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俊臣的酷刑有多狠？曾有女犯哀求：只要不给我上刑，杀全族都行

唐代监察制度原本承担纠察百官、维护法度的职责，但到了武则天执政时期，监察权有时被赋予了另一种用途：不再只是查明事实，而是先确定罪名，再寻找能够让人认罪的办法。

这类变化并非一纸诏令造成，而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逐渐形成。告密者受到重视，审讯者拥有超出常规的权限，案件一旦被扣上谋反、结党等罪名，被审者往往很难再通过正常程序自证清白。

来俊臣正是在这样的缝隙中走上前台。他并不是名门出身，也没有显赫军功，却能从一个屡遭轻视的人，变成让朝廷内外闻之色变的酷吏。真正值得追问的，不只是他个人有多残忍，还在于一个掌握司法权的人，为什么能够长期把刑狱变成私器。

来俊臣生于唐高宗永徽二年，也就是651年，祖籍在陕西一带。关于他的早年经历，史书记载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但有一点相当清楚：他的家庭处境并不体面，父亲曾因困窘把妻子卖给别人，来俊臣后来随继父改姓“来”。

在和州生活时，他曾因盗窃被地方官李续抓获。李续是和州刺史，按照当时的身份差距，来俊臣没有与对方抗衡的可能。史料记载，他受到鞭打，留下了极深的屈辱感。

这段经历不能简单解释为他后来残暴行径的全部原因。贫困、受辱和社会地位低下，可能影响一个人的性情，却不能自动把人变成酷吏。来俊臣真正发生变化，是当个人怨恨遇上了能够放大怨恨的权力环境。

一、告密如何成为通往权力的窄门

武则天掌权后，朝廷面对的政治压力十分复杂。李唐宗室、旧贵族、地方势力以及朝中的反对力量彼此牵连，谋反案件尤其容易成为政治斗争的突破口。

在这种环境下，举报并不只是普通的司法线索。它可能决定一名官员的升降，也可能成为清除政敌的工具。只要举报涉及谋反，案件就会迅速进入高度紧张的处理程序，正常的取证和审查往往被“先控制、后审问”取代。

来俊臣看准了这一点。他善于编写告密文书，能够把零散的关系、含糊的言谈，拼接成一份看似严密的罪证。有人评价他长于罗织，这个“罗织”二字，并不是单纯指捏造，而是把本来没有直接联系的人和事强行联系起来。

他早期曾参与告发他人，因而获得武则天的注意。之后，来俊臣进入官场，担任侍御史，后来又升为左台御史中丞。监察官本应约束权力，可当监察权不受有效监督时，它本身就可能成为最危险的权力。

来俊臣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掌握了多少刑具，而在于他把案件制造成了一套可以不断扩张的流程。先用告密引起上层警觉，再通过抓捕扩大案情，随后以审讯逼迫涉案者供认，最后将供词反过来作为继续抓人的依据。

这套做法一旦运转起来，案件就很难自行停止。被捕者越多，所谓的“同党”越多；供词越多，罪名越显得真实。一个人只要被卷入其中，就可能为了自保而牵连别人，结果又使更多人被送进监狱。

有官员私下问：“若没有确证，如何定罪？”来俊臣常以政治大义相答：“谋反之事，岂能等闲视之？”这类话在当时并非正式法律条文，却足以让许多审讯者放弃谨慎。

二、刑具不是目的，逼出供词才是目的

来俊臣与朱南山、万国俊等酷吏往来密切，曾设计多种刑具，合称“十枷”。关于这些器具的具体形制，史书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它们的共同作用很明确：让被审者在肉体痛苦和精神恐惧中失去抵抗能力。

正常审讯追求的是事实，酷刑审讯追求的却是服从。两者看起来都要得到供词，实际方向完全不同。正常程序允许证据之间互相印证，酷刑则把人的痛苦当成证明罪行的手段。

来俊臣还以审讯经验著称，常把被审者的言语漏洞、亲属关系和社会交往，转化为继续追问的理由。一个回答稍有迟疑，便可能被说成心虚；一句话前后不一致，又可能被认定为故意隐瞒。

最有名的故事，是周兴被来俊臣审讯。周兴同样是武则天时期的酷吏，后来受到牵连。来俊臣假意询问：“囚犯多不肯招认，应当用什么办法？”周兴说，可以把人放进大瓮，再从外面加热，谁还敢不招。

来俊臣随即命人准备大瓮，转身对周兴说：“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请君入瓮”。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并不是因为刑具多么奇特，而是因为它揭示了酷吏制度的一个特点：施刑者很容易在权力反转后成为受刑者。

但周兴的遭遇并不能抵消此前受害者承受的痛苦。酷刑一旦被允许用于审讯，就会改变案件的性质。它不再服务于查明真相，而是在逼供中制造“真相”。

乐师安金藏所卷入的案件，正说明了这一点。唐睿宗李旦当时被怀疑谋反，安金藏受到审讯。为了证明李旦没有谋反，他以极端方式剖腹明志，才使案件没有继续沿着诬告方向发展。

这个故事在史书中显得格外刺目。一个普通乐师为了替主上洗清嫌疑，竟不得不拿自己的身体作证。无论后人怎样解释当时的政治背景，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当审讯权凌驾于证据之上，清白者也要用生命换取被听见的机会。

三、从审案到造案，权力边界被推开

来俊臣的权势扩大后，京师内外的官员都知道，落入他的视线并不意味着一定有罪，却往往意味着极难脱身。有人为了躲避牵连，主动送财；有人急于与被捕者撇清关系；也有人反过来诬告他人，以求自保。

