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爱我呢？还是不爱我呢？｜三明治

文｜弋桐

编辑｜李梓新

父亲坐在炕头，两只手交叠在腹前，身子前后晃着。那双手黝黑，指甲缝隙发黑，右手虎口位置裂开了一个口子，皮肤向外翻着，骨节突出。那是常年干农活才有的庄稼人的手。父亲眼睛微微闭着，从他的脸上，我看不出任何的表情。他的嘴唇一张一合，像是在说什么，可我什么也没听见。

这次周末回家，一是向父亲要钱，还有就是辞行。

老屋墙上的钟哒哒的走着。那是读初中时，同学送我的生日礼物。全家也只有它还在动。时针指向晚上九点。我与父亲就这样坐着，从我到家起，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两个小时了。

“学校要求先把欠的学费交上，才能离校。”我说。

“学费已经欠了几个月了，不能再拖了。”我顿了顿，继续说道。

“实习的机会不多，这次不去，怕以后没机会了。”

我望向父亲，他低着头，坐在炕沿上，身体还在前后不自觉的晃着。嘴唇微微动着，像在念着某种咒语，但依旧听不到任何声音。

是的，这就是父亲，从不多说一句话，不告诉你该怎么办？也不说没钱，就这样一直沉默。

我起身，走出房门，站在院子中央。

回头望了一眼这间屋子。屋子是爷爷留下来了。墙皮已经脱落，落出里面的石头。石头与石头之间用泥土糊着，墙上旧时的标语已然残缺不全，但红色的字体依然清晰可见。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撕扯着我，也撕扯着父亲——他的父亲不曾给予他的，他也不会给予我。父亲不曾拥有的，自然也给不了我。

头顶上的月亮闪着青灰色的光，风把树叶吹的沙沙作响。这是在这个夜晚，我能听到的唯一的声响。

父亲不是没有咆哮过。

那年我读初二，也许是初三，不记得了。除夕前夜，母亲又一次离家出走了，说是离开，但我感觉更像是逃离。

父亲眼睛瞪着，有些突起。头皮上的白发根根分明的竖起来。他将手中的饭碗重重的砸在地上。转身关门的那一刻，门板在单薄的墙上晃了又晃，随即那个屋子像地震般左摇右晃。

中考结束过去几天后，我心里没底。我的梦想是能成一名教师，因此自不量力的报了师范。既没听老师的劝，更没和家里商量。

暑假表弟（大姨家的孩子）带我去了北京。大姨一家都在北京打工，算是亲戚中为数不多见过世面的。那段时间，我每天跟着表姐一起到一家大学的校医院做保洁工作，每天早上6：30分到达。暑假期间学校没什么人，整栋楼空荡荡的。

胶质鞋底踩在水泥地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最令我难堪的清洗厕所，尤其是男厕所。那时候的我，“男女有别”是被刻进骨子里的。男厕所是我这个年龄不可踏进的禁地。表姐比我年长几岁，许是做的次数多了，见我死活不肯进去，便在门口竖了块牌子，自己一个人进去清洗。代价是我要一个人拖完两层的地板。我情愿多拖一层的地板，也不愿踏进男厕所这件事儿，被大姨一家当成笑话，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谈。

保洁员的工作简单，但很累。可即使这简单的工作我也做不好，拖把不是没拧干，地面拖完还留有水渍，就是马桶上面的污渍洗的不干净。表姐经常跟在我后面帮我收拾这些烂摊子。

近两个月的保洁工作，我唯一学会的就是责任心。主管交待的事儿你得往心里去，地板有水要赶紧处理，不然容易滑倒。任何工作都是团队多人协同完成的，一个人的孤勇只会让别人更疏远你。

暑假结束，我离开了北京。我选择了回母校复读。

第二年，分数出来时，我与同村一个同学一起回校查分，填报志愿。征询父亲意见，父亲让我自己决定。我清楚家里的状况，妹妹还在读小学，父亲年纪越来越大。理想和现实面前，我只能选择现实。

“定向委培是什么意思？”，我指着招聘专业介绍，问教务处田主任。

“就是毕业后包分配的意思。”田主任看了一眼回答道。“这个专业好呀，机电专业，好就业。”

“是吗？那我就填这个专业吧。”于是，我在第一志愿上写下：XXX工程学校，机电专业。并在服从分配处打了勾。

拿到中专录取通知书时，我没有立即回家。因为每年3500元的学费，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意味三年的收成付诸东流，意味着家里耕作了一辈子的老黄牛为此而被送去屠宰场，意味着…… 我不敢再想。将录取通知书折了又折，最终折成一个仅有9平方厘米的正方形，规整的异常可怕。我把它塞进了棉衣的口袋，拍了拍，希望它不要再鼓起来。但它总要鼓起来，好像要对我说：看，我在这里。

纸包不住火。开学前一天，父亲从同学妈妈那里得知了消息。当我费劲的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那个正方形，慢慢展开递到父亲面前时，“啪！”，脸上火辣辣的疼。脑袋先是嗡的一声，随即传来他的怒吼。

我呆坐在地上，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第二天一早，父亲把一叠钞票和一把皱皱巴巴的散钞塞给我，背起行李，拉着我出了门。

