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厂病”遇见AI时代，失重的主体如何自处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澎湃新闻）

2026年夏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了席凡君的作品《大厂病：从个体困境到组织表演》，甫一上市便引发广泛共鸣。

读者们纷纷在书中认领了自己的疲惫：开不完的会，没有尽头的对齐，写不完的复盘，无法摆脱的KPI，越来越熟练也越来越空洞的组织语言，以及那种明明身处系统之中、却越来越难确认自我的失重感。

《大厂病：从个体困境到组织表演》 席凡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5

这本由一位拥有十余年大厂经历的“内部观察者”所书写的职场观察实录，试图指出：所谓“大厂病”，更像是一种“现代组织之症”。当流程、指标、职级、绩效、协同工具和内部语言共同构成组织运行的基础，人也在其中被不断衡量、解释、重组和替换。许多个体的疲惫、麻木、自我怀疑与无力感，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中被生产出来。正如书中所言——“你没病，大厂病。”

《大厂病》出版之际恰逢AI技术加速落地，这并非巧合。作者席凡君在书中指出，AI并不是突然制造了“可替代性”——“不是AI太强，而是结构早已铺好了路。”当你的工作早已被拆解成流程、话术、模板、指标和可汇报的成果，AI加速替代的究竟是什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主办的“失重的主体——当‘大厂病’遇见AI时代”主题沙龙，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二层适时举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大厂病》作者席凡君、暂停实验室主创窦泽南，围绕这本新书展开了一场关于现代组织、个体困境与AI冲击的深度对话。

主题沙龙现场

“让人回到更需要判断、创造和真实沟通的部分”

席凡君曾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十余年，从2010年校招进入，历经移动互联网的黄金十年，也见证了“大厂”一词从无到有、从荣耀到被审视的变迁。

“2010年的时候，还没有所谓‘大厂’这个词。”席凡君回忆道，“那时候互联网公司代表的是光荣与梦想，不仅仅是赚钱，也代表了某种对未来的期许。”转折点大约在2018年，随着平台经济的崛起，大厂从“科技企业”逐渐演变为“社会联络的中心”，而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日益普遍却难以言说的不适感。

“那种说不清的感觉，在互联网大厂里其实挺常见。最初以为只是自己太敏感了，或者抗压不够。但越来越多的‘高效执行者’‘业务支柱’开始莫名其妙地失眠、掉头发、抑郁，甚至在某个普通的工作日突然情绪崩溃。”席凡君说，直到他开始在公众号“未知表演”上写作，收到大量读者留言，才发现“原来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

《摩登时代》剧照。图片取自三联书店公号文章

席凡君强调，讨论“大厂病”需要建立两个前提：一是大厂对社会发展有巨大贡献；二是“大厂病”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现代组织之症”——当流程、指标、职级、绩效、协同工具和内部语言共同构成组织运行的基础，人也在其中被不断衡量、解释、重组和替换。

书中提炼了一系列原创概念。其中“液态人”借用齐格蒙特·鲍曼的“液态现代性”框架，描述大厂员工在业务、组织、项目、职级不断变化中被反复重新定义的漂泊状态；“安全人”则揭示了晋升的底层逻辑——升上去的都是不制造麻烦、不挑战现状、不让上级不舒服的人；“忠诚人质”指向中层最痛苦的处境——上面布置的任务层层变形，下面的情绪要扛，上面的意志要执行，最后成了两头不靠的夹心层。

席凡君特别指出“流程正确，无人生还”这一现象。“一个组织越是成熟、越是规范、越是理性，它就越有可能在流程中失去伦理判断的能力。不是因为制度不好，而是因为制度替代了判断。”

席凡君

谈及AI时代的冲击，席凡君坦言自己也有焦虑。“我现在很怕被‘蒸馏’——你的知识、有限的工作经历，如果被榨干之后被抛弃，我似乎觉得找不到别的办法。”但他同时认为，AI也可能暴露原有流程的荒诞，“如果用得好，确实可能把人从机械汇报、重复整理、格式化表达和低效协调中释放出来，让人回到更需要判断、创造和真实沟通的部分。”

“社会宿命不是不可以改变”

戴锦华的开场白带着一贯的犀利与自省。她坦言自己最初对“大厂病”这个题目“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病就意味着病理学，就意味着诊断，就意味着治疗。而我恰恰认为今天整个世界文化的一个问题，是把很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问题归之于个人，并且把它病理化。”

