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纪律”对应“六类违法”：政务处分法的体系逻辑

来源:育良的纪法思享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公职人员的监督管理从“政纪处分”全面迈入“政务处分”法治化轨道。该法第三章系统规定了适用政务处分的六类违法行为。笔者从职务违法的类型化体系入手，梳理其认定特点与实践要点。

01一、职务违法与违纪行为的对应关系

《政务处分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按照与党纪“六大纪律”相对应的逻辑进行了体系化分类。这一立法设计，使得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在类型上实现了有效衔接：

违反政治纪律→违反政治要求

（《政务处分法》以下省略，第二十八条）。该类行为主要包括九个方面：散布有损宪法权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声誉的言论；参加旨在反对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拒不执行或者变相不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部署；参加非法组织、非法活动；挑拨、破坏民族关系或者参加民族分裂活动；利用宗教活动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在对外交往中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公开发表反对国家根本制度的言论；不按规定请示、报告重大事项。政治素质是公职人员的首要标准，违反政治要求的违法性最为突出，处分也最为严厉——公开发表反对宪法确立的国家指导思想、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等言论的，直接予以开除。

违反组织纪律→违反组织要求

（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主要包括八个方面：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篡改、伪造本人档案资料；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违反出国（境）管理规定；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和人事工作弄虚作假；对依法行使批评、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的行为打击报复；诬告陷害；破坏选举。

违反廉洁纪律→违反廉洁要求

（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六条）。该类行为涵盖十个方面：贪污贿赂；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或他人谋取私利；纵容、默许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违规送礼、收礼；

违规吃喝；违规设定、发放薪酬、津补贴等；在公务活动和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违规公款消费；违规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违规兼任职务、领取报酬。

违反群众纪律→损害群众利益

（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利用宗族或者黑恶势力等欺压群众，或者纵容、包庇黑恶势力活动；违法行使职权损害管理服务对象利益。

违反工作纪律→违反工作要求

（第三十九条）。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工作中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工作中弄虚作假；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违反生活纪律 → 违反公职人员道德要求

（第四十条）。主要包括六个方面：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参与或者支持迷信活动；参与赌博；拒不承担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其他严重违反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的行为。特别注意，笔者认为违反公职人员道德要求，属于不真正的职务违法，考虑到该种不当行为影响到了公职人员形象，拟制为职务违法。

02二、职务违法的核心特点

（一）类型法定、条款明确。职务违法的认定严格遵循法定原则。《政务处分法》第三章以逐条列举的方式，将六类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形予以明确。这种立法方式既为监察机关提供了清晰的执法依据，也为公职人员划定了明确的行为红线。

（二）与履职行为紧密关联。职务违法之所以“职务”，关键在于违法行为与公职人员的身份和职责具有内在联系。从六类行为的设置来看，无论是违反政治要求、组织要求，还是违反廉洁要求、工作要求，均系公职人员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规范。这种“身份+行为”的双重约束，是职务违法区别于一般违法的重要标志。

（三）处分档次与情节轻重相匹配。《政务处分法》对每类违法行为均设置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不同档次的处分。认定时需综合考量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以及主观过错等因素。

（四）党纪政务处分有机衔接。职务违法与违纪行为的一一对应关系，使得纪检监察机关在执纪执法中可以“一把尺子量到底”，确保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相匹配。

03三、实践认定中的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准确把握“职务违法”与“一般违法”的边界。 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的调查包括职务违法和一般违法（处理依据如政务处分法49条，公职人员受到行政处罚的......）。实践中需注意区分：违反与履职相关的“职务身份法”（如公务员法、法官法等）和“行业管理法”（如海关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应认定为职务违法；而违反民商事交往、社会管理等方面法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森林法等），一般不认定为职务违法，比如某公职人员买了一片山林，存在滥发林木的违法行为被林业部门行政处罚。

第二，灵活使用兜底条款。《政务处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职人员有其他违法行为，影响公职人员形象，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政务处分。适用该条款需把握三个要件：一是无法适用第三章其他具体条款；二是行为达到“影响公职人员形象，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程度；三是综合研判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危害性、不良影响等具体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