我与妹妹自小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母亲在我上学六年时，便经常消失不见。有时候说是去亲戚家小住几天，有时候则是去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家里一个月或是半年。那时奶奶刚刚去世，爷爷身体也还好。

与父亲生活的日子是我成长最快的几年。

父亲从不像母亲那样照顾我们日常起居，反而要求我们为他准备一日三餐。读小学时学到了“生而不养”，从此这四个字就成了我给父亲的标签。直到这一天，这个标签被彻底打破。

衣服自己洗、被褥自己缝、饭菜自己做，学习、农活、生活，样样都要自己安排，这也许是父亲用沉默教会我的唯一的财富吧。比起其他父母的悉心照料，这些看似“不近人情”的要求，后来成了我抵抗人生风雨的利器，让我能走到今天。虽不富贵，但安定。虽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标签，但我却有丰富且坚毅的内心。

听闻鹰之所以区别于其他鸟类，是因为别的鸟都是把幼鸟抓在手里，因为他们怕自己的幼鸟飞得比自己高。而鹰却把幼鹰驮在翅膀上，宁愿让猎人的枪弹打在自己身上。

天还没完全亮，我便起来，收拾东西，准备回校。班车大概五点半左右会经过村口的候车点。那是唯一一班前往市汽车站的中巴车。

临出家门前，父亲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双肩包，背在自己身上，硬要送我去车国道边的候车点。

“不用，我自己能走。”我说。

“天儿黑，路不好走，遇到坏人可怎么办？”父亲小声嘟囔着，但态度依旧很坚决。

从老屋到国道的候车点儿也就一里多路。除了屋后有一片坟地外，过了这片坟地两边就是人家，哪里会遇到什么坏人。

父亲不再说什么。背着背包走出大门。我跟在他的身后，转身把木栅栏门的铁环轻轻的套上。妹妹还在屋内熟睡，我不想吵到她。

从老家到省城，要先坐三个多小时的中巴车到市汽车站，再坐四十几分钟的火车到省城。从老家到市汽车站的班车每天只有一班。有时候是从南城司出发，有时候是从涞水出发。每天不固定，但总会有一班，坐到哪班车，全凭运气。

中巴车每天早晨五点半左右经过村口侯车点。需要乘车，挥手示意，车子便停下来。打开车门的一瞬间，伴随着烟味、酸腐味的各种味道便会一股脑儿的冲向你，毫无招架之力。它们侵蚀着你的味觉，让你忍不住想要呕吐。

这条路，我已走过三个春秋寒暑，如今应是最后一次。不知以后如何，我只想走出去，去看看这山外的世界，也许那里有不一样的路，不一样的活法。

我与父亲就这样一前一后的走着。他的背弯着，背上的书包像一座小山包一样突着。他就是这样不动生色又倔强地活着，不多说一句话。

2006年的春节，那是我离开家乡四年后，第一次回家探亲。

四年间我做过电子厂的流水线女工，当过保险推销员，在药店卖过避孕套。当我走投无路被房东赶出出租屋后，我在公交车站台的躺椅上过夜。当时心里只一个目的——活着。

后来，被一个好心的河北老乡收留，介绍到一家养老院做文员兼出纳。

面试那天，院长问：“有没有本地户口?”我摇摇头。

“我们的文员是要兼出纳的，没有本地户口的人，我们不要。”院长坚决的拒绝了我。

“有没有我可以做的工作，不需要本地户口的。”我抢答道。身无分文，无处栖身的我已经失去了选择的能力。

“护工干吗？”院长问。

“干，我干，包吃包住就行。”

“那明天来上班吧。”

“能今天就来吗？”我怯怯的问道。

“今天？为什么？”院长吃惊的反问道。

“我没地方住，也没钱吃饭了。”我低下头，看着院长办公桌上那盆绿色的植物，没再说下去。

“好吧，我让兰姐安排一下。”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护工。每天为老人擦身，喂饭，帮住失能老人翻身、如厕。

我尊重我的每一次选择，这一次也是。

我利用业余时间考取了护理证书。由考了新闻学专科自考，甚至还学了管理学本科。但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后，我陷入了迷茫。

院长找我谈心。她说从未见过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干这份工作，你是第一个，我很欣赏你。但年轻人需要闯，这里不是你的归宿。她建议我出去找工作。她说：“你可以继续在这里工作，直到找到下一份为止。”

我辞去了养老院的工作，到一家计算机做了文员。三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更没签劳动合同。老板说实习期间要押三个月工资，可第四个月依然没发工资。我被骗了。

讨薪的过程是漫长的，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那一年，我特别的不幸，又特别的幸运。在我投递无数次的简历都石沉大海后，我获得一家大型工程公司的面试机会。经过一轮笔试，一轮面试后，我成功进入这家公司。

我把这些讲给父亲，父亲依旧坐在炕沿上，双手交叠，身体微微前后晃动。但与四年前离开时不同，这次我在他脸上看见一丝久违的笑意。

我带父亲去北京看了天安门城楼。父亲开心的像个孩子，手舞足蹈，“这是以前皇帝住的地方，没想到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来看一次。”

