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从安史之乱到去世，这7年他经历了啥

至德二载（757年）的秋风卷着江雾钻进浔阳大牢时，李白正靠在霉湿的墙根下，指尖摩挲着囚服上磨破的针脚。墙外是长江的浪涛声，日夜不息，和他记忆里“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轻快判若云泥。

三个月前，他还是永王李璘幕下的座上宾，笔底翻涌着“为君谈笑静胡沙”的豪言；三个月后，他成了大唐谋逆重犯，案卷直送凤翔行在，等着皇帝的最终裁决——不是腰斩东市，便是长流万里蛮荒。

牢里的小吏偶尔会偷偷问他：“先生那么大的名气，怎么会从贼谋反？”

李白总是苦笑一声，仰头灌下一口酒。没人比他更觉得荒诞。他是来救国的，怎么就成了国贼？

一、烽火破梦

一切的转折，始于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的渔阳鼙鼓。

安禄山范阳起兵的消息传到江南时，李白正带着妻子宗氏在宣城隐居。此前十年，他被唐玄宗“赐金放还”，漫游天下，写尽了山川风月、快意恩仇。

他总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可骨子里那份“济苍生、安社稷”的执念，从来没真正放下过。

年轻时他以为自己是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人到中年，他退而求其次，想做东晋的谢安——隐居东山，待天下有变，便出山挽狂澜于既倒，功成之后再身退。

安史之乱，便是他以为的“天下有变”。

叛军势如破竹，洛阳失守，潼关告急，长安沦陷的消息接踵而至。百姓流离失所，千里饿殍，李白带着宗氏一路南逃，过南京，入庐山，在屏风叠搭了几间草屋，暂时避祸。

可他哪里安得下心？每日登高北望，只见烟尘蔽日，听不到半分官军捷报。他夜里喝酒，醉了就拔剑起舞，剑光映着烛火，劈碎的全是满腔愤懑。

他写《扶风豪士歌》，写“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写《赠张相镐》，说“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五十五岁的人了，白发已经爬上鬓角，可那颗少年时的热血心，半点没凉。他缺的，只是一个台阶，一个名正言顺上阵杀敌的机会。

至德元载（756年）十二月，这个机会自己找上了门。

来人叫韦子春，是永王李璘的谋士，带着永王的亲笔辟书、金帛厚礼，专程上庐山请李白出山。不是一次，是三次。韦子春话说得恳切：“永王奉圣上（唐玄宗）之命，镇江陵，领四道节度使，集水师十万，即日东下平叛。久闻先生文武双全，特来相请，共赴国难。”

李白心动了。

他不是不知道永王是玄宗第十六子，不是太子。可在他的认知里，太子李亨北上灵武，音讯不明；太上皇李隆基入蜀，下旨分封诸王掌兵，永王节制江南，名正言顺。更何况，韦子春带来的不仅是永王的邀请，更是他毕生追求的可能——不用再靠写诗讨好权贵，不用再做帝王的文学弄臣，而是真刀真枪，平定叛乱，救万民于水火。

临行前，他给妻子宗氏写诗，说“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像当年的范蠡一样，事成之后，便泛舟江湖，归隐修道。他以为这是自己人生的高光起点，却没料到，一脚踩进的，是皇权争斗的无底深渊。

二、东巡迷局

李白入永王幕府时，永王的水师正浩浩荡荡沿江东下。

战舰连绵百里，旌旗蔽空，两岸百姓夹道观看。李白站在船头，江风猎猎吹动他的衣袍，一时豪情万丈。

他提笔写下十一首《永王东巡歌》，从“帝子金陵访古丘”写到“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他把永王比作平定永嘉之乱的东晋王室，把自己比作谢安，只待挥师北上，便可收复两京。

他写得酣畅淋漓，却没看懂这江面之下的暗流。

这场“东巡”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平叛。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十二，太子李亨在灵武城南楼登基称帝，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遥尊远在蜀中的唐玄宗为太上皇。

而三天后，毫不知情的唐玄宗才在普安郡（今四川剑阁）颁布《命三王制》，命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马元帅，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分领诸道节度使，各镇一方。

这道晚了三天的圣旨，成了所有悲剧的源头。

对唐玄宗而言，分封诸王是为了分散兵权，制衡擅自即位的太子，保住自己的权力余温；对唐肃宗而言，这道圣旨就是父亲给自己埋的钉子——永王手握江南富庶之地，又有合法的领兵之权，顺江东下，一旦占据金陵，就是割据半壁江山的局面。兄弟之间，必有一战。

永王李璘呢？他从小丧母，是哥哥李亨亲手抱大的，原本没什么野心。可江陵堆积如山的江淮租赋、麾下数万将士，再加上身边谋士的撺掇，让他渐渐生出了异心。他既奉着太上皇的诏命，又不肯听新皇帝的号令。肃宗多次下诏命他回蜀觐见，他都置之不理。

