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嘉,提起陈继达这个名字,不少人还能想起他——一位七八十岁仍伏在案头写作的老人,书法作品曾入选《东方之子》。尽管他已离开我们四五年了,可他的书还在,母亲的诗还挂在墙上,那三百多万字,至今仍被人翻着、念着,一篇也没有被忘记。
而陈继达生前最常对人讲起的,是另一个故事——
他的母亲,九十岁那年才开始学写诗。到了百岁,竟攒下了五十多首格律工整的古体诗。其中一首《风筝》,现在就挂在他书房最显眼的那面墙上,纸已泛黄,字却依然清晰。
一个没读过几天书的农村妇女,耄耋之年拿起笔,期颐之年写成了一卷诗。这样的母亲,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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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达的童年,是在楠溪江畔一座清贫的农家小院里度过的。父亲是乡村塾师,写得一手端正的柳体;母亲朱碎香没进过学堂,却靠着顽强的自学,把《唐诗三百首》翻得卷了边。他从小就在两种气息里泡大——一边是父亲案头散不开的墨香,一边是母亲灯下执着而笨拙的吟诵声。一颗文学的种子,就这么悄悄落进了楠溪江边的泥土里,等着有朝一日生根发芽。
从杭大中文系毕业后,他师从词学名家夏承焘、国学大师姜亮夫,本该沿着学术的路一路走下去。可生活另有安排。温州一中、洞头中学、永临中学,讲台换了又换;后来创办永嘉电大,又坐在了校长办公室里。粉笔灰落了一身,文件堆了一桌子,几十年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过去了。那颗少年时埋下的种子,始终压在心底,始终没能等来破土的那一天。
直到调入县政协文史委,他才算真正坐回了故纸堆。主编《永嘉历史人物》《楠溪江历代诗文选》等书籍,一页页翻检地方志,一行行校勘古文,像是在为家乡千年的文脉做一场漫长的梳理。也就在那些年里,他重新拿起了笔——写散文,写诗歌,铺开宣纸练书法,竟多次拿下全国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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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的爆发,是在退休之后。
五十万字的《宦海孤帆》初稿刚刚画上句号,妻子突发脑中风住进了医院。此后的四五年里,他既要守在病床前照料妻子,又要照顾年过百岁的老母亲。所有的修改工作,都是在病房陪护的间隙里完成的——护士换药的片刻,妻子睡着的深夜,他就伏在病房的小桌板上,一字一句地打磨修改。
后来他在自述中写道:“为了完成心愿,我坚持在妻子病榻前抽出零碎时间,夜以继日地增删修改。”话很平淡,可读来却让人心里发酸。那部书稿的每一页纸上,仿佛都沾着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也沾着一个男人无声的坚韧。
《宦海孤帆》之后,他的笔再没有停下。《圆月》《海难》《红阁楼》,还有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而作的《徐定超》,一部接一部地写了出来。三百多万字,对于一个古稀老人来说,几乎是把退休后的每一个白天黑夜,都交了出去,换回一摞摞沉甸甸的手稿。
2009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公布新一批会员名单,七十三岁的陈继达名列其中,成为永嘉本土第一位国家级作协会员。同一批名单上,还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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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楠溪江畔的农家子弟,到中国作协的会员名录,这条路,他走了整整一辈子。那些年轻时来不及写的,后来一笔一笔补上了;那些生活里受过的苦,也一个字一个字地化成了纸上的光。
如今再走进县城那间老屋,客厅墙上还挂着他的书法条幅,书柜里整整齐齐地码着他的著作。而最醒目的位置,始终留给母亲那幅《风筝》诗的手迹。那不仅是母亲的骄傲,也是他的根。
人不在了,可那些书还在被人借走、传看,那个九旬母亲写诗的故事还在被人口口相传。一个九十岁才拿起笔的母亲,用行动教会了儿子一个朴素的道理;而他用一生写下的三百万字,又把这份道理传递给了更多人——热爱一件事,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什么时候停下来,只有你自己说了算。
如今,陈继达也走了,可县城那间老屋里的灯,好像还亮着。那光亮里,有母亲的吟诵声,有儿子的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响,还有一个家族用两代人证明的事——真正的热爱,从来不会因为年龄而迟到,也不会因为离开而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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