那是父亲第一次进京，也是父亲第一次远离他的家乡，也是他五十几年内去到的最远的地方。可北京与老家的距离也不过百公里。

记忆中，那是我与父亲话说得最多的一次。我带父亲吃了肯德基，那是我能请他吃的最贵的餐食。我想让他体验一下与他之前生活不同的东西。

我试图用这种方式告诉他，这个世界在变，人也在变。我们要拥抱变化，接受母亲已然离家，想要与她离婚改嫁的事实。

母亲与父亲之间不知道是否是存在真正的感情。从母亲被换亲来这个家开始，其实父亲就知道。只不过老一辈行得通的东西，在这个年代就不一样了。我们人也是环境与时代的产物。

可父亲不接受，一味固执的坚持——母亲是被人带坏了。父亲开始相信家里的风水出了问题。先是把院中的栽了几十年的柳树砍了。后来就找了一位先生看风水。风水先生说家里的那口老井位置不对，他就把井填了。他宁愿相信风水先生的话，也不愿走出他亲手铸就的囚牢。

母亲用逃离这种方式离开了这个家，离开了父亲的囚牢。

母亲也许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她只是知道她过的不好，吃的不好，穿的不好。外面有人会给她好吃的，会给她买好看的衣服。母亲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不懂得什么大道理，她是在用孩子面对困难时才会选择的方式——逃离，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无法选择婚姻。

从此他们的生活与各自再无交集。人生很短，在可以选择的年纪都会有冲动一试的想法。若无改变的可能，人会活得屈死。出生于农村，并未踏入学堂半步的母亲，用“逃离”给父亲狠狠的上了一课。

那一年父亲49岁，母亲39岁。

那一年，我14岁，妹妹9岁。

也许在此之前，他一定会以为无论再多的争吵，他和母亲都会如他的父亲和母亲一般，彼此陪伴，走完人生的终点。然而命运却在这一年给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爷爷留给他的这片祖宅并未给母亲足够的安全感，他们依然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那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部分学生参加了全国的中小学作文比赛，在那次比赛中我拿了二等奖，学校还给我发了奖状和奖品，还有一本全国中小学作文竞赛优秀作品集。这事经语文老师——吴老师宣传，成了村里的大新闻。

母亲为了庆祝，从邻居家借了二斤白面，为我做了顿手擀凉面。母亲特意打了两个鸡蛋，用西红柿做了卤。

等我中午回到家时，面条只剩了小半碗和一些汤，鸡蛋和西红柿都没有了。母亲坐在灶台旁的小板凳上抽泣，不停地埋怨父亲。“给老大煮的，全都给你吃了，你叫娃儿咋想？”“我好不容易从上头邻居家借了这二斤面，本来就是为了庆祝老大获奖才做的，你可倒好，全给吃了。”父亲坐在炕头，无动于衷，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笑意。

“吃不吃面条我无所谓，”我安慰母亲道。母亲说：“我不是哭这个。她骂我，说借两斤白面我们拿什么还？哪有钱买白面，到时候还不上拿什么抵？”说着母亲便又哭起来。父亲应该是嫌弃母亲哭哭啼啼，起身扛着锄头走出了家门。

“天天忙，也没见打多少粮食，天天吃的跟猪差不多。”“你看人家大锁家，男人去水泥厂上班，一个月好几百。你再看看他。”

哎，母亲长叹一声，不再说什么。将碗筷收拾进锅里，一边洗碗一边抹眼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吃着那半碗面条，又将汤喝净。把碗放进锅里用清水洗净，打开橱柜，将碗放进去，关上柜门。起身背上书包，推开栅栏院门，越过门口的河沟向学校走去。

身后家里的黑狗——黑子，摇着尾巴目送我。这是家里唯一爱我的生物吧，我想。

一年后，黑子被打狗的人毒死。发现时，黑子的尸体埋在了墙角的玉米秸秆下，四肢僵直，没有了生气。我抱起黑子，用尽所有力气，将黑子的尸体拖到南山的山脚下。挖了一个一米深的坑，将黑子像埋葬亲人般埋了。还在黑子的坟前搭了一个石板台，放上他生前爱吃的红薯粥，将自己不舍得吃的半个玉米面窝窝头放在了石台上。

每个人都需要活着，以各自认为的方式，父亲也不例外。可能那几碗面条父亲认为是自己干活应得的，孩子得一个奖并不值得庆祝，不过是寻常事情而已。吃与不吃这顿面条于他而言并无特别，只不过这两斤面要如何还？是他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腊月。那天天下了很大很大的雪，雪没过了我的脚踝，慢慢的又到了膝盖。

那一天奶奶走了。

从来不哭的父亲从推开院门的那一刻，便一路哭着进了爷爷的房间，边哭边喊：“爸，别睡了，我妈走了！我妈走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父亲喊他的父亲。

此后，再也没有听过。直到爷爷去世。

爷爷去世前的一年，一直瘫痪在床，照顾爷爷起居的责任就落在了母亲一人身上。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次也没有给爷爷送过饭，也没去爷爷的房间看望过他，爷爷经常会在听到父亲声音时对父亲破口大骂，骂他会断子绝孙之类的。父亲偶尔也会回上两句。两人你来我往，整个院子都被吵架声和巨大的愤怒情绪笼罩着，院子上方似有一团黑雾，经年不散。

