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倩仪：沈从文与王㐨、王亚蓉“服饰三人组”的故事

《锦衾薄》日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磅推出。这不是一本服饰图录，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而是一部以口述史料为骨架、以人物命运为经纬的纪实之作。

《锦衾薄：沈从文与王㐨、王亚蓉的服饰故事》张倩仪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5

全书从1953年午门的一场偶遇落笔：年届半百的沈从文为一名刚从朝鲜归来的志愿军战士王㐨，连续七天讲解故宫文物，从此牵出三段交织半生的缘分。沈从文是从“边城”走出的文学家，在中年后转向文物研究，孤军撑起《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王㐨由门外汉起步，经马王堆、马山楚墓、法门寺地宫一路淬炼，成为中国纺织考古的开创者；王亚蓉从玩具设计师转入，在两位前辈离世后独力扛起学科传承。三人以“服饰小组”之名并肩数十年，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更在时代的夹缝里把冷门绝学织进了生生不息的学术传承。

书名“锦衾薄”三字，取自岑参的诗句“狐裘不暖锦衾薄”。锦缎华美，衾被单薄，恰似这三位主人公的命数——手中织就的是文明华彩，身上扛着的却是清寒与孤寂。而这本书最突出的特色，是为过去常被一笔带过的“助手”王㐨、王亚蓉，还原出了完整的人生，继而让世人知晓一门学问是如何从一个人痴迷，到两个人接力，再到三代人的传续。

本书作者张倩仪，曾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主持过《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敦煌石窟全集》等大型工程。她与三人的缘分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出版工作——不是学院派的沈从文研究专家，而是带着出版人“在场感”的书写者——是以在她笔下写的是亲见的人，而不是枯索的资料。

张倩仪近影 受访者供图

近日，张倩仪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对话】

沈从文也是“兵”，王㐨也是“秀才”

澎湃新闻：书中详细描写了1953年午门偶遇——沈从文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军人王㐨讲解故宫的铜镜，一连讲了七天。这个场景极具戏剧性，尽管你在相应章节里写到了沈从文和王㐨在学历背景、兴趣爱好上的相似点，但王㐨毕竟是军人，而沈从文则是个“秀才”，秀才见了兵，怎么就一见如故了？

张倩仪：其实沈从文也是“兵”，王㐨也是“秀才”。《从文自传》里就曾提到他在14岁到20岁左右在湘西地方部队里当兵的经历，而王㐨虽然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但他日常喜欢画画、拉小提琴。书中也写到王㐨在朝鲜战场上，和战友们一道在战斗间隙，把春天里发芽的小草、冒出来的蒲公英采摘下来，装在衣袋里，这是战地独有的朝气和诗意。

回到那次偶遇，王㐨是在跟沈从文交流了一周，才知道面前这位温柔敦厚的长者是沈从文——当时的文人或许对沈从文有猜疑，但年轻的革命军人就未必，王㐨未必知道1949年郭沫若对沈从文《摘星录》等作品的批判，以及沈从文弃文从学的那些波折，王㐨当时并不在那个圈子。沈从文也不是不能接触的人，就像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说的，让他在那么接近天安门的地方工作，就是组织上还信任他了。沈从文在反“右”期间也没事。

1958年王㐨入考古所也是沈从文介绍的，三方都没有介意。虽然我们不知道沈从文是跟谁联系的，但当时考古所副所长夏鼐也很尊重沈从文。另一方面，王㐨的革命资历也让他不必有那么多疑虑吧，他一进考古所就当了副主任，沈从文介绍他进去完全不影响他的资格。跟王㐨同龄的考古所所长徐苹芳说，王㐨公私分明，原则性很强，在人际关系上则有很浓的人情味，这在那个时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文革”早期沈王的联系应该是减少的，但其实自认识以来，他们基本上都是各有各忙，交往主要是王㐨去请教，又或沈从文请王㐨帮忙找资料和数据。王㐨是众多受沈从文热情教益的年轻人之一，最初不见得就过从特别密，但持续的时间确比一般性请教的人长。王㐨受沈从文吸引，除了因为沈从文的博学，还因为他觉得有一种既亲切又受尊重的感觉。沈从文对王㐨从逐步认识到完全信赖也有一个不短的过程，到“文革”后期才达到付托要事的地步，那距离他们初识已经二十年了。

1987年沈从文与前来探访的王㐨。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王㐨在自述中有一个细节让人难忘：他二十多年后才敢问沈从文，为什么小说写得那么“野”。沈从文的回答是什么？你如何看待这对师徒之间这种“不敢问”与“终于问”的关系——它是否折射出沈从文在文学与文物之间的某种隐秘张力？

