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退休后提出不再见外宾，却说：两个美国人除外，是哪两位？

1992年1月下旬，深圳的晨雾尚未散去，79岁的邓小平在海边散步。望着初露的朝阳，他对陪同的工作人员淡淡一句：“以后接待外国客人，你们安排别的同志吧。”话音未落，众人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位在改革开放初始屡屡“开门见人”的老人，竟主动关上那道门？

礼节性的追问接踵而至：“真的一位都不见了吗？”邓小平略作思忖，补了一句：“两位美国朋友来了，还得通知我。”就这句话，将在场所有人拉回现实，也给后世留下一个悬念：究竟是哪两个人？

谜底并不高深——理查德·尼克松、亨利·基辛格。可要弄明白为何偏偏是这两位，还得回到1970年代那场波澜壮阔的外交转折。

1974年4月，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纽约召开。邓小平首次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登上联合国讲坛，短短二十分钟，他阐述了“三个世界”理论，言辞犀利，掷地有声。会场掌声雷动的片刻，在白宫办公室里，尼克松对着电视屏幕久久不语，他看见的不仅是一场演讲，更像是一位新型中国领导人的登场。

五年后，也就是1979年9月，尼克松以普通美国公民身份再度踏上北京的土地。接风宴上，气氛舒缓，他笑着提醒“其实我1974年就见过你”，邓小平愣了一下，随即扬眉一笑——原来彼时电视屏幕对面的那双眼睛便是尼克松。短短的寒暄，为两位老人此后的友谊埋下伏笔。1985年初秋，尼克松第三次访华，两人谈国际局势，也聊养生之道。“你真健康！”尼克松羡慕地指着邓小平黝黑的肤色。对方大笑：“常下海，少烦心，秘诀就这么简单。”看似随意，却透露出他决心卸下繁重公务的心境。尼克松随后称赞中国干部年轻化，“让新人登台是大胸怀”，他的钦佩不加掩饰。

基辛格与邓小平的初遇，同样发生在1974年，但情形更像一场不见硝烟的对峙。4月的纽约晚宴上，基辛格直切要害：“中美建交卡在哪一步？华府也为此犯愁。”面对这位素以智谋见长的国务卿，邓小平轻描淡写：“不急，路还长。我们理解你们的难处。”言下之意，美国的犹豫，中国看得一清二楚。基辛格转身对助手摇头：“真不好对付。”可心底里，他已对这个身材矮小却气场逼人的中国领导人另眼相看。

几个月后，水门事件爆发，尼克松辞职，美中新局陷入不确定。福特接棒想搞“双保险”，既与北京接近，又不舍台湾。于是1975年10月，基辛格第八次飞抵北京，带来一摞厚厚备忘录。一落座，他笑问：“要不要我全部念完？”邓小平推推茶杯：“不用，咱们说大事，小册子留着自己看。”对谈四轮，节奏始终掌握在邓小平手里。“若不断绝和台湾的外交你们就是一中一台，这一步中国不能退。”言辞冰冷，寸步不让。基辛格心服，却难以作主。多年后回忆，他对朋友感慨：“那是我遇到的最顽强的谈判对手，却也是最能让人敬重的政治家。”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中国道路就此转折。次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卡特总统签字，白宫与人民大会堂互派大使。但回首更长的时间线，人们不会忘记两位铺路者：一位是敢于“破冰”的共和党领袖尼克松；一位是翻山越岭八度奔华的基辛格。邓小平公开表示：“中美关系新的一页，是在尼克松先生任内翻开的。”对基辛格，他同样敬之为“老朋友”，赞其“知华、懂势”。

1990年代初，邓小平彻底淡出一线，国家进入“第三代”领导班子时代。他让贤，也想把外交舞台让给后辈。可在那张“免见名单”里，他亲手划出了两道空缺。倘若尼克松或基辛格再次来华，他依旧愿意端上最好的酒菜，叙旧、论世、观天下。

1993年，尼克松最后一次到北京，时年80高龄。医院特意为他准备了轮椅，可他坚持拄杖而行。面见老友时，他说：“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邓小平简单地点头，抬杯示意，沉默中尽是山长水阔的默契。此后不到一年，尼克松病逝，噩耗传来，邓小平良久无语，只吩咐外交部务必低调而郑重地致哀。

2006年10月，耄耋之年的基辛格再抵北京。昔日的翻译见到白发苍苍的他，递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合影。基辛格指着相片中神采奕奕的老朋友连声赞叹：“He changed China！”随后沉默片刻，轻轻叹道：“也是改变了世界。”

翻检往事，不难发现，邓小平所谓的“两个美国人”，其实是他对个人情谊与国家利益双重考量的写照。尼克松和基辛格，一个做出破冰决断，一个反复奔走穿梭，他们在关键时刻助推了中美关系脱离僵冷。对这样的人物，无论退休与否，邓小平都愿意在长安街的秋风里，与他们再举一杯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