那时候我常常不理解，为什么经过别人院落时听到的是欢歌笑语，为什么只有我家会常年吵闹声不断，连春节这样的节日也不例外。

那时候，我常常期盼快些长大，去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不回这个家，再也不见这些人。巨大的渴望支撑着我也支撑着这个家。

傍晚，血红色的晚霞将半面天空染成了红色。

我骑着自行车，刚从村口拐进村道，远远的便见一个人站在屋后的歪脖树下，时不时搓着手，抬头向村口张望。

一见到我，小跑着冲了过来。是母亲。

母亲抢先一步，紧紧握住自行车车把，神色有些慌张：“你爷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我，我试过鼻子，我……”

不知道是因为过度紧张，还是因为害怕。她的手一直在不停的抖动，眼神有些飘忽，开始语无轮次。

我调转自行车头，飞身上车，向下庄骑去。

“我去找王医生。”我一边奋力的蹬着车蹬子，一边转头向母亲喊道。

“你先回去，别站在那儿！”

王医生是我们村的村医，平时家里有谁头疼脑热的都找他。王医生给爷爷检查了一翻，摇摇头：“准备后事吧。”背起药箱，又将听诊器挂在脖子上，转身走出了院子。

“王医生，等等。”我一路小跑跟着王医生出了院门。

“我爷大概是什么时候死的，能看出来不？”

“不太准，约么个把小时吧。”王医生一边推起自行车，一边回道。

“早点穿衣服吧，不然难办。”王医生骑上车，转进小巷。

立在那颗歪脖的杨树下，目送他消失，融进暮色中。我还是不想回去。

害怕。对于没有生气的，不管是人还是其它小动物，都莫名的恐惧。

下庄的灯火渐次的亮起，转身往回走。

母亲一直站在院门口。

“去找你爸回来吧，告诉他你爷走了，让他早点回来。”

“哦。”我飞快的向上庄爸爸上工的石子厂跑去。

石子厂在我家正南面两公里一个当地人叫千里坡的地方。那里有两个厂子。一个白石灰厂，另一个便是父亲经常上工的石子厂。

石子厂主要是将大石头碎成小块，有些用来铺路，有些用来建房子。石子厂的老板姓马，在当地小有名气，为人和善。见我家经济状况不好，农闲时便经常让父亲过去帮忙。有时候是负责装车，有时候是负责将大块的石头丢进石子机。

石子厂机器还没停下来，轰隆隆的的响声，令走过的人都忍不住捂住耳朵。

父亲正奋力的搬动一块巨大的石头，试图搬进碎石机。

“爸，爸，我爷走了，我妈让你回去。”父亲似乎没听见，还在继续着手头上的工作。

“爸，爸……”我一边向坡上走，一边喊。

这时从旁边的屋子里走出来一个人，上前拍了拍父亲，又指了指我。父亲回头望向我，在说着什么。机器与石块碰撞的声音，撞击着我的耳膜，我既听不到他说什么，他也听不到我喊什么。我们就这样一个喊，一个摆手。

我试图走上去，被人拦下来。

“上面危险，小孩子不准上去。”那个呵斥道。

我央求那人把父亲叫下来，说有急事。

那人上去，与父亲说了什么。父亲放下手上的活计，沿着机器旁边的土路下了坡来。

“不回家，跑这儿来干什么？”父亲斥责道。

“我爷走了，我妈叫我来喊你回去。”说出这一句话时，我眼睛里有些湿润，不知道是因为伤心，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走就走了，你先回去，我干完活儿再回。”说着，转身又沿着土路，走上坡去。继续搬着那些大石块，一块一块扔进机器里。

我站在那里，看着父亲重复着相同的动作，看着机器下面流出的一块一块小石子。它们被人为的碎成人们需要的样子，并无选择的余地。石子流下来，被下方的工人一铁锨一铁锨的扬起。石子经过一个一人多高的近乎正方形的大铁筛子，穿过筛孔的石子被装进印有规格的蛇皮口袋，装进卡车里。没通过检验的则又被送回机器里。如此往复。

父亲向我扬了扬手，示意让我回去。

我转身，离开了石子厂。

那里漫天灰尘，连周围的草也变得灰扑扑的。

回到家，母亲站在院子里。依旧搓着手，此刻更加茫然了。

那一晚，院子里站满了人。爷爷的棺材还未上漆。因为一桶漆的钱，父亲也拿不出。爷爷是三天后下葬的。

那天是个晴天，太阳照常跃过山头，犹如过去的万千个清晨一样。爷爷埋在不远处的地里。那里也是奶奶的坟，未来父亲也会被埋在那里，这是老家的风俗。

白色的引魂幡随着山风一起飘荡。新坟还未长草，由一堆黄土堆着。

远处的山清晰可见。站在院门口的田隆上，望着这一切。身后一股凉意从脑后脖颈的衣服缝隙中钻进我的身体，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母亲在爷爷去世后半年也离家出走了。

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逃。在此之前，母亲便经常外出，有时候是去亲戚家，有时候是去一些不相干的人家。