张倩仪：沈从文的回答很有趣，他说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我想文青们可以仔细琢磨一下这个回答。二十多年后才问，反映的倒不一定是沈从文的震慑力，而是王㐨的性情使然。他或许因为不好意思说温文有礼的老先生“野”，所以直到两人熟得不能再熟的二十多年后，才提出来。这情节如果发生在王亚蓉身上，可能她过一年就会问了。这就是王㐨，所以张兆和曾笑称王㐨是克己复礼。

198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出版，沈从文、张兆和夫妇与王㐨与样书。 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王㐨的生平堪称传奇——从志愿军战士到纺织考古学科开创者，从“对文物一窍不通”到主持马王堆、马山楚墓、法门寺等顶级考古现场的纺织品保护。红山文化专家郭大顺评价他“从德、才、技、经历四方面来说，是个奇人”。在你看来，他身上最“奇”的地方是什么？是他的自学能力，还是那种“目光四注，勤于耕耘”的治学态度？

张倩仪：他的才艺当然是奇绝的，那么多世界级的考古发现，都因他而更显光芒。我记得总编辑最初给我们介绍时，说王㐨一个山东大汉，手却无比灵巧，什么东西给他看一下，他就能讲出是怎么做的。不过，在工艺界、文物修复界，手工好的人有很多，顶尖好手也不少，王㐨就讲过比他早进考古所的两个下属，在动手能力方面也是他的老师。不过动手能力强之外，王㐨能研究，能写有深度的论文，那就不多见了。

对于王㐨的好朋友来说，他的德，他的高尚人格才是最奇的。发掘山西大同煤矿煤峪口南沟万人坑（注：侵华日军占领大同煤矿时期，“以人换煤”屠杀中国矿工的遗骸掩埋地），那些可怕的景象使他睡不着觉，但他对那些死难者的同情让他用最专业的态度继续做下去。他的同情也不是抽象的，他自己少年时在济南就见过那些被骗工人的惨况，以至回忆起来仍是很难受。

他在沈从文最低沉的日子，不计得失默默支持他。但他也敬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当沈从文和夏鼐争夺人才时，如果他留在考古所，无论从事业发展还是从工作舒适度来说，对他自己都是最好的——何况当时夏鼐也不想放他走，他完全可以拿领导的意见当挡箭牌，不调去历史所，但他对已经80岁高龄的沈从文有更逼切的责任感。他从没有正式拜沈从文为师，对沈从文也一无所欠，而屡次牺牲自己去为沈从文的文化事业出力，完全就是一种浓厚情谊包裹的赤诚。

王㐨法门寺第六重宝函清理保护现场。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书中提到，王㐨去世时，由沈从文的后人张罗才在医院后门办了个简单的仪式。一个为中国纺织考古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人，身后如此寂寥。在你看来，王㐨被公众忽视的原因，除了他本人低调，是否还与“助手”这个身份标签有关？

张倩仪：让王先生的事迹广为人知，绝对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沈从文和王亚蓉虽然也历尽艰辛，但在声名上，他们都得到回报，唯独王㐨不为人知。他在自述一开始时说，“人老了，有许多想法变得很可笑，我是个一生对任何人不大谈自己生活情况，特别是工作的得失不想谈。做这工作的人非常多，做得相当出色，我不过是其中之一，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也许我自己也不大认识。可是到了我这个年龄，身体的这样状况，好像又希望有一个人知道一下，所以谈谈情况。”

我在香港想发表他的自述，当时一个杂志编辑在简介上说他“籍籍无名”。这让我颇感不平，但又要无奈地承认是事实，不过我还是请编辑把这个词删去。我想助手之名未必是得不到重视的原因，王亚蓉也是助手。更关键的可能是时势和机遇，以及有没有人推动吧。王先生死得太早了一点。

王㐨（右立者）在马山一号墓清理保护现场。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王㐨在纺织考古中的具体贡献，比如金缕玉衣的修复、素纱禅衣的揭展、法门寺地宫丝带的解开，这些在书中都有精彩描述。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我：他做保护灰化丝绸实验时，做了十多个配方，有的实验要连续观察七八年。这种“笨功夫”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似乎已经稀缺。你是否认为，王㐨代表的这种“手艺人”式的研究方法，恰恰是纺织考古这类“绝学”得以传承的关键？

