物的描绘和故事的连环性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尤其是《艳阳天》插图所展现的高难度笔墨技法堪称经典”。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套作品中，方增先在造型规范允许的范围内开始尝试“线条与部分形体适当脱离原型”的技法。这种探索虽然只是一小步，却是他后来从写实体系转向表现性笔墨体系的重要伏笔。今天来看，《艳阳天》插图既是方增先写实人物画的巅峰之作，又是其艺术语言转向的前奏，在写实性与绘画性之间实现了完美的平衡。

4.《母亲》：从写实到表现的精神与技术跨越

如果说前三幅作品代表了方增先在写实主义水墨人物画领域所达到的高度，那么1988年创作的《母亲》则标志着其艺术风格的一次根本性转变。这幅描绘藏族母子形象的纸本水墨作品，写实的形体仿佛隐没在如巨大岩石般的体块之中，人物形象粗犷、沉稳而健硕。画家着力通过母亲的肢体动势与眺望远方的眼神，传递出母亲对孩子的深切呵护与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人物形象夸张变形而有度，笔墨自由挥写且有节制，既富有鲜明的整体感，又具耐人寻味的细节。

方增先自己这样描述《母亲》的创作背景：“创作《母亲》这张画，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人们似乎刚从朦胧的梦境中清醒过来，对落后愚昧的自责和民族存亡的忧患，对我们国家早日走出困境的期望，就是这张画的主题思想。”这种对社会转型期集体心理的敏锐捕捉，使《母亲》超越了对人物生活情态的单纯浅白表现，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成为承载时代精神、具有象征意味的视觉表达。

方增先在《母亲》中实现了从写实到表现的艺术跨越。他坦言：“我不满意自己过去的写实画风，决心从这张画开始，突破自己，改变自己原来的风貌。我将母亲的形象夸张为山石一般雄伟，觉得这一手法很符合长期以来自己对一种新风格的憧憬。”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我以前已经习惯了的写实手法”。《母亲》后来获得了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银奖及齐白石艺术基金奖，是方增先艺术风格上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其艺术创作从“为生活的艺术”跨入“为艺术的艺术”与“为精神的艺术”相融合的新阶段。

四幅作品，前后横跨三十余年。从《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到《艳阳天》插图，方增先构建了一套扎实的写实主义水墨人物画语言体系；而《母亲》的问世，则实现了对这一体系的自觉扬弃与全新超越。正如叶浅予所论：“方增先具有相当高明的素描功底，对如何继承和运用我国传统的笔墨技法也有独到的领悟，并且使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融合无间。”这段话精准概括了方增先艺术成就的核心——在传统笔墨、写实造型与写意表现之间开辟出独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持续实现着自我突破与艺术升华。

《艳阳天》插图之一 方增先

从艺术方法论看方增先教学体系的价值影响

方增先之所以被誉为“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和推动者，不仅因其创作上的卓越成就，更因其在美术教育领域作出的奠基性贡献。他所创立的“结构素描”造型训练体系，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

1.结构素描造型方法的形成

1955年，方增先因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恢复和师资结构的调整而由油画专业转任中国画人物画专业教席。面对“如何用传统笔墨塑造真实人物形象”这一时代命题，他开启了艰苦的探索，并开创了人物画基础教学的“线性人体结构素描方法”。其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吸收与转化过程：综合了法国明暗五调子素描法、苏联契斯恰科夫的分面法与美国伯里曼结构学原理，进而发展出线的结构法以及线的团块整体表现体系。这套方法落实了潘天寿有关中国画以线为主的教学理念在现代人物画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在推崇以明暗为主体的西方传统素描体系之外，另辟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教学蹊径。

结构素描的核心在于“结构”而非“光影”。方增先将西方素描中的解剖学知识与中国传统团块理论相结合，强调对人物骨骼、肌肉等形体结构的理解和记忆，而非对光影调子的机械摹写。方增先曾形象地指出：“解剖和结构是我非常注意的一个问题，对这种形式结构的掌握，对画人物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他还提出“背结构、背骨骼”的教学理念，强调通过默写来强化对形体的理解和把握。

2.水墨人物画教学体系的实践与推广

1963年，方增先撰写出版了教材类辅导读物《怎样画水墨人物画》，虽篇幅不长，却为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写生教学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结构素描》《人物画的造型问题》《人物水墨写生教学笔记》等论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中国现代写意人物画教学体系。