最后一次见母亲，是除夕夜的背影。

那一天，父亲和我走了十几公里的山路。

在太行山深处，一处农家院落前，我远远的望见了母亲。

用土夯起的院墙，只有不到一人高。垫起脚院内景况便尽收眼前。大门是由两扇木板做成的，未上漆，看起来是新做的。三间瓦房，下边用石头，上面则是用土做的坯子垒起。屋内亮着灯，灯光昏黄，隐约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在来回走动。我绕到大门旁边，垫起脚向院内喊了一声:“妈，妈，跟我们回家过年吧！”

那个身影突然起身，转身向外面望了一眼。同时一个男人从身后推着母亲，进了里屋。像是在说着什么，灯灭了，屋内一团黑。

“妈，妈，你听见没？”我继续喊到，声音有些哽咽。

不是伤心，更多的是尴尬。

父亲冲到大门前，拼命的摇晃着木门。

“开门，快开门，我看到你把她藏起来了。”

可能因为太吵，狗叫声一声接着一声，整个村子的狗都叫了。犬吠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门前开始聚集起一大堆人，老人，妇女，小孩子，更多的人是看热闹。

有人向屋内喊，像是叫了什么人的名字，我没听清。一个中等个头的男人，约末四十来岁，从屋内拉开门，走下了台阶。径直向大院走来。

“她不在这儿，你走吧，以后别来了。”那个男人拉开木门，冲着父亲吼道。

“你把她藏起来了，我看见了，她今天必须跟我回家，必须……”父亲因激动，被口水呛了一下，“必须跟我回去过年。”父亲补充道。

“她不在，你走吧。”那人继续说。

父亲推开那个人，试图冲进院子里去，却被那人死死的拽住，拖了出来。旁边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将那个男人，父亲与我围在中间。我蹲在地上，试图用这种方式，减轻羞耻感。

“她跟着你，没吃没穿的，这个男人肯给她口饭吃。”一个妇女说。

“对呀，她说她男人经常关着她，不给她出门，还打她。”另一个男人说。

“你就好心放过她吧，大过年的，这么闹也不是个事儿。”旁边的人开始七嘴八舌的劝着，像是劝，更像是指责。

“我什么时候打过她，啊，你叫她出来，当面说清楚。”父亲吼着，声音有些哑。

我站起身，拉了拉父亲的衣角，“走吧，我们回家吧。”

父亲一甩手，拨开我拽他衣角的手。“扯我干啥？”父亲愤怒的眼睛里，似有一团火在燃烧。

我们四周围满了不认识的人。

我将父亲从人堆中拽出来。推着自行车，沿着来时的路下了山坡，走上大路，朝山下的镇上走去。

路很窄，坑坑洼洼，时不时踢到突起的石头上，脚指生疼。两边的山，隐匿在漆黑的夜色中，吵闹声逐渐消失在身后，偶有虫鸣伴着山风，提醒我们尚在人间。

父亲和我都没说话。

我推着自行车，跟在父亲身后，就这么一前一后的走着，山路不平，没有月亮，那时候的山村，夜路靠月光，可今天没有月亮。山路两旁一面是山，一面是田地。田里还有没收的玉米秸秆，风一吹簌簌的响。我握紧自行车把，紧紧的跟在父亲身后，生怕田里会突然生出一个怪物。

走到镇上时，听到镇上人家里传出的新年倒数声：“10，9，8，7……1”，砰，砰，砰，天空被照亮。有人在放烟花。绚烂的烟花将镇上的街道瞬间照亮，我看见走在前面的父亲背有些弯，头发更白了。

我走快两步，赶上父亲。

父亲扭头，看了看我，“你妈不要你们了，不要你们了。”烟花照亮了父亲的脸，父亲脸上的皱纹被烟火染成了灰色，沟壑分明，父亲老了。

“以后我会挣钱养你的，给你盖新房子。”我说。

那时，我才十四岁，我也不知道我的这句承诺能否兑现，但我就这么允诺了父亲。

2025年中秋夜，晚上九点整，突兀的电话铃声骤然划破安静，是父亲。

我浑身一紧，指尖下意识的按了静音键。

不知道从何时起，惧怕接到所有来自家里的电话。

还记得那也一个夜晚，当我还在为第二天执业资格考试做准备的时候，电话响了，是父亲的手机号码。接通电话的那一刻听筒里传来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声，夹杂着父亲的怒吼声音。我刚想说什么，那头又开始嚎叫，接着有人劝架的声音，又是一片混乱。我开着免提，就这样静静的听着，脑子里全是明天要考试的内容。这种混乱，夹杂着巨大怨气的声音从听筒的另一端传来，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对方还没有要挂断的意思。我不明白他们打这个电话的意途，接通电话不是为了让我听他们吵架？我心情更加的烦闷。

自外出读书后，我与妹妹也鲜少交流。她与父亲相处我更像一个局外人。唯一发生关系的，就是他们大概又是因为我而吵架吧。

听亲戚说，父亲总在外人面前提起，这房子是大闺女盖的，大闺女如何如何？妹妹听了心里厌烦。每次有人来家里相亲，父亲都会搬出来这几句。

四十分钟后，哭声和嘶吼还在继续。我挂断了电话。委屈、烦闷或者是其它的什么情感一股恼的从头顶涌出来，眼前的字迹开始模糊。

妹妹与父亲吵架后，经常发来同样的话：你尽快安排好住处，把你爸接走。安顿好跟我说，我给你送过去。一行行文字落在屏幕上，每看一次，心里就如同被尖刀狠狠的戳上无数下，酸楚与委屈层层堆积，死死拧成一块化不开的心结。什么时候我们的爸爸，变成了我一个人的爸爸。