张倩仪：他那种做法已经不是手艺而是科学实验了，所以我说他是个科学家。高科技时代也要同样的笨功夫，科技只是手段，令过去解决不到的能有方法解决，科技也打开了更多缺口，通向更多可能。找出那些可能性，也需要思考，要尝试，要细心，要承受挫折。文物保护永远没有完美，没有尽头，要秉持惟精惟一的工作态度，不断寻找更多方法，更高的技术。能这样做的人，必定是出于对历史、对文化、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心。

带着孙女的沈氏夫妇与各带女儿的王㐨、王亚蓉在承德。沈从文口袋上插了小花，最小的女孩是王亚蓉女儿，正在吃野酸枣。受访者供图

王亚蓉单手支撑纺织考古工作，堪称女中豪杰

澎湃新闻：王亚蓉的加入是“三人小组”形成的关键一环。她从玩具设计师起步，偶然结识沈从文而踏入纺织考古领域。书中提到她“为志业舍下至亲的不离不弃”。这种选择的代价是什么？在男性主导的考古学界，她作为一个女性学者，是否面临过额外的困难？我读这本书才知道，为了不弄坏棺椁内古尸的衣服，她竟然是赤手从尸体上取衣，这种对待文物的虔敬和勇气实在令人震撼。

张倩仪：作为女性，选择事业的结果必然是对家庭对家人有所亏欠。沈从文在信中也曾表示过对王㐨和王亚蓉家人的抱愧。但王亚蓉还不是只选择事业，她选择的不光是她个人的事业，她感激沈从文，因为他扩阔了她的眼界，对沈从文的遭遇和艰困也有深深的不平之感。如果纯粹是个人功业，她可能就放弃了。毕竟按王㐨的要求，不戴手套去接触那些充满尸身分解物的衣服，绝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我想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前几年我第一次看到那些照片，就忍不住问她到底怕不怕鬼。而且那时候纺织考古是没人肯干的，你这样牺牲，别人也不会视你为英雄。

王亚蓉再次修复叶茂台辽墓纺织品。受访者供图

当时女性在考古前线，确实有许多生活上的不便。所以考古界当时以男性为主，有实际的原因。王亚蓉就说过，从前考古工地条件差，男队员连很多外来人全挤在一个屋里住，要专门另找住处给她，她经常是住到老乡家。可那时老乡家也不见得有多余的空房，只能让她跟全家同睡在一张炕上。去云南做纺织调查，没有厕所，当地人教她上山解决。

王亚蓉（左）和学生一起脱取石景山清代干尸衣物，图中可见两人都是在赤手工作。 受访者供图

王㐨（左二）修复保护马王堆汉墓丝织品。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2024年王亚蓉去世，你说这标志着“三人服饰小组的历史画上句号”。这个句号意味着什么？在今天，还有年轻人愿意投身纺织考古这样的“冷门绝学”吗？

张倩仪：句号表示物理意义上的完结，他们持续的努力正式落幕了。纺织考古的前路怎么走，由很多因素决定。我一直催她为纺织考古经验做些总结，王㐨本来是最该总结的人，但他因为后期身体状况没法完成，如果王亚蓉也不写，那就太可惜了。王亚蓉在深圳的大学那一年，我日催夜催，终于完成了一本，快出版了。

她在书里也提到，随着墓葬开掘的相关规定陆续出台，未来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开启大型墓葬。未来未必有像马王堆、马山、法门寺等等的重大发现，而纺织考古是需要练习的。当年郭大顺、徐秉琨等几位辽宁考古界代表人物多次请王㐨和王亚蓉去为一个辽代贵族墓的碳化织物做清理保护，他们没有去，要等到1987年做过法门寺的碳化织物，有了一些经验，才敢去做。纺织文物的现场提取，是纺织考古最重要的环节。不随便发掘，是中国考古人的共识，但也因此年轻一辈可能无法再有纺织考古的现场实践机会。这个保护与传承的矛盾需要思考解决，她在书里也提了一点想法和建议。至于纺织考古的修复保护环节，有很多迫切的工作要做，像各地博物馆库房堆积了近几十年出土的纺织文物，都急待修复。出土文物经长时间存放也会劣变，到想抢救的时候可能就来不及了。考古教学里加入包括纺织品的有机质文物的相关课程，这也很有必要。

1982年，沈从文在湖北荆州听彭浩（左一）介绍马山楚墓发掘成果，王亚蓉(右一)伏在架上摹画文物图案。图片取自三联书店公号文章

澎湃新闻：如果要用一句话分别概括沈从文、王㐨、王亚蓉这三人，你会怎么说？

张倩仪：编辑曾要求过我各用200字去描述他们，当时已经觉得难度超高。套用当时对沈从文的概括：（前删174字）一辈子执着自然美、人性美，将书生人生演成一出英雄剧的热心人；王㐨是高风亮节，技艺超群，经历独特的奇人；王亚蓉单手支撑纺织考古工作，努力传承，堪称女中豪杰。

