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周四傍晚的6点40分，那班车照例又是晚点的。我坐在阿什格罗夫的那个候车亭里，双膝并拢，一本平装书摊开搁在膝盖上，翻到那一章——我总是一再回去的那一章。那一章几乎什么都没发生，只有一个女人决定，再多留一晚。
我想对你诚实，因为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我在这件事上的诚实。我三十一岁，在一个公交站，重读一本浪漫小说。不是第一次读——第一次读人们还能原谅——而是第四遍，这是不会被原谅的。我家里有一本断了书脊的，包里还放着一本应急用的。如果这听上去像个笑话，那它只对某一类人来说才是笑话：那些从来没有在某个特定的星期四、某个特定的钟点，需要某一段特定字句的人。
书名是《所有蓝色房间》。封面上的名字是埃勒里·维恩——这名字没有人是生来就有的，而这恰恰就是他想要的效果。
没人知道他是谁。没有照片，没有读书节，没有发布会，没有任何一场短名单晚宴上有人能偷偷举起手机。六年，一千二百万册，连一张模糊的照片都没有。到后来，这已经不像是一种营销手段，反而更像是世界的一个既定事实，就像天气是事实一样。我们手里有的，只是那些书，一共四本，以及第三本扉页上的那几句献词——在我所混迹的那个网络角落里，那几句话几乎就是经文。我不用翻开书就能背出来。有时候我泡在浴缸里也会默念，这件事我从未对人说起过，直到此刻。
那段话是：献给所有在途中阅读这本书的人。站台、楼梯间、雨中的一个站点。那里没有人期待你已经是谁。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有女人把那几行字纹在肋骨上。利兹的一个姑娘把整段话沿着小臂纹下来，字小得像是静脉。我们管它叫“站点段落”，我们为它争论，方式就像其他人争论神一样。
关于他，我有过两种猜测。我想把它们都写下来，就按我当时会告诉你的顺序来写——虽然那个顺序，和我内心真正相信的顺序，刚好是反的。
第一种猜测，是我会说出口的那一个。埃勒里·维恩是个女人。六十来岁，寡居。一个已经爱够了的人，从爱的另一头走出来，手还是稳的。因为除非你曾经就是那样一个女人，否则你写不出一个在凌晨两点还在等待的女人——那种具体的算数，她把早已整齐的东西又理了一遍的细节。而活着的男人里，没有一个人会像他那样去写母亲。我会在深夜的各种讨论串里为这个猜测辩护。这个说法显得我很聪明，很像个读书人。
第二种猜测，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输入框里敲出来过，而那才是我真正相信的，也就是说，那才是真正起作用的那个。
在第二个版本里，他是个男人，三十四岁左右。个子很高——这是当然的。深色头发，只有一边太阳穴那里的头发早早就灰白了。他的好看不是上镜的那种好看，而是更糟的那种，是会让你在亲眼见过之后才意识到那有多危险的英俊，是那种一走进来就让你忘记自己刚刚在想什么的脸。他大概住在某个有点旧的海边小镇，一个人住，厨房桌上摊着一份看了好几天的报纸，有个姐姐偶尔打电话来，关系不远不近。
这些细节我从来没有跟人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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