李白夹在中间，从头到尾都蒙在鼓里。

他只知道自己是奉诏平叛，只想着早日北定中原。他不懂朝堂上的父子猜忌、兄弟阋墙，也不屑去懂。在他的世界里，是非黑白向来分明：叛军是贼，朝廷是正，永王是朝廷的王，跟着他打仗，就是报国。

这份纯粹的理想主义，在权力的游戏里，脆弱得像一张纸。

至德二载（757年）二月，肃宗的部署完成了。他任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来瑱为淮南西道节度使，韦陟为江东节度使，三面合围永王。还没等正式开战，永王麾下的大将便纷纷倒戈。永王的军队一触即溃，他本人在逃亡途中被杀，首级送往凤翔。

一场声势浩大的“东巡”，就这么草草收场。

李白仓皇南逃，躲到了彭泽的深山里。他想不通，怎么短短两个月，平叛的王师就成了谋逆的叛军？他更想不通，自己一腔热血，怎么就成了从贼的罪人？思来想去，他最终选择了自首——他问心无愧，他没反过大唐。

可他忘了，谁是贼，从来不是道理说了算，是赢家说了算。

三、夜郎万里

浔阳大牢的日子，是李白一生最低谷的时光。

他被定了“从逆”的重罪，案卷层层上报，朝中大臣多主张处死。他在狱中给昔日好友写信求救，最寄希望的，是高适。

当年梁宋之游，他和高适、杜甫三人策马同游，登吹台，饮美酒，论天下事，何其快意。如今高适是肃宗眼前的红人，只要他肯说一句话，或许就能救自己一命。

信送出去了，石沉大海。

高适不是忘了旧情，是不能救。永王一案是肃宗钦定的谋逆大案，他自己就是平叛的主帅，怎么可能为一个“从贼”的诗人开口？政治场上，从来没有私人情谊，只有立场对错。

绝望之际，是两个人救了他的命。一个是他的妻子宗氏，散尽家财，四处奔走打点；另一个是御史中丞宋若思，他的父亲宋之悌当年与李白有旧交。

宋若思率军路过浔阳，重新审理了李白的案子，认为他只是被裹挟入幕，并无反心，便将他保释出狱，还招入自己的幕府做了参谋。

李白以为自己熬出头了。他跟着宋若思到了武昌，认认真真地帮着处理公务，还代宋若思写了《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希望朝廷能迁都金陵，徐图恢复。他甚至还抱着一丝幻想，觉得朝廷或许会不计前嫌，重新起用自己。

他还是太天真了。

乾元元年（758年）春，朝廷的最终判决下来了：李白虽未直接参与谋逆，但附逆有据，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判处长流夜郎，遇赦不还。

夜郎，在今天贵州遵义一带，在当时是极边蛮荒之地，烟瘴遍地，毒虫横行。被流放去那里的人，几乎等于判了无期徒刑，十去九不还。

这一年，李白五十八岁。

他从浔阳出发，沿江逆流而上。妻子宗氏和妻弟宗璟一直送他到江夏，在江边挥泪告别。宗氏说会在庐山等他，等他遇赦回来。李白点点头，没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脚步。

流放之路走得很慢。沿途的地方官、乡绅仰慕他的诗名，纷纷请他赴宴，陪他游山玩水。有人敬他是谪仙人，有人可怜他是落魄客。李白来者不拒，酒照喝，诗照写，只是笑意里总带着化不开的苦涩。

他登鹦鹉洲，想起三国时的祢衡，才高八斗却遭人忌恨，最终命丧黄祖之手。他写《望鹦鹉洲悲祢衡》：“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写的是祢衡，叹的是自己。

他过三峡，江水湍急，两岸猿声凄厉。他写《上三峡》：“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那个曾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人，如今走在同一条江上，只觉得路长日暮，鬓发催老。昔日的少年意气，终究被命运磨出了厚厚的风霜。

四、白帝赦书

乾元二年（759年）二月，李白走到了白帝城。

再往前，就是巴蜀群山，过了重庆，便离夜郎越来越近了。他住在江边的客栈里，连日咳嗽，精神很差，想着或许自己这把老骨头，真就要扔在西南的瘴疠之地了。

就在这时，驿站的快马送来了朝廷的赦书。

关中大旱，颗粒无收，唐肃宗为了祈福消灾，下令大赦天下：死罪降为流放，流放以下全部赦免。李白的长流之罪，恰在赦免之列。

拿着赦书的那一刻，李白愣了很久，然后忽然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十五个月的流放路，担惊受怕，屈辱不甘，在这一刻忽然都烟消云散了。他立刻吩咐船家，调转船头，顺流东下。船行如箭，两岸青山飞速后退，猿啼声此起彼伏，都成了悦耳的乐章。

