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百多辆红旗车，停在机场跑道旁。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杨勇从北京去沈阳上任。车门一开，他看见的不是寻常送行，而是一长排黑亮的红旗轿车。
车身挨着车身，干部们站在车旁，目光都落在这个休养了四年多的开国上将身上。
这阵仗，不只是送行。
杨勇原名杨世峻，湖南浏阳人。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打过长征，打过平型关，也打过解放大西南。
土城战斗中，子弹从他右腮穿进，又从唇部穿出，牙齿掉了几颗。往后照相，他的嘴角总有些不一样。
这道伤，藏不住。
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抗美援朝后期，他还担任过志愿军司令员。回国以后，又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守的是首都门户。
毛主席曾评价他“耿直、刚毅”。这四个字，放在杨勇身上，并不虚。
可到了一九六七年，杨勇的日子突然变了。
一月二十二日，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他被带走，后来又被下放到河北邯郸一带劳动。
一个带过大兵团的人，手里不再拿作战地图，而是面对农场的活计。
他没有说话。
四年多时间过去，杨勇最难受的不是职位没了，而是不能工作。他后来把话说得很重：
“不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大痛苦。”
这句话不是漂亮话。熟悉他的老同志都知道，杨勇坐不住。
一九七二年七月中旬，任命来了：杨勇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协助陈锡联主管作战和边防。
接到消息后，他没有挑职务高低，先找沈阳军区来的同志谈情况。桌上摊着材料，他一页一页翻，问东北边防，问部队训练，也问干部状态。
周总理知道后，既高兴，又惦记他的身体。
杨勇的身体早被折腾坏了。可他向总理表态，自己还能顶得住。
周总理为他安排送行，中央和军委也给了足够郑重的场面。红旗车一辆辆开到机场，不少在京干部也来了。
一百多辆车，送的不是排场，是信号。
那年头，红旗轿车本就有特殊分量。它常出现在国家礼宾、重要公务场合，不是随随便便能排出一大片的车。
杨勇看着机场上的车队，心里明白了。
这是一句话：杨勇出来工作，是中央同意的；杨勇去东北，不是闲置安排；谁再拿过去那一套压他，要先看清这排车后面的态度。
话没有写在纸上。
车队已经说完了。
到了沈阳，陈锡联亲自迎接。两人早在刘邓大军时期就是老战友，一个在第三兵团，一个在第五兵团，都带过硬仗。
陈锡联对身边干部交代过，别只把杨勇看成一个“副司令员”。这话不重，却有分量。
杨勇没有把这些当作养病后的补偿。
他到任后，照旧往一线跑。山地、坑道、边防点，他能去就去；回到屋里，又把地图铺开，和参谋人员一点点对情况。
夜深了，灯还亮着。
地图角被手掌压住，铅笔在边防线上移动。旁边的人劝他歇一会儿，他常常只是摆摆手。
在沈阳军区半年多后，杨勇又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往后，他重新回到总参，担任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等职。
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杨勇在北京病逝。
从湖南浏阳走出来，到八宝山安静下来，七十年里，他身上有枪伤，有委屈，也有那天机场上一排排红旗车照出的光。
一九七二年的沈阳机场，杨勇抬头看了一眼车队，转身登机。风吹过跑道，车还停在那里，人已经往东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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