这套教学方法易于掌握、行之有效，很快在浙江美术学院的中国画教学中普及开来，之后普及到全国各地的美术院校。其相关论著被引为国内美术院校教学、研究与推广的主要参考教材并广受欢迎，陆续再版数十万册，这套教学方法也成为中国画专业人物画教学的核心基础内容。正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唐勇力所言：“方先生的结构造型法排除了光影，但也借鉴了光影的某些效果。因此中国水墨人物画能从方先生的‘结构素描’发展到如今以‘线性素描’与着色相结合的成熟教学方法，应该说方先生为中国水墨人物画和中国人物画造型基础教学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奠定了科学的方法基础。”

3.浙派人物画教学体系的历史地位

方增先的教学体系与“林潘体系”有着深层的学理关联。1928年，蔡元培与林风眠共同创办国立艺术院，逐步形成了以林风眠造型与色彩学术思想、潘天寿水墨教学理念为两翼的美术教育体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周昌谷、李震坚、方增先、顾生岳、宋忠元五人共同奠定了“新浙派人物画”的风格基础，并逐步发展为成熟的艺术流派。如果说李震坚、周昌谷解决了色与墨的技法运用问题，顾生岳、宋忠元解决了线描造型问题，那么方增先则解决了形与墨的多重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一套从技术层面为本科教学提供有效观察与表现方法的、色墨线形四位一体的教学方案得到全面实施与推广，从而确立了“浙派人物画教学体系”的历史地位。

在当代美术教育的语境下，方增先教学体系的当代价值依然不可替代。有评论者指出：“现行人物画教学中的线性素描体系，也是在方先生的结构素描基础上向前推进的。”方增先的教学贡献超越了浙派人物画本身——他以结构素描为核心构建的教学体系，成为中国高等美术院校中国画人物画专业的核心教学基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画家。

《绒帽老人》 方增先

从艺术与文化担当看方增先开放包容的学术贡献

方增先的艺术成就不仅体现在创作与教学两大领域，更体现在他以开放的学术观念推动中国美术发展的远见卓识上。这种开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艺术实践中对技术语言的不断自我突破与兼容并蓄，二是在公共文化事业领域对发展中国当代艺术的积极推动。

1.艺术观念与实践上的开放与包容

方增先的艺术道路始终秉持着“一手伸向西方，一手伸向传统”的核心理念。他对于写实人物画的贡献，既在于他一手伸向西方，汲取科学的造型理念，也在于他另一手伸向传统，提炼并变革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使之与表现现实的需要相契合，从而焕发新的生命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文化环境的宽松和西方现代艺术的涌入，方增先以饱满的热情和理性开放的心态面对新的艺术思潮。他既向西方现代艺术汲取灵感与形式资源，在水墨人物画中融入构成和变形的因素，也对中国民间美术的形式语言进行系统研究，同时回溯传统中国画的历史脉络，寻求笔墨形式与精神内涵的深层支撑。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使他完成了从写实造型风格到意象造型风格、从传统笔墨语言到积墨表现语言的艺术跨越。正如美术评论家尚辉所言，方增先“以《粒粒皆辛苦》《说红书》等作品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墨人物画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之后，仍然以丰厚的积累在八十年代和新世纪继续推进水墨人物画的发展”。而与他同时代、活跃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多数人物画家中，鲜有像他这样实现一次次突破自我的艺术蜕变者。

晚年，方增先将积墨法运用于人物画创作，完成了《家乡板凳龙》《昆仑月色》《祭天》《晒佛节》等一大批风格雄浑壮阔、笔墨更为率性放达的水墨人物画杰作。如果说早期浙派人物画的主要特征在于用线条和没骨技法消解明暗素描式的人物造型，那么新时期以来方增先的跨越又恰恰在于运用山水画的积墨画法丰富了人物画的表现语言。这种笔墨语言的又一次蜕变，正是他一生追求开放与变革的艺术精神的生动体现。

2.首创上海双年展：推动发展当代中国美术事业的远见卓识

1985年，方增先出任上海美术馆馆长。在这个新的平台上，他将开放的学术观念与专业视野转化为更具社会影响力的文化实践。他以高度的责任感，自觉强化美术馆的学术建设、完善社会服务职能；同时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洞察到当代艺术的实验性对活跃艺术创作、彰显文化建构力量的重要意义，由此策划发起并组织了首届上海国际艺术双年展。

方增先推动创办上海双年展，在当时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他从未囿于一己所好，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在美术馆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现代艺术（包括前卫艺术）展览，构建了兼具学术性与国际性的当代艺术展览体系。在他的掌舵下，上海双年展逐步发展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艺术盛会。这一成就的意义不仅在于美术馆事业本身，更在于方增先以一位传统水墨画家的身份，为当代中国艺术的多元化与国际化发展搭建了重要公共平台，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方增先的社会文化贡献还体现在他担任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期间——他紧密结合上海城市发展实际，主持设立上海美术大展，为上海文化艺术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学院到美术馆，从教学到社会文化服务，方增先的身影遍及中国美术事业的各个重要领域，更在每个领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从多重维度评价方增先的艺术成就、历史地位及其意义