每月我按时把父亲的生活费一分不少的转到妹妹的账户，从来不曾拖欠半分。本以为这份分担能让她少些负担，彼此好好照料父亲。可她发来的微信依旧冰冷，只反复追问：你什么时候把你爸接走。

干完手头上的活儿，回拨了电话。电话那头，又是长久的沉默。

我与父亲已然到了不知道如何沟通的地步，他的沉默已令我抓狂。记忆中他只主动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问我要四万块钱，说风水先生看过，院子东面一定要再建两间屋子。另一件，是问我妹在哪儿？她已经两个月没回家了。妹妹自毕业后便一直没外出工作，也不在家干活，整天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前一年父亲还身体康健，活动自如，还能下地干活儿。一口袋的花生扛上肩就走。

但此刻我脑海里却不自觉的浮现出这样画面：远方的群山在黑夜的笼罩下慢慢的探出头，太阳正从山的那一头跳出来。

那个背着重重的行囊，背弯成了一个“C”，小心翼翼的跟在一个小女孩的身后，这个人便是我的父亲，那个曾经被我贴上“生而不养”标签的父亲，在我即将第一次离家的时候，却执意要送我上车的男人。他脚步放的很慢，脚印在身后连成了一条蜿蜒的波浪线。

我偶然翻读过《塔木德》，这本犹太人沉淀千年的智慧之书，书有这么一句话：父亲爱自己的孩子，孩子爱他们的孩子。我想寻常人家一辈辈皆是如此，父辈疼惜儿女，儿女牵挂孩子，这份人人都逃不开的骨肉亲情，怎么到我这儿就断了呢？穷尽半生回望，我至今都无法感受到，父亲是爱我呢？还是不爱我呢？

父亲在母亲离家出走后，便一直一个人生活。2025年11月当我再回家见到父亲时，他的状况非常的不好。

我知道父亲终究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离去，去往他的属地。我此刻读着别人的故事，手里捧着别人的书，也终将有一天别人也会捧着我的书看我写出父亲的故事。

关于父亲，我没有特别的回忆。

我的父亲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一个普通的连庄稼也种不好的庄稼人。他一生都在抱怨社会的不公平，却从未做出过任何的努力去打破这不公平。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救世主，等待他来拯救自己于水火。父亲总喜欢哀声叹气，当做错事时，又喜欢挠头。

岁月一直推着我们向前再向前，永不停歇。如今，父亲的头发已花白。眉尾的几根眉毛已长过眼梢，自然的垂下来，像一把镰刀深刻进那片土地里。

这一年父亲的状态非常不好，脑梗多次，小脑严重萎缩，已经不认得我了。 2024年年底回家探亲时。嘴里喊的是我的小名，可我就站在那里。他还在抱怨。

“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我呀？我大女儿在外地读书一年都回不来一次”，“她打工挣不到几个钱，肯定没钱打电话给我。” “她抢不到票，她离家太远了。”

我静静的看着父亲。

是的，他已经完全忘记我了，可却又没有忘记。他记得我生活的窘迫，也记得我去了很远的地方。

父亲节的前一周，一个寻常的工作日的早晨。

刚到办公室，正在往水壶了接水，水注到一半时，接到一个保定的陌生手机号码。起初为是骚扰号码，便没理会，继续接水，等待注满后，将水壶放到底座上，发出嗞嗞的响声，这时微信群提示有一条新消息。

我点开微信，是养老院建的群，日常会发一些今天又为父亲开了什么药，需要支付多少药费，诸如此类的信息。我点进微信群。

“妹妹，我大伯刚刚走了，你们看到赶紧过来”。 我此时才意识到，刚才我以为的骚扰电话，是养老院工作人员打来的。我拿起手机，拨通了那个号码，电话里传来熟悉的乡音，“刚刚大伯走了，你们赶紧过来处理一下吧。”“好，我让我妹马上过来。” 挂了电话，我大脑一片空白。

虽然此前，心中预想了无数次这样的场景，但真的发生时，之前所有的预案都想不起来。此时，我一定是需要做些什么。

可我什么也没做。七点半，我准时出现在餐厅门口，刷脸，进入餐厅，依然坐在了我常做的位置。将手机放在桌上，拿起杯子倒了小半咖啡，又在杯中注入一半的热水，将杯子放回桌上。走到餐台前，照旧拿了一片吐司放进面包机中烤，又照例夹了两个水煮鸡蛋，一小截煮玉米，一小份清菜。坐回座位上，又自己倒了一杯红茶，红茶有些烫嘴，我对着杯内吹着气，期望茶没那么烫，我可以马上喝一口。因为，我发现此刻自己口干舌燥，心跳的有些快。我快速的将所有食物都塞进自己的嘴巴里，又灌了一大口茶，平时要十五分钟才吃完的东西，我今天五分钟就吃完了。

