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声明》文章：企业家，而非价格——张维迎论经济学的盲点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辛庄课堂）

张维迎教授《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的德文版最近由德国商业图书出版社（Deutscher Wirtschaftsbuch Verlag）出版（点击蓝字阅读文章）。该书出版后，德国媒体《声明》（Statement）记者Annette Heinisch对张维迎做了采访。本公号转发此文，以飨读者。原文英文标题：The Entrepreneur, Not the Price: Weiying Zhang on Economics’ Blind Spot

在接受《声明》杂志采访时，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解释了为什么不能仅从价格来理解市场，以及为什么企业家才是经济进步的真正驱动力。

有些观点难以被大众接受。其中之一就是：在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企业家。

张维迎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也是中国企业家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毕生致力于研究这一观点。

1984年，年仅24岁的他成为首位提出双轨价格体系的中国经济学家，这一体系是中国早期市场开放的基石之一。四十年后，他在202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中，完整阐述了他的思想历程。

在接受Statement采访时，张维迎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将企业家从其模型中剔除，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市场本身理解的缺失。

从价格到企业家：视角转变的必要性

张维迎的核心观点是，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将价格视为重要的协调机制。它汇集分散的知识，引导资源配置，并解决经济计算问题。这些说法固然没错，但并不全面。价格并非先于市场而存在的自然现象。对于真正的新产品而言，它甚至尚未出现。产品能否售出，以及售价多少，并非取决于某个既定的信号，而是取决于创造它的人的想象力。

张维迎认为，如果将人从公式中剔除，人们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市场的实际运作方式。因此，经济学需要从以价格为中心的模式转向以企业家为中心的模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解释西方过去两三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发展。

新古典主义观点本质上局限于市场或国家对既定资源的配置，用他的话说，这种观点“极具误导性”。它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市场能够创造出此前并不存在的东西。

超越利润：真正驱动企业家的是什么

张维迎在此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修正，其理论可以追溯到约瑟夫·熊彼特。他认为，教科书中关于企业家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并不全面。对于伟大的企业家而言，利润与其说是目的，不如说是一种工具，是实现三个更深层次目标的手段。

首先，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商业王国，一个能够为众多人提供工作和意义的组织。其次，他们渴望证明自己：证明自己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第三，张维迎在这里几乎触及了存在主义的层面，那就是创造本身的纯粹喜悦：去做一些前人未曾做过的事情，或者去做一些别人尝试过但失败的事情。

张维迎指出，这种观点可以通过实证检验。标准的经济学逻辑预测，随着财富的增长，额外财富的边际效用会下降。按照这种逻辑，更富有的企业家应该工作更少。但现实恰恰相反：那些变得更富有的人往往工作得更努力。他认为，只有接受企业家追求的目标超越利润这一观点，才能解释这一切。

在张维迎的论述中，这一切丝毫没有贬低利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利润发挥着第二个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约束。任何未能盈利的人，都无权占用社会资源。盈利能力表明，创造的价值超过了所用资源的成本。张维迎在此反驳的对象是政客或政府官员，他们可以不受任何类似的盈利约束，理由是金钱并非关键。他警告说，这恰恰是社会繁荣面临的危险所在。

管理者不同于企业家

此次对话中最精辟的观点之一是张维迎对管理决策和企业家决策的区分。他指出，管理决策是在既定的资源、偏好和技术条件下进行的，只需计算最优解即可。

相比之下，企业家决策则着眼于未来，而未来并非既定，而是部分由企业家自身塑造的。在一家公司里，这类决策或许只占所有决策的5%，但这却是影响最为深远的5%。张维迎观察到，当成功的公司在多年繁荣之后走向衰落时，其原因很少是管理不善，通常是由于丧失了企业家精神，以及习惯性地将企业家问题当作管理问题来处理。

为了说明这一点，张维迎讲述了一个在业内广为流传的故事：大约20年前，史蒂夫·乔布斯提出为第一代iPhone生产芯片的请求，英特尔是如何回应的。一个由工程师、市场营销专家和财务分析师组成的团队进行了细致的可行性研究，并得出结论：这个项目无法盈利。英特尔的CEO因此拒绝了乔布斯的提议。然而，第一代iPhone的实际销量却远远超过了所有预测。

在张维迎看来，问题不在于计算本身，而在于用管理工具来回答企业家问题：用现有的数据去判断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未来。

风险可以计算，不确定性却无法计算

张维迎在此明确引用了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观点。奈特在其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一书中区分了两种概念，而科学界的主流后来却草率地将二者混为一谈。风险指的是人们知道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也就是可以计算的概率。与之相反，不确定性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新事物，这类事物并不存在已知的概率分布。张维迎坚持认为，可能性和概率之间存在区别，而这两者常常被混淆。