“锦衾薄”是全书写完之后才起的书名

澎湃新闻：书中有一段话非常动人：“璀璨的成就、美好的品德与温暖的瞬间，又像荆棘上开出繁茂的花。”这种“荆棘与花”的意象，和“锦衾薄”的寒暖对照，是否有内在的呼应？你是否刻意用这两种隐喻来结构全书的情感基调？

张倩仪：“锦衾薄”是全书写完之后才起的书名，在写作时并没有刻意营造“狐裘不暖”这一种情感基调。不过贯彻三人精神的那种坚持，加上事业开展早期的艰苦，令编辑也有感而发，在内容简介里写下荆棘与花的比喻吧。应该说，是事实的过程和漫长，令每个接触到他们三人的故事的人，都生出近似的感受，于是大家觉得这两个比喻很贴切。

沈从文（1902.12.28-1988.5.10）。图片取自三联书店公号文章

澎湃新闻：书名取自岑参“狐裘不暖锦衾薄”，但读完书会发现，“锦”的华美与“衾”的单薄之间，恰好构成了三位主角命运的张力——他们做出的是锦绣事业，经历的却是寒薄人生，尤其是对于沈从文和王㐨两位先生而言，经历更让人唏嘘。能否介绍下在接触、接近这三位学者时，所闻所见的那段故事，是什么让你决定一定要为他们写一本书？

张倩仪：至于决定写一本三个人相关的书完全是计划之外的事。当年跟他们交往，有工作的需要（追稿），也有情谊成分。

就因为是长辈，是朋友，看着他们在那么清贫的年代专心致志地工作，为中国文化的命脉赓续而孜孜不倦，一种“我能够帮什么忙”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事实上能不能帮忙，心中是没底的，只有能做一点就多做一点的简单想法。正如为王㐨先生保留自述，并不是有什么地方发表，有什么读者在等着看，后来的发表困难也见证到这一点。但我完全相信认真的人事不应该埋没，所以董秀玉老师提出写书，我就立即写。

沈从文在小羊宜宾胡同住所院子里留影。图片取自三联书店公号文章

澎湃新闻：书中附录收录了张婉仪录音整理的《王㐨自述》，这个附录非常珍贵。在整理和使用时，你做了哪些取舍？

张倩仪：王先生是很会讲故事的人，他的语言既朴素又生动，我不必越俎代庖去代他润饰修改，整理时基本上只是处理口语常见的重复、补充、倒叙等小问题。用到正文时会查得更准确点，在自述处我保留王先生讲的，但在书中正文我用了夏鼐的说法，因为夏鼐是记日记的，当时就记下了，不是王先生几十年后去回忆，会更准确点。整理时更花精神的是一些口音，以及我本身没有相关背景的问题。有一些我就放弃了，像他提到修复工作时一种细菌的名称，我怎么都听不清晰，找会普通话的人反复听也听不出来，我就放弃了。

这本书的方向不只是王㐨一个人的角度，我还得不时想着怎么讲沈从文和王亚蓉，所以会在他叙述之余补入沈从文当时的情况，让故事成为一个整体。比如王㐨讲到他问老先生名字，“他说他是沈从文”。然后王㐨没有讲沈从文有什么反应，我当然也不知道沈从文会有什么反应，但想起那一年也是他的文学作品被毁版的一年，我就在这里插入了毁版的往事。所以不是王先生讲的和我叙述的有什么需要对照互证，而是我一直要记着我是在讲三个人的事。

王㐨与作者张倩仪的姐姐张婉仪。受访者供图

“认真，要耐烦，做久了自然有成绩”

澎湃新闻：书中提到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毫无出版希望的情况下，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的斗室里“不眠不休，日夜奋斗，长达几年”。你说张兆和的不理解，“反而证明她是一个很正常的妻子”。这种专注力，在今天这个效率至上、成果导向的时代，是否更难被理解？你认为沈从文留给当代知识分子的，除了具体的学术成果，还有什么精神遗产？

张倩仪：沈从文对王亚蓉说过一句话，要认真，要耐烦，做久了自然有成绩。这是从他自己的经验得来的，想想他成为作家的过程，就是靠这种韧力和耐性而使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沈从文的生活经历铸就他的价值观，他坚定的价值观支持他的奋斗。反过来说，他也可以温和地坚决不屈服。