联系殡仪馆约好运送时间，联系寿衣人员为父亲穿好衣服。殡仪馆火化需要开具死亡证明，我又联系医院开具死亡证明。中间跟妹妹通了几通电话，带什么资料，需要办什么手续之类的。安排好这一切，我打电话给先生，说父亲走了，我们一起回去吧。

我们买了下午的航班，飞机延误，我们第二天凌晨三点才降落。从租车公司取车，驱车赶回老家。

三点四十，天已经微微亮，一路背着霞光，车子在高速上飞驰，向西驶去。路两边的山近了又远，远了又近，一路向后倒去。到老家时，已是五点半，天已大亮。

门口围满了人，似乎都在等我。

由红砖围起的院墙，白色的铁皮门敞开着，门楣上方的“幸福之家”四个烫金大字，此刻在阳光的辉映下闪着光，金色的光晖映在每个站在门前的人的脸上，表情带着些许怜悯，又有些看客的冷漠。

推开车门，走下车的那一刻，我扯了扯衣袖。一阵凉风扑面而来，那是山里特有的春天的风，没有南方城市的湿气，带着草，带着泥土的气息。

走进那扇敞开的铁皮大门，由充气床搭建的简易灵棚占满了整个小院。院里全是人，可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个个都面无表情，走进去的那一刻，我有种被冒犯的感觉，因为他们全在看我，无数双眼睛一齐看向我，依旧冷漠，依旧怜悯。其中一个六十几岁的妇人，拉住我问：“你还认得我不？”我摇摇头：“不认识。”“快进屋吧，外面冷。”我分明在她脸上看到了失望。

后来妹妹告诉我，那是四姑。父亲的第四个妹妹，那个在我有限记忆中只出过两次的人。

可我真得不认识她。

父亲的骨灰盒由一个黄色的布包着，放在灵台中间。前面放了一个瓦盆，用来烧纸。

我跪在灵前的垫子上。司礼嘴里念念有词，说一叩首，我拜一次。再说叩首，我再拜，拜了多少次，我不记得了。

仪式结束，我被人拥着进了屋子，穿戴全套重孝服，戴上圆筒抽顶孝帽，披上毛边白孝衣，将白布孝带系在腰间，按照老家风俗在左侧打了个活结。被两个不认识的人扶着，在父亲灵台的右边跪了下来。

此刻，我正站在父亲视角，以一个死人的视角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灵台的左手边是表弟和先生。表弟是昨晚到的，已经在此守了一晚上，此刻脸上有些许疲态。他身材微胖，皮肤黝黑，记忆中儿时的灵动俏皮完全消失不见。有的只是一个中年男子被生活磨砺的岁月感，眼神呆滞，完全看不出是儿时那个与我一起上山捉蚂蚱的表弟。

先生此刻也戴上白色孝帽，腰里勒着孝带子，在腰左侧打了个活结。

吉时一到，所有亲友依次上前辞灵跪拜。我跪在正中做主丧人，和妹妹一同伏在地上，来客行礼，我们便躬身回礼一次。如此，也不知道究竟回了多少次，感觉自己像被操控的提线木偶，任由摆布。

最后一批亲友拜完，主事人大喝一声起灵。我双手捧起父亲的骨灰盒，小小的一个方盒子，竟觉得有千斤重。此前，我觉得我一定会害怕，害怕接触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东西。但现在，这里是父亲，那个曾经送我离开的为我背包的父亲，那个遇到要交学费一直沉默的父亲，那个看到天安门城楼激动的手舞足蹈的父亲。我与父亲的记忆一点点被拉回过去，又被拉回现实，又拉回去，如此反复。在过去与此刻间来回穿越，父亲确实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吗，他此前说过的话为何还如在耳畔。

啪，老瓦盆被妹妹高高举过头顶，又被狠狠的摔在地上。瓦盆的碎裂声音，引魂幡哗啦啦的响声音，清晨的鸟叫声一同响起，与父亲此前的叹息声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过去，哪些是现实。

盆落声响，有人走在最前头，将白纸片抛散在半空中，纸片随风转了几圈，又落在刚下过雨的泥土地上，风吹不动，粘上了泥土。一阵山风吹来，空中的纸片漫天飞舞，这一路没有人哭泣，也没有说话，只有沉重的脚步声，一步一步走向坟地。

我把父亲的骨灰盒轻轻的放在挖好的土坑里，用手抓起一把黄土，像四个角散去。一铁锨一铁锨黄土被添进坑里，慢慢的，那块黄布变成了黄土，那个枣木色的骨灰盒变成了黄土堆。

原来，一个人的消失，是由黄土开始的。

“庄稼人就该埋在庄稼地里，这叫叶落归根。”旁边的帮工一边添土，一边说。

“咱这儿不兴火葬，来义算头一个，也算是赶了时髦。” 有人在一旁低声嘟囔。怕是被我听见，又像是故意说给我听。

埋葬完父亲，我去了易水湖，那个藏在一个叫大龙华村里的一个人工水库。听姑姑说，重新修建时，父亲曾去那里当过临时工，种过花草，修过栈道。

易水湖如今是国家4A级景区，群山间翠绿色的湖水与群山相映，湖面平静。偶尔飞过一两只不知名的白色水鸟，湖面泛起旋涡。不久，便又归于平静。

许是工作日的缘故，许是淡季。整个景区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在修缮景区的凉亭，少见游客。登上老子峰，站在湖边的栈道上，抚摸围栏，远眺这一片山水。碧绿的湖面依旧平静的连风吹过都不动声色。远处山间偶尔几只吃草的白色绵羊时隐时现，我爬上老子峰的最高处，绵羊便只剩几颗白点动来动去。山间的荆条花开得正是时候，浓郁的香气在山间漫了开来。

