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丽霞：印尼乡村发展，缺的不完全是钱

初到印尼乡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规模。我们调研的印尼村庄，动辄上千户、五六千口人，有的甚至达到一万多人。在中国，这已经是一个小镇的体量。

更让人意外的是，印尼乡村几乎没有中国农村那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村民的一应需求——从早餐到日用品，从农具到零食，全部依赖市场。村子里每隔几步会有一家小商店，卖着炸香蕉、方便面、咖啡和各类生活杂货，再加上穿梭其间的流动小贩，整个村庄就像一个市场。我们调研的一个1500户左右的村庄，各类小商业竟有300多家。

起初我们觉得这有点“乱”，后来慢慢发现，这正是印尼乡村的活力所在：非正式经济极其发达，市场渗透到了乡村的每一个毛孔。调研时我们遇到一个小商贩，因为他销售的都是来自中国的小商品，于是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在交流中他介绍说，自己因银行裁员失业，转而每半个月从雅加达中国城批发200万印尼卢比（约合750元人民币）的中国小商品，卖出后扣除成本净赚约200万卢比，一个月下来能有400万卢比的收入，足以维持家庭生计。我们问那些卖掉土地的农户，不担心以后吗？他们大多不以为意：“随便干点什么，也能活。”这也充分说明了印尼乡村有其韧性。

在中国，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很强的生计保障功能，尤其是农产品供给功能。在印尼，土地更像是“资产”。我们在调研中反复听到一种情况：不少印尼农民把土地卖给了城里人，然后自己再给城里人种地，获得工资性收入。为什么卖地？因为种地越来越不划算——土壤质量下降、气候变化导致产量不稳，农民觉得“种地没钱可赚，风险还高”。那城里人为什么买地？也不是为了农业利润。他们看中的是土地增值，是把土地作为家族资产的配置手段。于是这出现了一个悖论：印尼是水稻主产国，却还要进口大米。因为拥有土地的人不追求农业效率，种地的人很多不拥有土地。

印尼的土地自由买卖，看起来很“市场化”，却带来了农业生产效率的隐性损失。目前，印尼政府正在努力推行实现粮食自给的政策，中国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方面的一些经验是可以与印尼分享的，尤其是在土地地力保护、农业机械化以及农业生产组织化等方面的经验。

印尼乡村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家家户户的庭院收拾得干干净净，甚至有点小精致；但一走出院门，公共空间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垃圾随意堆放，河道水草丛生，污水直排。

在一个调研点，我们看到当地人洗衣、洗菜，甚至洗澡都依赖同一条河，而河水已经严重污染。这背后是乡村治理的盲区。印尼的村一级行政管理做得不错——人口登记、选举组织都有一套成熟的流程。但公共空间治理、人居环境整治、垃圾污水处理等，基本上处于缺位状态。村庄更依赖向上级争取经费来“做事”，而很少去发动村民自己动手。

中国很多年前也曾存在类似问题，但我们通过“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村规民约”等一系列办法，逐步把村民动员起来。印尼缺的不完全是钱，而是一套让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

在印尼茂物农业大学调研时，我们了解到他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一村一名乡村CEO”。内容是培训在校大学生创业能力，鼓励他们毕业后从事农业和与乡村发展相关的产业。恰巧我们在国内也进行乡村CEO经理人培训，虽然对象不同（我们是培训已经在乡村或即将进入乡村的年轻人），但内核一致：让农业和乡村对年轻人重新具有吸引力。

这几年中国农村有了新变化，农创客、乡创客、数字游民、旅居客、乡村职业经理人等层出不穷，乡村逐渐对年轻人有了更多的吸引力，在印尼，我们也看到另一种潜力，乡村文旅发展的机会。印尼人喜欢周末度假，雅加达周边完全有条件做农文旅融合——就像中国很多城市周边的乡村一样，不需要大拆大建，把道路整一整、河道清一清、几间老房子改成民宿，就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

由于长期在非洲开展工作，我在去印尼之前，思考中印尼合作时，思路还是比较传统的“援助思维”。但到了印尼实地调研后，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印尼是一个中等收入的新兴经济体，有自己完整的大学体系、政策框架和乡村实践。茂物农大的乡村CEO计划就是一个例子——它不是照搬谁的，是自己长出来的。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合作可以相互分享发展经验。中国农业大学“全球南方青年兴乡行动”中，有15位印尼学员参加了中国的乡村CEO培训；而在印尼的CEO培育计划中，也有两位中国学员去交流。这代表了一种新的合作方式——平等的、具体的、能落地的相互提供资源的合作。

总体来说，印尼乡村给我的深刻感受是开放、市场渗透极深、正在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这些年的乡村建设，积累了不少发展经验——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农文旅融合、集体经济激活……这些不是“标准答案”，但可以成为对话的起点。（作者是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院长、教授，祝剑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