但读完书后，她却被深深吸引。在她看来，这本书有三种读法：一是作为非虚构，一份大厂人的生态现场报告；二是作为参与式观察完成的社会学著作；三是作为对新现实的追问与尝试回答。

戴锦华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现实，改变它的既是古老的资本主义之资本，以及由资本所主导的政治经济结构，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一次资本和权力直接结合、直接化身、直接重叠了新技术革命。”戴锦华说，“数码技术、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直接成为生命政治。”

她回忆2014年归国后，发现社会生活已经“未经讨论、未经过渡”地进入了非货币化支付时代。

戴锦华特别赞赏这本书没有落入常见的套路——没有把问题归结为老板的个性、中国式的统治术或人际关系的冷漠，而是“看到了结构，看到了组织形态，看到了观念，看到了方式”。“当我们发现某一种现象已经被命名的时候，就应该高度重视。第一，它在社会当下的合理性；第二，针对这种现象的判断是什么，以及我们该如何自处、如何作为。”

对于AI时代的冲击，戴锦华直言不讳。她引用一位谷歌高级顾问的访谈——对方认为本轮技术革命将造成98%的“剩余劳动力”，而解决方案是“争当那2%”。“气死我了！”戴锦华说，“假定我很幸运地成为了那2%，而那98%成为弃民的时候，这2%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社会的基本稳定和发展的前提都将被取消。”

“如果你说它是一种宿命的话，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宿命。而当我们说的是一个社会宿命的时候，就意味着它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戴锦华就此呼吁更开放的思考和更创意的行动介入进来，不仅要问“我怎么评价自己”，更要问“除了结构系统的评价之外，我有一个怎样的自我评价，而这个评价基于什么”。

“大厂文化的影响已经溢出到全社会”

暂停实验室主创窦泽南从心理学角度补充了对“大厂病”的理解。他指出，大厂文化的影响已经溢出到全社会——打车软件的服务评分、外出就餐的攻略依赖等，都体现了“大厂式评价标准”对生活体验的侵蚀。

“我们生活中真正让我们觉得难受的，不是某一件特别巨大的事情，而是每天被各种琐事、小摩擦引燃。”窦泽南说，“很多人会把问题往自己身上引，反复琢磨‘我这句话是不是说得不够好’，其实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年会不能停》剧照。图片取自三联书店公号文章

窦泽南介绍了心理学中的三种“心理营养素”：自主感、胜任感和连接感。当这些基本需求被剥夺——自主感被标准化的评价体系限制，连接感被人际信任的损耗降低，胜任感被“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自我苛求压制——人之为人，就难以健康生长。

但他也特别澄清：“心理学不是鼓励大家向内求安顿自己。看清楚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之后，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更期待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我要去把它做出来。”他强调，新的组织制度是“慢慢从这样的形式上建立起来的”，“人本身是有能动性的，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有很多。”

在结构中寻找呼吸的缝隙

在对话环节，三位嘉宾围绕“个体如何在结构中保持主体性”展开了深入讨论。席凡君强调，看清结构不是为了否定努力，而是让努力不再盲目。“我们可以在系统里做事，但不必把自己活成系统的一部分；可以用AI提效，但要把判断、责任和面对具体人的温度，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戴锦华则认为，个体很难轻易对抗大型结构，“所谓‘对抗结构’的说法本身就过于浪漫”。更现实的做法是“先把组织评价和自我价值适度分开”——绩效、职级、汇报关系的确重要，但它们不能完全定义一个人。“一个人不一定能马上改变结构，但可以不让结构完全占有自己。”

主题沙龙现场

当被问及“大厂人还能从组织中获取什么”时，席凡君的回答简洁而直接：“时代变了。我来的时候转了一圈，在三联书店的一楼已经不再有关于互联网企业未来的书了，你觉得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他引用“零工经济”的概念，认为“人不会在某个地方绑定下来”在未来可能成为常态，而个体的心态也需要相应地做出调整。

窦泽南则建议将目光从“职业履历”扩展到更广阔的人生：“除了职业履历之外，还有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在大厂的时间里，它能提供资源，帮助我们见识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在有这样一个资源和平台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把更重要的问题搞清楚——除了继续累积职业履历，还有哪些事情对我的生活是重要的？”

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