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参考消息网8月4日报道 （文/张熠柠）美国科技大佬、元宇宙平台公司董事长马克·扎克伯格近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就“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发出警告：要防范美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借此扼杀国内竞争。
“监管俘获”是个偏“专业术语”的表述，是指通过游说等手段影响政策制定。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在1971年发表的《经济监管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一文中，概述监管者怎样被本应受到他们监管的公司和行业所“俘获”，因而通常认为他是“监管俘获”的最初提出者之一。
“监管俘获”在日常交流中并不多见，但其具体行为在西方可谓无处不在。除了无孔不入的“资助竞选(campaign contributions)”和“院外游说(lobby)”外，另一常见操作为“旋转门(revolving door)”，即在政商两界来回游走：或是卸任政府高位后成为企业高管，或是走出公司董事会便进入政府办公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霍尔登2019年写道，“监管者和监管对象之间往往有道旋转门”——也就是说，今天的监管对象，很可能就变成明天的监管者。
以往提到“监管俘获”，最容易想到金融、防务、能源等行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美国监管者浸淫于华尔街文化，几乎全盘接受了监管对象的思维方式，认为大银行有能力“自我监管(self-regulation)”，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是在分摊而非集中风险。这正是“认知俘获(cognitive capture)”的经典案例。这次金融危机留下的深刻教训是，监管独立不仅要防范利益输送，更要规避认知层面的失守。
现在，科技行业头部集中的倾向愈发明显，科技巨头的“监管俘获”问题日渐受到关注。就连扎克伯格自己都承认，人工智能头部企业不应拥有过多权力。这一方面是对竞争对手挤压自身空间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对特朗普政府不作为的担忧。很多分析将“监管俘获”视为“某种政府失职(a form of government failure)”。正如霍尔登所说，这如同“看门狗变成宠物狗(when watchdogs become pets)”。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摆在西方国家面前：如何确保监管者服务于公众利益，而非监管对象的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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