至关重要的是，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通常是内生的，而非外生的。明天是否会下雨是一个外部的、独立的因素，人们试图预测它。新产品能否成功取决于企业家自身的行动。如果采取不同的行动，结果就会改变。

张维迎举的例子很简单：如果莱特兄弟从未设想过飞机，飞机就不会存在。未来并非预先注定。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选择，而我们的选择又取决于我们的想象力。

判断力、想象力与人工智能的局限性

基于这一区别，张维迎对人工智能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论点。他指出，所有形式的机器学习最终都依赖于统计回归：利用过去的数据来推断未来。但他警告说，这恰恰是管理的逻辑，而非企业家的逻辑。人们普遍存在一个误解，认为更多的知识和数据应该能够降低不确定性。事实上，张维迎观察到的情况恰恰相反：随着知识的增长，不确定性也随之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传统教育在这方面作用有限。

想象力，即构想尚未存在之物的能力，是任何机器都无法取代的。张维迎认为，人工智能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与人类判断力竞争，而在于释放人类的判断力。由于时间才是真正稀缺的资源，人工智能可以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体验、去经历，以及进行那些能够激发想象力的实践。

与此同时，他也警告人们要警惕便利的陷阱。那些过度依赖机器生成的答案的人，可能会丧失自身的判断能力。判断的前提是问题没有唯一且明确的正确答案。如果存在这样的答案，就不需要判断，计算就足够了。

一块不断增长的蛋糕

新古典主义理论隐含地将社会财富视为一块固定的蛋糕，价格仅仅是将其分配给市场参与者。然而，企业家却能无中生有：创造原本不存在的附加值。那些想要服务消费者并获取利润的人，必须提供消费者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那些想要留住员工的人，必须满足员工的需求。因此，在张维迎看来，市场的真正成就并非分配一块既定的蛋糕，而是扩大蛋糕的规模。

利润是衡量企业家完成这项任务成功程度的指标。任何未能盈利的人都没有创造附加值，因此不应该占用资源。这种思维方式与目前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观点截然相反，后者将盈利视为道德上的罪恶。

“道”与“术”

在2024年面向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新生的演讲中，张维迎借用数学中的“一阶问题和二阶问题”的概念，分析了这两个问题，这一演讲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阶问题关乎原则和制度：一个社会是选择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秩序，还是退回到计划经济和人治而非法治的体制。与之相对，二阶问题则关乎具体的经济政策措施，例如财政和货币刺激、出口促进或对房地产等行业的部门干预。

张维迎将这种区别简化为一个简洁的公式：一阶问题关乎“道”，而二阶问题关乎“术”。他对当前中国经济政策辩论的核心观点在于，辩论几乎完全陷入了技术层面，而实际路径却依然模糊不清。

中国1985年开始实施的著名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正是这一框架的典型例证，它是一种务实的工具，服务于改革的目标。中国并没有突然用市场价格取代计划价格（这种做法会直接挑战现有体系并引发相应的抵制），而是允许同一商品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逐步过渡到市场价格体制。国有企业继续按既定价格完成既定的交付配额，而超出配额的部分则可以按市场价格交易。

这种方式使得在不立即废除旧体制的情况下逐步扩大市场份额成为可能。这是一种通过系统边缘增长而非系统本身的悄然过渡政策。在张维迎看来，这才是关键所在。双轨制本身只是一个二阶问题，一种巧妙的过渡机制。它的意义只有在首先确定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根本决策之后才能得以阐明。

张维迎通过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三次主要增长浪潮——1984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来论证优先考虑根本问题而非次要问题的合理性。这三次增长浪潮都不是货币或财政刺激政策所引发的，而是根本问题的解决的结果。

张维迎将邓小平改革的原则概括为“对外开放，对内放开”。对他而言，内部自由化才是真正的核心：信任个人主动性、企业家创造力以及分散决策优于中央计划的信息处理能力。

自由、财产与改革方向

至此，个人自由和财产保护构成了完整的循环。在张维迎看来，这并非仅仅是道德上的补充，而是坚实的经济基础。根据他的分析，企业家信心——经济增长赖以生存的真正资源——无法通过货币激励或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来创造。它只能建立在对财产和个人自由免受国家权力任意侵害的可靠且持久的保障之上。当自由扩展、法治进步时，信心自然增长；当自由退缩、法治削弱时，信心也会随之消失。

如果方向正确，速度并不重要；但如果根本方向错误，一切都将徒劳无功。

最后，张维迎特别给西方国家的公民提了一条建议：永远不要把“因为”（because of）和“尽管”(despite of) 混淆。中国的伟大和成功并非源于国家干预，而是源于企业家精神的释放。

国家干预越少，经济就越繁荣。

英文版封面

英文链接：

https://statement.com/1255959/the-entrepreneur-not-the-price-weiying-zhang-on-economics-blind-spot

德文版封面

德文链接：https://www.achgut.com/artikel/was_chinas_oekonomie_guru_uns_ra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