他挥笔写下那首千古流传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二十八个字，轻快得像少年出游，没人能看出这是一个五十九岁、九死一生的老人写的。

可狂喜过后，是更深的茫然。

他自由了，可天下之大，他该去哪里？回庐山？那里有妻子在等他，可他半生抱负落空，这般落魄回去，心有不甘。去长安？朝廷从来没真正认可过他，回去也只会再受屈辱。他像一只飞出笼子的鸟，天高海阔，却突然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他在江夏逗留了很久，又去了潇湘，重游金陵，辗转于旧友之间。日子看似逍遥，实则全是漂泊。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肺病、脚气轮番折磨他，喝酒却越来越凶。他常一个人坐在江边，看月亮从江面升起，一看就是半夜。

上元二年（761年），六十一岁的李白听到了一个消息：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史朝义，平定河南叛军残部。

他沉寂已久的心，又一次跳了起来。

他收拾行囊，打算北上投奔李光弼的军营，哪怕做一个小兵，也要再上一次战场，再为国家出一份力。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对“济苍生”的执念发起冲锋。

可他终究没能走到战场。走到金陵附近时，他旧病复发，咳得直不起腰，连路都走不了，只能折返。

大鹏想要展翅，可翅膀已经断了。

五、当涂埋骨

宝应元年（762年），李白六十二岁，穷困潦倒，走投无路。

他辗转来到了当涂（今安徽马鞍山），投奔在这里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李阳冰是当时有名的篆书大家，也素来敬重李白的才华。他收留了李白，给了他一处住所，悉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

这是李白生命里最后的安稳时光。

此时的他，已经病得很重了。常年的饮酒、漂泊，加上流放时落下的病根，让他的身体彻底垮了。他很少出门，大多时候就躺在病榻上，翻看自己年轻时写的诗稿。一张张翻过去，从“床前明月光”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天生我材必有用”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半生荣辱，万里山河，都在这些诗句里。

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这年冬天，李白病入膏肓，卧床不起。他把李阳冰叫到床前，将自己一生写下的所有诗稿，整整齐齐地交到李阳冰手里。他说话已经很费力，却字字清晰：“我这一生，没留下什么家业，就这些诗稿。麻烦族叔替我整理编集，让它们能传下去。”

李阳冰含泪答应了。

临终前，李白撑起身子，写下了他人生最后一首诗——《临终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他到死，都以大鹏自许。

他写这只大鹏展翅腾飞，震动八方，却在半空中力量耗尽，摧折坠落。可它留下的余风，还能激荡万世。他遗憾孔子已经不在了，没人会为他这只折翼的大鹏落泪。

宝应元年十一月，李白病逝于当涂，终年六十二岁。李阳冰遵照他的遗愿，将他葬在当涂龙山东麓。后来，李白的好友范伦之子范传正任宣歙观察使，又将他的墓迁到了青山之阳，那是李白生前最喜爱的地方。

六、馀风万世

后世说起李白的晚年，总免不了一句“政治幼稚”的评价。说他看不清局势，错投永王，自毁前程，是典型的诗人浪漫，不懂权谋。

可这真的是“幼稚”吗？

回头看永王一案，从始至终，李白都不是投机者，而是理想主义者。他加入永王幕府，不是为了攀附权贵、谋求富贵，而是真心想平定叛乱、拯救百姓。他错信了太上皇的圣旨，错信了永王的平叛誓言，错信了这个世界本该有的是非公道。

他不是不懂政治，是不屑于懂。他不屑于去算计父子兄弟的权力博弈，不屑于去站队投机、趋炎附势。他的世界里，有山河日月，有苍生疾苦，有少年时立下的凌云之志，却从来没有尔虞我诈的容身之地。

安史之乱打碎了大唐的盛世，也撕碎了李白的理想。可即便身陷囹圄，即便流放万里，即便病骨支离，他心里那团火，从来没真正灭过。他到死都想做那个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哪怕现实一次次把他摔得粉身碎骨。

这不是幼稚，是赤子之心。

千年过去，唐玄宗、唐肃宗、永王李璘的帝王权谋，早已埋进皇陵的尘土里，鲜有人提起；高适、来瑱的平叛功绩，也只在史书上留下寥寥几笔。可李白在浔阳牢里、在流放船上、在当涂病榻前写下的诗句，却穿越了岁月，依旧明亮滚烫。

他没做成谢安，没当成宰相，没实现“济苍生”的夙愿。可他用一支笔，写尽了盛唐的风骨，写透了人性的浪漫与倔强，也写活了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份不甘平庸、向往自由的魂。

那只中天摧折的大鹏，终究把馀风，留在了万世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