1.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美术史上，方增先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他是“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与推动者，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现实主义人物画创作领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诚如有专业人士评价：“方增先先生开创了一条当代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别开生面的道路。唯有方增先在从写实体系转入笔墨自由的表现体系之际，没有走向空泛。这条路既成就了方增先独特的艺术风格，也为当代中国人物画变革创新提供了杰出的典范。”

纵向比较来看，方增先的艺术贡献与徐悲鸿、蒋兆和等前辈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如果说徐悲鸿、蒋兆和开创了中国现代写实人物画的先河，那么方增先则在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了写实人物画中的技术性难题——将西方素描造型与中国传统笔墨真正融为一体。就像评论家汤哲明所指出的：“方增先在这场写实主义人物画改革浪潮中之所以地位突出，是因为上述技术性难题，在他的探索实践中得到了基本解决。”方增先“在糅入西洋素描的基础上，开创了突出笔墨的写实人物画新风格，在徐悲鸿、蒋兆和等先辈开创的中国人物画创作道路基础上开拓、创新并谱写了新中国人物画史上新的华彩篇章”。

2.历史性成就的系统总结

方增先的历史性成就可以从以下多重维度进行总结：第一，创作实践维度：从《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艳阳天》插图到《母亲》，方增先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标志性作品问世，形成了一条完整而富有张力的创作脉络。他的作品既深刻反映了时代精神，又具有超越时代的美学价值；第二，教学维度：他创立的结构素描教学体系，解决了中国画人物画造型教学的核心难题，奠定了“浙派人物画教学体系”的历史地位，其影响持续至今；第三，学术维度：他撰写出版了《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结构素描》《人物画的造型问题》等专著，将创作实践的经验提升为系统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国现代人物画教学与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资源；第四，文化维度：他以上海美术馆馆长的身份积极推动创办上海双年展，凭借开阔的学术视野打造了重要的社会公共艺术平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方增先曾荣获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及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这是文化艺术界对其毕生成就的权威肯定。2025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方增先艺术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方增先艺术的学术研究，深化中国画教学改革，加强创作人才培养。这一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方增先艺术遗产的系统研究与传承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3.对当代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启示意义

放眼当下，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创作实践与发展虽然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但也面临着未来发展的方向性困惑。正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唐勇力所忧虑的，“当代审美取向受到教学方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当代水墨人物画创作者对水墨人物画的艺术追求在诸多方面受到制约，甚至缺乏清晰的方向感，普遍存在创作迷茫”。在这种背景下，回望方增先的艺术道路，他留下的艺术遗产对当代中国人物画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价值。

启示意义之一，在于方增先对“融合”命题的创造性解答。在“中西融合”这一困扰中国画家的百年难题面前，方增先没有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以结构素描为桥梁，找到了西方造型与中国笔墨之间的有效接口。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在充分理解双方规律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

启示意义之二，在于方增先始终保持着“求变”的勇气。从早期坚守写实创作、中期深耕造型形式与表现语言探索，到晚期实现笔墨技艺的极致升华，方增先的艺术生涯始终在突破固有范式、实现自我超越。正如他所言：“我是那种在乱草泥泞中寻找一条小路的人。”这种苦行僧式的探索精神，对于今天处于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画家而言，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价值。

启示意义之三，在于方增先始终将艺术创作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紧密相连。他引入西方素描，但从未以牺牲中国画的笔墨精神为代价；他关注时代主题，但从未放弃艺术本体的追求。如他所言，中西结合首先要“两个一瓶醋”“两种文化的结合，要求两种文化都深入研究，才能找到更好的切入点”。这种既深植于民族文化根基又面向世界开放的学术态度，对于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具有持久的方法论意义。

时至今日，艺术巨匠方增先已辞世七载，但其留下的艺术遗产与精神财富厚重绵长、历久弥新。他以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实践，印证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生生不息的艺术可能性；他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尤其是人物画基础教学构建了科学完备的方法体系，筑牢了学科发展根基；他以开放的学术视野与卓越的组织能力，助力中国美术事业完成现代转型与多元发展。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方增先的艺术道路及成就时，最值得铭记的或许不是某一幅具体作品或某一种具体技法，而是他毕生秉持的苦行僧精神——执着与勇气。这种精神既是成就方增先个人艺术丰碑的根基，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群体在文化转型、探索创新历程中共同的精神缩影。在方增先身上，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位艺术大家的求索之路与斐然成就，更是一个时代、几代艺术从业者坚守文化初心、勇担艺术使命的精神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