这时的来俊臣已经不只是执行命令的酷吏。他开始主动寻找案件，主动选择目标，主动制造能够向上邀功的结果。监察职务变成了搜集罪名的资格，审讯场所则变成了权力交易的暗室。

史书还记载，他曾借办案之机侵夺财物。张虔勖等权贵家族也受到他的逼迫，家产被查抄或侵吞。对普通百姓而言，来俊臣可怕在于他能把人送入狱中；对权贵而言，他可怕在于他不仅能办案，还能借案件重新分配财产和政治地位。

有人送来金帛，请求从轻发落。来俊臣没有立即答应，只说：“案子还在审。”对方问：“若供出更多人，是否可以保全家人？”他答：“这要看你能说出什么。”

这种对话未必是某一次案件的原文记录，却符合当时酷吏办案的基本逻辑：罪名、刑罚和财产彼此连接，个人命运被放在审讯者的一句话中。所谓法律程序，已经成了权力讨价还价的外壳。

更严重的问题，是酷吏之间形成了相互模仿的风气。来俊臣的做法被王德寿等人学习，万国俊、朱南山也参与其中。地方官为了迎合上意，可能把普通案件说成重大阴谋，把迟疑不报看成包庇，把不愿株连他人看成同党意识。

岭南等地也曾出现酷吏审杀、牵连扩大的情况。中央权力通过诏令和官员向地方传递，刑狱中的恐怖由京师扩散到州县。对于远离朝廷的百姓来说，既不了解政治争斗，也缺乏申诉渠道，一纸公文就可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来俊臣并非孤立存在。他的出现，与武则天时期的政治需求密切相连。武则天需要有人迅速处理谋反和结党案件，而来俊臣能够提供这种“效率”。问题在于，当统治者只看重结果，不追问结果如何取得，酷吏就会把暴力包装成忠诚。

四、武则天为何容忍来俊臣

武则天对酷吏的态度并不是始终如一。她曾使用来俊臣等人打击反对力量，也知道酷吏可能制造冤案、侵夺财产。对统治者而言，这是一种危险的工具：用得越顺手，越容易脱离控制。

来俊臣的升迁说明，他的做法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了最高权力的认可。没有武则天的信任，他很难长期担任侍御史并升至左台御史中丞，也不可能在京城形成如此大的威慑力。

但“被利用”不等于“被完全信任”。武则天可以容忍酷吏伤害政敌，却不能容忍酷吏把手伸向皇权本身。来俊臣一旦从执行者变成自行其是的权力中心，就会对朝廷的秩序构成威胁。

这正是来俊臣最危险的转折。他本来靠案件获得权力，后来又靠权力不断制造案件。前者还能被解释为奉诏办事，后者则意味着个人开始把司法资源变成私有工具。

太平公主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是武则天的女儿，也处在宫廷权力关系的核心位置。来俊臣的扩张不仅影响普通官员，也触及皇族和权贵集团的利益。当酷吏不再区分对象，原本能够容忍他的人也会开始寻找制约办法。

史料所呈现的，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正义审判，而是一次权力结构内部的反弹。太平公主等人揭发来俊臣的罪行，涉及滥用刑狱、非法拘禁和侵夺财物等问题。来俊臣过去制造的案件，开始反过来成为审查他的依据。

这场反弹有明确的政治因素。它并不意味着当时所有冤案都得到纠正，也不意味着司法从此摆脱权力干预。它首先说明，来俊臣的权力已经大到让多个政治群体感到不安。

五、车裂之后，酷吏政治暂时收缩

697年，来俊臣在洛阳被捕。此时他约四十六岁，距离他成为武则天重用的酷吏，已经过去多年。一个曾经让朝中官员恐惧的人，最终没有等到普通意义上的审判结局。

武则天下令处死来俊臣。史书记载，他被车裂，三族受到诛灭，后代也被禁止出仕。万国俊、朱南山等与其有关联的酷吏，也相继遭到查处，或流放，或死于途中。

关于刑场上的具体情形，后世记载多有渲染，不能把所有细节都当作确凿事实。可以确认的是，朝廷对来俊臣的处罚十分严厉，带有公开清算的性质。过去被他掌握的案件和刑狱工具，也被重新检查。

来俊臣死后，关押人数减少，酷吏集团受到打击，朝廷开始收缩过度扩张的审讯权。部分法律秩序得以恢复，但这种恢复不是彻底重建。曾经被制造的冤案不可能全部复原，死者也无法重新接受审理。

来俊臣一生的轨迹，不能只概括为“恶人得势，恶有恶报”。他少年受辱，是个人经历；靠告密升迁，是政治环境；设计刑具、制造冤案，是司法权失控；最终被太平公主等人揭发，则是权力集团对失控工具的清理。

其中任何一环单独存在，都未必会产生来俊臣这样的结果。贫困者不必然成为酷吏，告密也不必然导致大规模冤狱，刑罚更不应成为政治斗争的常规手段。真正造成灾难的，是这些因素在权力缺乏约束时彼此叠加。

武则天时期的酷吏现象，既有个人残忍的一面，也有制度被政治目标挤压的一面。来俊臣之所以令人恐惧，不只因为他敢用刑，而是因为他曾拥有把个人判断变成国家命令的资格。

697年以后，这种资格被收回，来俊臣本人也从权力中心跌入刑场。案件仍留在史书中，刑具也留在记载里，而他掌握过的那套把告密、审讯、供词和惩罚连成一体的办法，才是这段历史中最值得辨认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