钱锺书曾对黄永玉说，“别看沈从文温文尔雅，可他不干的事，你迫他试试？”钱锺书这句话黄永玉在纪念文章中提了两次。所以我也想澄清一点：对于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沈从文是坚持，而不是痴迷。他本来没想到自己会搞丝绸服饰，因此说过一句话，“原是公家要我作，才作。不要我作，没有可陈情处。我想只照做公民的责任，尽力作去，到死为止。”

沈从文不随波逐流，他说过自己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无论是当作家还是学者，他一直走自己的路。这必然是一条孤独的路，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条自由自主的路。他的东堂子胡同奋斗是超乎常人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做到。我们也不必追求自己能做到。如果环境许可，沈从文亦未必想这样奋斗，那几年中他也对自己为家人造成的困难而感歉疚。不过，这种坚毅精神我们虽不能至，但可以心向往之，希望自己也具有这种毅力和精神。沈从文无论是作家还是文物研究者，都热心扶持年轻人。让我们的年轻人感受到有支撑生命的力量，就是他最想留下的遗产吧。

澎湃新闻：我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记、再版后记中都看到了作者致谢的文字，比如沈从文在后记中致谢了齐燕铭、龙潜、刘仰峤等官员，以及周恩来总理，能否介绍下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稿和出版过程中，对沈从文师徒三人给予援助的故事？

张倩仪：《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来，从学者评价和市场销售两方面来说，反映都是非常热烈的。甚至可以说，因为这本书的成功，香港商务才会开始出版大画册。反映热烈也是在出版社预期内的，否则当时也不敢出8开本这么大，定那么高的价钱。当时我就买不起这本书，每天完成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大书竖在桌上细细品读。这本书不但在海外华人文化界引起轰动，外国出版社也很重视，立即就有世界有名的出版社想出英文版，不过提出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了解未足，想出缩节本。最后没有出成，只因沈从文不同意而已。增订本出版后，这书出了日文版。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及日文版。受访者供图

虽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书过程历尽艰辛，时间漫长，但不能说完全没有愿意玉成的人。沈从文是很感谢齐燕铭的，因为1960年代是齐燕铭向周恩来总理提出由沈从文来做古代服饰研究。燕铭最后没有看到这书出版就去世了，沈从文很为故人而感遗憾。

沈从文多次跟王㐨说，这书是周总理委托写的，他不会为了出版去求领导，叫王㐨他们也不要这样做，甚至为此对王㐨发过脾气，吓得王㐨不敢再去见他。这书之所以能面世，最后还是王㐨、王亚蓉跟自己所在的社科院领导刘仰峤联系的结果。但他们不是“求”，而是社科院也有这需要。“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社科院要抢救学科，抢救人才，沈从文这一次甚至是跨机构去抢救。我不喜欢只从一个角度讲说话，所以专门去看了胡乔木的书信集，发现当时社科院其实也很困难，很多人在住屋上、经济上有困难，但社科院纵使解决不了沈从文的工作空间问题，还是下决心租友谊宾馆的客房供他们作几个月的攻坚，这不能不说是果断的大手笔，也说明胡乔木和刘仰峤很重视，真的是在抢救学科人才。

王㐨、王亚蓉在纪念沈从文40年展览会上与王忍之（右二）及郭沫若儿子郭汉英（左）合影。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你提到沈从文的核心驱动力是“生命的价值”和“美的价值”，而且“从二十岁到八十岁并没有变”。王㐨和王亚蓉是否也分享了这种价值观？或者说，三个人虽然性格迥异、背景不同，但某种共同的“底色”让他们走到了一起——这种“底色”是什么？

张倩仪：王㐨肯定跟沈从文抱持相同的生命价值观，他们都是理想驱动的人，而且受过死亡的试炼，所以都很坚定；王亚蓉的时代背景不同，但她也不缺正义感。沈从文是一生都有一抹美感作为底色的，这是少年时代就形成的对美的敏锐；王㐨也有，但没有沈从文那么明显，而且他后来作为科学家、发明家的重担，也把他青少年向往的美压在了身后；王亚蓉是一生都爱美的，看她的研究面向跟王㐨的研究面向的宽广度之不同，就可以看出来。王亚蓉说过他们三个人在性格上都有点执着。无论是出于责任还是出于喜爱，三个人都是认定了就拼命去做的人。特别的，“为子孙后代负责任”这话，在他们三人各自的言行上经常出现，这种历史责任感可能是更重的底色。

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