站在老子峰的山顶，抚摸着这里的栏杆。我想，这或许是父亲曾经亲手搭建过的，这里的花草许是多年前父亲为亲手种下的。

父亲或许从未以一个游人的心态在此驻足，或许从景区开放后就再未踏上这片土地。世间无数的或许我也无从考证。但愿我是替父亲走这一程吧。

离开易水湖，我驱车赶往机场。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有一种深深的解脱感，身上感觉无比的轻松。

脚下还是那片土地，山与山重叠着，像一座座青翠的屏障。山间小路蜿蜒，慢慢的小路变成了一条条细线。飞机穿过云层，下面白茫茫的一片，一切都消失了。

从我离开家乡算起，回乡探亲的日子便屈指可数，在此之前我也并未留意过这平凡中的一天，与其他日子有何不同，或许是与家人的疏离，让我曾经一度以为父亲节、母亲节这样的节日于我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我一度认为他们并不爱我。

直到今天，全世界都在父亲节这天与父亲一起或饮茶或聊天，或打着视频电话，彼此表达着美好的祝福。儿女祝愿父亲健康平安，而我身后空无一人。

如今父亲的电话号码依然静静的躺在我的通讯录里，如同山峰一般醒目，没人知道这个叫“来义”的人从此消失。那个名字的由来也无从考究，或许是对某种情谊的期许，又或者是来自长辈的某种愿景，对此我无从得知。

曾经的那样一个少年，怎么说没就没有了。

我认识父亲时，他便头发灰白，俨然像个老者模样。少年白发是他十来岁时便生出的，先是从鬓角，后来慢慢蔓延到头顶区域。听姑姑们讲，小时候只要父亲一抱我，就嚎啕大哭，像被陌生人拐走般。稍大些后，我喜欢骑在父亲的肩头，或笑或哭。

有一桩来自我与父亲最早的回忆，我对此印象深刻。

奶奶赶集买了几根甘蔗，我正开心的啃着，父亲匆匆的从大门走进院子，不小心撞了我一下，甘蔗卡进喉咙里。我痛得大哭，一直哭一直哭，起初是哑的，后来终于哭出了声，但来自喉咙的痛阵阵袭来，我控制不住，还是一直哭。父亲大概是心虚，一边搓着双手，一边在院子里来回踱着步，不知所措。奶奶让他哄我，他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爷爷见状抡起拐杖打向了父亲，他连躲都没有躲。

我哭得更加的起劲。此刻，已经不知道是真疼还是因为得意。

奶奶让父亲背着我在院子里转圈圈哄我开心，可能平时我哭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哄我的吧。

父亲在院子里一路小跑，我在他的背上上下颠着。几圈下来，父亲额头也渗出了汗珠。我终于在父亲的背上咯咯的笑出了声。全家人如释重负般，终于安静了下来。

那时候，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被爷爷奶奶还有姑姑们宠着，被父亲高高的举过头顶，能骑在父亲的肩上，或哭或笑。那时候他们对我的爱从不吝惜，是什么时候这种爱消失了？又或者是说我和我的家人都失去了这种爱的能力的呢？

人到中年，当自己成为母亲，我曾试图回望，试着理解父亲，我想这应该我作为儿女唯一能做的吧。我只能不断的试着去理解，而无法真正理解。

沉默也许是那代人的标签，又或许不是，谁又能说得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标签，我们也不例外。终有一天，我们也会被下一代贴上某个标签，也会变成下一代人难以理解的迷。

写作感想：

十四天里，父亲在这里陪我走完了他的一生。

书写的过程并不顺利，落诸于笔端的文字也并不完美。唯一还算满意的是——它终于写完了。对我来说，开始写很难，写完也很难。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算一部小说，但它是一个父亲平凡的一生。没有高光，没有灰暗，只是极致普通的一个人，普通的一生而已。

感谢三明治写作平台让我有机会将它写出来，并完成。感谢李梓新老师专业的指点。书写的过程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我在文字里尽情抒发着我的情绪，未必合理，但却真实。愿这样的写作形式可以继续，为普通素人提供一个平台，也为更多的情感提供一个出口。

每个人写出的故事不一定完美，但一定真实。真实的东西最能感动人，平凡的文字有伟大的力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作者，用自己的生命写出最动人的故事。我认为这就是非虚构写作的魅力所在。

再次感谢三明治平台，也感恩每一个还在书写的普通人。读你们的故事的同时，于我而言也是一个场疗愈之旅。

本文来自「三明治非虚构短故事学院」，点击图片了解8月短故事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